口述歷史－為粉嶺戲院尋找最後的故鄉

站在馬錦燦中學的教學大樓，俯瞰聯和墟，望著粉嶺戲院，百感交集，在樓梯聽到中年老師的耳語，說小時候父母常和他來粉嶺戲院，我立刻上前，希望他能多告訴我粉嶺戲院的事情，可能我太唐突，他開始往後退，我明表來意，希望以口述歷史，替粉嶺戲院留個記錄，還以為他的童年回憶，能給我多一些線索，能追跡粉嶺戲院的前世今生，怎知他無可無不可地敷衍我，說粉嶺戲院的老闆年事已高，子女也不願意繼續經營，而且好像已賣了給地產商，他幫不上忙，好像暗示我也死了心算了。我倚欄眺望，望著開始破落的粉嶺戲院，難道我再不能做些什麼嗎？

Now新聞台的記者再沒有聯絡我了，大家對粉嶺戲院的懷念之情開始轉淡，本來的盼望，再一次帶來失落，我承認，我的執著，帶一點自私。自從我搬到粉嶺以來，我便將這裡，看作我的「家」，一個讓我感到自在的地方。我的孩子在粉嶺長大，入讀粉嶺的學校，聯和墟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五十年過去了，粉嶺戲院承載了多少孩子的歡笑聲？還記得《功夫》公映時，粉嶺戲院全場爆滿，我們不用到市區和人爭位排隊，只因我們的社區還有一所戲院。想不到《阿凡達》是粉嶺戲院的賦別曲，雖然沒有立體影像，卻是深邃的回憶。如果潘朵拉星球的神樹是跨時空的記憶，粉嶺戲院不也是社區回憶的載體嗎？俯瞰著粉嶺戲院，才驚覺當樓房拔地而起，向高空發展時，它仍然橫卧在墟市之中，像一頭垂死的大象，沒有人再顧念沉重的肉身，只有獵人急不及待要割下寶貴的象牙。發展了，發展了，你那橫卧的身軀，阻不了發展的鐵馬。

無根的香港，沒有歸屬感的香港人，可幸現在的年青人，重新為香港尋根。當我重訪觀塘，只認得我小時候入讀的浸信會幼稚園。還記得一九七九年，三歲的我，從「福華村」的木屋區，走過山頭，牽著爺爺的手，拿著從士多買來的「滴答糖」，走過長長的斜路上學。現在，木屋區的山頭，變成觀塘的豪宅區，山頭之上，還有聖潔靈中學，福華村的今生，就是樂華邨。當長輩敘舊時，我才依稀辨認到我的童年故鄉。我看著孩子長大，粉嶺承載著孩子的童年，也保存著我和孩子的回憶。我為學生朗讀了陳秉鳳在《明報》副刊的文章－〈土地的憂愁〉，他們想起童年在華山、梧桐河、芬園和聯和墟的童年，所以有學生提議，每人寫一篇〈我們的粉嶺〉，多好的提議。

聽說，粉嶺戲院已給出賣了，買家是誰，無從得知，很多事情再沒有下文，但我這個歷史老師，希望盡一己之力，替粉嶺戲院做些事情，就算粉嶺戲院真的要離開，我也要莊嚴地送行，替粉嶺戲院完成口述歷史，證明它曾活過、光輝燦爛地活過。文字，是我們最後的故鄉。

（卓楠給我的日記和粉嶺戲院戲票）

從十元到六六九億

（以上照片，是同事在校園拍到的太陽光暈，只要用心，平凡也變得不平凡，這就是校園的可愛之處．）

今天收到學生的「對話」，我再次提醒自己，不要小覷中一學生，他們認識世界的渴望，非我所能想像。他們的將來，可能在我夢想以外的地方，引用蘇格拉底的人一句話，我只是個接生婆，學生振翅一飛，我只能夠佇足眺望。恩惠以日記的形式，分享她的十元奉獻，紅紅則以書信的形式，和我分享她從十元到六百六十九億的反思。孩子，飛吧，超越我吧，我最希望見到的，是你們的背影。

（以下是恩惠的分享）

十元對香港的小孩算不得什麼，十元在香港也做不了許多事情，但香港人的幸福對一些貧窮地方出生的小孩可能是一生的追求。我們的十元連買一杯現時非常流行的珍珠奶茶也買不起，但卻已是世界另一方一個醫生兩天的工錢。

香港小孩的幸福，是他們也不知道的。當香港的慈善團隊製作出一些電視節目呼籲，他們會捐錢，他們卻沒有一個觀念，就是落後地區的人根本不用你們的同情。他們的貧窮絕大部份因為別國欺壓，加上其他不同的因素，才會如此。他們雖然貧窮，但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我們是幫助並不是捐錢，世界上的人類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我們並沒有資格把自己不要的給他們。你自己不喜歡的，難道別人會喜歡嗎？

我的十元是放棄一杯飲品得來的。十元一杯的珍珠奶茶，是海地不知多久的生活費。珍珠奶茶本來不值這樣的價值，我們不自覺地把這物價推高了。因為潮流，每一個人都想買一杯珍珠奶茶。這些行為簡直在催谷作生產商不停把價錢調高，永無止境。其實珍珠奶茶有什麼特別呢？

以前的人尊重自己的文化，當自己的文化被別人入侵時，會非常抗拒，但香港人沒有了這種概念了，別的文化在香港地位（銷量）比較本地文化更尊貴。香港人應保護本土特有的文化，若不作出回應，香港每一個人的十元便浪費在非本土的貨品上。

每使用一分錢，我們也要好好思考，這一分錢會怎樣改變世界。

（以下是紅紅給我的來信）

老師：

上個星期，你講述了海地地震的情況給同學知道。而且更表達了你對香港興建高鐵的699億的意見，也說明了捐款和奉獻的意義及分別。這個星期，我決定了走路回家，不乘坐計程車，節省了二十元，最後也奉獻了出來，我想應該可以在海地聘請兩個醫生吧。當聽到用七元半，便可以在海地聘請一個醫生時，我很驚訝，回想香港的醫生實在太幸福了，同時更顯出海地醫生的偉大。

其實699億對全世界的人，也算是一個天文的數字吧，而且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興建高鐵真的很無謂，就像香港迪士尼樂園一樣，一開始特首還不是說一大堆有的沒的好處出來？跟興建高鐵的好處幾乎一樣，例：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令年青人有更多就業的機會等。最終，迪士尼的下場還不是虧損了二十多億，而且更不斷被市民批評，而高鐵就好像迪士尼一樣，不斷被市民批評，而且低下階層的市民，根本沒有能力乘搭。迪士尼的興建使香港失去了一塊和維多利亞公園一樣大的土地，香港又不是大得很，而高鐵更破壞了鄉郊景緻，可想而知，699億興建高鐵有什麼問題了。

政府平時在電視的廣告呼籲人們要幫助受難的人們，可是自己卻把這699億興建高鐵，對香港的弱勢社群又像個孤寒財主，又不考慮奉獻給慈善機構送到海地，香港的政府真的很矛盾。

紅紅上

十元的奉獻

兩年前四川地震，我寫了一篇〈從捐款到奉獻〉的文章，與學生分享。當時關於四川地震的直擊報道鋪天蓋地，我擔心學生看得麻木，越看越無力，所以鼓勵他們將捐款變成奉獻，放棄本來可以享用的物質生活，將省回來的金錢，奉獻給災民，籍此感受人類一體的連合感，好像鄧恩（John Donne）所說：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也包孕在人類之中。

雖然海地比四川離我們更遠，他們的膚色也與我們不同，但不論膚色與距離，我們都享有相同的人性，我們都是人類的兄弟姊妹，所以我也希望學生能從中學習，不要因距離和膚色，而對海地的震災無動於衷。於是，我開始為學生朗讀《60億人的幸福互助會：改變世界的用錢方法》，書中提到，海地醫生的平均日薪，只是7.5港元，換言之，只要我們奉獻約十元，便能幫助海地災民聘請一位醫生。我請同學用心想想，他們手中的十塊錢，可以用來做什麼？可以享受五天的凍飲（熱飲轉凍飲加兩元計）？可以乘一程短程的士回家？

書中提到：金錢不是萬能，但我們消費的模式，卻能改變世界。第二天，我寫了一個數字在黑板：669。然後我開始朗讀，保育黃海，每年只需約二億；讓全世界的人都享用清潔的食水，只需約五百億；令全球所有失學兒童上學，約九百億。然後我問他們，669億可以帶來什麼改變？我希望他們明白，我們的消費方式，正在改變世界；發達國家的公帑，更能將世界改頭換面。我問他們是否知道，紅十字會為海地災民的全球募捐數字是多少？只是七億港幣！　

我再請同學想想錢包裡的金錢，一分一毫的消費都能影響其他人，只要我們更用心（mindful）地用錢，我們才能帶來積極的改變。奉獻不是捐款，我打了一個比喻，家人晚歸，我們會先留飯菜給家人，我們總不會把吃剩的東西給家人吃。同樣道理，先留的飯菜是奉獻，吃剩的東西是捐款。我請同學不要捐款，倒要學習奉獻的道理。這個星期的師生對話題目，就是「十元的奉獻」，我急不及待地希望讀他們的分享。

這個世界太多捐款了，如果我們能將所有捐款都變成奉獻，這個世界不會再一樣。

斜路黃花－面向公眾的歷史教育

以前知道白耀燦這個名字，如今敬重白耀燦這位歷史老師。一進大會堂劇場，便知《斜路黃花》的來頭不小，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和專業聯盟的黎廣德一見面，就大談立會通過撥款後的策略，我看到古天農和他的女兒就坐在旁邊，小休的時候，才發現程翔先生就在身後。今天讀《明報》，又看到石琪和黎佩芬都談及這套香港歷史話劇。《斜路黃花》雖然低調，卻招聚了志同道合、渴望從話劇尋根的朋友。辛亥革命快一百年了，我們怎能忘記香港這個革命的故鄉？

提及辛亥革命，很多人只知道孫中山先生，但《十月圍城》也好，《斜路黃花》也好，革命的故事，都始於楊衢雲於1901年被清廷暗殺，就在香港的給志街。《十月圍城》的楊衢雲，說完一句「我這一代看不到民主，你（他的學生）那一代會看到民主」，便遭暗殺；而《斜路黃花》的楊衢雲，教授完Democracy的解釋後，便被伏擊。雖然兩個故事都由他的死開始，但我不喜歡《十月圍城》，卻深涭《斜路黃花》感動。因為《斜路黃花》的人物，個個有血有肉（白耀燦老師前後花了八年的時間，做資料搜集），每一個人物，都以史為證，忠於史實，再加上白老師的編劇演繹，活現了革命人物的內心掙扎。

在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前夕看《斜路黃花》，再反思香港現在的處境，不知白老師是有意還是無意，話劇彷彿是一次百年對談。周百鑾和周慕生兩兄弟的衝突，好像現在建制派與八十後的矛盾。百鑾只希望社會穩定，明哲保身，他的政治理解，只涉及民生，以東華及保良的名義贈醫施藥，保赤安良；慕生卻滿腔熱血、學醫救國，為推翻腐敗的滿清出錢出力，各處奔走，與其兄形成強烈對比。兩人的對話，道盡了面對「起義」時的矛盾。最終，慕生以身犯險，加入基督徒革命團體，建立「大明順天國」，推翻滿清政府，百鑾雖然力阻弟弟參與革命，甚至兄弟反目，也阻不了慕生北上廣州起義。一個人的死亡，喚醒了另一個人的生命。我喜歡《斜路黃花》的原因，正是慕生由始至終，都是為了自己的信念（信仰）而死，而不是為了保護哪一個偉人（即使是孫中山）而死。因為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偉大得要別人為自己犧牲。我們都只是「人」！

《斜路黃花》的險阻之處，並不是說一個香港革命者的故事，白耀燦老師要說的，是基督徒革命者的故事。從烈士楊衢雲和鄭士良，到國父孫中山先生，都是基督徒，究竟基督信仰有沒有燃起中國人內心的革命之火？他們又怎樣面對基督信仰「非暴力」和革命「暴力」的張力？《斜路黃花》是對香港自由和民主精神的一次召喚，也是歷史的一次重生，歷史教育能走出課堂，走進平民百姓口耳相傳的生活空間，已屬難得，看過話劇的朋友，再到中上環的中山文物徑，應該會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觸，也月一股力求改變的躁動。

剩下的，就是要香港基督徒朋友的再思考，此時此刻，當香港社會走進民主自由的十字路口時，我們還要扮清高，不涉足政治（apolitical），還是要身體力行，縱然面對內心的掙扎，或許會被誤解、甚至攻擊，都甘願以信仰回應這個時代的呼求？《斜路黃花》舞台上墓碑的剪影，同時也是十字架的剪影。我看到清末知識份者的承擔、革命歷史的軌跡，更聽到白耀燦老師的呼喊，這就是歷史（教育）。

發展粉嶺？保育粉嶺？

搬進粉嶺八年，愛上這個地方，多層次的社區生活，正是鐵路遠離聯和墟（舊的粉嶺中心），才不致被鐵路擺佈生活。我們仍可以看到粉嶺戲院（雖然復業無期）、粉嶺菜市場（政府還未決定如何保育，暫作露天停車場）和一大片綠油油的菜田，梧桐河比城門河幸福，雖然河水的大腸桿菌超標，但以農業污水為主，總比重金屬污染好。由於兩岸民居寥寥，還會吸引到不同的雀鳥到河棲息，為粉嶺添上生氣。

 

自從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提出發展粉嶺北後，我們這些過著半隱居生活（對於九龍香港島的城市人而言）的粉嶺人，突然被「發展」這個字驚醒。改革開放三十年，深圳急促發展，直追香港，大有雙城融合的走向，位於中環與深圳市之間的新界，本來是中港之間的緩衝綠化帶，好像已失去「邊境」和「禁區」的歷史功能，一路北上的中環和急不及待南下的深圳，已整裝待發，要把新界吞進肚子裡。新界的命運岌岌可危，前門拒虎，後門進狼，香港人必須重新思考，如何保著雙城之間的綠化帶，如何在石屎和混凝土之間，保著這片綠色的中心。

 

我們能否將新界變成雙城之間的綠色中心？請看南北韓之間的板門店，正正是邊界和禁區，所以成為野生動物的樂土，冷戰時期東西歐之間的鐵幕，也成為今天的森林綠洲，歐洲人和科學家也正努力保護這片從芬蘭伸延至德國的綠化帶。今早到梧桐河晨跑，看見很多「居民諮詢大會」的告示，然後讀報，才知道發展商已悄悄地平價收購農地（多可惡的「發展」商）。我們這些粉嶺人都知道，那些發展商在馬屎埔建了一些裝模作樣的房子，沒有內部裝修，只為滿足合約要求，買地後一段時間必須建樓，但建了可以不賣，他們於起些「垃圾屋」，等著地價再升後才重建豪宅，這些無良的發展商就是這樣「發展」土地，有興趣的朋友，可到馬屎埔一帶看看，那些一幢幢灰色的空屋，就是大富翁遊戲的小樓房。

 

市區發展不一定能提高生活質素，發展也不是硬道理。鐵路那邊的粉嶺，是發展了的新粉嶺，聯和墟這邊的粉嶺，卻是粉嶺人數代以來與世無爭的粉嶺。中環不代表香港，請發展商不要打擾。以下是《蘋果日報》的報道，請各位細讀。

 

先斬後奏　粉嶺四鄉將夷平　村民怒吼

滅村諮詢會　冇高官出席

 

 【本報訊】反高鐵運動沒有令政府反思城市規劃政策。剛結束諮詢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面臨喪失家園的村民怒轟，在完全沒徵詢村民下，政府便打算將多條鄉村夷平改建為豪宅、商場。村民更批評政府倡議公私營合作，觸發地產商在區內圈地，馬屎埔村有近千名村民已遭恒基用賤價「恩恤」逼走。　記者：黃偉駿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公眾諮詢於本月初結束，政府建議將三大發展區包括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翻天覆地，其中粉嶺北新發展區的馬屎埔村、石湖新村、天平山村及虎地坳村更面臨滅頂。在村民強烈要求下，規劃署昨特別為粉嶺北安排諮詢會，但無派任何署長級官員，只有數名技術官員及顧問公司代表出席。

   

 村民灑淚誓不遷不拆

   

逾 300名出席村民提到面臨滅村時都表現傷心激動，高呼不遷不拆及官商勾結口號，不少村民落淚痛哭，指摘政府與發展商毀人家園。

 

三代在馬屎埔村生活的關漢貴表示，恒基地產於 06年底突然透過「艇仔」公司在該村購入大量農地，並向租住的村民發律師信要求無條件搬走，不作任何恩恤賠償。後來在社工與區議員介入交涉下，恒基始提出給予村民每平方呎農地 3元及每間村屋 8至 10萬元「恩恤」賠償，「我哋幾代都係耕種維生，你逼走我哋，以後點樣生活？」現時馬屎埔剩下 10多戶數十名村民，均堅持不遷不拆。

   

關批評恒基手法鬼祟，「最初死都唔肯認係佢收購，後來認咗之後，就同年老村民講快啲接受賠償，唔係遲啲賠得仲少。」他指恒基每次收購了一間村屋，即將村屋部份拆毀，在村內四處留下一堆堆頹亘敗瓦，營造村內死氣沉沉的景象。雖然已有近八成村民在威逼利誘下遷走，關的年逾八十歲老父也因此事而健康轉壞入住安老院，關仍堅持不遷不拆，誓要跟恒基周旋到底。

   

他表示馬屎埔村與另外三條村都是寮屋村，雖然村民並非原居民，但扎根於斯已有三至四代，情況跟菜園村一樣，且受影響範圍更廣。他批評政府倡議新發展區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觸發地產商在區內圈地，以便日後跟政府討價還價，「政府既然要發展，點解唔肯向發展商收地，恩恤安置村民。」他與部份村民曾想過另覓地點繼續耕作，但新界農地大部份被發展商搜刮乾淨，根本無地可耕。

   

石湖新村村民代表關先生也指出，在粉嶺北持地最多的另一大地產商新世界，在石湖新村旁邊早年已打算興建低密度住宅項目，結果只興建了一間間三層高的空殼後便停工多年，「我哋最初唔知點解，去年政府公佈計劃，先知原來佢個位可以起 R2（即住宅乙類），可以興建 10幾 20層高。」他質疑是否有人事先得悉政府計劃。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批評，政府在公佈這大型計劃前，完全沒有做過任何社會影響評估或諮詢居民意見，並指政府雙重標準，「早兩日（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話當年向菜園村收地時，唔事先向村民講係驚發展商會落釘。你家公佈新界東北規劃反而唔驚？」

 

抗戰白玫瑰

六四十五年，我在禮堂抽抽噎噎，拿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文匯報》，說著譚嗣同「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故事，我還記得那時，剛讀過《白玫瑰》，於是請學生也一起閱讀，好知道何謂「國家的良知」。轉眼又過六年，六四還沒有平反，天安門母親的眼淚還未流乾，劉曉波又被判監十一年，今又看《抗戰白玫瑰》，除了紀念為自由捨身的漢斯（Hans Scholl）和蘇菲（Sophie Scholl），還憧憬有一天，為自由犯險的日子，會成為中國歷史，正如劉曉波所說，「希望我是因言入罪的最後一人」。

 

一九四三年，德國慕尼黑有大學生，組織地下反抗活動，以「白玫瑰」（White Roses）為名，宣傳反納粹的文章。電影一開始，只是兩名青春開朗的少女，笑容燦爛，聽著收音機，對唱美國的流行曲，畫面一轉，蘇菲說，是時候了，離開公寓，孤身上路，她要去哪裡、做什麼，我們還未知道，但電影字幕出現「最後五天」。收音機曾經是自由的象徵，自從收音機出現，人民便能更有效突破國家機器的封鎖，能到更多的資訊，不再被政權蒙於鼓裡，看看電影中的蘇菲，她是那麼平凡的女孩，帶著少女的躁動，聞歌對唱，正要綻放自由的花朵，是什麼驅使她走上「只有五天」的不歸路？

 

印象中，《白玫瑰》比較集中哥哥漢斯的回憶，但電影《抗戰白玫瑰》卻始終集中在妹妹蘇菲的命運上，她由始至終地為自己的抉擇負責，自願與哥哥並肩作戰，郵寄反戰信件，放宣傳單張，將宣單撒向學校大堂，就算她被捕，都一力承擔責任，無論審判者如何迫供，她就是拒絕牽涉任何人。電影重現了大量蘇菲受審的場面，一問一答，蘇菲帶著機智，先為哥哥脫罪，然後再嘗試脫身，只承認將文件撒向大堂，但否試與反抗行動有任何關連。為了加強說服力，電影加入了一些事件「見證人」的鏡頭，那個帶著同情眼光但默言無語的打字員、與蘇菲同囚的共產黨人，有帶蘇菲上刑場、遞上最後一根香煙的女獄卒，她們都見證了蘇菲最後五天的人生，也說明了這是一部帶著「見證」力量的電影。

 

電影雖以審判對話為主，但卻充滿張力，從試圖脫罪到一力承擔，電影表現了強權威嚇下的人格力量。審判者本來開出條件，只要蘇菲供出同黨，可讓她免於一死，蘇菲一句，「你控告我判國（Treason），現在卻要我出賣朋友（Betrayal）。」電影字字珠璣，直接指出不公法律與良心道德的最大差異。最後，蘇菲和漢斯在所謂「人民法院」受審，法官問他們有什麼話要說，蘇菲當著法官說，「明天你會站在我現在的位置，接受審判。」這就是信仰，相信當權者並不代表公義，相信公義終有一天會臨到大地。

 

然後，蘇菲和哥哥被推向斷頭台，從審判到死刑，他們只走了短短的五天，卻留下德國人對抗納粹暴政的光輝一頁。我開始聽到觀眾抽泣的聲音，我很羨慕德國人，因為他門能從潘霍華、漢斯、蘇菲，和其他為義為自由捨身的無名英雄身上，找到對抗納粹的「德國人」，重新找到「德國人」的認同對象。

 

曾經有德國人恥於與希特拉為伍，今日的德國人才能堂堂正做個「德國人」。

 

一樣的地震，不一樣的反思

（我這一年才認識丹丹，她是個很主動學習的中二級女孩，我問她是否有興趣看《公民調查》，她一口答應。昨天收到她的反思，她從內地移居到香港，更珍惜這片小土地的自由氣息。感謝她讓我將她的文章放在我的網誌，讓我們力保香港的自由精神。）

 

曾幾何時，我只是個只懂得在校園中嬉戲的學生，曾幾何時，我只是個不懂得天高地厚的女生。那時的我對時事政治從來都是不聞不問，那時的我可謂是沒血沒肉。

 

因為我從不懂得分析官方語言的可信程度是多少。2008年5月12日，相信這個日子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難以忘懷的，這個日子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乃至心裏，是無法抹滅的。

 

2008年我還在中國內地，5月12日下午2時左右我還坐在教室裏上課，而這時的四川正面臨著天災的降臨。從前的我百分之百相信地震讓四川瞬間坍塌，從前的我百分之百相信四川在瞬間被夷為平地是絕對的天災。但如今呢，我不知該用天災還是人禍來形容四川這場大地震。

 

今天是2010年1月17日，但我仍清楚的記得2008年5月14日1時左右我正坐在家裏電視機旁收看四川災區的新聞報導，那時的我仍沒太多的感觸，我內心的感受也僅僅是覺得災民可憐，除此以外再也想不出有什麼感受，而如今取之的卻是熱血沸騰。

 

還記得那一個個災難中重生的孩子們的雙眼，那渴望生存的眼神，雙眼中噙滿淚水。還記得有一位"可樂男孩"，他被救援人員從死神手中搶了回來時的第一句話就是：“叔叔，我想喝可樂。”他們對生存的渴望，對這世界的留戀是讓大家都痛心疾首的，因為我們悲憤，我們對這些天災或人禍也好都是有心無力。我們悲憤，恨中央政府不能還死去的孩子們、災民們一個公道，我們恨自己無法幫助那些孩子繼續生存著。

 

曾經，我對中央政府、對新聞說的話是持著百分百的信任，我堅信中央政府所說：“目前為止沒有發現任何“豆腐渣”工程。”

 

2009年7月，我來到了香港，我享受到了言論自由，我認識到了更多的時事政治，對中國內地我可以用很嚴重的二字形容就是“擺脫”，在中國內地說話都是小心翼翼的，因為我不敢保證在什麼時後不小心說錯了句什麼話就要被公安抓起來囚禁。但願香港不會有一天也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在香港，我認識到了譚作人還有艾未未這様的人物。他們不惜犧牲，只為找到真相，只為還四川災民們一個公道。

 

或許我該感謝楊老師和朱老師。楊老師從藝術中給了我很多啟示，他教會了我們如何跳出教室看看這個社會。他教會了我們如何做新一代的年輕人，特別是中國的年輕人，香港的年輕人，因為我們需要勇敢的站出來為這個社會出一份綿力。今天老師帶我們到油麻地的一個地方看紀錄片，坦白說那是中國內地的禁片，因為那段片子上清清楚楚的記錄了中央、地方官員以及公安是如何把四川地震所有的罪證毀屍滅跡，他們是如何把那些四川的志願者趕盡殺絕，如何把他們硬生生的入罪。譚作人只是為了還死難者和災民公道，就被中央硬生生的冠上了“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那麼我們這些觀看所謂的禁片，支持譚作人的青少年以及朱老師和楊老師要是生在中國內地是否也會一如譚作人一般被冠上罪名呢？是否只要在中國內地支持正義的人都會被中央視為罪人呢？

 

溫家寶爺爺曾說過一旦發現豆腐渣工程必定徹查嚴辦。那麼我想請問：“溫爺爺，如今的您徹查了麼？嚴辦了麼？您曾經在災區的熱淚盈眶，您曾那樣的痛心疾首，那麼如今您有竭盡您的所能還您那般心疼的孩子們的公道了麼？我們想知道真相，我們有知情權，我們都是中國的娃娃，您的娃娃，那麼中央是否要把我們這些娃娃全都捉起來麼？。”

 

中央、親愛的溫爺爺，就算捕了一個譚作人還會有千千萬萬的譚作人站出來為求真相，假若有一天香港的自由也維持不了了，我們這些娃娃被捕了也還會有千千萬萬的娃娃站出來。

 

從數字到名字

昨晚的「活化廳」坐無虛席，一行二十多人，我和學生透過艾曉明教授的鏡頭，走進中國維權人士的內心世界。《我們的娃娃》發出的，是受苦的低吟、受災的哀嚎，而《公民調查》卻是維權人士的義怒。譚作人的黑眼圈，並不能掩蓋他堅定的眼神，艾未未那把長長的鬍子，像是蓄鬍明志般的磊落。可幸，中國還有力阻鐵輪的人民。

譚作人和艾未未，踏遍四川的災區，挨家挨戶訪問，只為找出數字代表的名字，他們經常掛在口邊的，是要為娃兒討一個說法。中國有太多「無名」英雄紀念碑了，我們不要那些壓死在豆腐渣工程下的稚子，成為更多的「無名」數字。五千多的數字，代表五千多個的名字，名字背後又有故事，我們不能遺忘的，不是無意義的虛構數字，而是真真實實的娃娃名字。呼喚他們的名字，就代表我們拒絕遺忘，也表示我們要為他們的死討個公道，為他們的「犧牲」（無辜受害）找個合理的解釋。

諷刺的是，一幢七十年代興建、被評為二級危房的校舍沒有在地震中倒塌，那些建於九十年代的校舍，卻被夷為平地。一個鏡頭帶出強烈的質問：只是不災，沒有人禍？譚作人說，他已有心理準備，隨時被公安帶走，但面對如此的災難，他寧願被收監，也不願意沉默，這樣才算是個中國人。他眺望江河，淡淡地吐出這句話，我的內心震撼不已，因我看見無懼的靈魂，以螳臂擋車，甘願為義為真理受迫害。他由此始終，都站在弱者的一方，與強權對峙。

當我看到開車的女作家時，彩鳳告訴我，她於年初已被公安帶走。原來，為了令數字變成名字，中國的維權人士都付出了自由和安全的代價。鏡頭又見一名美國記者，帶著記者證訪問災問，他甫出門，又被公安帶走了。直到今時今日，官方只公佈了一個抽象的死難學生數字：五千三百三十五人。不過，我們竟然連那些學生的名字也不知道。難道，真相就只有那一個含糊的「5335」嗎？其他不包括在數字內的學生，他們又為何在人間蒸發？我們執著孩子的名字，因為只有呼喚他們的名字，我們才會記住他們曾經哭過、笑過、活過。

有學生告訴我，四川地震的時候，她還在國內，以為國家真的很關懷災民，來港兩年，她知道得更多，對事情有另一番體會。《公民調查》提醒我們，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斷製造「真相」來掩蓋不義，公民必須拒絕謊言，尋求真相（真理）。拒絕遺忘，才是對死者和倖存者的最大安慰。

再說粉嶺戲院

自粉嶺戲院「內部裝修」以來，我有空便到粉嶺戲院附近蹓達，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給我遇到溫經理，我問他粉嶺戲院會否復業，他說有可能，因為粉嶺戲院設備殘舊，已不能放映3D動畫，而近年的動畫電影，都以3D作招徠，如果粉嶺戲院要復業，必需找到新的資金。因為他還有事做，於是匆匆離去，至少，他的說話給我希望，我在《明報》的分類廣告，仍見到粉嶺戲院的字樣，保留著「內部裝修，暫停營業」的字句。

粉嶺戲院暫停營業，我要和孩子到元朗才看到《美食風球》，真懷念粉嶺戲院的親切，以往我和孩子騎單車到聯和墟，先買票，再到聯和墟閒逛，到處都是熟悉的臉孔，街坊街里互相問候，我們會到茶餐廳聊天，或者乾脆在戲院的走廊閒扯，街坊朋友認得孩子，孩子也認得他們。這些都是YOHO Town和百老匯電影院找不到的社區生活。大型商場內都是連鎖經營的食肆，人太多，吃東西只為填飽肚腹，店外人龍長長，服務員只想多做幾輪生意，根本不能和顧客交流，商場太局促，沒有日光，看電影和吃午飯成為流水作業，這根本不是社區生活，大家都是分割的個體，為了完成消費任務而到此一遊。

到元朗三小時，失去了家庭日的閒適感，剩下的只有吃飯和娛樂，看電影只是消費，我討厭這樣的生活模式。粉嶺戲院的重要性，是讓我們再感受五十年前那些鄉民的閒適生活，他們在假日聯袂趁墟，本來的老死不相往來，變成雞犬之聲相聞，我覺得，除了祠堂、基督教崇謙堂和天主堂外，粉嶺戲院就是不分宗族信仰的「平民會堂」，「聯和」就有「聯合和平」的社區意識。

今天打開《明報》，已看不到「粉嶺戲院」的名字，然後Facebook出現永遠懷念-香港最古老之戲院-粉嶺戲院的群組，我立刻寄了兩封信到古物古蹟辦事處和Now新聞台，希望喚起大家對最後一間、也是最古老的戲院的保育意識。電影不單是娛樂，電影應該能帶動一種「在地的」生活方式。讓我們從粉嶺戲院開始，將電影從商場中帶回社區。

圖片可見粉嶺戲院外牆的塗鴉，破舊與前衛，來一次cross-over，也是一種開放空間。

 

天災與地震

通識題：是什麼政府，才能厚顏地掛上這樣的標語？

板塊運動，地殼遷移，本來保護人的遮蓋、樓房，變成殺人的兇器，愈堅固的樓房，把人壓得愈重、壓得愈傷。人類本來比萬物都脆弱，只因一顆腦袋，才成為萬物之靈，我們揮動手指，萬物隨之起舞。面對風災海嘯，人和動物同哭一聲，都不能幸免，唯獨地震好像針對人類似的，聽說動物的第六感能預知地震的到來，飛禽走獸或者會被震動驚嚇，卻不會像人類一樣，被自己手所造的，壓得奄奄一息。

很多歷史建築都毀於地震的破壞，遺跡亦見證地震的力量。雖然地理和科學都解釋了地震的成因，我們也明白地震帶的分布，不過，我們仍然被地震震懾。我們質問：為何天災「無情」？即使是沒有信仰的人，也不能不怪罪「上天」。我們要怎樣回應這樣的天災呢？

兩年前的四川地震似乎完結，但餘波未了，「天災」過後，我們開始反思「人禍」，滿目瘡痍，是豆腐渣工程的結果，偷工減料，貪污腐敗，令最安全的地方，變成集體埋葬之所。無語問蒼天的同時，我們仍然有話要說。只是說話的譚作人，已被政府收監，將一切都嫁禍於「無情」的天。

奧巴馬說，現在是美國領導救災的時候。在布殊的年代，我們聽慣了美國領導國際社會，攻打伊拉克、阿富汗，掠奪石油資源，過去十年，美國展現的，是贏者通吃的遊戲規則。現在奧巴馬上場，很希望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不要把加勒比海的島國看成是後花園，不要再視海地難民視為負擔。希望奧巴馬說的「改變」，不只發生在美國國內，也出現在國際社會。

過去文明的成就，都在地震中毀於一旦，未來的人類文明，是地球上每個人，都能居於安全的樓房。宏偉的建築，只是個別文明的炫耀，安全的居所，卻是未來人類整體文明的表現。

 

不能離開的理由

過去的五年，思前想後，都面對內心的催促，是否離開工作崗位的時候？師友鼓勵，朋友到英國深造、到愛爾蘭體驗生活，也令我躍躍欲試，每一次，我都找一個留下的理由，三十有五，生命的鐘擺敲得越來越響，對生命意義的追尋，越發激烈。終於，又在學生身上，找到答案。

昨夜在立法會外，見到思睿，還記得七年前，她讀中一，很喜歡發問，尋根究柢，在她稚嫩的眼神中，看到最原始的求知慾，希望弄清楚這個世界是什麼回事，現在中六了，沒有事先張揚，她靜靜地在佇立在燭光中。早上讀報，才知她昨晚接受報章訪問，說：「留意到中國自由度越來越低，作為新一代唔應該置身事外。」然後，一名署名「90後的學生」，在網誌留言，鼓勵我的教學工作，他（她？）的一句話，比千金還重：「你是一位真正的歷史教師」。有學生如此，能聽到這樣的一句話，夫復何求？

早上見到中一級的卓楠，和他閒聊，他說很想買《大國沉淪》，他也看了很多關於劉曉波的文章，想觀看艾曉明的《公民調查》，然後碰到子軒，他說，在深圳的家上網，完全找不到劉曉波的資料，我借《大國沉淪》給他讀，也請他不要帶書過關，畢竟他年紀還輕，要小心安全。我本來擔心，每天為中一的學生朗讀劉曉波的文章，他們會覺悶，怎知他們越聽越上心，想知多一些譚作人和胡佳的事情。從經濟增長到沉重的社會成本，從親民形象到專制制度，他們雖然似懂非懂，仍求知慾強，不斷發問，我們不能小覷中一學生的理解力。

下午匆匆忙忙，才預備好課外活動回條，星期日帶學生到「活化廳」看《公民調查》，我先旨聲明，記錄片以對話為主，沒有《我們的娃娃》的震撼，較多靜態的反思。還以為學生反應會冷淡，怎知他們很熱烈，兩堂之內已有三十人報名。然後翠珊進入教員室，問我「廿三條立法」的情形，她說那時還讀小學，懵懵懂懂，現在她想多了解，我跟她慢慢地談，離開校園的時候，幾位中六學生圍在一起討論問題，一見我便請我坐下，原來他們正討論是否支持興建高鐵。

不管未來如何，學生就是我留下的理由。

我說話，明天在早會說話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先知以賽亞這樣預言彌賽亞的來臨（賽五十三：4）。預知的重點，不單在基督的受苦，更在於世人的誤解，以為耶穌所受的一切苦，都是自找。綜觀人類歷史，耶穌如此，後人也如此，十字架的重量，不在捨身取義，而在於縱然捨身，仍被世人訕笑，換來一句活該。

翻查過去幾年的記錄，中國政府已監禁多名維權人士。劉曉波，因發起《零八憲章》被捕，2009年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級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譚作人，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2009年3月28日開始被拘留。胡佳，2008年，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發起並負責「殘疾人維權」，於2006年8月24日被法院以故意破壞財產和聚眾擾亂交通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零三個月。很多人以為他們受責罰，是被政府管教，中國政府也如此警告，不要干預別國內政，現在關門打仔，別人不要多管別人家事。

真的這樣嗎？當該隱殺死弟弟亞伯後，上帝問他，弟弟在哪裡？他狠狠地說：我怎知道，難道我是看守弟弟的嗎？連殺人兇手，也厚顏得推卸一切責任，一切與我無關。彼拉多多番審問耶穌，審不出什麼罪名，於是金盤洗手，將耶穌交給猶太人，要殺要刴，一切與我無關，不過，時至今日，在《使徒信經》中，仍說著那一句：耶穌基督......在彼拉多手下遇難...」。無論我們如何裝作無知，無論我們是否承認責任，我們也要為自己的沉默和袖手旁觀，負上責任。

且聽摩西向法老王的命令：讓我的民離開（Let my people go！），馬丁．路德．金就是以這句說話，開始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再聽先知以賽亞的呼籲：交出來，不要拘留！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而造的，但當某些人不把別人當人看待，甚至奴役其他人的時候，有些人便會受感，以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恢復「人」的尊嚴。當權者關上的門，絕不能阻擋上帝贖回祂的兒女。從馬丁．路德．金到奧巴馬，我們看到美國的黑人，如何從奴役之路，走上人的尊嚴之路。這個世界，沒有上帝開不了的國門。

讀著希伯來書的文字(十一章：37-38節），百感交雜，「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殉道者，都是為主耶穌作見證，寧被當權者迫害，也不放棄自己的信念，才遭到如此之苦，但正如以賽亞先知的預言，世人以為他們都是自找痛苦的。我再想到劉曉波、胡佳、譚作人、陳光誠，還有更多我不知道名字的維權人士，他們「忍受戲弄、軟禁、監視、監禁、各等的磨煉、被權力耍弄、身敗名裂、受試探、被侮辱．披著和平知識份子的名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城市、鄉間、海外、地下、飄流無定。本是中國不配有的人。」

當我望著十字架，我開始明白，沒有耶穌擔當我的痛苦，沒有殉道者為別人的信念而捨身，沒有他們為別人的自由而犧牲自己的自由，我不可能如此這般地活著。如果我們都是該隱，如果我們都是彼拉多，如果我們都抱著「干卿何事」的態度過活，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怎樣？讓我們再次重讀德國新教牧師Martin Niemoller的文字，並反思我們如何為公義臨到中華大地禱告。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明天七時至九時，香港立法會門外對開空地，「釋放劉曉波」燭光晚會見。

粉嶺戲院－粉嶺孩子的共同回憶

送孩子上學後，順到粉嶺戲院，看看新檔期的電影，怎知，看見告示，「內部裝修，暫停營業」。突然，我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想帶學生看《十月圍城》，經理叫我在一月七日前帶學生觀看，不過學生才剛上學，我未能如願。我問經理，為何不放映《花鼠明星俱樂部》，他苦笑無語，我再追問會否上映《美食風球》，他搖搖頭，然後轉向我的孩子。我也覺得奇怪，為何沒有下期上映的電影海報，但沒有細想，便離開了。今天，我終於明白了。

聽說，以前的粉嶺戲院臭名遠播，只上映「鹹片」。這個我不知道，不過，自從我於八年前搬到粉嶺，我便愛上粉嶺戲院，因為粉嶺戲院是大埔和北區唯一放映「西片」的戲院。過去八年，偶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一個人走到聯和墟，享受光影給我的刺激和安慰。我在那裡看完《蝙蝠俠－俠影之謎》，寫了第一篇影評；孩子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北極快車》，還有望望看的《五星級大鼠》。他們都從兩、三歲開始進入電影院，都能坐定定，靜靜地觀看一百二十分鐘的電影。我們在粉嶺戲院，享受天倫之樂，我相信很多粉嶺的父母，在粉嶺戲院找到愉快的親子時光。

還記得大約七年前，我帶著幾位中二級學生，研究粉嶺戲院的歷史，雖然最後因資料太少而放棄，但我們從一些舊剪報中，知道粉嶺戲院的前世今生。粉嶺戲院本來是一間露天戲院，現在的英文還保留著Theatre這個英式英語（現在只知有cinema）。1959年，才改建成金字頂的戲院（不是電影院），當時新界副行政署長黎敦義說：「粉嶺居民靠工農事業維持生活，貴院今日之開幕，將使本區居民獲到娛樂享受，即亦可藉娛樂事業而引起農村之繁榮。」剛踏入第五十個年頭，便無聲無息地結業，沒有事先張揚，也沒有一聲道別。我連一個「榮休」的祝福，也來不及敬送。

我還記得，我初次在粉嶺戲院看戲，只是三十元，那一年「沙士」肆虐，百業蕭條，粉嶺戲院仍捱得過去，後來加價，四十元，我對粉嶺戲院從不挑剔，兩張票，一樣支持，每逢有適合的電影，我更會帶學生觀看，例如《Oliver Twist》、《Amazing Grace》、《華爾基利暗殺行動》等，再後來，戲票加至四十五元，我仍然以粉嶺戲院優先，支持地區經濟，我也經常對學生說，住在粉嶺，看在粉嶺。我就是擔心，大埔和北區最早的一間、也是最後的一間戲院會消失在社區生活之中。這一刻，我想起《星光伴我心》，我懷念那些鐵片硬椅，我懷念貼滿卡通貼紙的洗手間，我懷念粉嶺戲院的質樸，我更懷念戲院的人情味，何姑娘、金毛經理（後來的大隻佬經理）和殷勤的戲院查票青年，我後悔沒有和你們拍照。

我有嘗試聯絡粉嶺戲院的經理，但一直沒有回覆，我知道，它終於走了，跟聯和墟街市一樣，剩下空空的建築物，慶幸我和孩子，並沒有因2D而放棄粉嶺戲院，以《阿凡達》陪粉嶺戲院，走完最後一段路。粉嶺戲院，仍留在我和孩子的回憶之中。世事無常，我還未看夠、還未看透。我仍然希望盡一些努力，讓粉嶺戲院重生。

溫文爾雅的黎廣德

Now新聞台邀請黎廣德參加「五十後如何看高鐵」的時事討論節目，除了黎廣德外，其餘三位所謂「五十後」的嘉賓，都支持興建以西九為終點站的高鐵項目，黎廣德問謝偉俊，他究竟有沒有讀過政府給立法會議員的報告，謝偉俊支吾其詞，說報告太厚，未能仔細閱讀，卻從陰謀論的角度，質疑黎廣德有政黨背景，為何在「最後一刻」才要反高鐵，謝偉俊的面容扭曲，語調急促，明顯是以反問的方式，掩蓋內心的虛怯。相反，黎廣德一貫氣定神閒，面掛笑容，好像教小孩子的，分析政府高鐵方案的弊處。

說實話，我越看越火，謝偉俊這就是典型的功能組別立法議員，不需面對廣大的香港市民，不用顧及整體香港的未來，只要對旅遊界別好，他就支持，說穿了，高鐵主要方便國內的富人，讓他們一站式到達西九、入住「天X」毫宅，然後拍拍屁股又回到各大城市繼續他們的富豪生活。六百多億的投資，其中三百億，就因為要「直達市中心」，要符合「高鐵原則」，張超雄教授的文章提醒香港市民，三百多億絕對能夠緩和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六百多億的高鐵項目不是劫貧濟富是什麼？

我漸漸聽不到謝偉俊的言論，眼前看到的，是晃動的影子，我想像十年後，直達市中心的高鐵帶動了香港中心地段的樓價，但是貧者無立錐之地，眼前的這個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會在哪裡？他可能在這十年，賺夠了以後三十年的使費，俯瞰完維多利的景色，便乘高鐵看上海浦東的夜景，在他的世界，根本沒有窮人存在，因為高鐵完全分隔了富者與貧者，沒有高鐵的地方，成為貧者的「隔都」（Ghetto）。慶幸今日香港，還有黎廣德這些「行公義、好憐憫」的「專業人士」。

附：〈三百億元的機會成本〉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12月9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和立法會，五十二億；西九文化區，二百一十六億；迪士尼，二百五十億；中環灣仔繞道，三百二十億；港珠澳大橋，七百二十六億 … 回歸以來，政府的大型建造項目可真不少，這次要拍板興建的，是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預計造價達到六百五十億，差點便冠絕特區所有建造項目。
 
六百五十億究竟是多少？普羅市民或許沒有這個概念。《南華早報》早前便比較全球近年興建的高速鐵路，發現高鐵香港段的造價竟屬全球最高，平均每公里達一點九億美元。相較之下，京滬高鐵是二千四百四十萬美元，台灣高鐵是四千四百七十一萬美元，就連跨越英倫海峽的英法高鐵也只為八千五百萬美元。
 
為何高鐵香港段的造價如此高昂？政府並無披露詳細工程數據，但業界普遍相信與擬建於西九的龐大地底總站有關，加上整段鐵路藏於地底，難怪造成如此天價。據估計，單是興建地底車站的支出便佔總造價一半以上。
 
政府堅持高鐵總站選址不變，相信是要以內地客「撐起」西九。政府便估計，高鐵通車後客量每日可達十萬人次，首年營運收益達到十一億元。但政府具體究竟如何推算高鐵未來客量？如何衡量其對直通車客量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若算及龐大建造開支和折舊率等，高鐵收益又是多少？前車可鑑，深港西部通道客量只及預期兩成，落馬洲支線亦只有預計的一半。政府有責任公開更多數據，特別是跨境交通基建受外圍因素影響甚巨，市民有權在多於一個設計方案中，判斷哪個符合最大公眾利益。
 
事實上，公共專業聯盟提出的替代方案，總站設於錦上路，除可彌補政府方案的不足，更令工程費用大大節省三百億，大概就是政府一年的福利開支。若將這三百億用於改善民生措施，足可廣泛惠及長者、殘疾人士、大專學生、精神病康復者、性暴力受害人、單親家庭、小數族裔、新移民和貧窮兒童等，在未來十年為他們提供更合理的社會服務。筆者有以下建議：
 
。    延長低收入人士就業交通津貼【30億】
。    增加大學學額五成，入學率由18 %增至27%【116億】
。    資助貧窮兒童免費上網【1.68億】
。    增加護理安老院宿位5,000個【38億】
。    增加殘疾院舍宿位5,000個【42億】
。    增加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1,000個【7億】
。    重開單親中心5間【0.85億】
。    重開新來港人士中心5間【0.85億】
。    設一站式家庭暴力支援中心【0.25億】
。    設一站式性暴力支援中心【0.25億】
。    增加10%醫務精神科服務【32億】
。    設公共服務即時傳譯服務【1億】
。    增設20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幫助長者及殘疾人士【2.4億】
。    增設10間社區組織協會的社區中心【5億】
。    增加殘疾人士體藝發展中心【1億】
。    設資助社區學院學額10,000個，讓低收入、長者、殘疾人士、家庭主婦、工人等接受專上教育【20億】
。    設法律資源中心，為低收入人士提供法律服務【1億】
。    設性工作者服務中心【0.72億】
 
請注意，三百億足夠維持以上服務整整十年！一個可為香港節省三百億的方案，怎也值得政府仔細研究吧？！
 
請把三百億投放於最有需要的地方。

毋忘辛亥年的掙扎

收到楊秀珠老師的電郵，她看過我對《十月圍城》的觀後感後，介紹我看話劇《斜路黃花》，單看宣傳單張的序，已感受到當年有志救國之士，在救亡與革命之間苦苦掙扎，反思辛亥革命，讓我們找到一條不再革命的和平出路。我想，辛亥革命的先輩（特別是那些基督徒），都經歷了悲愴的抉擇，他們也不希望代世的中國人，再要經歷如此陣痛。記念辛亥革命，也是讓辛亥革命成為中國歷史中「最後的革命」。現節錄《斜路黃花》的序，有興趣的同學，請和我聯絡：

致群劇社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斜路系列」之三：繼《無名碑》、 《風雨橫斜》後另一闋百年的謳歌 

《斜路黄花》：序 

皇后大道原來叫大馬路，

大馬路原來是海岸綫；

海岸綫向上望，是一條條長長的斜路，

斜路上，

每一拾級，每一踏步，

盡是前人的足跡，歷史的印記。

可是，

足跡褪色，印記模糊，

只餘下數塊紅底金字的紀念牌匾，

在遺忘的渾噩與拆建的狂颷中奄息着。

猶幸，

行人碌碌，

在依然喘不過氣的腳步，和抹之不盡的汗水中，

側耳細聽，

依稀可聞百年前的奔走呼號，

隱然仍見世纪初的沸騰鮮血。

……

還有，

滾滾紅塵，

覆不住仰照穹蒼、和合天心的十架頌禱；

囂囂叫嚷，

蓋不了救傷扶危、施棺送葬的儒者叮嚀。

在斜斜的路上，

原來是遍地仁心，

為了肢體、國魂與靈魂，

付予了精誠！

讓我們還奄息以生命，撥塵囂以澄明，

重返斜路上，

聆聽百載先賢的壯歌和祝福。 

是歷史，是戲劇，更是生命的精誠！ 

這是一齣以香港基督徒革命者與東華、保良士紳儒商的關係為經，

以本土策動的1903年「大明順天國」革命事件為緯，

以中、上環的斜路為背景的

歷史創作劇。

我們的娃娃 –譚作人專場

當媒體都談論劉曉波案的時候，讓我們記住胡佳和譚作人，他們和劉曉波一樣，是中國的良心，是真正的知識份子，我們也不要忘記，還有很多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其中更包括高耀潔教授。基督徒應該有追尋真理的激情，真理並不局限在教堂的圍牆之內，我們也不能以華麗的教堂禁錮耶穌基督，中國基督徒余杰以行動說明信仰的立場。他們是今日中國的先知，在歌舞昇平的時候，向當權者發出警告的聲音，當人民感到絕望的時候，便指出可行之路。

收到社運電影節的電郵如下，有興趣一起參與的同學，請與我聯絡。

「痛苦的公開，是為了透過分享感受和經驗，令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消除，而不是為了純粹的展示；痛苦的觀看，是為了透過身同感受對別人所受之不義和壓迫，而對自己和他人的關聯進行反省，讓改變的勇氣和行動得到鼓勵，而不是為了看熱鬧和增加個人閱歷。

因《我們的娃娃》的影像帶給我們的感動，及至艾曉明老師被公權力勸阻來港參與放映活動而帶給我們的憤慨，我們在思索中尋找並發現，譚作人先生因履行公民責任、發掘並說出四川(汶川)大地震真相，而被控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並已被判罪成，由今年二月開始被監禁至今，正等候判刑。

「今天，如果你們判我無罪，我將為此而歡呼——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為了法律的尊嚴和司法獨立得以保全，沒有成為行政意志的犧牲品。如果判我有罪，我將服法而不認罪。這個判例，將會成為法治政府和政治社會的識別標誌之一。對法治政府，我尊敬；對政治集團社會，我唾棄。如果要我坐牢，我將為此而感到自豪——為家鄉人民坐牢，是一種少有的榮耀，我將此視為我對家鄉的回報。」

另外亦得知艾老師已完成了就此事件的新作，《我們的娃娃》續集 – 《公民調查》(註4)。我們深覺作為願意身體力行、互相扶持、抱守公義的公民，我們必須行動起來。就發生在譚作人先生、艾曉明老師、以至四川無辜蒙難的娃娃們及其親友們身上的種種不公義，表達我們的支援及發出我們的怒吼。

因此，我們特意安排一系列的放影活動，每場同時放影《我們的娃娃》及《公民調查》兩片。更希望可以此匯聚各方的關注及進而凝聚共識落實進一步跟進行動。」

為公義臨到中華大地禱告

願你的國降臨，願公義臨到中華大地。從平安夜開始，劉曉波受審的那天起，內心一直不能平伏。主啊，你在哪裡？你本是無罪的，卻為我們承受痛苦，擔當我們的憂患。余杰說，當劉曉波失去自由的時候，他仍然享有自由，為此感到羞愧。我何嘗不是？當別人高歌「平安夜，聖善夜」的時候，我默默讀著劉曉波的文章，除夕的時候，別人在倒數，我為昇平背後的沉淪而憂愁。元旦遊行的路程，我沒有叫口號，只在心裡為劉曉波、胡佳和譚作人禱告，我將他們放在我的心中，正如主耶穌在我的心中。

「基督徒禱告不能與反抗和掙扎分開，漠不關心和缺乏內心的掙扎都是禱告的死敵。」李卓（Kenneth Leech）在《真禱告》（True Prayer: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如此說。教堂的安舒，並不能平伏我內心的激動，李卓又說，「虛假的和平其實是一種癱瘓」。禱告，正因為我內心激動；禱告，正因我看見很多人因著良心，仿傚主耶穌背起了十字架。當我想到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話「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的時候，我知道十字架最可怕的地方，是使人和人分離，也使人和上帝分離，受刑的人在絕對的孤寂中面對死亡。我想像劉曉波、胡佳和譚作人，他們都因為行公義而陷於孤立，禱告就是同在，主耶穌也和他們一起受苦。

「十架最大的屈辱，就在於奉獻自己往往不能招致正面的結果：你為他人獻出自己，但暴力並沒有停止來摧毀你；你犧牲自己的生命，但加害者的力量更為堅固。」（沃弗：《擁抱神學》）這正是今日中國的寫照，胡佳為了中國的人權，譚作人揭露四川豆腐渣工程，劉曉波堅持說真話，都身陷囹圄，他們可以反抗，卻甘願以自己的自由，換取別人的自由，他們不靠暴力，受苦拒戰，走的不正是十字架之路嗎？於是，禱告就是介入，不讓加害者的力量變得更堅固；禱告，就是拒絕諂媚當權者；禱告，就是與他們一起背起十字架。

我們絕不能讓十字架的道路斷絕，當非暴力的方法被徹底消滅之後，剩下的只有暴力的對決，任何勝利，都建立在血肉模糊的台階之上，所以，我們更要為公義臨到中華大地禱告。

《十月圍城》與革命

元旦遊行後看《十月圍城》，有些異時代的感覺。今時今日重溫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日子，有何意義？我最愛問學生的問題，如果孫中山活在今日的香港，他會怎樣？很多人說，不能將現今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的清政府混為一談，今日也沒有什麼好革命的。或者，我知我問錯問題，如果孫中山真的活在今天，他不會選擇香港作為革命基地。

姑勿論電影是動作片還是歷史片，也不探討電影的審美問題，我只想談談電影中的孫中山形象。生於殖民時代，因為尊敬孫中山是國父，還有孫中山壽辰的學校假期，後來放假的學校小了，孫中山壽辰也少人提了。讀大學的時候，喜歡為歷史人物「去魅」，即是將神化了的歷史人物還原，所以讀了很多「孫大炮」的歷史，說孫中山只會空喊口號騙人。一九四九年以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要為自己「正名」，共產黨說自己的革命延續了孫中山的理想，而國民黨則尊他為中華民國的創立人，簡而言之，他們為了確立政治的正統地位，都奉孫中山為祖宗，孫成為國父，是兩黨共同將他神化的結果。於是，孫中山一直沒有印度聖雄甘地或美國總統林肯的光環，他的「國父」地位擺脫不了現代中國的政治需要。

陳可辛說，《十月圍城》涉及孫中山，所以要送到「重大歷史審查處」檢查，電影還一定要用政府行為的主旋律來拍，只要像propaganda film就行（明報，21-12-09，D4）。我覺得，問題不在宣傳與否，而是電影完全沒有深度。他說電影送審時，幾乎沒有被內地檢查機關刪剪，我認為《十月圍城》過關的原因，正是電影連propaganda也不如。電影中的孫文，其實只是隻幽靈，他可以是孫中山、可以是陳獨秀，更可以是毛澤東。孫中山最後那句對白可怕得驚人，「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犧牲，而這犧牲，我謂之革命」。毛澤東就是那個強調不斷革命的人，他的文化大革命更害死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中共是怎樣起家的？就是自詡為革命黨！誰反共產黨，誰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下場就是槍斃。現在文明了，反革命罪變為顛覆國家罪，槍斃改為無期徒刑。劉曉波、胡佳和譚作人為何入獄？就是意圖顛覆國家啊。

所以，《十月圍城》比那些擺明講愛國的電影還可怕，因為它以娛樂（明報副刊作者如此呼籲：enjoy the ride）／動作去包裝一個很沉重的歷史問題－－革命。陳可辛說，「《十月圍城》是一部很親民的電影，是死了很多人，但每個人都成全了自己，全部都是很uplifting的」（明報，同上）。我完全不同意這些看法，我反而覺得，電影將一切簡化。看完電影，你會以為革命只需要一顆熱情，冒性命危險去保護一個你素未謀面的人；或者你會覺得打著「革命」的旗號，便可以犧牲自己、甚至其他人。這樣處理，完全脫離了時代的脈絡（不要以為重建了維多利亞城便有了時代的脈絡），完全無視孫中山先生面對的歷史兩難，脫離了脈絡的「革命」，只是虛偽的暴力。

余杰引用邵建的話，說革命既然訴諸暴力，即使成功，國家也必會陷入長期的內亂和爭鬥，這正是辛亥革命以後的情形（《大國沉淪》，頁10）。孫中山也苦於革命的暴力性質，寧願讓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位子，換取暫時的和平，他是中國歷史上甘願為和平放棄權力的第一人（最討厭電影取後一場大特寫孫中山流淚的鏡頭，太虛偽了，簡直侮辱了孫中山先生！這個鏡頭，只適合中共領導者的治秀）。《十月圍城》的「革命論」比「愛國論」更毒害人心。

P.S.：如果要enjoy the ride的話，我會再看是枝裕和的《花之武者》，人家塔建了江戶時期的貧民窟，也以輕鬆的方法，借「復仇」的故事反思「復仇」的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