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白玫瑰

六四十五年，我在禮堂抽抽噎噎，拿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文匯報》，說著譚嗣同「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故事，我還記得那時，剛讀過《白玫瑰》，於是請學生也一起閱讀，好知道何謂「國家的良知」。轉眼又過六年，六四還沒有平反，天安門母親的眼淚還未流乾，劉曉波又被判監十一年，今又看《抗戰白玫瑰》，除了紀念為自由捨身的漢斯（Hans Scholl）和蘇菲（Sophie Scholl），還憧憬有一天，為自由犯險的日子，會成為中國歷史，正如劉曉波所說，「希望我是因言入罪的最後一人」。

 

一九四三年，德國慕尼黑有大學生，組織地下反抗活動，以「白玫瑰」（White Roses）為名，宣傳反納粹的文章。電影一開始，只是兩名青春開朗的少女，笑容燦爛，聽著收音機，對唱美國的流行曲，畫面一轉，蘇菲說，是時候了，離開公寓，孤身上路，她要去哪裡、做什麼，我們還未知道，但電影字幕出現「最後五天」。收音機曾經是自由的象徵，自從收音機出現，人民便能更有效突破國家機器的封鎖，能到更多的資訊，不再被政權蒙於鼓裡，看看電影中的蘇菲，她是那麼平凡的女孩，帶著少女的躁動，聞歌對唱，正要綻放自由的花朵，是什麼驅使她走上「只有五天」的不歸路？

 

印象中，《白玫瑰》比較集中哥哥漢斯的回憶，但電影《抗戰白玫瑰》卻始終集中在妹妹蘇菲的命運上，她由始至終地為自己的抉擇負責，自願與哥哥並肩作戰，郵寄反戰信件，放宣傳單張，將宣單撒向學校大堂，就算她被捕，都一力承擔責任，無論審判者如何迫供，她就是拒絕牽涉任何人。電影重現了大量蘇菲受審的場面，一問一答，蘇菲帶著機智，先為哥哥脫罪，然後再嘗試脫身，只承認將文件撒向大堂，但否試與反抗行動有任何關連。為了加強說服力，電影加入了一些事件「見證人」的鏡頭，那個帶著同情眼光但默言無語的打字員、與蘇菲同囚的共產黨人，有帶蘇菲上刑場、遞上最後一根香煙的女獄卒，她們都見證了蘇菲最後五天的人生，也說明了這是一部帶著「見證」力量的電影。

 

電影雖以審判對話為主，但卻充滿張力，從試圖脫罪到一力承擔，電影表現了強權威嚇下的人格力量。審判者本來開出條件，只要蘇菲供出同黨，可讓她免於一死，蘇菲一句，「你控告我判國（Treason），現在卻要我出賣朋友（Betrayal）。」電影字字珠璣，直接指出不公法律與良心道德的最大差異。最後，蘇菲和漢斯在所謂「人民法院」受審，法官問他們有什麼話要說，蘇菲當著法官說，「明天你會站在我現在的位置，接受審判。」這就是信仰，相信當權者並不代表公義，相信公義終有一天會臨到大地。

 

然後，蘇菲和哥哥被推向斷頭台，從審判到死刑，他們只走了短短的五天，卻留下德國人對抗納粹暴政的光輝一頁。我開始聽到觀眾抽泣的聲音，我很羨慕德國人，因為他門能從潘霍華、漢斯、蘇菲，和其他為義為自由捨身的無名英雄身上，找到對抗納粹的「德國人」，重新找到「德國人」的認同對象。

 

曾經有德國人恥於與希特拉為伍，今日的德國人才能堂堂正做個「德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