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1日 星期一

Constance Ahrons:良性離婚

雙核心家庭已經成為現今社會上的重要部分,這些家庭想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來運作雙核心家庭,如何儘量減少壓力,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感覺自己是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家庭當中。

社會對於離婚的用語太過於負面,這種情況禁錮了千萬個離婚家庭,使他們感覺自己有問題,而不被社會接受。

我們不應該總是對離婚抱著歧視的態度,不應該讓它承擔過多的社會負面問題,不應該把它和反婚姻、反宗教以及反家庭混為一談。

離婚後,我發覺人們開始對我另眼看待,我好像成了一個被社會遺棄的賤民。‧‧‧這種歧視很可怕,我稱它為「離婚主義」。

政治人物因為不知如何處理社會問題,轉而歸咎於家庭因素;社會長久的積怨導致暴動,甚至造成傷亡事件。在這方面,離婚往往被當作代罪羔羊。

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對離婚的看法大多是負面的。因為當人們被問及的問題都是負面、不良的,他們的回答也往往離不開這個範圍,因此得到的就是負面的看法。

推崇核心家庭的觀念已經根植於我們的文化中,也體現在我們的政策裡,其他的家庭形式因而受到排斥。這些家庭的成員覺得自己不正常、見不得人,是生活的失敗者,內心因而十分痛苦。

需要改變的是,人們對婚姻家庭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我們應該走出迷思,不再懷念已經消失或根本就是虛構的過去美好時光,我們不該要求今天的家庭和昨天是一樣的。在適當的人際關係中,家庭應該給我們生命的滋養,情感的慰藉,應該是這個搖擺不定的世界中的一個安定的港灣。我們應該鼓勵並擴大真正具有意義的親情網絡,就像雙核心家庭一樣。

我希望為離婚夫妻舉辦的分離儀式能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離婚夫妻和他們的孩子一起舉行一個簡短的、平靜的分離儀式,在這時,夫妻可以回憶曾有的美好時光,‧‧‧離婚夫妻應該對自己,對孩子,朋友,親屬以及社區,承諾他們將在一個健康的家庭環境中繼續撫養他們的孩子。

離婚是一生中最痛苦和最難忘的決定,平常的處世方法完全失效,正如《瘋狂時代》所說:離婚逼你走到理智邊緣。

最令人筋疲力盡的分裂產生在最初的三個變化階段:決定離婚,告訴配偶和家人,以及離開配偶,這是感情離異的核心。這三個階段以情感衝突、歧異叢生、權利爭鬥、冥冥苦想和壓力重重為特徵。

在生活中的壓力事件排行榜上,離婚佔首位,因為在離婚的轉變中,許多令人感受壓力的事件會同時發生。

個人生活的急劇變化使離婚者所有的處事能力都受到挑戰,社會對離婚者困境的誤解,更削弱了他們的應變能力。

憤怒的離婚者,實際上比其他離婚者,更依戀前配偶。‧‧‧學會控制憤怒是通向良性離婚的關鍵。《原諒不可原諒的》:若要原諒,一個人必須記住過去,徹底思考,並且超越它,對「敵人」的錯誤一直念念不忘,這會使你的一生過得很艱難,更何況對方是曾與你結婚、養育孩子,或在你懷中哭泣過的人。

現代人越來越重視婚姻,視之為人生發展的其中一個階段。離婚是避免早期系統超過負荷的閥門。

離開者的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社會的不認同。留下者從純粹的受害者轉變為正直的殉難者。

承擔做出決定的責任,並不意味著離婚者得承擔破壞婚姻的責任。雙方都有責任,那只是意味著,在經歷了是否分手的痛苦徘徊之後,離開者決定打破常規,不愉快的感覺可能並沒有得到紓緩,離婚的決定也可能還沒有敲定。否論決定階段怎樣延遲,想離開者此時通常相信對方只是想試著分居一段時間。

離婚未必於家庭喪失的說法是:離婚是為解除婚姻紐帶而設立的法律程序,不能把它視為割斷家庭紐帶的程序。如果真正接受並支持這個觀點,和前配偶就應該打開心窗,去建立更多更好的合作關係,而且將會發現減少家庭傷害、增加家庭收益的選擇。

對多數父母來講,權力鬥爭中潛藏的是他們對失去愛的擔心。有些父母甚至擔心,如果自己不再是孩子最喜歡的家長,就有可能失去孩子對自己全部的愛。

通常,每天指導孩子做事的主要家長(通常是母親)希望比前配偶對孩子有更大的控制權。另一位家長(通常是父親)則感到在孩子們的生活中,自己就像是一個訪客,總要看前妻的臉色行事。對孩子直接影響較少的家長,會感到沒有權力,被前妻所控制,並由前妻制定一切規則。他彼此的游擊策略逼得對方發狂。

正如許多父親所說的,從孩子生活中退出來的過程是十分痛苦的,只有經歷了佷多痛苦才可能退出,這是絕望的選擇。

最關心孩子的父親:他是合作監護子的父親,並對監護決定感到滿意;他和前妻一樣,很可能保持單身,並受過中等以上教育;他仍和前妻經常聯絡,雙方都很支持對方與孩子的關係。父親對自己同孩子與前妻的關係感到滿意,同時也覺得在孩子的生活中他更像個家長而不是訪客。研究還顯示,父親對孩子的經濟援助跟對孩子的感情關懷程度相關。

你的離婚經驗可能已經向你結婚那天所建立的信念提出了挑戰。也許你已經失去了關於婚姻的某些浪漫的看法;也許對自己選擇了一個好伴侶的能力感到疑惑;也許對一般的親屬關係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假如我們能夠改變婚姻「應該」是「至死才分離」的觀念,我們就可以從一個比較好的角度認識那些導致關係破裂的問題。

我看通識

今天收到的問卷,花了一個多小時回覆,但也讓我反思了我對通識課程的看法.
1.    新高中通識教育的目標/ 意義是什麼?
(政治、社會意義是什麼?)
雖然通識課程強調多元思考和開放思維,但我一直認為,通識教育的潛在政治目的,是境養香港學生的社會及國民認同。
(其作用在培養學生知識、能力,抑或是態度/ 價值觀?)
當年教育局提出通識課程時,我以為課程會集中在態度及價值觀的培養,但在考評的大前題下,教師太擔心沒有材料,又怕學生「無水可吹」,結果,鐘攞已攞向知識的一邊,我擔心Banding越低的學校,越重視知識的傳授。
2.    通識老師面對什麼挑戰?專業的通識敎師須要如何裝備自己?
第一個挑戰,是經常被自己、被別人標籤為「文科」老師或「理科」老師,更甚者是「XX科」教師,這樣的標籤本身帶著取向,太多人仍然從舊方法談論新話題,最後變成舊酒新瓶。
第二個挑戰,是因擔憂而不斷增加的知識,教師不斷進修,不斷知道新「知識」,再不斷增加通識內容,結果師生都囫圇吞棗,學未致用。
老師如何調適自己的個人發展方向或如何才是專業通識敎師?
我一向認為世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專業通識教師」,通識本身就是老師的個人修養,且看古希臘時代的蘇格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是近代大儒如錢穆和牟老都是通識之人,現在教師「知識窄化」的問題,都是現代「專業化」的結果。通識課程只是回復教學的藝術,糾正工業革命以來教師專業化的問題。
3.    通識教師是否比獨立學科的老師更有地位?為什麼?
什麼地位?學校的行政地位一向都不是根據學科而決定,我也不認為日後某學科的教師地位會比另一學科的地位高。如果是學生的認同,則要視乎個別教師的課堂表現,與任教學科無關。通識教師可能得到額外的資源,但工作量亦會增加,也不牽涉地位問題。
4.    你覺得通識敎師最大的困難在哪裡?須有什麼能力或特質? 通識 老師是否比獨立學科(如﹕人文學科)更專業?
我再次強調,世上沒有所謂的「專業」通識教師,通識「科」和其他獨立「科」是有本質的不同。我認為通識科只是一個subject,是根據學校行政和考評需要而被稱為「科」。獨立學科卻是一個discipline,是根據大量研究和特定學習思維而設的「科」。其實,引用通識的ABC原則(即是AwarenessBroadeningCritical/Creative thinking),我們要求學生培養ABC,難道我們不應該先有ABC嗎?所有教師除了在個別discipline能稱為專家之外,也應該有 能力 教授通識這個subject的。
5.    人文素養在通識課程中是否重要?何以見得?
非常重要,愛因斯坦和霍金都是人文素養豐富的物理學家,他們都是通識之人,照我理解,整個課程文件(包括「公共衛生」和「能源科技」)都強調社會向度和人文素養,香港過去一直強商/理而弱文,將來商科和理科科目也會是最多學生選修的科目,通識成為必須科,就是要平衡過去重商/理而弱文的情況。
6.   於教育局的培訓課程中,你學到什麼?100小時的培訓課程是否足夠?你進修過的課程是否滿足專業的需要?
學到不同範疇的基礎知識,也學習了不同的學習法,還有知道更多教學資源。對我而言,重點不在培訓的時數,而是將通識的教師培訓,變成教師團隊的學習文化。
7.    通識敎育科給你最大的壓力是什麼?政府政策/要求、家長的期望或收生的問題有什麼影響你的教學工作嗎?
科目本身沒有構成任何壓力,壓力來源來教師團隊的合作,教師之間理念落差太大,願意付出的工作量也不同,難以達成共識。
8.    有人說通識敎育會加強教育機會不平等(弱的學生會更弱),通識敎師應如何處理這問題?
很籠統的說法:照顧個別差異,但說易行難,這個情況也普方存在傳統學科,會否加強不平等現時言之過早,難以回答。
9.    學校設立初中通識課程的目的是什麼?是迎合家長的要求及收生的賣點?
教改以來,學校更著重初中與高中的銜接,包括知識及能力的銜接,這應該是初中設立通識課程的目的。
10.通識敎師的共同備課作用在哪裡?通識教師來自不同學科,是否真的能夠協作?難度在什麼地方?
通識課程非常強調教師的課程理解,學校教師能透過共同備課達成共識,有助學校建立老師之間和師生之間的學習群體。根據我的經驗,教師的協作問題,不在學科的分別,而與個別教師的性格有關。
11.由於通識敎育科教師多專職負責某些單元,究竟可如何問責(如何評核你在通識科的表現)?你認為應否有問責機制?你如何回應學校的問責機制?
我校採取的,是個人負責制,別一位老 師 教授所有單元,因此沒有問責問題。
12.課程指引或教育局對通識敎育科或教師的要求及建議,老師於校本實踐時是否完全跟從?為什麼?
我校將縮減自我及個人成長、公共衛生和能源與科技的部份,增加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的部份,現在學校教學計劃中相關的知識基礎,都比課程文件提及的多,我認為這個現象,是教育局和學校始料不及的,或者想像的考評總比現實的考評困難得多。
13.你覺得應否因應巿場或家長的要求而用英語作為通識的授課語言?
不應該。通識課程的重點在思考與社會關懷,應該開放讓學生自行選擇最擅於思考的語言學習。
14.你覺得通識敎科書有什麼幫助?會否受教科書影響而將教學模式改變?教科書使你自我開發教材的迫切性減低嗎?為什麼?
教科書商能協助教師取得教學資源,教師也必須自行籂選,如果教師缺乏主動,則會被教科書牽著走。
15.你認為舉辦一些同區的教師網絡對教師發展有什麼幫助?還是因同區競爭而不熱衷參與?
應該沒有同區競爭的問題吧,如果有時間,教師應讓透過教師網絡建立學習群體。我認為這樣的網絡,要超過工具功能,而成為學習文化的一部份。
16.你認為通識教育科是人人也可教,還是一門專業學科?
要視乎教師的個人素養,如果有些「專科」的通識教師,只是進修了大學提供的碩士課程,然後對世事不聞不問,也算有 能力 教授通識科嗎?
17.如何能使學生於通識的成績提升?校本評核是不是你關注的一環?而IES20%分數,是否足夠?為什麼?
無可奈何,有考評必須要操練考評技巧,只盼望日後熟能生巧,在提升學生公開試的成績之餘,能擴大分數以外的空間。至於IES方便,問題不在於比重,而在於有沒有公開考試,如果仍要公開考試,無論IES所佔的比重怎樣,對學生的成績影響不會太大。
18.你覺得通識科教師的自主性大嗎?還是你覺得統一標準更重要,應指明教什麼更好呢?
表面上很大,實際上不大,因為整個課程生成的個程(becoming),必須跟著大方向走,獨立學科的課堂還可以閉門造車,但通識課程必須和而不同。
19.最能幫助通識敎師的專業發展是什麼方法?為什麼?如何幫助?
我認為通識教師多看書,看參加公開講座,多留意時事,然後配合課程文件設計教學,便很足夠。
20.不同單元的通識敎師將會構成競爭還是協作?
我校沒有這個問題。
21.誰最能給通識教師支援?如何克服通識帶來的挑戰?你建議未來的通識敎育應如何改善?
通識教師需要一個包容開放的社會氛圍,政府在學校教育以外推廣社會教育,家長和傳媒也可成為通識的支援。

蔡登山筆下的梅蘭芳

認識蔡登山,因為梅蘭芳。在圖書館看的新書推介看見《梅蘭芳與孟小冬》,印刻文學出版,再加上書面的話:一個比「男人更男人」的女人和一個「比女人更女人」的男人精彩絕配,決定先睹為快。我不懂京劇,知道梅蘭芳的名字,始於大學畢業的書店工作,關於梅蘭芳的書特別好賣,我自己也買了一本收藏,但一直沒有看。這次手執蔡登山的書,也有些擔心看不懂,好在登山先生文筆細膩,而且歷史資料充足,考據工夫到家,言必有據,人物形象鮮明,讀來賞心悅目。更重要是,《梅蘭芳與孟小冬》並非民國的八卦奇聞,而是新舊文化衝擊之下,一代京劇藝人的抉擇。除了台前的梅孟,還有台後的齊如山、馮耿光、張謇和杜月笙,本書透過人物生命的交疊,編織燦爛奪目的民國歷史圖片。

民國初期政局混亂,從軍閥混戰、北洋政府成立到北伐成功,蔣介石定都南京,有如錯節盤根,連歷史專修的大學生都避之則吉,想不到登山先生竟然化腐朽為神奇,以人物為主軸,透過人物群像反映時代的劇變。梅蘭芳將京劇的美學,推廣至冷戰時期的美國和蘇聯,登山先生引用了大量劇評的文字,讀讀評論文字,已彷彿置身在戲棚之中。說到孟子冬的表演,登山先生引用了劇評家薜觀瀾,指孟小冬「得天獨厚的地方就是她有一副好嗓子。五音俱全,四聲俱備,膛音寬厚,最難得的沒有雌音」,孟小冬的演技也出神入化,「孟之孔明臉不塗胭粉,台步大方,扮相雍容,不知者幾難辨其為女子,唱、念、做均較前臻火候,純無劍拔弩張之勢。」蔡登山也引用了許姬傳,說孟小冬演《搜孤救孤》為杜月笙賀壽時,能「吃調高而立音特強,吐字清晰,腔簡韻厚,噴口有力,身簡練能傳達劇中人的思想感情,已得到余派真傳而成熟了」。至於孟小冬的師傅余叔岩,蔡登山指「余派(新譚派)藝術不僅在唱念做表細膩深刻,絕非其他派別所能望其項背;而在唱腔方面的三音聯用(高音立、中音堂、低音蒼),能藏險妙於平淡」。蔡登山一路追上去,再追至余叔岩師承譚鑫培的唱腔,說譚腔「陰平音清越,陽平聲沉著,上聲高亢,去聲低委。鑫培悉依韻律,如合符節。譚氏腔調,出神入化,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初聆之似甚平易,細究之則甚繁複。其妙處不全恃嗓音,以氣行之。音向外發,氣尚內斂,有時意到而腔不到,有時腔到而意不盡,如神龍行空,見首不見尾。」真佩服當時劇評的修養,文筆渾灑,有如替京劇畫龍點睛。

蔡登山也讓我看到京劇演員(生旦淨丑)的認真,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梅蘭芳不斷揣摩舞台藝術,也不譁眾取寵,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表示,「演員在表演時都知道,要通過歌唱舞蹈來傳達角色的感情,至於如何做得恰到好處,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往往不是過頭,便是不足。…拿我的經驗來說,情願由不足走上去,不願過了頭返回來。因為把戲演過頭的危險性很大,久而久之,你就會被台下的掌聲所陶醉,只能向這條歪路挺進,那就愈走愈遠回不來了。」而吳小如在《京劇老生流派綜說》之中,對余叔岩也有如下的評語:「余叔岩則不僅取譚之長補己之短,而且能避譚之短以充分體現己之所長。比如譚的唱法有虛有實,即有空靈處,也有樸拙處;有精深細且能避譚之短以充分體現己之所長。比如譚的唱法有虛有實,即有空靈處,也有樸拙處;有精深細膩處,也有精豪古簡處。余則只取其空靈,堅棄其古拙;專門刻意求精,決不率爾務實。進一步余氏更把粗豪處細膩化,把樸質處典麗化,寧失之書卷氣過多,也不讓唱腔中有一點塵滓。」除了建立個人風格,台上的一舉一動,都是苦苦推敲而來。例如孟小冬演孔明時,便要考慮執扇與表情的變化。書中引述孟小冬思考諸葛亮的驚恐表情,「在諸葛亮收到失街亭的時,演員一定要做驚恐表情,但因為諸葛亮這時驚是驚在本應該趙雲先到,但為什麼司馬懿大軍卻這樣快就到了。這是驚但不是恐,因為如果一恐,就失去諸葛亮的身分了。…對驚和恐從臉的上半部眉眼看,往往分不清楚,這是不善於區別與恐表情之故。余叔岩說,這一點,關鍵主要在嘴上,在髯口裡面,即:張口為驚,閉口為恐。只有通過反覆琢磨和練習,才能演得恰到好處。後來,孟小冬演孔明時,三句「再探」,都在緩急輕重落墨,左右手換扇,都大有文章。」

書中最精彩的一章,當屬「《霸王別姬》成經典」,楊小樓將項羽的豪情霸氣演得活龍活現,更難得的是梅蘭芳演繹的虞姬有血有肉,從平靜到憂慮,到項羽被困垓下,她反過來安慰項羽,然後四面楚歌,虞姬為項羽舞劍,最後在生死關頭,情感傾瀉,悲壯自刎,將霸王別姬的一幕,變成姬別霸王。梅蘭芳的成功之處,是完全拿捏了女性的心理變化,對劇目人物有深刻的理解。雖然梅蘭芳的女性扮相深入民心,但他在日本侵華期間蓄鬍明志,不事日本,顯出高尚的人格。我多麼渴望能一睹梅先生的風采,可惜那個京劇時代已成絕唱,現在只能在字裡行間,細味那個時代的京劇藝術。

2009年5月9日 星期六

神話與歷史

中一級同學從昨天開始,學習英文單元,先比較河谷文明(River Valley)與海洋文明的異同,指出文明(Civilization)的特徵,再認識希臘文明的由來。從米諾斯(Minoan)到邁錫尼(Mycenaean)文明的發展,同學不斷發問有關文明出現的原因。歷史是一個異國,同學也表現得雀躍(除了英文生字較多之外)。

更高興的是,今天收到了其中一位同學的電郵,她找到了有關亞特蘭提斯(Atlantis)的網頁,並問我邁鍚尼與亞特蘭提斯是否的有關,她更附上網址 (http://hk.geocities.com/jg_zone/homepage/atlantis.html),要我也看一下。正如木馬屠城記的特洛伊(Troy),最早的記錄是來自希臘詩人荷馬(Homer)的《Odessey》和《Iliad》,由於傳說未經證實,所以我們只能把木馬屠城記當作神話(Myth)看待,直至德國考古學家舒利曼(Schliemann)在土耳其,發掘了懷疑是特洛伊的遺址,再由歷史學家確定,才確定荷馬的記錄有部份是真實的歷史事件。當然,如果考古學家在遺址中發現戰爭記錄(一手文字資料)、木馬的殘骸和焚城的證據(一手非文字資料),事件會更加可信。

那麼,木馬屠城的歷史研究,如何啟發我們討論亞特蘭提斯的問題呢?首先,關於上古歷史,歷史學必須借助考古學(Archaeology)的幫助。雖然歷史學和考古學都研究過去發生的事情,但兩者的研究方法極為不同,考古學家研究地底下的事物,而歷史學家主要運用文獻。很多時候,歷史學家都要借助考古學的資料(sources),證明歷史事件的真確性,有人甚至宣稱在Google Earth發現亞特蘭提斯的衛城呢!第二,還記得歷史研究的轉變(Change)與延續(Continuity)概念嗎?雖然歷史學家現時仍未能確定阿特蘭提斯的存在,但有關亞特蘭提斯的傳說卻歷代相傳(延續),只要我們研究不同年代的阿特蘭提斯傳說,便發現傳說本身也不斷轉變。從柏拉圖(Plato,希臘哲學家)在對話錄提及阿特蘭提斯開始,歷代相關的傳言不斷增加,直至現代,更有人繪形繪形地指,阿特蘭提斯人已「進化」為人魚,又說電腦是阿特蘭提斯人發明的。中國考古學者顧頡剛先生提出「歷史層累地造成說」,簡而言之,即是後人不斷加鹽加醋,將自己的想像加入不能證實的上古歷史,於是時代越後,知道關於上古的事情卻越來越多。雖然有很多歷史學家質疑顧頡剛先生的說法(其中包括胡適先生,可參閱蔡登山的《何處尋你》其中關於顧頡剛的一章),但他的理論提醒歷史學家小心處理「傳說」(Myths/ Legends)作為歷史資料。

現在斷言亞特蘭特斯是否真實存在過,尚言之過早,很多海洋考古學家還在尋找相關遺址,也有歷史學家尋找其他的文獻記錄。同學的提供的網頁中最後兩段,已說明了相關傳聞的可能性,同學不妨借閱《對話錄》看看。亞特蘭提斯是很好的例子,說明傳說與歷史的關係。

2009年5月8日 星期五

通識中的公共衛生

通識課程文件的特色之一,便是寫得空泛,沒有教師的投入理解,難以照本宣科,於是,通識課程成為一個教育局、通識和考評局共織的課程。「公共衛生」是近日的熱話,再讀課程文件,得到以下的重點印象。第一,疾病和健康概念的轉變;第二,公共衛生概念的形成;第三,如何作出有識見的公共衛生決定;第四,香港歷史案例研習。
 
作為歷史教師,我對疾病和健康概念並不感到陌生。首先,初中歷史課程已於十年前加入近代醫療成就的部份,Edward JennerPasteur和病菌理論都是基本學習知識,後來的高中世史課程也包括公共衛生的協作成效,再加上「沙士」後,香港報章經常引用流行病學知識,分析可能爆發的疫症危機,可以說,醫學知識已不再是理科的專利,而成為現代人的常識。當我讀《末日小鎮》的時候,班德醫生(故事的角色)便指出了流行病理論從瘴氣論到細菌論的轉變,不同理論也影響著醫生的治療方法。因此,「文科」教師不須擔心「公共衛生」的科學知識會構成教學障礙。
 
綜觀課程文件,「公共衛生」部份其實頗強調實用的社會向度,更可能涉及跨單元的研習。例如:瘦身是否健康的象徵和「自我及個人成長」有關;香港政府面對疫症問題的風險管理,和今日香港有關;世衛的工作及傳染病的擴散更牽涉全球化層面。因此,「理科」老師同樣面對陌生的問題,通識的挑戰,在於教師要拆除內心的學科高牆,走進模糊的通識世界。學科一直是教師的安全區域,專業知識將教師放置在較高的權力位置,通識課程令教師重回「學生」的位置,今教師失去昔日在專業學科內的安全感。所以,我拒絕將通識稱為一個「科目」(Discipline),因為通識的精神,是要在Discipline之間尋找模糊的空間,由於模糊,才能不斷生成(becoming),教師必須參與在生成的過程中,成為課程的詮釋者。
 
所以,當「公共衛生」較空泛地要師生探討「人們對健康的理解」和「人們對公共衛生的理解」時,教師是如何理解「人們」?從時限上的古人和今人?是地域上的本地人和全球人?是經濟上的發展中國家國民和發達國家國民?當文件指要求師生探討「有識見決定」時,教師如何理解何謂識見?誰來判斷是否有識見?怎樣才能判斷有關決定是否有識見?從科學角度?還是從風險管理角度?要過多久才能知識有關決定是否有識見?課程文件沒有提供任何答案。我真正擔心的是,香港學校是否有足夠的承載力(如果運用Michael Fullen的概念,則是Capacity),讓通識課程順流而下,避免翻船在陰溝。

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教歷史 想教育

讀歷史,讓我更清楚人存在的可能性。有人問我,講一套,做一套,會否變得偽善。這是吊詭,讀的多,感受也深,深感人類的自私和愚拙,帶來戰爭屠殺和苦難。活在太平盛世,卻侃侃而談歷史的苦難,好像用別人的鮮血,粉飾自身的安舒,這可能是偽善。可是,如果我們自討苦吃,找苦來受,也是另一種偽善。要閉口不言嗎?要視若無睹嗎?真要這樣,歷史教育還有什麼意義?

人問:如果你活在一九八九年,你會怎樣?我堅決地表示,如果我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大學生,我大概會在天安門廣場。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著離開,因為這是個假設性問題,事實上,我不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學生,那一年,我只是個中學二年級學生。所以,每次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我都帶著愧疚,好像個倖存者,悼念死去的戰友,總覺得欠了他們什麼似的。倖存者生命中,帶著逝者的烙印,成為事件的見證,是活下去的其中一個理由。於是,「六四」不單是歷史事件,更是我的生命事件,我要見證暴力如何鎮壓無辜的平民。活著,就不會忘記。

一頭栽進歷史長河,經常看見自己的影子。教到納粹德國的歷史時,想像自己可能會是「白玫瑰行動」的大學生,冒著被捕入集中營的危險,都要推翻希特拉政權。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時,也覺得自己如果生在那個年代,命運也許和林昭和胡風相近。在太平盛世中讀歷史,總覺得對前人有些虧欠。

《我在法國南部有間小屋》中一位法國農民,淡淡然說出生活的況味,他說:在這窮山惡水,單單喜歡這工作還不夠,還要帶著熱情去生活。我突然想到歷史教育工作,在這個窮山惡水之教育土地,充斥著勢利的眼光和犬儒的心態,我們單單喜歡歷史還不夠,還要對歷史教育抱有熱情才能堅持下去。有人從歷史課程中帶走了能力,有人在歷史中學會教訓,我卻在歷史中看見人格的力量、超越的可能。

從韶關之旅到華南移民與禪宗的發展

到韶關旅遊,完全出於偶然,沒有行前的準備,連簡單的地圖都沒有,只有一張單程車票,和聽聞已久的名字-「珠璣巷」。聽說,大部份廣東人都能在珠璣巷找到祖先南移的資料,也能在祠堂的族譜找到自己的祖系。從香港到韶關,再乘公車到南雄,最後打的到珠璣巷,早上八時上車,抵步時已近黃昏。

震天的爆竹驅散睡意,燒煙刺鼻,抖擻精神後找到朱氏宗祠,父親和祖父曾經說過朱氏因為清人入關,要剿滅姓朱的後人,為求避難,朱氏大舉南下,而其中一派便進入廣東順德,亦是我們的祖宗。韶關的佛岡朱氏族人也說,南宋時代一名姓朱的將軍護送宋帝南下逃亡,其子孫從此在佛岡落戶,繁衍後代。無論如何,傳說中朱氏都是從韶關南下,我望著祠堂,試回想過去的一切,踏進祠堂,兩進一天井,側堂是朱熹紀念館,我感到失望,因為祠堂太新,我未能想像過去的歷史時空,而且祠堂內掛上朱德、朱鎔基的彩色照片和朱洪武的畫像,自我宣傳多於訪古尋宗,我嘗試尋找廣東朱氏的南來時間,也未有所穫。

最有趣的不在堂內,而在堂外,雖然過去的歷史時空已在叫賣聲和爆竹聲中消失,但一排整整齊齊的祠堂帶出更多的疑問。就我所知,祠堂通常是中國人祭祠圈的中心,氏族圍繞祠堂而建村,如果有另立祠堂,意味族人由於某些不為外人道的恩恩怨怨,分枝出去,就如粉嶺圍村和粉嶺樓村同屬彭氏,但粉嶺樓的彭氏另立祠堂,表示他們已分枝出去。雖然在同一村內也偶有多個祠堂,但在同一地方有多個不同姓氏的祠堂實屬罕見。祠堂代表氏姓的主權,不同姓族的祠堂都能在珠璣巷和平共存,就好像各國國旗都在南極飄揚,為何珠璣巷會成為古代嶺南的聯合氏族市?

單憑珠璣巷祠堂林立,便認定珠璣巷是南來移民的必經之路,並不可信。我估計,珠璣巷的宗祠和一般宗祠的功能有別,根據史書記載,珠璣巷由商人建立,好像古代大型的南北行,商人要保證貨源,最好的辦法是得到同一姓族的支持,不同姓氏的商人都建祠以招聚宗親,逐漸以祠堂形成貿易網。從梅關古道到珠璣巷大約二十分鐘車程,在古代約一天路程,從梅關南望,沃野千里,農民賣貨到珠璣巷,找到姓族的祠堂便找到相關的同姓商人,生意越好,商人建的祠堂亦越堂皇,亦會得到姓族的認同,而珠璣巷便成為嶺南氏族爭風的地方,所以才會形成一地多祠的奇特人文風景。

梅關古道和珠璣巷皆由卵石鋪成,其實走石卵路頗為吃力,路面凹凸不平,古時還要走馬行人,車輪會在顛簸的路上破裂,行人也容易扭傷,而且唐相張九齡開梅嶺就是要貫通南北,為何會選擇卵石鋪驛道?廣州北京路的宋代古道也是平面石路,難道梅關古道路面破蝕而石卵外露?可惜不能想得太多,走梅關古道時不斷被揚聲器騷擾,先是佛寺的喃嘸阿彌陀佛,後是兩江亭上遊人的MP3,我不介意善信頌禱或遊人引吭高歌,但揚聲器徹底破壞梅嶺的空靈,古跡遊覽要情景兼重,現在虛有其表,哀哉!

珠璣巷的胡妃和梅關的張夫人,都是關於北方女子捨身獻給南方開發的古事。胡妃本是宋朝妃嬪,一天出走遇上真愛,雙雙私奔到珠璣巷,胡妃伶俐聰敏,教曉珠璣巷人很多手藝,她的出走傳到朝庭之中,兵臨珠璣她捨身成仁。張九齡初開梅嶺不果,見仙人要孕婦獻山神,張夫人懷著腹中塊肉,在梅嶺捨身,從此梅嶺漸能開通,張夫人的事跡亦被傳頌。雖然我不確定胡妃和張夫人是否如此偉大,但肯定南方移民都傾向將南移貴族女子的聖化了兩人的死,可能是要借她們的事蹟,鼓勵其他南移的望族婦女,在落後的嶺南繼續生活。胡妃塔和張夫人廟,可說是婦女移民先驅的安慰劑。

在往南華寺的途中碰到加拿大善信,他遊遍大江南北,只為尋求「空靈」,他手持一本阿瑪斯的鑽石途徑系列,希望一睹慧能的真神,但他認為慧能的真身更可能在韓國。他的說法也可能正確,因為有記錄指,唐朝時候,有朝鮮僧人曾經收買了看墓人取去慧能的頭臚。根據南華寺的刊物,有專家亦取去「真身」的組織化驗,證驗並非贋品。可是,我認為重點不在慧能的「真身」何在,而是佛的「真法」何在。加拿大朋友慨歎中國是個沒有靈氣的國度,我深有同感,在南華寺內只有香燭煙火,「信眾」不外乎祈求富貴平安,卻不見有尋法人的背影,《六祖壇經》和「真神」都只是南華寺的裝飾,不知慧能在極樂西天,看見此情此景,有何感想。可能神秀暗自竊笑,「禪」味太濃,中國人受不了,還是要中國人「經常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會更合中國國情。

韶關之旅打開了一扇門,開啟了我對華南移民和禪宗的興趣。歷史的遺跡不會說話,意義始終要讀者自行揣摩,歷史才會活起來。

蒙古崛起的原因

當我預備這個課堂的時候,不斷想像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的歷史時空,千禧年交接,漠北的遊牧民族乘時而起。中國國力由盛轉衰是其中個原因,安史以後,內憂外患,再加上五代十國的分裂和失控,北宋繼承的,只算是個殘破的中國。可是,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活躍於歐亞之間的遊牧民族亦開始效法農業文明、建立具備行政系統的國家,環伺於北宋的,便有遼國、西夏、吐蕃、南詔,還有後來的女真。後來蒙古建立橫跨歐亞的帝國,成為遊牧文明的佼佼者。

回顧歷史,我不禁要問:為何遊牧民族會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崛起?為何蒙古能成建前無古人(也很可能後無來者)的帝國?一般的說法,是認為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非常配合快速的戰爭模式。成吉思汗軍事思想研究專家達林太便認為,「遊牧生活就是半軍事性的生活,遊牧生活過程就是一個軍隊行軍作戰訓練的過程,所以它很容易轉入戰時狀態。…狩獵跟作戰主要有一點不同,就是對象不同,狩獵的對象是禽獸,作戰的對象是人,其他都差不多,狩獵的方式就是作戰的戰略戰術,迂迴、包圍、追擊、猛追,射擊的技能。狩獵的時候老虎、獅子當然比人要厲害,鍛練他的技能、勇敢精神,所以一次圍獵就是一次實戰演習。」(載於《發現草原:成吉思汗崛的秘密》),但為何一直以遊牧方式生活的蒙古部落,要待公元十一世紀才開始向外擴張?

可能在遊牧的生活方式以外,還要加上戰爭的科技。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便指出,隨著科技的普,較低級的文明會消滅較高級的文明。堺屋太一的《成吉思汗的世界》便圖文並茂、詳細介紹蒙古軍隊的戰爭科技,其中不少是從華北傳到蒙古各部,其中更包括宋人發明的火藥。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亦說,「如果沒有中國技術人員幫助,蒙古人永遠不可能征服中國。這些技術人員包括攻城技師、槍炮鑄造工、炮術專家和航海家」。因此,單憑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並不能充份解釋蒙古崛起的原因。一名俄羅斯人的記錄,便生活地形容遊牧與科技的完美配合,「他們(蒙古人)胸膛結實粗壯,…使用槍矛、棍棒、戰斧、劍,…勇猛的與敵厮殺而毫不退卻,但他們最突出之處在於弓箭的使用。…他們絕不求饒,而對付落敗的敵人,他們也絕不手下留情。」(摘錄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蒙古的戰士,不再是農耕文明所想的「野蠻人」了。

人在歷史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雖然契丹和女真分別有耶律阿保機和完顏阿骨等英明領袖,但相較成吉思汗,他們都黯然失色。成吉思汗充可以說是結合遊牧模式與科技力量的催化劑,根據馮承鈞譯的《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囑諸子練習圍獵,以為獵足以習戰。蒙古人不與人戰時,應與動物戰。故冬初為大獵之時,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汗先偕其妻妾從者入圍,射取不可以數計之種種禽獸為樂……如是數日,及禽獸已少,諸老人遂至汗前,為所餘之獵物請命,乃縱之,俾其繁殖,以供下次圍獵之用。」(轉載自《狼圖騰》)從中可見,成吉思汗是有策略地將各部落統合為單一的戰鬥族群。我更認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的更重要意義,在於將部落間互相廝殺混鬥的內耗,轉化為對外侵略的爭競。他的影響力遍及後世,龐大的帝國貫通歐亞,改變了當時的國際秩序,甚至改變了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的勢力範圍。2006年,牛津大學基因專家Tom Robinson估計,現在每二百名男子,便有一人是成吉思汗的後裔(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6/05/content_4647348.htm)。成吉思汗無疑是蒙古崛起的一項決定性因素。

成吉思汗留給蒙古帝國的,不單是龐大的軍事力量,還有軍事制度。他要讓蒙古帝國全民皆兵制,以十人為單位組織軍隊,命令快速傳達,軍隊只有犒賞,一切以戰養戰,從戰爭中獲得供應與補給,沒有勝利就是失敗,軍人論功行賞,不按年資,也沒有制度約束,這套軍事制度在他死後仍然發揮作用。一名歐洲的修士這樣形容蒙古人,「韃靼人(蒙古人)…夷平城市,燒毀森林,衝垮城堡,砍掉葡萄樹,摧毀庭園,屠殺市民和農民;如果突然大發慈悲,饒了求饒者一命,韃靼人就強迫這些人當起最低賤的奴隸,作戰時要他們在前面與自己的親人廝殺。如果他們根本是佯裝戰鬥,或向同胞示警跑,跟在後面的韃靼人就立即殺掉他們;如果英勇作戰且打了勝仗,他們得不到任何獎賞,這些野蠻人就是這樣把俘虜當馬一樣來虐待。」(摘錄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成吉思汗創立的制度,提供了足夠的誘因,轉化了蒙古部落的強悍性格,成為侵城掠地的重要資源。

半軍事式的遊牧生活方式,再加上成熟的戰爭科技,以及成吉思汗的領導,無疑是蒙古民族叱咤一時的原因,可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有其獨特的時空,將漠北的蒙古部族「逼上梁山」。根據布萊恩.費根的《歷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東征西討時正處於漫長的溫暖期,期間頻頻的乾旱可能大肆摧殘了乾草原牧莫,使遊牧民賴以維生的馬和各種牲畜面臨糧食不足的危機。」後來,當較低溫、多雨的大氣重臨草原,牧草再次豐美,於是拔都難以說服蒙古部眾再次西征,錯過了征服歐洲的機遇。雖然氣候並非歷史發展的最決定因素,但氣候大暖化也解釋了遊牧民族於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之間,不斷衝擊農耕文明的原因。

太多人將蒙古的崛起,簡單歸因為成吉思汗的功勞(或若英雄歷史,Great Men's History)。歷史從來不滿足於簡單的答案和通則,歷史研習不斷讓我們發現歷史事件的獨特性(uniqueness),尋求更圓滿的解釋。

2009年5月4日 星期一

婚姻暗流:柏格曼的婚姻告白

天底下根本沒有離婚這一回事,婚姻關係頂多只是被改變而已,Debbie Ford在她的Spiritual Divorce如此宣稱。看書還不大明白,只要看看Ingmar Bergman的《婚姻暗流》(Scenes from a Marriage)便明瞭箇中一切。Johan和Marianne天生一對,電影開始時他們接受訪問,大談婚姻之道,Johan是大學教授,Marianne是律師,郎才女貌,夫唱婦隨,他們的合照成為報章專題,羨煞旁人,然後鏡頭一轉,他們的朋友便要求Marianne辦理離婚手續,期間更大打出手,Johan和Marianne大嘆無奈,誰想到他們最後也走上離婚之途,衝突之烈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暴風雨前夕,總是平靜得令人不安。

聽說,《婚姻暗流》是Bergman的真實寫照,將他的經歷濃縮成三小時的六幕片段,平靜與衝突,離別與重聚,又愛又恨,離不開也留不下,非一般的離婚經歷,一樣的絕望和痛楚。他在《柏格曼論電影》中說:「他們無法分開,也無法一起生活,彼此對對方作出各種殘酷的傷害,只有處在這種情況下的兩個人,才可能變得這麼狠。就像一塊兒嫻熟地跳著死亡之舞,逐漸沉淪至非人的狀態。」讀著這些說話,已令人毛骨悚然,更何況在電影院之中,親眼目睹Johan和Marianne在相愛中傷害,在擁抱中窒息!幸福過,背叛過,衝突過,厭棄過,責罵過,原諒過,最後又剩下什麼?有肉慾,有依戀,更有揮之不去的回憶!

柏格曼功力深厚,三小時的電影,不談孩子也不談第三者,始終專注在兩人的關係,簡潔亦緊湊,兩人的關係如波浪起伏,也如橡皮筋或張或弛。電影環環相扣,Johan和Marianne在電影開始時的訪問中,說十年後也會是快樂的伴侶。十年過去,他們拉長了痛苦的離婚旅程,在朋友的小屋中共聚,相擁入睡,或許他們已忘記了在訪問中的承諾,但在暗藍的天際下、無人的曠野之中,他們正重新體驗曾經擁有的回憶。那一刻,他們不再問究竟,也不再追究前塵往事,擁抱到天明。那一幕是柏神來之筆,呈現離婚最真實的狀態,就是當所有因離婚而生的怨恨都過去,還存在曾經的愛。天底下沒有離婚這一回事,婚姻關係只是改變而已!

2009年5月1日 星期五

追溯並解釋20世紀香港和中國關係的發展

(由謝瑋祺所作,文章簡潔清晰,先交代香港在不同範疇對中國的影響,然後再分析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兩地在過去一百多年保持互動關係,時而互補,時而對抗。同學如希望能多了解兩地未來的關係,可參考BBC的文章〈香港未來有多亮,與上海沒太大關係〉http://www.stnn.cc:82/ed_china/200904/t20090420_1015473.html

20世紀的香港與中國關係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兩地均是關係密切的,以下我將會逐一作詳細分析。

首先是政治方面,由於大部份的香港居民是來自中國內地,故對中國的事務會特別關注,而且在英國管治下,居民的生活都比較自由,因此香港便成為中國革命及抗戰的戰地。早在1895年,孫中山先生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後來又在香港策動多次的武裝起義。自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同盟會發動的十次起義中,有六次就以香港為基地策劃的。而在抗戰時期,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立,並以香港為根據地,因此香港也成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而且在1941年時,中國國民政府來港呼籲港人募捐戰時公債,本港各界就認購了410萬多元,為中國國民政府帶來抗戰的經費。加上活躍於香港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則以游擊戰形式,與日軍周旋,並協助救援盟國友軍,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由此可見,中國得到香港在政治上的幫助。

除此之外,香港也常常受到中國內地政治運動的波及。例如1925年上海發生英軍開槍鎮壓民眾的「五卅慘案」,結果引發了長達一年零四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又例如1966-1967的暴動――「六六、六七暴動」也是因為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而且規模也不小的。加上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引起本港的迴響,這引起了民眾多次上街示威,因此以後,每年在香港也有相關的紀念活動,有很多民眾也參加這些紀念活動。不但是革命、抗戰、受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就連1997年7月1日的回歸也能展示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7月1日成立,由於中央政府承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因此令香港成為一個「一國兩制」的試驗場所,後來澳門也以同一方式在1999年回歸,因此香港便成為回歸後一國兩制的試驗區。由此可見,在政治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良好的而且息息相關。

除了政治方面外,經濟方面也是中港兩地互相依賴的。香港在早期是以轉口中國內地貨品為貿易的,香港擁有天然良港及發達的航運業,加上位處中國南方,所以中國內地的貨品大多以香港為轉口基地,將貨品遠銷海外市場。早在20世紀,香港為中國轉口的貿易已佔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但後來因為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後,香港的轉口貿易漸趨崩潰,香港才開始發展本地工業化。自1979年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始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合作越來越多,就在1980-1987年間,香港為中國內地轉口每年賺取超過27億美元的盈餘,因此香港在地理環境上和技術上佔了優勢,亦成為內地與外地合作的橋樑。而且中國內地更是香港最重要的天然資源供應者,因中國大陸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正好為香港提供所需的材料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加上1979年的改革開放後,本港的商人為減低生產成本,而生產企業北移,紛紛到內地投資設廠。根據統計,在1979-1986年間,廣東省得外資約42億美元,其中80%是來自香港的。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財閥希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經濟發展中資集團,因此於20世紀80年代中大力投資香港的地產、旅遊業和金融業。到了90年代,中資集團已成為香港的最大投資力量。加上中國與香港只是一河之隔,中國內地自1962年開始每日為本港供應鮮活、冷凍食品,而1965年更於深圳建成香港供水工程,解決本港缺水的問題。由此可見,香港與中國在經濟上也是互惠互助的。

最後是社會、文化方面,兩地的關係也是繫密的。每當內地遇上戰禍或局勢動盪時,中國民眾紛紛南遷到香港以求生計,因此香港便成了中國內地同胞的災禍救難所,就以1970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例,有大量民眾(約18萬)是文革長期動亂關係而紛紛來港。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適中,出入境自由,加上交通發達,因此內地人欲往海外,多以香港為中途站。至於海外僑民也由香港轉歸故里,或透過香港的銀行、郵遞、電訊服務等,與內地親友保持聯絡。此外,香港的信息快捷、豐富,也成為海外、海內資訊交流的重要基地。香港更是內地學習西方知識的中介地,自香港開埠以來,西方傳教士及部份留學生在本港翻譯很多不同的書籍,加上香港的教育體制也較完善,而且中外文化長期在港共存,因此西方文化、思想和知識均透過香港得以傳入內地。由此可見,中國與香港在社會、文化上是有緊密聯繫的。

總括而言,香港和中國內地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均是關係緊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