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中的公共衛生

通識課程文件的特色之一，便是寫得空泛，沒有教師的投入理解，難以照本宣科，於是，通識課程成為一個教育局、通識和考評局共織的課程。「公共衛生」是近日的熱話，再讀課程文件，得到以下的重點印象。第一，疾病和健康概念的轉變；第二，公共衛生概念的形成；第三，如何作出有識見的公共衛生決定；第四，香港歷史案例研習。
 
作為歷史教師，我對疾病和健康概念並不感到陌生。首先，初中歷史課程已於十年前加入近代醫療成就的部份，Edward Jenner，Pasteur和病菌理論都是基本學習知識，後來的高中世史課程也包括公共衛生的協作成效，再加上「沙士」後，香港報章經常引用流行病學知識，分析可能爆發的疫症危機，可以說，醫學知識已不再是理科的專利，而成為現代人的常識。當我讀《末日小鎮》的時候，班德醫生（故事的角色）便指出了流行病理論從瘴氣論到細菌論的轉變，不同理論也影響著醫生的治療方法。因此，「文科」教師不須擔心「公共衛生」的科學知識會構成教學障礙。
 
綜觀課程文件，「公共衛生」部份其實頗強調實用的社會向度，更可能涉及跨單元的研習。例如：瘦身是否健康的象徵和「自我及個人成長」有關；香港政府面對疫症問題的風險管理，和今日香港有關；世衛的工作及傳染病的擴散更牽涉全球化層面。因此，「理科」老師同樣面對陌生的問題，通識的挑戰，在於教師要拆除內心的學科高牆，走進模糊的通識世界。學科一直是教師的安全區域，專業知識將教師放置在較高的權力位置，通識課程令教師重回「學生」的位置，今教師失去昔日在專業學科內的安全感。所以，我拒絕將通識稱為一個「科目」（Discipline），因為通識的精神，是要在Discipline之間尋找模糊的空間，由於模糊，才能不斷生成（becoming），教師必須參與在生成的過程中，成為課程的詮釋者。
 
所以，當「公共衛生」較空泛地要師生探討「人們對健康的理解」和「人們對公共衛生的理解」時，教師是如何理解「人們」？從時限上的古人和今人？是地域上的本地人和全球人？是經濟上的發展中國家國民和發達國家國民？當文件指要求師生探討「有識見決定」時，教師如何理解何謂識見？誰來判斷是否有識見？怎樣才能判斷有關決定是否有識見？從科學角度？還是從風險管理角度？要過多久才能知識有關決定是否有識見？課程文件沒有提供任何答案。我真正擔心的是，香港學校是否有足夠的承載力（如果運用Michael Fullen的概念，則是Capacity），讓通識課程順流而下，避免翻船在陰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