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叔談六四

先恕我無大無細，將司徒華先生喚作「華叔」，但他作風親和，不擺架子，叫他「司徒先生」反而疏遠了。寫這篇網誌，緣於上星期五華叔在學校的演講，他將六四事件置於建國六十年的大脈絡，並從中分析六四事件的意義，別具識見。

他將建國六十年的歷史劃分三個時代：毛澤東時代（1949-1979）、鄧小平時代（1979-1989）和後六四時代（1989-2009）。嚴格來說，這樣的分期較為粗糙，因為歷史分期問題非常嚴肅，而且要前後一致，華叔以兩名政治領袖劃分前兩期，卻以六四事件劃分第三期，不符合歷史分期的標準（我如將後六四時代喚作後強人時代，這在謝淑麗的《脆弱的強權》有較佳的闡釋），但華叔是說故事能手，將建國以後的政治運動如數家珍的陳明在學生面前，甚至細數1980年代以後，隔年爆發一次的社會運動，於是，六四事件只是政治運動的其中一幕，甚至是經濟推動政治改革的轉捩點，可以說，如果北京沒有鎮壓民主運動，如果軍隊沒有介入，如果一切以和平結束，說不定中國的政治會隨著經濟改革而逐步開放，最終走向民主。可是，六四事件以軍事鎮壓收場，學運領袖被捕，政治改革成為禁忌，當經濟走向世界之餘，政治更加森嚴，不得寸進。

華叔認為，現在中國的問題食品、豆腐渣工程和貪污問題，都是「後六四」問題，我雖然認同以上的問題和缺乏民主監管有關，但不能和六四拉得上太大的關係，我反而認為，六四之後政治溫和派失去生存空間，又或在寒蟬效應下，未能推動政制改革。一片昇平背後，我實在擔心，鑑古知今，究竟經濟發展還能維持多久？靖難之變後明成祖濫殺士人，但政治的緊張卻不減經濟的實力，鄭和下西洋後還遷都北京，在紫禁城內印印腳快活過日子，但君主專制的代價，後來便漸漸浮出水面，宦官禍國，民變四起，最終也亡於清人之手。知識分子的異見常被人誤以為「狼來了」的呼喊，當他們都噤若寒蟬後，豺狼便能肆無忌憚，大快朵頤了。

後六四時代，還未是靜默的年代，我們堅持在香港發聲，也有維權律師在內地發聲，還有天安門母親那溫柔而撼動的默禱聲，在民主還沒有來臨之際，我們先高舉自由的旗幟，發聲的自由，和紀念六四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