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責地記缺點

越來越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真的沒有問題嗎？每年因學生欠交功課而發出超過數百個缺點，這是教育嗎？快要上學了，在這個凡事量化的社會，教師照例要學生回家做功課，也不大理會學生要完成什麼功課，總之，有功課比沒有功課好，大家寧多勿少。不過，學生放學後未必立刻回家，有些在球場留連，有些在公園談天，年青人，就愛和同輩朝夕相對。終於回家了，他們還是要煲劇煲電話粥，或者上網facebook和MSN，有責任心的，會用最短的時間完成功課，沒有責任心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明天才算。

第二天回校，他們搜集情報，趕在死線前交功課，四次欠交，學校出警告信，班主任通知家長：X沒有做四次功課了，請好好督促你個仔／女做功課。有心的家長，會很感謝教師的提醒，並承諾會與學校合作；有些脾氣欠佳的家長，本身已被子女氣得死去活來，還收到班主任的通知，立刻會拿班主任出氣：咁點吖，你教我點好？我都有叫佢做，佢唔做都冇辦法。不要緊，我叫他在學校做完功課才回家吧，如果再欠功課三次，他會被記缺點的。為了提昇學生的責任感，班主任很早很早回校，檢查學生是否完成功課，放學後，也要學生留堂，完成功課才能回家。怎知，一星期過了，收到學校發的缺點通知書，原來學生又欠交三次功課，累積滿七次，記了缺點。不是檢查好了嗎？為何還會欠交的？學生淡然說：寫漏了家課冊。班主任再致電家長，通知他的子／女被記缺點的事。好了，不要再欠交，否則會再被記缺點的。過了一星期，又收到學校發出的缺點通知書。班主任問：點解又記缺點？學生答：電腦壞了，不能做網上功課。最後，一個學年，學生記了十多個缺點。我想起老子的一句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而且，以缺點恐嚇學生做功課，真的收效嗎？

為何要做功課？什麼是功課？去年讀真空法師的《真愛的功課》，記錄她如何在越南內戰時保持內心平靜，以和平對抗戰爭。功課，其實是生活。當然，學生欠交功課，缺乏責任感，這是問題。但教師的責任，並不只是記學生缺點。如果教師只懂得發缺點，和欠交學生的情況一樣，都是缺乏責任感。真正的功課是生活，好的功課能將課堂和學生的真實生活連結起來。一位美國歷史教師，要學生完成的功課，便是記錄社區的文化和傳統，將之編印成期刊，他的《狐火計劃》（Fox Fire Project）為美國的歷史教育掀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好的功課，不是單向的，有時是雙向的，要教師和學生合作才能完成，教師和學生一起完成功課，教學相長，相濡以沫。我最享受的一份功課，是和學生一起調查粉嶺戲院的前世今生。我到土地註冊處查冊，他們到中央圖書館看微膠片，我聯絡戲院經理，他們訪問長輩。最後，終終整理了一些頭緒。這是我一直追求的功課。

快開學了，做教師的總有些期待吧。未來一年，是否繼續盡責地記錄學生欠交功課，然後學校出缺點，便能心安理得地完成教師的工作？學校的政策，應該以模塑樂於學習的氣份為目的，如果記缺點的制度，讓教師誤以為發缺點便是盡責的表現，便不是好的學校政策。學年完結的時候，教師是否又一致地慨嘆學生沒有責任感，一切都是學生的問？換個角度吧，假設學生每天最少有兩份功課（現實當然不只兩份），一個學期約一百個上課天（為了方便計算，以學期為單位好了），即學生要完成二百份功課。最後，他完成了一百八十份，但整個學期共欠交二十份，在他／她的成績表上，我們會見到這樣的描述：「缺點五個」。說到這裡，我不得不承認，我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我更希望了解學生有沒有用心、有趣味地完成那一百八十份功課，因為「缺點五個」並不是學習成果，用心完成的功課才是真正的學習成果。

青春交際場

出於無知，我一直都抗拒現代舞，直至去年，參觀台北故事館的雲門舞集展覽，才知道林懷民和雲門舞者的故事，我還記得那時候的震撼，舞者扭動身體，肌肉抽搐，他們必須以靜修，讓意念與身體結合，我看到《九歌》、《行草》等劇照，見舞者在飽經痛苦的磨鍊後，靈魂與身體的契合，身體化作符號，打進觀眾的內心，雖然我不在現場，還感到那份靈力，後來再讀了《跟著雲門流浪》和蔣勳的文章，才知道林懷民為了提昇台灣人的素養，在台灣巡迴演出，讓觀眾學懂準時、安靜、尊重舞者，甚至推動舞蹈教育，讓台灣人懂得身體表現自己。於是，去年暑假，我附庸風雅，也觀賞了雲門舞集的《流浪者之歌》，一幕幕的演出，仍歷歷在目。我還不懂現代舞藝術，但我開始明白，現代舞將身體昇華至更高的境界，而將舞蹈提華至此的，又要數德國的翩娜．鮑殊。

復活節假期間，我錯過了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Wim Wenders的《翩娜》，還要再多等數星期，《翩娜》才會公映，但我急不及待，今天觀賞了紀錄片《青春交際場》。看著德國的少年人，本來羞澀生硬，只視身體為靈魂的保護層，不敢以身體展現自己的靈魂。透過舞蹈，他們關始認識自己的身體，以身體的接觸和別人建立關係，以身體談戀愛，以身體安慰別人，也用身體和別人衝突。印象都深刻的一場，是一名少女，說自己不懂得笑。真的，我們每天都會笑，但我們真懂得笑麼？排舞的導演說，不是看見滑稽事情的笑，也不是玩樂的笑，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悅、嚴肅和認真地笑。少女愣住了，她從來沒想過，笑可以有如此的深度。

鏡頭下，少年都開始說自己的故事，有人從來沒有談過戀愛，有人視身體接觸為禁忌，有人是波斯尼亞的移民，有人是羅馬尼亞的吉卜賽人，但在舞台上，他們的身體都是獨一無二的。輕微的抬頭、放鬆的肩膀、眼神的接觸，都泄露著靈魂的秘密。身體，是我們存在的唯一方式。理解身體，就是打破靈魂／身體的二元分離。聞歌起舞、手舞足蹈，當身體自由、靈魂也得著自由。最後一場，看到翩娜為他們每人送上一枝玫瑰，我很感動。她以舞蹈釋放身體，也就是釋放人的靈魂，身體本身就是角力的場所。從被拒到受落，從德國到台灣，從舞台到電影，希望翩娜及林懷民的努力，不會淪為另一種文化消費，而是真正讓現代人將身體從物慾中贖回。

書展

口述歷史的小組開始成形，紅紅和佩宜是中堅份子，她們中一的時候，已著手研究粉嶺戲院的歷史。同事說：你放那麼多時間在初中學生身上，值得嗎？我看著紅紅和佩宜，覺得一切都值得。歷史並不是容易的科目，念歷史好像長途賽跑，每天艱辛鍛鍊，日曬雨淋，為求在田徑場上，追趕一分一秒，但觀眾的目光，都集中在百米飛人身上，馬拉松跑手的滿足感，來自於內心的喜悅，多於觀眾的掌聲。讀歷史的人也一樣，埋首在資料之中，追尋真相，好容易才看見一絲曙光，滿心驚喜，要和別人分享，但卻沒有人想聆聽你的發現。讀歷史，是孤獨的旅程。我有些歷史學生，拿到好成績，卻視歷史研究為畏途。難得紅紅和佩宜過了兩個學年，還願意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口述歷史」課程。我問她們，會在新高中選修歷史嗎？她們說，很想啊！除了拿高分，我更希望讀歷史的學生，能培養一份人文關懷。轉眼間她們要升讀中三了，再過數年，便是大學生，她們要選擇，是否當社會的良心。

離開港大，我帶著信信、望望參加書展，甫進場，便看到商務、大眾、天下等大書商的攤位，滿眼是名家的暢銷書，我不斷鑽進場裡，找找冷門的書籍，書展不是要拓寬閱讀的品味嗎？為何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書籍，只是折扣有別？終於，我找到英文版的「神奇樹屋」。自從去年暑假發現「神奇樹屋」系列的童書後，便一直和信信追看。後來，我也在「五南」的攤位，買了台北市政府出版、翻譯自日文的「社區營造教育」叢書，有助我設計「口述歷史」課程。逛了個多小時，孩子累了，在場外蹲下，保安見狀，立刻請孩子起來，到親子閣找地方坐，我們走到親子閣，滿座了，外面的長椅，都坐滿了人。為何大會不提供專為兒童、老人和孕婦等有需要人士的座椅？站了不久，保安又過來，請我們不要阻礙通道。我很想讓孩子對書展留下美好的回憶，待他們長大後，自行會來逛書展。可是，香港書展越來越失去書卷味，一年一度的閱讀盛事，成為一年一次的書籍大賤賣，我感到痛心。

書展，應該是最尊重書的地方；書，是作家生命的凝練。入場人數及銷量，能代表人文素養嗎？當書變成純粹的商品，我們還剩下什麼？土地是商品、樓房是投資產品、人要增值、學校要升呢，難怪有人說，香港，窮得只剩下錢。上星期離開台灣的時候，朋友見我行李藏了很多書，笑說我要把整個台北都帶回香港，我無奈地說：我最想把自己搬到台灣。

細聽瑠公圳和溪洲部落的故事

走進新店瑠公圳，先嗅到水溝的腐敗氣味，那種氣味牽起我讀中小學的回憶。十三年都與啟德明渠為伴，我每天都經過明渠，染料和化學劑把渠水染得又紅又綠，我有時刻意去找，偶爾會看到水面露出吸盤似的魚唇，大口大口地透氣，或者在黑色的溝水看到銀白的魚肚，一池死水，一陣死亡氣息。後來在舊中區警署的雙城雙年展，看到有設計師建議將啟德明渠修建為嬉水區。工業北移，連帶染料和化學劑也北移，啟德明渠的溝水清淨了，魚群再現，回復生氣，現在常有釣友，在橋頭垂釣，滿載而歸。啟德明渠活了，附近東頭村的居民也活地來。參考新北市政府城鄉局的網頁，發現新北市政府也計劃將瑠公圳的排水溝，改建為「生態親水環境」，為何瑠公圳的居民會反對呢？

魔鬼總隱藏在細節，一條排水溝，兩個世界。瑠公圳的一邊是眷村，即台灣將領退役後由政府安排的居住地；另外一邊，是「非列管」眷村，大部份台灣退役士兵因為年輕及軍階不合資格，未得到政府的安置，於是在政府的「默許」下，在眷村的對岸自行建屋。要建「生態親水環境」，便要遷折「非列管」眷村，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誰得益、誰受害？是誰破壞了原本水清氣淨的瑠公圳？我帶著疑問，走入村落，街巷狹窄，突然竄出一輛機車，我站在一旁，司機除下頭盔，看著我，打量一陣，知道我是外來人，國語夾著台語，便說出自己的苦情。

「幫幫我們吧，你身後的房子，一磚一瓦都是我親手放上去的，政府要拆，很沒有道理，我不想搬啊。」他指著水溝，說：「我小時候水都很好，我們下去洗澡捉魚，現在水溝都是污水。」

他說了很多話，但我只聽懂了一半。我指著水溝跟他說：「你就住在水溝旁，怎會弄污水溝呢？反而對面的高樓大廈，吃的都是自來水，未必關心這條水溝。」

他再請我幫忙，便回房子了。我看著他離去，想著一道問題：社會的福祉與公義是不能分開的！是的，將瑠公圳美化為親水公園，原眷村和新店市居民也許會多了一個消閒的地方，但「非列管」眷村的居民往何處去？按照村民的回憶，他們並沒有污染瑠公圳，反而是後來新店都市化，一幢幢高樓將瑠公圳變為排水道。都市將河流變成水溝，再以「美化」之名，將村民迫遷，進行河道整治工程，這說得通嗎？

離開瑠公圳，到了溪洲部落。一條新店溪，兩個世界。我腳踏在溪洲部落的土地上，放眼看見對岸矗立著新北市樓價最高的屏風樓。下午三時，陽光仍熾熱，我把水喝光了，所有店舖都關上門，正納悶之際，看到遮蔭處，坐著一位七十歲的婆婆，我走上前去，問婆婆可否給我一點水，她看看我，說沒有水啊。他問我是什麼人，我說從香港來的，我問她是阿美族人嗎？她點點頭。話閘子打開了，也幸好我看了《我家門前有大河》，知道一些阿美族遷居台北的歷史，便和她閒聊起來，她一邊嚼檳榔，一邊說起自己的故事。她說年青的時候，便從台東跑到台北，定居在這裡，十多年前，政府將她身後的房子拆了，原住民便在新店溪旁紮營，與政府爭持不下，最後政府讓步，又讓他們蓋房子。說著說著，她的朋友過來，就坐在我旁邊，還請我吃檳榔。婆婆問她有沒有水給我喝，她搖搖頭。我問婆婆，想住在樓房嗎？婆婆說沒有辦法，顯得很無奈。太陽有些收斂了，村裡的人也開始冒出來，婆婆的兒子和孫兒打成一片，本來空蕩蕩的籃球場出現了兩位年輕原住民，店舖也開了，少女和女孩幫忙賣冰棒。我問少女，想搬到樓房嗎？她說，當然不想。我問她會怎樣回應，她說是大人忙的事，一臉天真。

我看著部落廣場外的一棵苦楝樹，冬去春來，但樹葉還未長回來，為這個快將消失的部落平添一份鄉愁。瑠公圳的非列管眷村也好，溪洲部落也好，都是台北這個新生城市的成長印記，那些戰後歸來的阿兵哥，那些從花蓮台東跑過來建設台北城市的原住民生力軍，都是時代的記號。我們絕不能讓城市伸一個懶腰，便抖下了這些寄居在城市邊緣的族群。城市，應該是促進共同福祉的地方。

OURs及社會住宅推動聯盟

走入台大城鄉所公館，簡約的大樓就是台北住權運動的總部，銀色大門上刻下碩士研究室，家
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讀書人應該有這份社會責任。OURs的朋友，就台北高房價及社會空間問題，跟我們分享公民社會爭權的歷程。我立刻想到《不
能沒有你》的武雄，寄居在碼頭的破房子，為了爭取女兒的撫養權，走到台北街頭，風宿飲露，在立院門外靜候，最後更要抱著女兒在行人天橋危站，反抗非人性的
制度。我也想到《我家門前有大河》的三鶯原住民部落，從花蓮移居到台北，聚居在三鶯溪旁，從八十年代至今，三次拆遷，三次重建，希望在台北這個異鄉，植下
花蓮原鄉的歸屬。看著OURs的簡報，聽他們的分享，再次切身感到，都市化帶來的高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化的議題，城市擴張，邊緣聚居的族群成為閒置的
人，他們只餘下廉價的勞動力，蝸居在城市的一隅。曾蔭權對澳洲的記者說：香港人都有瓦遮頭（直譯英文太蹩腳，還是意譯好了）。姑勿論他說的是否實情，對一
位行政首長而言，這樣的自我要求不是太低了嗎？栽種在花盆的樹木，最終會掙破花盆，植根於大地的泥土之中，這樣，樹才會壯大和結果。樹木不只需要泥土，還
要與大地連結；人也是一樣，不只需要房屋，還需要社區與歸屬。

原來，當北京的學生被坦克鎮壓時，台北的無殼蝸牛卻走出來，以軟性運動，舉辦「百對無屋佳偶街頭結婚典禮」，爭取公民住屋權。1989那一年，今日台式食店四海游龍的創辦人李幸長，在台北發起無殼蝸牛運動，組織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以幽默、理性、溫和與無政治背景的方式，爭取公民的支持。我回來後找到一篇關於他的報道：無
殼蝸牛運動發起人李幸長，原為一名平凡的國小老師，當年號召萬人夜宿燙金地段忠孝東路，耗盡家產甚至負債，之後創立「四海遊龍」賣鍋貼事業發達，但仍信奉
20年前的理念：「不當炒作房地產，害別人買不起房子是不道德的。」這就是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台灣人以四海游龍而自豪，而我卻以香港的大家樂為恥。

香港街頭運動是落伍了？某些政客還引用台灣經驗，搞街頭抗爭，大抽政治油水，自封為抗爭領袖，但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化整為零，走出悲情。他們以輕鬆的心情，安全地參與街頭的嘉年華，這種改變，對七．一有何反思？這或許是黃洋達所說的，轉守為攻的運動策略。這種轉
變，能鼓勵更多中產加入公民運動，走出對話／抗爭這種或此或彼的思維模式。

無殼蝸牛運動的內容如下：

1.     
崔媽媽屋服務中心：組織與服務（租屋資訊服務／社區工作／組織工作）

2.     
無住團結組織：運動／施壓（街頭運動／議題倡導／政策施壓）

3.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運動智囊／論述生產（都市與社區議題／運動論述生產／運動理念宣揚）

運動的轉化：從住它政策倡議至居住消費服務

以道德的立場譴責執政者會為政府帶來壓力，但除了吵罵以外，OURs反思：社會運動對民間社會有何貢獻？提供了什麼服務？如何以公民社會的力量抵抗市
場力量？他們不怪責驚察鎮壓，也不怪媒體抹黑，他們告訴我們，以溫和理性的力量爭取公民的支持，以軟性的策略輔助抗爭，才能強化公民社會，與政府周旋。

牯嶺街劇場及康青龍慢活運動

活在台北，處處驚喜，每次都有新鮮的體驗，我開始懷疑，每次啟前，是「前往」台北，還是「回到」台北？這裡有生活氣息，在尋常生活中也找到格調，這
裡有時間和空間，「慢活」不是口號，是行道上擦肩而過時路人的笑語，是騎樓下用心以葉片包著檳樃的指頭。時間和空間是公民社會的養份。我喜歡牯嶺街劇場的
朋友說：政府都不懂藝術文化，都要由我們來做的。政府，至少要具備謙卑的態度，承認自己的無能與無為。財政司曾俊華曾經
說過，除了小政府和大市場外，香港還有個大社會。沒錯，在殖民地時代，英國人都不願、也不能處理華人事務，所謂的撫華道（後來的華民政務司／今日的民政事
務局）主要籠絡華人領袖和鄉紳，少有霸王硬上弓的氣焰。當時香港社會百家爭鳴，東華保良樂善堂，總之填補政府退出的社會空白，形成英人小政府、華人大社會
的格局。看著台北，好在台北政府還願意承認自己那一點「無能」與「無為」，放手讓劇團保育牯嶺街警局，從內部裝修到劇目安排，都交由藝術團體包辦。這些說
話，香港人
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政府不會處處刁難嗎？不要常常評估嗎？劇場的朋友輕描淡寫的一句話，道盡箇中玄機：信任嘛。這就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信任背後，其實公
民承擔築就社會的責任，不需政府從上而下的任何社會工程，只要有時間、有空間，公民社會自然會生出累累果實，就像夜幕低垂時仍在牯嶺街綻放微光的小劇場。



生活是立體的，第一次到台北，是點到點的移動，再到台北，將點連成線，之後每次再來，
都在線與線之間填上色彩。例如，我必會到光點台北和長春戲院看電影，當粉嶺戲院宣佈結業時，我特地走到長春戲院，細味在Theatre、而不是
Cinema看電影的感懷。每次到台北，我必會穿街過巷，尋找香港不會上映的電影，例如《蛾摩拉》、《地中海廚娘》、《Bunny and the
Bull》、《親愛的醫生》、《與巴席爾共舞》和《愛比死更冷》。從電影的發行量，已能察覺台北社會較多元，電影院上映較冷門的電影，也不至關門大吉，但
在香港，連百老匯電影中心也變得很商業化，三年前苦等是枝裕和
的《橫山家之味》，還以為百老匯必定發行，結果至今我還沒有看過。除了電影院，便是書店了，每次走在騎樓街巷之中，必定會發現隱匿的二手書店，而書店內總
有一些常客、或輕聲細語、或掩卷沉思。跟著康青龍（永康街、青田街、龍泉街）旅人手帖，到師大的街巷，走入咖啡室、書店和唱片舖，各有自己的個性。在香港
的商場，你的生活會突然被抽離，忘了自己身處何地，身在沙田新城市，卻以為自己置身將軍澳東港城，但在台北，茉莉就是苿莉、聯經就是聯經，生活的座標非常
清晰，很有質感，人儘管漫遊，也不至迷失。



這
一次，無論在電影院和書店，都看到台灣人對兒童的愛護，一套關於童畫的法國電影快要上映，我在書店也買了一本《兒童哲學》雜誌。只要看看這個城市的人如何
看待兒童，便能感受這裡的人文精神和關懷。我也刻意觀賞台北的行道樹，在黃春明的鄉土小說中經常出現的茄冬（即香港的重陽木）的確很
多，梁實秋故居外的麵包樹結滿累累碩果，我後來才知道，麵包樹是原住民亞美族人的家族樹。我在香港，很少看到麵包樹果的，但在台灣，但麵包果處處。在充滿
養份的土壤，大樹自然會結果，茁壯的公民社會同樣會結出果實，果實又會滋養眾生。

我喜歡在這樣細微的地方感受生活的氣息。當然，逛逛當代藝術館或中正紀念堂，欣賞這裡的 high culture，百看不厭，但在騎樓底光顧鹽水雞小販，吃吃大腸包小腸，見證沒有地產霸權下的小市民生活，恍若置身《清明上河圖》的民間，也令人回味無窮。

書癮

暑假將至，書癮大作，朝思夜盼暑假早點來到，擺脫時間的羈絆，不聽鬧鐘的使喚，手執一卷，愛讀多久便讀多久，繾綣入夢，時睡時醒，這才痛快。竟然，近日又拿起《紅樓夢》，細嚼曹雪芹的文字，如劉姥姥入大觀園，處處讚嘆。曹雪芹的手法也真高明，借劉姥姥的視覺，襯托大觀園的壯麗。有些導演，也喜用這種手法，借某個角色帶領觀眾進入場景與佈局。

讀到妙玉取笑黛玉是個「大俗人」時，心裡很不是味兒。記得劉心武說過，你可以說她多愁善感、喜怒無常，但就是不能說黛玉「俗」。其實，妙玉越要詆譭黛玉，越自鳴清高，越顯得自己俗不可奈。她的俗，源於造作。用五年前收的梅花雪沏茶，用金銀器盛茶，這些都是造作。反觀黛玉的脫俗，就是她毫不造作。黛玉葬花，是出於情真，是感懷造物的虛無。《紅樓夢》簡介妙玉時說：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

人生沒有經歷，卻為賦新詞強說愁；自鳴清高，眼看人低。黛玉與妙玉，清與俗，只欠一分自覺與省思。說實話，世上妙玉何其多。我又怎能說自己不是妙玉？

中國社會群體事件的分析框架

各位同學，你們看過《仇崗衛士》的紀錄片，應該有些想法，但記緊《海豚灣》的觀影分析，不要重蹈覆轍，除了同情、憤怒等感受外，還需要冷靜的分析。我答應你們，我會寫分析文章，但分享之先，我也希望你們學以致用，運用通課科現代中國單元的概念，分析《仇崗衛士》呈現的中國社會問題。我近日在圖書館借閱了于建嶸教授的《危機與對策：中國社會衝突觀察》，幸好中國還有于教授這些良心知識份子，以專業的知識，替弱勢社群發聲。我將書中一章節錄如下，請你們先讀：

社會性群體事件分類：

	行為目的	行為指向	是否暴力
維權事件	具體的利益訴求	公權機關和侵權者	不一定有暴力
洩憤事件	無明確的利益訴求	公權機關和侵權者	有暴力
騷亂事件	訴求複雜	公權機關、侵權者、無關者	有暴力

維權活動的分類，但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一．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

二．規則意識大於權利意識，即主要針對有法不依的管治問題

三．反應性大於進取性

四．目標的合法性與行為的非法性共存

群體	時期	訴求	方式	地域	回應
農民	2004以前	抗糧、抗稅、抗合理上交	組織農會、上訪、與村鎮幹部談判	江西等相對落後的地區	取消農業稅
農民	2004以後	土地糾紛	靜坐、遊行、示威	廣東、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	可能介入律師及黑勢力
農民	2008以後	地下資源、林權、環境	上訪、毆鬥、圍堵政府機關	山西、長三角、沿海	見于教授的建議
工人	2003以後	國企改制、拖欠工資、社會保險	上訪、靜坐、罷工、遊行、堵塞交通，有暴力化傾向	北京、重慶等大城市、有蔓延至二、三線城市跡象
市民	不適用	物權、環境權、消費權，近年集中房屋拆遷	法律及關係網解決	城市

中國社會的「剛性穩定」特徵：

一．以政治權力的排它性和閉性為基礎，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不允許其他人進入，也不允許挑戰政府壟斷的任何行為。國家的基本制度怎麼樣無所謂，但是共產黨的權力壟斷地位不能變。

二．以社會秩序作為管治目標，任何衝擊中央或地方的行為都視為不穩定行為。

三．以國家暴力、控制意識態和社會組織為手段，無視程序和法制。

于建嶸教授的建議：

一．建立明確的產權，特別是土地和房屋的產權

二．建立有權威的司法制度。現在中國司法受書記、市長和政法委干預，于建嶸建議先以司法制衡地方政府，由中央以垂直的司法來制衡地方政府，將司法審判權從地方收歸中央。

三．建立「真正的」代議制度

四．建立開放的媒體

關於憲法，于建嶸教授提倡：

一． 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私有財產受到保護。

二．修改違憲的法律和法規，如拆遷條例和勞教制度

三．讓執政者受到憲法的制約

四． 建立違憲審查制度

五．以司法的方式維護公民的憲法權利

從七一看政治參與和身份認同

終於等到這一天，特區政府的管治越來越不像樣，曾蔭權和林瑞麟的嘴臉令人側目，面對香港市民，擺出不屑一顧的嘴臉；京官南下，便現出一副奴才相，連學者馬傑偉也忍不住，在星期日明報大罵一眾政府高官。星期四收到朋友的電郵，知道沈旭暉以年輕學人的名義發起聯署，反對遞補機制。我對沈旭暉一向有保留，但細看聯署，發現林輝和邵家臻都在名單內，我心想，這些大纜也拉不上的學者，竟然出現在同一聯署之內，特區政府的惡行專橫可見一斑。我當時估計，這一年七‧一的上街人數，必超過去年。

上街前，我約了十多名學生觀賞藝術中心「華語紀錄電影節」的《仇崗衛士》和《我家門前有大河》，關於兩片的感想容後再談，四時散場後，我立刻趕往銅鑼灣加入遊行隊伍，中六的堅希望和我同行，他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後來仁、欣和薷也加入了，欣和薷也是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我在銅鑼灣遇到婷芝，她是舊生，在港大讀法律，和男友同行。我問她在銅鑼灣幹什麼，她說等遊行隊伍來到插隊，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遊行途中，欣說要好好珍惜香港得來不易的自由。他家住深圳，網路禁區處處，在香港讀書，更能感受思想言論無拘無束的珍貴。我記得讀閭丘露薇的《不分東西》時，她說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香港人」，是參與了天星和皇后碼頭的公民運動。我也一直跟通識的學生說，政治社會參與和身份認同不是兩個課題，而是一體的兩面。當你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時候，你便對香港的社群產生歸屬感，也對社區的命運有所承擔，你便會透過政治和社會參與，改變社群和社區的命運。反之亦然，當你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你便對「香港人」有更大的認同感。

走到半路，欣問我，遊行能改變政府的決定嗎？我沒有正面回應。我只能說，功能組別佔立法會半數，立法機關的組成方式未能反映民意，我們選票的份量被功能組別削弱了，我們只好用腳投票，所以遊行人數絕對是關鍵。星期日明報的黃洋達說，七‧一只是防守性運動，公民社會只可以借遊行向政府說不，並不能迫使政府改變施政。簡而言之，無論七‧一遊行人數有多少，政府永遠站在不敗之地，你人數再多嘛，政府按兵不動便行了，但遊行人數少的話，政府欺負你人少，便可為所欲為。所以，縱然我對去年「五區公投」有所保留，我也投了票，但並沒有投給請辭的議員。幸好我行使了投票權，否則我便給了林瑞麟籍口，要取消補選機制。

過去幾年，我都沒有走上政府總部，但這一年，我堅持走到政府山頭，警察如臨大敵，拿著攝錄機把我們的臉孔拍下，但圍欄外的菲律賓朋友，卻在魚貫遊行的隊伍外，悠閒地度過午後時光，在遠遠的山坡，一隻松鼠躍躍走過，陽光偶爾穿過灰雲，將金光灑在遊人的面上，像佛光初現。如果香港的立法會沒有功能組別，如果特首由普選產生，這些人、這些面孔、這種情景，在七‧一這天，會有不同嗎？離開的時候，在人群中看到熟悉的面孔，想了又想，原來是教會的牧師，想不到她也參加了七‧一遊行。是的，七月一日這天，是特區成立日，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的標誌。日復日，當香港公民面對特區政府的粗暴與無理，感到疲倦了，覺得孤單，便在七月一日這天，發現未向權力屈膝的人，並不只我一個，還有千千萬萬、過著平凡生活的你和他。

改變世界，先改變對世界的看法

收到秀卓的電郵，請我們花大約半小時看JR的得獎感言，我並不知誰是JR，但秀卓的電郵標題非常吸引：用藝術顛覆世界。JR以一貫的法式幽默，笑說自己也不知為何得獎，他說自己只是個喜歡塗鴉的人。是的，初看他的作品時，和我在街頭看到的塗鴉沒有什麼分別，噴噴油、畫畫符似的，很難分別他要出位，還是搞藝術創作。直至他談到法國的街頭運動，傳媒將非洲移民說成滋事份子，他很不是味兒，於是替他們拍了黑白的特寫照片，張貼在博物館外，讓法國人看到鏡頭以外、真實的非洲移民面孔，還他們一份親切感。後來，他走到巴西、非洲、印度，貧民窟的屋頂出現一雙雙眼睛，注視著天際，這是訊號：我們存在這個世界啊！他將巴西的罪惡城，變成笑意盈然的社區，他將塗鴉變成街頭藝術，將文化帶入生活。他說，他並不能拯救世界，也未必能改變世界，但他嘗試以藝術改變人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世界的並不是他，而是因藝術而改變的人。

我一邊看，一邊想著秀卓。秀卓做的，就是以藝術改變學生對世界的看法。他常說，他不是藝術家，而是藝術教師。我曾幾何時，也想過做歷史學者，但兩年研究院生涯，令我和世界脫了節。我一天花六至七小時，在陰暗的角落，埋首在微型膠片之中，讀十九世紀初的紐卡素報紙、傳教士書信，我很喜歡做研究，但心裡就是有種感覺，現在還不是時候，好像還有些什麼東西在我生命中還未發掘出來。於是，論文寫好，便出走了。我在學生身上，漸漸發現深藏在生命裡的我，我發現我很喜歡與人分享對世界的看法。原來，做研究的過程，我不斷修正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但我找不到願意聆聽的人。我曾經問一位資深的教授對後現代主義的看法，他說那些理論與史學無關！我跟研究院同學說電影，他們反問我為何有時間看電影。我失望透了。

教學給我出口，歷史教學改變我對世界的看法，生活也改變我對歷史的看法。這是一趟驚險的旅程，不知不覺，我漸走漸遠。我仍然喜歡研究歷史，但正如秀卓所說，我不會是歷史學者，我是歷史教師。研究歷史的目的，不只是尋找歷史的真相、為歷史尋找最合理的解釋，而是讓學生嘗試以歷史學家的方法看這個世界。當然，要中學生像歷史學家般思考，可能曲高和寡，但最簡單的，我希望學生像歷史學家一樣，對過去保持好奇與質疑之心，知道所有結論都是暫時的，我們都要努力不懈，尋找更多的資料，務求更接近真相。不要以稍縱即逝的生命寬度去生活，而是要將知暫的生命放在更寬更廣的人性時空中，這樣的生活才有深度、有意義。

回望過去兩年，很努力與初中學生分享自己的讀史感悟，並沒有枉然。每次想離開，但就是離不開學生。我仍很喜歡研究，但我希望將來的研究工作，都與學生有關。今天碰到升讀了高中的學生，想我和他們一起讀卡夫卡，看到他們興奮的心情，要展開閱讀旅程的喜悅，叫我怎捨得離開？能夠有秀卓這樣的同事，有身邊的學生，是一場緣份，很幸福的緣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