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3日 星期日

歷史教學作為道德活動

我對David Hansen的Teaching as a moral activity這篇文章有很深的感受,原因如下:

第一,我是一個離開學校的教師,我正在探索如何在學校以外踐行教學的理念。因此,當我看到Teaching as a moral activity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覺得這篇文章可能回答我的問題,並不是「教書」這份工介定我是否在「教學」,而是「教育」這一外顯行為的道德內涵決定我是否從事教學;

第二,十三年的教學經驗,讓我看到歷史教學對學生的情感、價值和態度產生的作用。我相信歷史教學,但這種信念卻與經驗和質疑產生辯證的關係。歷史教學,並不是將某些歷史「教訓」灌輸給學生,而是相信學生(和老師)在歷史教學的過程中建構生命的意義。 

教學作為道德活動(Teaching as a moral activity),我們能否將其他貌似「教學」的行為視為道德活動呢?
例如,訓練(training)與「教學」同樣是一項令學生習得某項技能的活動,但訓練能被視為道德活動嗎?
又例如,說教(Indoctrinating)與「教學」同樣是一項關於價值傳授的活動,但「說教」就是「教學」嗎?
舉一個例子,教師可以「教」學生吸毒嗎?
如果「教學」是道德活動,而教師知道吸毒會損害學生,那麼,「使學生獲得吸毒的技巧」對學生並無好處,所以是不道德的。這個過程或許可為視為training,但大眾卻無法認同這是teaching吧。
再想想那些生活在恐怖主義的孩童,某些恐怖組織「訓練」他們成為童兵,他們視兒童為達至某種外在目標的「工具」,並不以兒童自身的成長為目標,這個過程也不能被視為teaching的。

網路上有一段非常可怕的片段(2+2=5),我們大概不會認同那位站在教室中的人正在「教學」,我們只能說,他運用「教師」的身份進行思想灌輸(indoctrination)。從此可見,雖然「教學」、「訓練」和「說教」有其相似性,有些教師的教學方式也許流於訓練和說教,但我們心目中對某種活動是否「教學」其實是明確的判斷的,這種判斷,很大程度上源於人類於「教師」有道德的要求。這種道德並非某一種價值觀的灌輸,而是我們相信「教學」的過程會令「學生」有更好(而不是更差)的生活。所以,當我們說自己正在從事教學(而不是技能的訓練或價值觀的灌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都以學生的福祉為依歸,這就是教學的道德面向(moral dimension)。

那麼,教學作為「道德」活動是否等「道德教育」?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人海孤鴻》得到一些啟示。電影於一九六零年公映,戰後嬰兒潮及難民南移,香港政府並沒有提供相應的教育政策,香港街童問題嚴重。吳楚帆與白燕代表了典型的教師形象,看他們是多麼優雅,是「道德」價值的化身。不過,「道德教育」往往給人「說教」的意味。如果大家有時間,也不妨看看這部舊電影,除了看看李小龍年輕的風采外,更重要的還是看一九六零年代的教師形像。其中一場講到白燕拿起藤條打李小龍的場面,大家或多或少會同情李小龍的反叛行為。這正正是Alfie Kohn在《How not to teach values》中要反對的教學方式。「道德教育」很多時候將學生當作有待修補/糾正的東西,教學只是達至某些外顯行為的手段,這也是Alfie Kohn所提到的「fix-the-kids orientation」的問題所在。在《人海孤鴻》這部電影之中,社會對道德教育的要求,也不外乎學生要服從教師、有紀律、合作和團結,電影最後一場戲,談到學生在舞台上砌出不同的圖案,答謝師恩,這個情景,令人哭笑不得。說實話,李小龍飾演的阿三在最後那幾場戲,完全失去了風采,因為他已經成為眾多「學生」之一。我並不是要批評這部電影,畢竟按一九六零年代的時代背景,社會對教師有這樣的期望亦無可厚非,但問題是今日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如美國,仍然以服從、紀律、合作和團結成「美德」的時候,我們便會質疑,「誰」在鼓吹這種美德?在專制極權的政治體制或資本主義不受約束的經濟體系中,以上的「美德」不正削弱了「人」對體制的反抗嗎?

因此,「教學作為道德活動」並不等同「道德教育」,當教師視教學作為道德活動時,甚至會質疑「道德教育」的理念,因為「道德教育」把「教學」視為達至某種集體外在行為的手段,忽視了「人」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性。這種對教學的看法,可追溯至康德的道德哲學。康德指出,任何把人視為工具的,都是不道德的。(Proper human growth, for Kant, is in part a process of realizing moral capability – of treating others and being treated as an end – and that process has no equivalent.)

教學作為道德活動的意思,始終視「人」的「福祉」為教學的關懷對象。Hansen指出,Teaching reflects the intentional effort to influence another human being for the good rather than for the bad。(頁828)
雖然教師對「好」與「壞」有不同的標準,但教師卻不能停止檢視教學過程的「好」(the good)是否真的對學生「好」?又如何地「好」?這就好像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所言,未經反思的人生不值得活。所以,教學的道德向度,不是某種價值觀的灌輸,而是教師信念與現實世界中不同場景的持續對話。


2014年2月19日 星期三

雨水:石龍芮出沒注意

立春伊始,雨水又至,倒寒常作,二月乍暖還寒時。
田中野菜競長,藜菜及腰,趕過了玉米的高度,自成一叢。
大雨過後,田蓼、水蓼蔓遍田野,蔊菜白花點綴其間。
蓼藜之間,忽見黃花野芹長在田邊,花像金鈕扣、又像千里光,
莖中空,葉鵝掌形,外表平易近日,像家常野菜。
用了視覺、觸覺、嗅覺認識新野菜,禁不住好奇心,折一小段放進口中仔細咀嚼,
也用味覺感受野菜的性格。
怎知野菜外柔內剛,味道有些像金鈕扣,有點麻,
然後一陣辛辣直撲喉頭,嗆人!
知道來者不善,也不敢太造次。
拍下照片,記住味覺,回家按圖索驥。
翻了幾本野菜圖鑑,也找不著她的出身。
心知不妙,再在網路上找尋。
因為她長得像芹菜,所以在野芹菜的圖片中尋找她的身世,
終於在毛茛科的植物中,發現她的名字--石龍芮,俗稱野芹菜。
網上資料如下:
不能內服。誤食可致口腔灼熱,隨後腫脹,咀嚼困難,劇烈腹瀉,脈搏緩慢,呼吸困難,瞳孔放大,嚴重者可致死亡。
看到這裡,一陣寒意從背上冒起,不知是否冷鋒南下所致。
不過石龍芮全草可入藥,若被蛇咬,可將全草搗爛絞汁塗患處。
每次看到無名野菜,也禁不住好奇,很多時候都是先拍照比對,確定無毒後才細嚐。
但野芹菜的外表實在討好,好在我不饞嘴,野芹菜也以嗆人的辛辣給我足夠提示。
要學神農氏嚐百草,不知要死多少次。
 

2014年1月23日 星期四

在教學法與社會實踐之間:教師如何在校本課程中引入口述歷史教學?

(一)研究背景:

過去十年的課程改革壓縮了歷史科的生存空間,但校本課程發展的空間和彈性亦為歷史教育帶來生氣和活力。就以筆者的經驗為例,從二00五年開始,筆者以「同心圓」模式將學校的初中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統整為歷史與文化科。二00九年開始引入口述歷史研習,與初中學生一起進行粉嶺戲院及粉嶺農村的專題研習(朱耀光,2012)。筆者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借調到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嘗試推動口述歷史教師、幫助教師將口述歷史加入到校本課程。雖然香港教師開始重視口述歷史為教學方法,但口述歷史教學和校本課程發展的關係仍在摸索階段。究竟,口述歷史研習只是教學法的創新,還是課程取向的轉變?口述歷史應該以專題研習的形式進行,還是融入課堂教學之中?
 
(二)口述歷史作為課程內容的回顧

 
扼要回顧口述歷史與中學歷史課程發展的關係,有助分析口述歷史對課程組織的影響。歷史學一直被視為傳統的學科(discipline),歷史作為中學科目(school subject)的發展亦受著歷史學術發展的影響(Stengel,1997)。十九世紀以降,德國蘭克學派的興起,令實證研究成為風尚,歷史研究亦務求「客觀」,追尋歷史事件的真實性成為歷史學家皓首窮經的動力,中國史學家傅斯年便說過史學即史料學,史料搜集與考證成為歷史研究的專業印記。經由歷史學者書寫/生產的「客觀」歷史知識,成中學歷史教育的學科內容。大多數歷史教師的任務,就是將「歷史知識」有效地轉遞給學生(吳翎君,2004)。

 
然而,隨著教育理論的發展,以學科知識為本的歷史課程已受到嚴重的挑戰。例如,受到皮亞傑的啟發,部份歷史教育學者相信兒童亦能透過故事發展歷史抽象思維,歷史教育應該更強調抽象思維能力而非貌似客觀的歷史知識(吳翎君,2004)。湯普森(Paul Thompson)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的《過去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更全面挑戰以文獻研究主導的歷史學術研究。他開宗明義說,「所有歷史最終都視乎其社會目的」。口述歷史,不單是歷史研究法的改變,更是歷史知識論的範式轉移。歷史知識與社會意識密不可分,口述歷史令本來被遺忘的社群、或隱身在主流歷史論述的群體,得到發聲的機會(Thompson,1978;鍾寶賢,2000)。口述歷史以始終以人為歷史的主體,研究者透過提問、對話,以「交談說故事」(conversational narrative)的方法,取得歷史資料,將不同的聲音、特別是文獻中沒有記錄的聲音放回過去的時空脈絡(嚴佳芳,1995;楊祥銀,2004)。從上可見,歷史已不再是純粹的學術科目,口述歷史的出現,已經預示了歷史學重回人文關懷和社會實踐的進路。

 
或許有人認為,口述歷史只是歷史學術界風波裡的茶杯,對中學歷史課程的影響有限。不過,觀乎美國歷史教育的發展,從湯普森在《過去的聲音》為口述歷史教學打好理論基礎之後,美國中學紛紛推動口述歷史研習開始,鄉村學校更積極以口述歷史推動社區研習。就以狐火計劃(Foxfire)為例,口述歷史活動以燎原之勢,掀起歷史教育的改革,多篇學生作品刊登於狐火學刊之內。美國歷史學者Neuenschwander(1976)預期,口述歷史會在七十年代便會成為歷史教育的主流(頁7)。雖然Neuenschwander的預期至今仍未實現,但口述歷史教學已經開始得到教育界的重視。香港歷史教育學者楊秀珠(2002)研究210位中學歷史科(準)教師及小學常識科(準)教師後,發現教師對香港歷史的理解,很接近日常生活的歷史。她指出:「教師的歷史觀及本土史的觀念,直接影響歷史教育的面貌,因為當我們鼓勵教師建立自己對本土歷史的看法時,亦同樣希望學生開拓自己的歷史觀」(頁41)。她鼓勵學生以口述歷史的方法,訪問自己的家人關於日治時期香港的情況,又或者訪問父母,調查他們對六四的看法,她稱這種歷史教學為學生的「聲音」。而「歷史教育工作者可以在私人與公眾、微觀與宏觀、主流與邊緣、主觀與客觀、口述與文本、主幹與旁枝、常規與異數、平凡與出眾之間,去推展歷史想像力的極限」(頁55)。從此可見,關於口述歷史教學的討論,己經從學術界延伸至學校的歷史教育中。

 
口述歷史教學不單帶動了歷史科的變革,也促使跨學科的研習。例如,美國社會科(融合課程)便採用口述歷史,讓學生認識社區的地理位置及變遷,台灣的鄉土教育及社區學習課程紛紛運用口述歷史方法進行教學活動(Dunaway & Baum,1984;吳翎君,2004;林慈淑,2007)。類似的口述歷史專題研習亦在香港出現,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從二00二年開始,便為教師及學生舉辦口述歷史工作坊,亦有以大澳、屏山和灣仔社區為研究對象的口述歷史教育計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亦從二00一年開始推動「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至二00六年開展「香港記憶」,其延伸部份即「記憶校園」,協助師生以口述歷史方法整理學校歷史(王惠玲,2010;陳潔華編,2004)。
 

(三)研究目的:

 
關於口述歷史的優點和重要性,坊間已有大量文獻討論。不過,當教師接觸有別於慣常使用的教學法時,若能展開課程的對話,尋找口述歷史教學與學校課程的關係,最終不論教師是接受還是拒絕,都能體現校本課程的民主精神(鄭鈞傑、林智中,2006)。對中學教師而言,口述歷史教學是教學法的創新,還是更根本的課程取向的轉變?在學術理性(academic rationalism)為主流的學校課程中,教師又如何調適口述歷史教學的社會取向,以配合校本課程的要求(Cheung,2000;Cheung & Wong,2002)?為了探討以上的問題,筆者邀請了兩位即將開展口述歷史教學的教師參與是次研究。兩位受訪教師,都是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歷史科教師網絡成員,他們曾參與該網絡舉辦的口述歷史教學分享和工作坊,並表示會在學校推行口述歷史教學。[1]

 
是次研究主要以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了解兩位教師如何因應校情將口述歷史教學加入校本課程。筆者於二零一二年十月開始就口述歷史的教學問題與兩位教師討論,並分析與口述歷史相關的課程組織原則,兩位教師亦於十一月底擬定口述歷史的教學安排。於是,筆者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中分別訪問了兩位教師,訪談時間約四十五分鐘,訪談錄音後由筆者轉譯為文字,再由兩位教師檢視訪談譯稿,給予回饋。

 
教師甲是高中歷史科科主任,是一位未足三十歲的年青教師,在調景嶺一所直資中學任教,學生多來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在外國的大學主修歷史,回港後以兼讀方式修讀教育文憑,亦主修歷史。他有五年的教學年資,在這所學校任教第五年,他主要任教高中歷史科及初中通識科。去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曾到訪他任教的學校,建議學校可增加初中的歷史元素,所以他未來要負責將更多歷史科的課程內容加進初中通識科。近年,他亦積極參與歷史教學的交流活動,先後參加了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的人文教師網絡及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歷史教師網絡。

 
教師乙是資深教師,大學時主修體育,副修哲學,一九九九年入職時在小學任教中文、數學、常識和體育科,亦曾於中學任教中文科和體育科。他曾修讀中文科的教育文憑、中文系碩士和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在二00九至二0一一年期間,他辭去教席,參與土地保育工作。二0一二年九月得到天水圍一所津貼中學校長的邀請,成為半職教師,教授高中通識科及初中歷史與文化科。由於該校的學生大部份屬於第三組別,教師透過不同的教學形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包括成立耕種小組,讓學生校園的農圃中實踐農務。
 

(四)發現與討論:

 

一.教師普遍認同口述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

 
Cheung & Wong(2003)的研究發現,香港教師的課程取向多元化,甚至出現強大的張力,其中學術理性、思維過程、社會重構、人本主義及科技取向交替影響教師的課程設計(頁242)。在訪談過程中,筆者發現兩位教師對口述歷史都有充份的理解。教師甲閱讀了很多外國、尤其是台灣的口述歷史文獻[2],而教師乙也讀過大量口述歷史著作[3]。他們並不會將口述歷史單單視為訓練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方法,還很認同口述歷史的社會意義。他們對口述歷史的理解,很接近Cheung & Wong(2003)所指的社會重構(social reconstruction)取向。教師甲希望學生藉著口述歷史研習了解調景嶺的過去,並關注都市化對社區與社群的影響。他說:

「口述歷史有其對象,就是讓同學訪問當時人,那些是真真正正曾經發生在社區的事情,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發生,那些事情也可能是一些轉變。我們周遭發生的生活,就是歷史。」

教師乙也希望學生藉著口述歷史研習,關注香港的農地及農業問題,並質疑政府為發展而扼殺農業的政策。

 
然而,在深入的訪談中,筆者發現教師甲和教師乙的後設課程取向(meta-orientation)還有些微差異(Cheung and Wong,2002)。雖然兩位教師都希望借助口述歷史研習將學生的學習連繫到社會生活,但教師甲坦言,高中的歷史課程很著重考試和思維能力,但歷史教育真正感動他的,是「讓學生在歷史科認識這個世界,……發現人類的厲害之處。」台灣歷史學者林慈淑(2010)的《歷史,要教什麼?》說明了歷史教育在學科知識、歷史思維能力和人文向度之間的張力,在公開考試、課程要求和時間限制之下教師在課程內容上都必須有所取捨。所以,為了調解兩「思維能力」和「人文關懷」的張力,教師甲只好在高中歷史課程的校本評核部份加入口述歷史教學,這種處理方式,一方面可以配合課程要求,訓練學生搜集史料、整理史料的能力,又能在過程中培養視學生對社會的關懷。

 
教師乙的後設課程取向則較純粹,這與教師乙的背景息息相關。首先,教師乙具備中、小學的教學經驗。Yeung & Lam(2007)指出,香港小學教師比中學更願意嘗試統整不同的學科,他也直言:「我並非歷史出身,我欠缺的只是知識,但我很清楚歷史的意義。……其實我並不關心學生是否在公開試取得好成績,我只想讓學生認識社區和自身的關係。」非歷史專科出身,令他免去不少學術的包袱。另外,他的學術背景亦很摻雜,語文教育出身,後來兼讀文化研究碩士課程,

根據Shriner, Schlee, & Libler(2010)對不同學科教師的研究,發現語文教師比較願意與其他學科的教師合作統整課程。這或許解釋了為何主修中國語言及文學的教師乙,能夠專注於口述歷史的社會取向。他表示,在參加土地保育工作的時候,已進行兩次口述歷史的研究,他認為「小歷史」也是一種文學修辭方法,以彌補「大歷史」的不足。因此,不論任何科目,他都會在任教的高中的通識科和初中歷史與文化科加入口述歷史研習,帶學生到上水的農村考察、與村民訪談,讓學生了解都市發展對香港農地帶來的影響。

 
從上可見,口述歷史的課程取向充滿彈性,教師既可將口述歷史研習視為歷史能力的培訓,亦可將口述歷史變為跨科的專題研習。歷史出身以及學科的要求,令教師甲不斷在學術要求和社會取向之間摸索,而非歷史主修的教師乙則較無拘束地在不同的課程推行口述歷史教學。不過,正如Cheung(2000)所言,課程取向與課程實施之間仍有一定的落差,教師甲和教師乙能否真正落實口述歷史的歷史思維培訓和社會關懷,仍有待研究。
 

二.從口述歷史教學開始摸索跨學科合作的可能性

 
雖然筆者沒有以強度抽樣方式選擇訪談對象,但本研究的兩位參與教師都具有代表性,教師甲的學校開辦初中通識科,而教師乙的學校開辦初中歷史與文化科,這些安排大致參考了課程發展議會(2002)的建議:

1.      將個人、社會及人文學習領域內的學科,統整成綜合人文科[4],中國歷史科保持獨立;

2.      以中國歷史為主軸,統整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為歷史與文化科,其他學科統整為綜合人文科。

根據外國推行口述歷史的經驗,如果教師甲在初中通識科加入口述歷史教學,應更能發揮口述歷史的社會實踐意義。另外,教師乙除了在高中通識科外,如何將初中的歷史與文化科開展口述歷史課程?

 
教師甲雖然認同口述歷史的社會向度,但他認為在初中通識科中推行口述歷史比較困難。他說:

「創校時初中通識科只為了銜接高中通識科,所以沒有很多人文學科的課程內容,直至新高中開辦人文學科為選修科,才滲入人文學科的元素,我現在負責將歷史的教材加入初中通識科。」

他更表示,初中通識科實際上是在不同的時段學習不同的學科內容,學科內容之間並沒有連繫。運用Tyler對課程統整的定義,這種組織方式只算是廣域課程,不同的學科內容並未在共同的課程組織原則和關係(林智中、陳健生、張爽,2006)。教師甲表示,初中通識科的香港單元是經濟科的同事負責,所以他未能在香港的單元加入口述歷史教學。至於他負責編排的歷史內容,則是以順時序方式組織課程內容,主要教授古代文明至工業革命的部份,也是口述歷史無法處理的時段。

 
至於教師乙任教學校的初中歷史與文化科,亦以順時序方式編排課程,但課程以中國歷史為軸心,並以「思維能力」組織學科內容。這種課程組織大致參考了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07)提供歷史與文化科的課程綱要,「以中國歷史為主線,整合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文化」。不過,這種強調思維能力的比較歷史課程,忽略了香港史內容,與教師乙的社會重構課程取向有明顯的不同。教師乙如何處理在校本歷史與文化科加入口述歷史教學呢?他說:

「我在每一個課題都會引入農業和食物議題,例如我在四大文明和中西方帝國的課題中,都加入農業和食物的內容,從而建立學生的生活和知識的連繫,而我在香港農村做的口述歷史便和農業和食物有關。」

雖然課程以思維能力作為組織學校內容,但教師乙卻以農業和食物重新演繹課程內容,令課堂連繫至學生的日常生活,亦因此找到加入口述歷史教學的課程切入點。

 
本來,校本課程統整應能給予教師引入口述歷史教學的課程空間,不過,從兩位教師的訪談得知,校本課程統整仍以學科主導(discipline-oriented)、思維能力和學術理性取向,教師並不容易在課程規劃(planned curriculum)的層面參與統整工作,所以,他們只能在課堂和個人層面將口述歷史加到課程之中,這亦限制了口述歷史的教學成效。
 

三.以務實方式推動口述歷史教學

 
雖然課程統整未能即時為兩位教師提供實踐口述歷史的空間,但只要教師認同課程理念,總能務實而漸進地帶來改變,正如Park(2008)所言,關於課程統整的研究太集中分析統整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卻未能肯定教師以務實方式(pragmatic approach)取得統整的最大成效。

 
由於教師甲是歷史科主任,他可以自主編排歷史課程,將口述歷史研習用作校本評核課業,增加口述歷史課程的認受性,他亦尋找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支援,以取得外來的助力。至於初中通識科方面,他說:

「有歷史科訓練的同工較少,他們亦沒有接觸過口述歷史,我亦要自己去體驗,及去思考課程發展配合在哪一個範疇。我不知道科組同事是否願意共同開發。所以,我會以高中學生的口述歷史研習成果及專業支援換取同事的認同。」

這種務實取向有別於由上而下的課程發展,教師先從實踐層面取得學習成果,然後再以「調景嶺口述歷史研習」的成果建立同事間的課程對話,然後再探討「調景嶺社區」能否成為初中課程的主題,這種由學習者開展的課程對話,才能落實課程統整的精神,將由不同科目集合而成的廣域課程轉變為跨科課程(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身為半職教師,教師乙明白自己在學校體制中的限制。教師乙一直表示會在高中通識科引入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指導學生以香港農村與農業為題,中學文憑試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然而,在本研究進行期間,教師乙告訴筆者,學校已規定學生獨立專題探究的主題必須與「傳媒」和「教育」有關,所以他只能在任教的通識學生中,挑選有修讀歷史科的學生進行口述歷史研習。那麼,原任的高中歷史科教師會有何反應?教師乙表示:

「(歷史科同事)只關心做出來的功課能否用作歷史科校本評核,我其實不介意工作量增多了,我帶學生到古洞進行口述歷史研習,只希望學生明白香港農民的真實情感。」

他甚至取得校長的支持,邀請農夫到學校教授種植方法,並在學校開闢農圃,讓學生比對口述歷史實習與農圃經驗的學習成果。其實,據筆者觀察,教師乙正以時間換取課程空間,先改變學生對社區農業的看法和態度,落實社會實踐和關懷,再以學生的學習經驗推課程變革,這是他以半職教師換回來的「優點」(即教擔及工作量較少)。

 
兩位教師的務實方式未必會以白紙黑字的方式記錄在(學校)課程文件,但學生的學習成果卻成為了校本課程發展的關鍵,令校本課程改革不再停留於教學法的改變。
 

(五)結論及反思

 
過去關於口述歷史的教學研究呈現兩極化的走向,歷史學者雖然肯定口述歷史的社會意義,但他們仍視中學歷史課程為歷史學術研究的從屬,只從歷史思維的角度,將口述歷史組織到中學歷史課程之中,忽視了口述歷史的社會向度課程取向(Stengel,19971;林慈淑,2007);另一方面,鄉土學習和社區研習只將口述歷史教學視為帶有社會向度的「課外活動」,卻忽視了學校課程的學術取向與口述歷史教學之間的張力。其實,從是次的研究所見,從理解口述歷史的教學理念到課堂實踐,教師需要兼顧不同的課程取向,有些是外在的,有些則是個人信念的,他們都希望取得更多同事及學生的認同下,持續推動口述歷史教學。無視實際環境的限制可能為有心推動課程改革的教師帶來更大的挫敗感,務實地因應學校處境而引入新的教學嘗試,反能帶來課程的對話,體現校本課程發展的精神。

 
Marsh指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一種強調『參與』、『草根式民主』的課程發展口號;是一種重視師生共享決定,共同建構學習經驗的教育哲學;也是一項需要課程領導與組織變革的技巧」(轉載自李子建,2002,頁113)可惜香港的校本課程改革仍是單向的發展過程,由學校中層及管理層設計、再由分科討論執行,「中央-邊陲」的課程發展模式並沒有改變。是次參與研究的教師從個人信念開始,因應教學進度、學生回饋、同事的反應和社會變化修改口述歷史的課程設計,希望由學生的經驗課程(experienced curriculum)找到突破點,帶動校本課程變革,這樣的校本課程發展才能體現理念課程、計劃課程、執行課程和經驗課程之間的動態關係,亦會釋放更大的空間,讓教師將口述歷史教學的社會取向融入校本課程。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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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D., & Wong, H. W. (2002). Measuring teacher beliefs about alternative curriculum designs. The Curriculum Journal, 13 (2), 225-248.

Dunaway, K., and Baum, W. K., eds. (1984).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Neuenschwander, John A. (1976). Oral History: As a Teaching Approach.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Park, M. (2008).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ntegr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Korean Elementary Teachers.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9 (3), 308-319.

Shriner, M., Schlee, B. M., & Libler, R. (2010). Teachers’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liefs Regarding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ustralian Education Researcher, 37 (1),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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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 Paul. (197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eung, Shirley Sze-Yin, Lam, Chi-Chung. (2007). Teachers’ Conception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 Problem Hindering Its Implementation in Hong Kong. Education Journal, 35 (2), pp. 109-144.

王惠玲(2010)〈補白、發聲、批判、傳承:香港口述歷史的實踐〉。《鄭洲大學學報》第43卷第4期。

朱耀光(2012)。〈口述歷史作為教學行動:尋找共同建構的初中香港歷史課程〉。論文發表於台北、香港、廣州歷史教學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吳翎君(2004)。《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

林智中、陳健生、張爽。2006。《課程組織》。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林慈淑(2007年8月)〈口述歷史在歷史教學上的應用?-一位大學教師的疑慮〉。發表於中研院台史所「第十一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

林慈淑(2010)。《歷史,要教什麼?-英美歷史教育的爭議》。台北:學生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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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7)。《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政府印務局。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07)《歷史與文化科(中一至中三年級)》。取自http://cd1.edb.hkedcity.net/cd/pshe/tc/history/New_History/about/about.html。

教育統籌局(2005)。《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香港:政府印務局。

陳潔華編(2004)《批判思考 創意教學:技巧和考察例子》。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楊秀珠(2002)。〈尋找本土的故事:香港教師的歷史觀〉。《教育學報》第30卷第二卷,41-62。

楊祥銀(2004)。《口述史學》。台北:揚智出版。

鄭鈞傑、林智中(2006)。〈評「香港課程改革二00一-《 學會學習》」〉。《廿一世紀教育藍圖?香港特區教育改革議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7-235。

鍾寶賢(2000)。〈「口述歷史」的社會意義〉。《當代史學》。取自http://histweb.hkbu.edu.hk/contemporary/Jourvol3_3/jourvol3_3main.htm。

嚴佳芳(1995)。〈談「口述歷史」在高中歷史教學的運用〉。《建中學報》,第1期,99-103。

 



[1] 承蒙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梁寶芬女士提供網絡活動資料及聯絡受訪教師。
[2] 教師甲在閒談間也時常分享台灣歷史學者張元老師對歷史教學的看法。

[3] 教師乙認為《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是口述歷史研究的典範。

[4] 雖然教育局並不建議學校將初中的統整課程命名為「通識科」,但有部份學校為了與高中的課程銜接,仍把初中的統整課程稱為通識科。



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樹-我的老師

每次困感的時候,我總愛看樹:
 
是什麼讓孤高沉厚的大樹,活得如此輕盈?
是誰把大樹拉上天高,像土地上的一根汗毛?
 
我安靜,聽樹的聲音:
樹梢簌簌而響,最愛透露風的蹤跡;
葉片滴滴答答,預告天雨降臨。
樹,總是安份地抓著地下那一方泥土,
她以根為聽筒,聆聽地心的跳動。
土地的心跳聲,只有大樹能夠聽到。
 
駱駝背著纍纍,來到大樹旁,他走得很累。
風,吹來了一根蘆葦,壓在駝峰上。
頃刻間,駱駝倒了下來。
駱駝問:蘆葦呀蘆葦,你為何要把我壓傷?
蘆葦望著大樹,說:
 
大樹呀大樹,你把自己立在土地之上;
勞累的駱駝,卻要把泥土背起,走向遠方。
 
對話驚醒枝頭的鳥兒,
鳥兒拍翼,乘風飛翔,
尋找一處更安靜的角落。
 
 
人去樓空,只有鳳凰木守在幽幽的鎖羅盤

2014年1月9日 星期四

台南閒晃

秀卓退休,約好陪他到台南,感受巷弄的文化氣息。


在台南,遇到了漂流木的藝術家和社區報記者,我們就坐在工作室閒聊,談社區,也談鄉土。很多台灣人都以為香港沒有鄉土,但實實確確,我們就住在鄉土的附近,只不過鬧市的喧囂掩蓋了農村的靜默。新界的農村,是漫天的星宿,只是霓紅燈把黑夜照得太燦爛。

離開漂流木工作室,我們走到窄門咖啡,在閣樓看風景。突然想起卞之琳的《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就在百年老屋內品嚐一口拿鐵,咖啡的香氣在蒸餾器中四溢,
我看窗外草地遊人如鯽,A room with a view。

聽說《斷章》會重演,大概是不可錯過的舞蹈樂章。

喜歡這幾張照片,不因照片中的人,而因拍照的,是我的師友和教學啟蒙者,秀卓。





2014年1月7日 星期二

澆水的疑惑

澆水的時候,看到鄉友在田中插了紙牌,上面寫著:Thx for watering with love。溫柔的鄉友,以一句話感謝,也用這句話提醒。澆水這回事,看似很容易,拿著水龍頭把田地淋濕不是大功告成了嗎?誰不知澆水是作物健康成長的關鍵,灌溉更是操練,讓慈悲轉化成細緻的行動。

我從來沒有把澆水這回事放在眼內。從學種田到實習,都已經兩年了,不懂的雖然很多,但總不致連澆水也不懂吧。怎知,半年前的一個早上,當我正在澆水的時候,TV走過,眼裡射出幾分殺氣,我心跳加速。然後,農夫阿手走到我身邊,跟我說:「TV叫我示範一次點樣淋水喎。」我仔細打量阿手淋水的姿勢,覺得和我的沒有兩樣。我問:「有咩分別?」阿手答:「唔知呀!」我滿腹疑惑,也有些不忿。

過了幾天,又是清早,TV經過,我忍不住問:「我錯在哪裡?」迷時師度,悟時自度,請大師開示吧。TV回我:「水龍頭齊腰,水要與田地平行射出,唔好向天。」哎呀。我還以為雨水從天降,向天射水,讓水珠如雨絲落下,任由陽光在水珠中折射成彩虹,多浪漫呀,有何不可?於是我問:「點解唔得?」TV淡然地回答:「作物好容易病。」又是禪語,我慧根不深,如何參透?於是請人指點迷津。我後來才知道,葉面太多水份容易滋生細菌,感染作物,正午時份水珠折射陽光也會曬傷葉片。

從此以後,我開始留意澆水的姿態:

浪漫型:像以前犯的錯誤一樣,把水射向天空,看雨簾間若隱若現的彩虹,捕捉清風的身影,詩意大發,但忘記了作物被水珠壓彎了腰。

急躁型:把水放得很大,視農田如火場,自比消防員,只希望農田變濕,無視泥土被水珠混和如水泥,陽光一曬,水一乾,農田死死實實如石屎地台。

過度活躍型:拿著水龍頭三百六十度自轉,將農田變為水舞間,看到田畦濕了便以為完成任務,怎知泥土表面濕了,但泥土深處仍是乾巴巴的,作物根本不能吸收水份。

社交型:最喜歡一邊淋水,一邊吹水,在田畦間風花雪月,閒話家常,怎知口若懸河,流水也滔滔漫過,導致田畦的水份不均,甚至水淹田畦。

大家不要誤會,以上的情景都出自我身上,我自嘲而已。

近日街坊經過,也好心建議我們做些自動灑水系統,不要花太多時間澆水。不過,直到現在,我還希望把澆水這件事看為生活的操練,要真真正正的watering with love,謙卑地學習澆水、以慈悲灌溉。我相信,作物會感應到的。

後話:我把西蘭花種得太密,如果不移苗的話,西蘭花無法再長大,於是忍痛把西蘭花移開,那三株被移開的西蘭花過了兩小時,已經垂頭喪氣、像雙臂軟癱的病人。我澆水後跟她們說:西蘭花啊西蘭花,如果我做錯了,請你們原諒;如果我做少了,請你們用生命力頑強地生存下去。我第二天早上回去,見她們神采飛揚、精神奕奕。又一個magic moment!


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學生的回信:鄉土教育的可能

二十多位中二學生參與馬屎埔的口述歷史活動,我先帶他們行村,簡介馬屎埔的歷史,從東村到西村,我們走了一圈,回到農棚,一位姓楊的同學說,這條村落他騎單車沿梧桐河經過很多次了,但從來沒有停下來穿過村落。這一圈走來,他才知道馬屎埔的真貌。「經過」與「停駐」,不就是段義孚所說「空間」和「地方」的差別嗎?只有當我們停下來、駐足觀看聆聽,與那個場景融合的時候,無意義的「空間」才會變成有主觀連繫的「地方」。

上星期,一位女生把一篇日記交給我,內容是這樣的:

「在粉嶺北,有一條美麗的鄉村叫「馬屎埔」。我從來都沒有去過,也從來沒有注意到。可能是因為聯和墟的高樓擋住了,也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的不關心。

我加入了口述歷史小組,好奇的進入了那個鄉村,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就快「廢」了的鄉村。不知是為什麼,可能是因為這個鄉村好像我的家鄉,我感受到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跟家鄉不同的就是比較多蚊子,叮的我滿腿都是泡。

在那,我看見了很多綠色,有滿天星、有不知名的小花小草,也有到處都是的野花...農田裏有很多當地農夫種的菜,好像我家鄉裏的農田,讓我想起了好久都沒見的婆婆。在老師說鬼屋的時候,我不禁打了個寒顫。因為我跟已經退休的藝術老師一樣,只要一有人說鬼故事,我們就會把剩下的事情都想出來。

「結束了,哦不!是終於結束了。」被蚊子叮的快死了的我心裏是這麼想的。為此,我感到有點開心,但我卻有點想哭,不知道為什麼,但我肯定了,是因為我差點把這當成我家鄉了,怪不得!這種感覺真的好像我離開家鄉時的感覺,天啊!我在這就待了幾個小時,我居然把這當成家鄉,真可笑!但確實,這美麗的地方,政府卻要開發掉,政府,這個控制市民生活的是怎麼了,沒有同情心嗎?還是被利益沖昏了腦袋?

參觀了馬屎埔後,我很開心,這地方讓我明白了鄉間的人情、溫情和對這地方的感情。謝謝口述歷史小組!你讓我學會了很多我在學校裏學不會的東西。」

收到這封信,我喜出望外。這位小女生所說的話,證實了鄉土教育的可能。戰後的香港,曾經只是移民寓居的城市,七十年代以前談論鄉土的時候,想起的大多是祖輩在國內的原生地,但回歸以後,香港的本土意識逐漸濃厚,香港也不再是「寓居」的空間,當我們現在談論「鄉土」的時候,其實就如是尋找香港這個城市的「主體性」。所以,如果本地史教學能夠喚起學生的「鄉土感情」的話,那種「鄉土感情」的對象便不再是學生的籍貫,或祖輩的原生地,而是香港這個作為我們故鄉的地方。學生也可以從社群的回憶中,體認到香港已經從上一代人「寓居」的空間變成這一代人生活的「地方」。粉嶺可貴的地方,就是還有農村。

就如學生的信所揭示,在馬屎埔的村落中,學生能從村民的回憶中看到一個充滿「鄉土感情」的香港。


2013年12月7日 星期六

大雪:種子的期待

自從上星期和學生一起除草、落玉米種之後,我常常探望那片玉米田,看看種子時否已經甦醒,在冬陽溫暖的懷抱下茁壯。有時候,我也覺得很奇怪,那片田一直都在苦楝樹旁,我也經過無數次了,那裡雜草叢生,我也沒有特別留意。為何落了種子以後,那片田地會變得不一樣?是的,表面上,那還是一片平平無奇的田地,但我們知道有些種子在發芽,生命發生在那片本來荒蕪的田野間,更奇妙的是,我們有份參與這個奇蹟的出現。

每次談起種子,又會讓人聯想到盼望和期待。你們最近期待過什麼?又有什麼值得你們期待?你們期待了多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值大雪節氣。大雪的意思,即是天氣越來越冷了,雨水也越來越少,農夫要著手為作物保溫保濕,到了這個時候,農民特別期待春天再臨。在充滿冷氣暖氣的城市,我們早已失去了對季節來臨的期待,所以才有夏天開冷氣打邊爐、冬天開暖氣吃雪糕的荒謬情況。在我們還未期待的時候,慾望已被滿足,好像只要花花錢,最新的平板電腦、手機型號即時入袋,消費浪費再消費的習慣令人失去了「期待」的能力、更不能再欣賞「期待」的美。 

不過,一顆玉米種子讓我們重新學會期待。生命不是純粹的物質,生命是讓人讚嘆的美。我們不知道種子長大後的模樣,直至她願意向我們顯露出來。她可能長得金黃飽滿、也有可能蒼白纖瘦,我們甚至不肯定埋在泥土裡的種子會否長大,所以我聽過一個傳言,說以前的農夫會在一個洞內放三顆種子,一顆給天上的飛鳥,一顆給地裡的百物,第三顆才是自己將來的收成。這樣的期待沒有預先設定,不像電子產品廣告給你目不暇給的慾望。對生命的期待是開放的接納,隨時迎接生命的種種可能,在生命面前保持著謙卑之心。種子教我們的期待,不是慾望的即時滿足,而是開放心靈的操練,我們澆水、觀察、聆聽,靜候生命的回應。

剛過去的夏天,田裡的豆角和秋葵長得豐盛,我們看著秋葵和豆角開花、結果,然後果實老去、枯黃。我們取出種子曬乾,把種子放在雪櫃,讓她們睡一睡,到明年夏季再來的時候才把她們放回泥土之中。我相信,植物也期待一代又一代留在土地裡,世世代代與泥土談戀愛。讓她們的下一代繼續在這片土地發芽生長,可說是報答她們的方法,答謝她們慷慨的給予。各位同學,你們有沒有想過,那顆金黃、有些乾癟的玉米顆粒是如何來到你的手中?那顆種子又有多重的歷史厚度?你們為何要在這個小雪和大雪之間的時節將她放在田畦裡?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我們能夠一邊觀察玉米的成長,一邊思索以上的問題。 

或者我們細心聆聽,玉米會告訴我們更多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