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的掩眼法

是我期望太高嗎？看預告片段，還以為「黑天鵝」要解構、甚至顛覆《天鵝湖》，不讓白天鵝專美，再加上Natalie Portman挾著最佳女主角的氣勢，深怕自己錯過入院觀看的機會，於是星期五晚上，拖著疲倦的身體，也要入場觀看《黑天鵝》，可是，大失所望，看到半場，已開始感到厭煩，希望快些回家睡個好覺。

《黑天鵝》劇情單薄，角色刻板，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愉雞」。過份呵護的母親，將女兒妮娜迫成純潔天真的小公主，但在導演的淫威下，小公主發現自己可以是一隻不折不扣的黑天鵝。正邪一身，分飾兩角，妮娜開始分裂，甚至產生幻覺幻聽，走向自絕之路。於是，電影為了讓妮娜走火入魔，加插了太多刻意的角色和情節，令電影影庸俗、膚淺。例如，那個來自三藩市的惹火舞者莉莉，還有自殘的前任天后貝芙，她們的出現，令妮娜嫉妒、走火入魔，但其實這些角色都是掩眼法，令編劇不用費神，交代妮娜從白天鵝變成黑天鵝的心路變化。

電影的重點，應該在妮娜和母親的關係。她的母親，曾經是很成功的芭蕾舞蹈員，但因為妮娜，她放棄事業，將妮娜撫育成人。她很關愛女兒，甚至過份保護她，一直視她為十二歲的「小公主」。電影開始的時候，我們還以為她是個好母親，勸妮娜不要給自己壓力，但後來，同一個母親，卻變成壓迫女兒的惡魔。她管束妮娜，甚至是妮娜「性壓抑」的源頭，她不理妮娜的私隱，脫光女兒的衣服，剪女兒的指甲。這完全是說不通的，角色缺乏了一致性，為了劇性而扭曲了人物性格，電影更將她的母親描寫成瘋子，終日反鎖在室內，畫些如孟克「吶喊者」的畫作。好了，如果她真是這麼矛盾的話，重點便要放在兩母女的關係和相處，如果妮娜要反抗，早應讓反抗了。再說，她的母親也不是如此專橫，妮娜反鎖自己的那一夜，她也沒有發瘋啊。其實，將母親妖魔化，都是讓妮娜走火入魔的掩眼法。

再說那個色迷迷的劇團導演，以性挑逼迫妮娜揣摩黑天鵝的內心世界。我真不明白，為何人性的黑暗面，必須與性扯上關係？白天鵝代表貞潔？黑天鵝代表性慾？夠了吧，不要那麼煞有介事好嗎？將性誇大，又是一次掩眼法。如果一切都那麼順其自然，妮娜愛上導演，又或者導演真的搞上了妮娜，兩人發生關係，編劇便要花很多功夫，描寫妮娜的心魔何在。性壓抑作為心魔，是最方便之途，至少大部份觀眾都愛看這樣的故事，特別是飽受性壓抑的觀眾。

作為心理驚慄電影，《黑天鵝》的導演和編劇都很懶惰。他們只懂用那些萬試萬靈的方法嚇觀眾，例如從浴缸冒上來時看到扭曲的面容，又或者在鏡中看到滿眼血絲的自己（很多都照抄希治閣），再加上杜比環迴立體聲的震憾音響，很多觀眾都會扭成一團（可是很多觀眾買票進場，就只求這麼簡單的被嚇經驗，將電影院當作海洋公園的鬼屋）。其實，試想想，關掉音響後，大部份鏡頭都沒有懾人的力量。要看人格分裂，疑幻疑真的電影，看後甚至會質疑自己存在的真實，如馬田史高西斯的《不赦島》，這才是真正的心理驚慄電影。

Portman真的很努力演妮娜的角色，正如DiCaprio在《不赦島》中同樣努力。不過，我覺得DiCaprio很享受演戲的過程，而Portman只是很賣力、甚至吃力，由於電影欠缺藝術成就，這個最佳女主角，嚴格來說，只是勤力學生的安慰獎。

共鳴

我沒有教學生W，但她曾經跟我看社運電影，會分享讀書和觀影心得，後來以文會友，她聰穎過人，一目十行，博聞強記，分析力強，中一時已看昆德拉的小說，現在更觀看雷奈的《去年在馬倫巴》，在她身上，散發著香港少見的文氣。她說認識我是她的榮幸，其實，能認識她才是我的榮幸。

W：    

讀你的筆記，燃起我心中的熱情，我還記得自己孤寂地坐在漆黑的電影院，看著李燦森在墳場中徘徊，是生是死，To be or not to be，迷惘也好歹有個盡頭，處身迷霧之中也不要懷疑自己目盲。看陳果的電影，很親切，覺得他將那些無法言傳的感受，以影像表現出來。然後，《去年煙花特別多》那份唏噓與慨嘆，香港會否如煙花，就在最璀璨時謝幕？九七是香港最光輝的時間，也可能是煙消雲散之時。再到《細路祥》和《榴槤飄飄》，陳果又一次將隱形的移民帶到銀幕，將他們的生活放在銀幕上也不會嫌太大，因為他們的身影和聲音一直在香港人的視線和聽覺以外。       

所以，你的筆記與我的內心產生共鳴。我和你一樣，喜歡陳果多於王家衛，王家衛的電影再華麗，也只是香港的墓誌銘，陳果的電影再低微，也是香港的血與肉。其實，香港還有許鞍華、韋家輝、張之亮……，我會毫不吝嗇，入場觀看《得閒炒飯》和《再生號》，他們並沒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別在香港這個媚俗之地，一張入場票，就是一份無言的支持。

我也是在大學的時候，才認真看法國的新浪潮電影和日本的電影，有些電影，更是看兩三遍才看得懂，都是那一句話，你年紀輕輕，便有如此品味，真難得。你的電影和讀書筆記，能清楚分析作者風格和中心思想，觀點獨到，我也自愧不如，很希望和你分享更多追影逐字的經驗。我也是書癡和影癡，但年紀大了，記性差了，也沒有時間整理思緒，真懷念年輕的日子。

能夠在忙碌的日子，回憶那段尋常的放蕩的日子，真幸福。我上月收到一份學生給我禮物，在玻璃瓶內一張便條寫著：可以為夢想而忙碌，不要因忙碌而放棄夢想。我把那份禮物放在案頭，經常提醒自己，再忙碌，也為了和學生之間的生命激盪。你的來信再一次提醒我，什麼才是最寶貴的。讀你的信和筆記，我想到朱天心的《擊壤歌》，他的父親朱西甯是台灣的文學家，你的筆記也很有《擊壤歌》的風範，我很幸運能遇到你，也很慶幸能為我買的書找到更適合的讀者。

最後，我也介紹一本最近讀的書－池田大作的《青春歲月　讀書感悟》，其中有以下一段話：「真正讀懂一本書的人是可敬的／要懂得讀書，不要死讀書／要成就自己，那就需要熱烈的勇氣。」W，你絕對是一位可敬的讀者，也希望你成為一位可敬的作者，而我也很樂意繼續做你的讀者。

必要的喪失：127小時

看《127小時》，令我想起一本讀過的書－《必要的喪失》，人生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從小開始，我們不斷學習，從無到有，建立自己的身份，為學日益，擁有自己的事業、家庭和名聲，所有東西累積起來，便成為「我」了，好像某些人的名片，在自己的名字下，還要加上什麼博士、顧問和工作銜頭，我見過最誇張的名片，是風琴式摺疊，他甚至想告訴你自己的面書有多少朋友，又有多少人「Like」。

不過，有些人走到一個階段，方發覺生命中的魚與熊掌，或此或彼，必須有所取捨。Aron Ralston被困在狹谷的127小時，從憤怒到絕望，最後忍痛割捨，壯士斷臂，活出不完整卻圓滿的人生。這就是為道日損的道理，也就是林谷芳說的「歸零」，從不斷增加的人生變成不斷減去的人生。生命和愛情，孰輕孰重，自由和良知，又怎樣抉擇？二者只能擇其一，不斷的減去，餘下的就是真真正正的你。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但如困是你，什麼是可貴，什麼皆可拋？

Danny Boyle處理《127小時》很有節奏感，一貫《迷幻列車》的風格，想像與真實，回憶與今天互相交疊，畫面和配樂都牽動我的心跳和呼吸。，不過，我想再多知道Aron Ralston的心路歷程，所以買了《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他開宗明義說，被困的127小時，是一次靈性旅程。且看他說為何喜歡獨自攀山：The invigoration of hiking alone, moving at my own pace, clears out my thoughts. A sense of mindless happiness.村上春樹在《關於跑步》，也有類似的看法，這也是我近年常往梧桐河畔跑步的原因。

我最喜歡，就是那份骨氣，他說：There is an undercurrent of attitude among the high-country proletariat that to buy one's way back into the experience of resort life is a shameful scarlet letter. Better to be the penniless local than the affluent visitor.這就是生活素質，非物質的生活素質。由於性情所近，我特別喜歡《Into the Wild》和《127 Hours》，也愛看Discovery Channel的《Dual Survival》。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我浪跡天崖，我能放下現在擁有的什麼嗎？

馬屎埔的發展如何影響粉嶺居民的生活素質？

年初五補課，我以實地考察的形式，帶了23位通識學生到馬屎埔考察，我從綠悠軒出發，沿途講解。綠悠軒旁的臨時停車場，本來要建公屋，但遭到帝庭軒、御庭軒和綠悠軒的居民聯手反對，認為密度太高，影響生活素質，區議員勞師動眾，發動簽名運動，迫使政府擱置建屋計劃。四年過去，政府將該地板拍賣，高價成交，鄰近私人屋苑尺價水漲船高，所以這一次沒有人反對。說到底，生活素質還是其次，樓價升跌才是重點！

我們走入龍躍頭，看杧果樹、牛奶榕和銀合歡，沿河觀察，有人釣魚，人有踏單車，度過悠閒的新春初五。我們到馬寶寶農場，訪問青年農夫朋友，他說，從反高鐵開始，他不斷思考如何過活，腳踏實地去為香港這片土地做些事情，最終，他選擇在馬屎埔「留學」。他真的用了「留學」這個字，我很感動，這是出自內心的謙遜與真誠，不是高高在上的幫人，而是俯身學習。

永然的考察報告讓我很驚訝，他並不是很積極的學生，但這一次我看到他是從心學習，文章如下：

馬屎埔位於粉嶺聯和墟側，是一個郊區，那裡風景優美，還能呼吸著新鮮的空氣，的確是紓緩壓力的好去處。每逢周末，都會有些愛釣魚的人、情侶，或是一家大小來郊遊，欣賞沿途的美景，為此地方添上人氣。但是馬屎埔在不久的將來會發展成低密度住宅區，所以遊人少了一個欣賞自然美景的好去處。

在經濟方面，政府將會把馬屎埔都市化，興建一些低密度住宅區，把古洞、打鼓嶺和粉嶺北三個地方，發展為「三合一新發展區」，提供更多住宅。事實上，恒基、新世界和新鴻基這三大地產商利用低價收購農地，並破壞農民的生活環境，增加可發展的土地。興建新樓宇會刺激該區的樓價上升，令粉嶺區的業主財富上升，但在另一方面，一些人正犠牲他們的生活素質。馬屎埔的居民以務農為生，發展商破壞土地便會令農民收入大減。

社會方面，根據香港人權聯會的定義，平等機會是指所有人不會因其個人的任何背景或身份特徵，而遭受不平等及較差的待遇，在這件事上，我發現地產商不公平對待馬屎埔農民，以低價向原居民收購農地，趕絕務農的非原居民。而且，非原居民沒有渠道，特別是政治渠道反映意見，不滿難以宣洩，影響社會和諧。

文化方面，發展商和農民的價值觀有差異。發展商以追求最大利益為目標，而農民主要以安穩的生活、自給自足為目標，農民的主觀願望在發展的過程中被漠視，地產商破壞農地，也會令正在馬屎埔萌芽的有機耕種消失。

環境方面，若地產商興建新樓宇的話，會影響依賴農作物生存的生物，令牠們失去棲息地。同時，更重要的是，粉嶺居民將失去一個學習環境保育的地方，亦少了一個紓緩壓力的公開場所。

總括而言，馬屎埔的發展對粉嶺居民的生活素質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無論從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方面，政也也不應只顧經濟效能及地產項目，應該加強環境和文化保育，為下一代保留馬屎埔的農業面貌，以可持續的方式「發展」馬屎埔。

西九文娛藝術區如何影響香港人的生活素質？

通識精神，是要保持質疑的態度及批判能力，尚儀的文章雖然駁論較少，但卻一針見血指出西九的問題，她嘗試在經濟、社會及文化的框架下，分析西九對香港人生素質的影響，文章最重要的地方，是她能從地域、階層去劃分「香港人」：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提供具文化藝術的表演、展覽，能夠提高一部份香港人的文化素質。西九一帶屬高樓價地段，遠離市區的居民如果要到西九，便要承擔高昂的交通費用，而且很費時間。高鐵的成本也可能轉嫁至西九門票，令貧窮市民難以受惠。所以，縱使西九有很多文化活動，但西九的最大得益者，可能屬於香港中產市民或內地的旅客。

 

西九在市區面貌方面，可以提供一個美觀的城市建設場所，亦會大量綠化，但是在建文娛藝術區的時候，首先要填海，影響維港的水質，平整土地及拆卸樓房，亦耗費資源，棄置物料會加劇香港堆填區的負擔。在建築過程中也會有很多建築廢料和製造各種污染，聲音和灰塵更影響到附近居民的生活，環境生活素質下降。完工後的建築物還會有一定高度，所選用的玻璃幕牆令外室內要調更大的空調，玻璃的反射作用加劇熱島效應，所以對西九的市民而言，西九可能令環境層面的生活質素下降。

 

西九項目造價不菲，門票不會很便宜，對於中上階層的人而言，還可以負擔，但對於偏遠地區的低下階層而言，有多少負擔能力？而且因為高鐵接駁到內地福田，可能增加到西九的內地旅客，該區的樓價及物價也會上升，這樣對中上階層的影響可能不大，但對於居於在大角咀及油麻地唐樓的低下階層而言，會有很大的影響。香港通脹加劇，對香港人在經濟層面的生活素質也沒有多大的好處。

 

政府運用這麼多資源去建造一個西九文化區，更特地加設高鐵站，方便內地旅客到港，這些錢為何不花在扶助香港的弱勢社群，加強社會福利？香港貧富懸殊嚴重，政府應該訂立更多的政策，減低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而不是大灑金錢，試圖以基建吸引更多內地旅客的消費。收入不均已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西九文娛區能否在社會及文化生活素質方面惠及全體香港市民、特別是低下階層的香港市民，才是挑戰所在。

 

南生圍與香港人的生活素質

談到香港旅遊業，大家都會想到迪士尼和海洋公園，其實，這些都是消費為主的旅遊業，為了擴闊學生對「旅遊」的理解，我在跨學科研習週的通識課程，加入了「南生圍單車生態遊」的研習，讓學生探討除了消費型的旅遊外，香港能否發展（發現）可持續的、以自身為主體的旅遊？

政府經常強調爆滿的海洋公園和迪士尼如何帶動香港的經濟，內地旅客的消費力是香港經濟的原動力，我有時真的覺得，我們現在做的，比殺雞取卵還可怕，我們正在消滅自身，迎合別人。中四學生子健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南生圍單車生態遊和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有何關係？內容如下：

要充份分析南生圍單車生態遊是否能夠提升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必須由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方面詳細分析。

隨著氣候變化嚴重影響了地球的生態，保護環境問題迫在眉睫。我認為香港有必要開始積極保護環境。為了地球可持續發展，世界環境日亦由2008年就開始推行了一個主題：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這一個主題重點是關注如何促進建立低碳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例如提高能源效率、尋找替代能源、保護森林以及生態友好型的消費模式等等。而南生圍單車生態遊絕對能秉承著這個主題，為香港帶來另類的經濟收益。

低碳的健康生活成為了時下熱門的話題，亦成為了民眾樂於追求的一種新時尚生活方式。低碳旅遊，即是以單車作為代步工具，到戶外享受清新的大自然氣息，沉浸在大自然裡，能夠輕鬆地釋放出壓力。同時，踏單車是一種帶氧運動，能夠使我們增強抵抗力，對抗病菌。低碳旅遊的過程，通常都是結伴而行，同時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與家人和好友度過難忘的一天，使能放鬆心情，這些方面就能提升社會和文化的生活素質。

這一個單車生態旅遊計劃是由香港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主辦，培訓元朗及天水圍區內青少年成為生態導賞員，利用天水圍天然生態及單車作為賣點，籍著帶領區外及海外人士於新界西的多獨特單車路線進行多元化的生態旅遊，不但能夠帶動讓區的消費，更直接為青少年提供培訓及工作體驗的機會。另外也讓更多市民認識和加入到健康的低碳生活中來。社區之所以能如此穩定的發展，有賴於社會企業的不懈努力，社會企業透過商業的手法運作，賺取利潤用來貢獻社會。他們所得到的盈餘是用來回幫助弱勢社群、促進社區的發展和社會企業本身的投資。他們重視社會價值多於追求企業的盈利，而主辦單位東華三院正正就是香港歷史悠久的著名社區服務機構，這對香港人的文化、社會、經濟生活素大大提升。

南生圍本身具備的條件更是優越，南生圍的清幽環境所帶來的愉悅，還可以品味到傳統特色十足的橫水渡，並且享受風味農家菜，了解早年基圍蝦的養殖，大飽口福，同時認識到紅樹林濕地的生態特色，一邊享受繁茂翠綠的樹木清新，一邊還能欣賞雀鳥在空中翱翔。盡情體驗由大自然所帶來的無限清閑感之餘，亦能體驗到農村昔日的情懷，實在讓香港的環境和文化生活素質大大提高。

從以上的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多方面分析，可見南生圍單車生態遊的的確確能夠提升香港人的生活素質。

學生心中的絲路

為了配合跨學科研習的「旅遊」主題，又要配合歷史科的進度，我選擇了絲綢之路為兩星期的研習範疇。中二學生對歷史人物的經歷比較有興趣，於是我整理了漢代的張騫及東晉的法顯，讓學生從他們身上探究古今行遊之別。行旅與旅遊，一字之差，古代行旅，一去並不一定能回頭。

跨學科研習完結，我請同學借閱一本關於絲路之書，特別推介井上靖的歷史小說，新年假後，陸續收到學生的閱讀報告，嘉璟和紅紅的文章很有意思，現放在網誌，以下是嘉璟的分享：

在東晉時期，戰爭氾濫的時代，人們都不聊生，心裏都無依無靠。這時，宗教成為人民心靈上維一的依靠，去學習梵語，西去取經，他是第一個取得經又能回來的人，法顯的心是在爭扎？恐懼？衰傷？高興？

出發時，我相信他是為民，抱着尋找希望的心情去取經。以他這樣的年齡已經是非常長壽的了，他還要去取經，這對一個老年人來說已是很困難的事。還遇上風浪，如果讓現代的老人走稍遠一點的地方，他們便會擺手說不．但法顯還繼續堅持下去，為了他信任的人們。

法顯是將佛教在中國發揚光大的人，跟﹤西遊記﹥中的唐僧一樣，西行取經．出家人，心中毫無雜念，像一本字典一樣。法顯為人民，為國家，為了他自己心中和百姓們心中的信仰，離晉西行是他所選的道路。人們現代的佛教，如果沒有法顯，佛教現在在哪呢？法顯，可說是佛教的傳教人，像其他教一樣，心中的信仰是心裏的依靠。

以下是紅紅的分享：

我在課堂上學到了以古人行旅的心態，去比較現代人的旅遊。古人出行，並不只是為了遊山玩水，而且需要考慮生理條件，面對未知的路途，能夠安全回家，已算是大幸，因此令我更想知道更多前往西域的心態，又或者是所見所聞。

最後，我讀了井上靖的《敦煌》，我現在知道敦煌的歷史背景，學懂怎樣將歷史資料轉變為活生生的文字、有生命的文字，我很佩服井上靖以小說模式，透過書中人介紹敦煌的歷史。看完此書後，我想借閱關於流浪的書，因為我想知道流浪的心境是如何，是否與古人行旅的心態相似？流浪讓心靈得著，一個人處於陌生的地方，一切都由零開始，一個人漫無目的、拋開城市中的喧鬧，面對幾天的新生活，或許，心靈上重新整理，我認為流浪是很有意義的「旅行」，思考模式也許也會因此而變，長大後有可能我會嘗試流浪一下。

沒有個人主義的《英雄本色》

龍剛的電影一向叫人意外，看1967年的《英雄本色》，因為想知道吳宇森鏡頭下的Mark哥，和年輕俊朗的謝賢，有何相似之處。從開夾萬失手到啷噹人獄，鏡頭一轉便是十多年後的出獄日子，卓雄（謝賢）決心重新做人卻又被獨眼龍和黑幫兄弟（石堅和麥基）迫害，他一直逃避，得到釋囚協會會長（嘉玲）幫助，直至獨眼龍盯上他的弟弟，他才迫不得已，出手反擊。說實話，看畢電影，覺得謝賢的發揮很有限，很多時間，都在飾演龍游淺水的落水狗。幸好，龍剛很有電影的觸覺，雖然敘事太多枝節，但仍有可觀性。首先，龍剛運用了很多爵士及藍調，增添了電影的懸疑感，他可能受到鈴木清順的《東京流浪者》影響，《東京流浪者》於1966年放映，渡哲也飾演的不死鳥同樣被黑幫追殺，同樣選擇自絕於社會，拍攝風格也很接近。所以，這一次電影資料館的trailer，也用了《英雄本色》的音樂，配上黑白電影的人物特寫鏡頭。龍剛的電影觸覺，可說是60年代的電影印記。另外，他也不是隨便選角的。雖然嘉玲只是配角，但她比謝賢更亮眼。雖然要她做釋囚協會的主席拯救謝賢，有些牽強，但身穿套裝的她，端莊嫺熟，很有女人味，她的魅力直逼法國女神珍‧摩露，所以再不用計較她與謝賢的年齡並不符合劇情了。

雖然《英雄本色》苦口婆心，太多「關心釋囚，不要歧視」的大道理，缺乏描寫卓雄的內心掙扎，敘事嘮嘮叨叨，並不暢快，但也情有可原。龍剛的社會觸覺很強，看他的電影，好像重溫被遺忘的六、七十年代香港歷史，當我在《英雄本色》中看到九龍灣徒置區、北九龍裁判法院，九龍灣的空地，就好像重回歷史。看龍剛的電影，要留意他獨有的觸覺，《昨天今天明天》有如先知書，預告香港面對疫情的無力；《英雄本色》和《應召女郎》將隱形的邊緣社群放上銀幕，就是這一份赤子之心，已非常可敬。

迷上粵語長片

小時候失眠，或者星期日百無聊賴，打開電視機，便會看粵語長片打發時間，電視黑白的畫面閃動，腦海一片空白，然後眼睛便會闔上，享受僅餘的睡眠時間，或睡一個懶洋洋下午。我不懂欣賞，但仍知道爸爸很愛看《可憐天下父母心》，梁醒波和余麗珍的名字經常掛在祖母的口邊，我最愛看的粵語長片，便是《十兄弟》，那條深海怪魚，曾啟發我對海底的好奇。後來發現，粵語長片也消失在零晨時份，電視重播無聊的劇集，要看經典的粵語長片，只好跑到電影資料館。

現在看華語黑白電影，看得會更深入，想到電影拍攝時的歷史背景。李晨風執導的《寒夜》，改編自巴金的同名小說，電影一開始，男高音引吭高歌，吳楚帆飾演的文宣披著頸巾，在寒夜中尋找離家出走的妻子（白燕），日本的轟炸機在空中投彈，各人爭相走避，令文宣顯得更為冷落，淒淒楚楚惹人同情。夾在母親和妻子之間，婆媳不和令他的精神飽受折磨，肺病令他失去工作，但隨著劇情推展，本來對他的同情變成煩厭。他完全是一個「病夫」，不單無力照顧母親妻兒，更要她們照顧。他的表現，令人握腕深嘆，他是那些罵也罵不醒、只懂搏同情的懦夫。他自怨自艾，活在自憐之中，不能（不肯？）振作。將電影放在現代中國歷史之中，文宣並不是唯一的病鬼丈夫，《小城之春》的禮言，同樣活在病榻上，他的妻子玉紋曾這樣說過：我沒有死的勇氣，他卻沒有活的勇氣。文宣和禮言，是否代表著舊中國那些抱殘守缺、迂腐無能的傳統文人？

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說過，肺病本身是很強的隱喻，知識份子／文人大多因肺病而死。肺病是是自憐和無能的代表，文宣一身長衫，拿毛筆校對，只管盡孝道，不理妻子的感受，他代表的，是病入膏肓、顧影自憐的舊中國。反觀飾演妻子樹生（白燕），她在銀行工作，善於交際，一力承擔家庭的開支。面對蠻橫無理的奶奶，仍不卑不亢，雖愛丈夫，仍決定出走，在傳統（婆婆代表的舊女性）和現代（知識份子新女性）之間尋找出路。男弱女強的形象，顯示了李晨風對中國知識份子食古不化、迂腐無能的不滿。中國的出路，唯有寄離倔強多變的中國新女性。電影經常特寫白燕的臉容，白燕也真叫人神魂顛倒，保持著中國傳統女性的含蓄和高貴，又不失知識份子的硬朗和敢作敢為。那一雙流轉的眼波，和失魂落魄的吳楚帆，形成強烈的對比。就是黃曼梨演的惡家姑，也有一份堅毅執著的人格力量。吳楚帆把文宣的角色演得太好了，本來對文宣還有一些同情的觀眾，看到最後都不會再對他抱任何希望。他的死，對母親、妻子和兒子來說，都是解脫。看看名字，丈夫叫文宣，妻子叫樹生，文宣在抗戰勝利後死去，才能帶到新樹的重生。

雖然電影中的樹生最後仍呼求奶奶的原諒，但她面容上散發的自信，義無反顧的精神，象徵著一個舊時代的終結。迷上早期的華語電影，很大程度是因為迷上了多姿多采的「新女性」。

歷史研習作為行動和介入

歷史的實用性

人類歷史充斥著「種族衝突」，不論是魏晉南北朝的「五胡亂華論」，或者歐洲的猶太人，我們需要探討的，是二十世紀的「種族衝突」有何獨特性。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已朝跨民族國家的聯盟方向發展，但巴爾幹地區卻仍透過戰爭，建立單一種族民族國家，二十世紀的歐洲正好說明兩股力量的拉鋸，而南斯拉夫更是極具代表性的戰場，誠如馬佐爾所言：「當歐陸其他地方正在應付集體移民、新的區域差異與『多元文社會』的議題時，東南歐彷彿退回到早期有關領土戰爭與種族同質化的歷史邏輯。這是歐洲的過去，還是它的未來呢？」（馬佐爾，2005，頁174）南斯拉夫內戰所折射的不單是關於未來歐洲的疑問，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疑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鐵托曾以社會主義取代民族主義，建立一個各族平等的南斯拉夫（郝時遠，1999，頁245）。雖然不同立場的歷史學者對鐵托的嘗試有不同評價，但根據報章報道及關於波斯尼亞人的口述（蘋果日報，2006年3 月13日，頁A16），各族在鐵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卻能融洽相處。[1]南斯拉夫崩潰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復興（洪茂雄，2005，頁117）。南斯拉夫的穏定，是建基於鐵托提倡的「塞弱則南強」策略（郝時遠，1999，頁268）。[2]而且，分裂後的南斯拉夫（塞爾維亞－黑山共和國）仍在面對黑山和科索沃的獨立問題（星島日報，2006年5月23日，A25；明報，2007年12月11日，A19）。

作為社會主義的多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面對相同的問題，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不同地區的獨立／分裂運動，西藏在奧運前夕發生了衝突，究竟事件真的是北京所說的「某集團分裂祖國的行為」，還是中國的民族政策出了問題？怎樣才令中華民族（不是漢族！）的身分更具包容性？科索沃的獨立問題與台灣的未來有什麼關係？（明報，2007年12月11日，A19）。雖然課堂中沒有充足時間給予的討論，我和學生對中國的政策和西藏的問題認識也不足，但我只希望學生透過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能舉一反三，自行尋找答案和選擇行動。1960年代的行動者有以下的說話：「這個世界由不得你選擇，但你必須選擇如何在這裡生活，要在這個世界過日子，就得認清它的真面目，要認清它的真面目，就必須瞭解歷史，……關心歷史可以幫助你比前輩更上一層樓。他們都曾犯過錯－這是世界到現在還需要改造的一個理由。」（季特林，2007，頁66-67）是的，讀歷史為何？我們怎能能對過去百年的「種族衝突」以致南斯拉夫的內戰視若無睹？我們也有責任減少借「種族」之名而行使的暴力。

 

缺乏歷史向度的歷史課程

歷史學者的優點，是避免因為參與過歷史事件而對事件帶有偏見，而且能把握事件發生後的發展，全面分析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影響（Burston，1963，頁138）。可是缺乏十九世紀的歷史背景，又因為太多事情仍在發生，教師不能妄論南斯拉夫內戰對歷史的影響，所以學生都難以避免將巴爾幹問題過度簡化，或以偏頗的解釋理解問題。我不反對學生研習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但學生對南斯拉夫內戰的研習，必須建基於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歷史，唯有將二十世紀與十九世紀連繫，學生才能比較今昔異同，也能看見民族主義的轉變與發展。

雖然我嘗試讓學生由近推遠，從李小龍銅像的豎立回顧波斯尼亞的問題，但這個方式根本欠缺歷史學強調的時序及因果關係分析。如果學生能夠研習十九世紀的民族運動歷史，便知道巴爾幹半島上的獨立運動並非始於20世紀90年代，其實自鄂圖曼帝國崩潰和《柏林條約》的簽訂，巴爾幹半島大部份國家已取得獨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成為不受蘇聯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在東歐獨佔鰲頭，後來共產主義的衰落（甚至是蘇聯的崩潰），才觸發多場獨立戰爭。宗教和種族差異、列強和地區組織的干預、意識形態的較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變數，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地區）一直分分合合，各族亦不斷定義自己的民族身分，時而重叠，時而排斥，問題是為何在20世紀90年代才以「種族」之名再次引起戰爭。

另外，雖然流行曲能感染學生，但流行曲的觀點將問題簡化，曲中只不斷重覆「戀，從來無分宗教，無民族爭拗」，似乎將所有問題推到宗教和民族差異，令學生站在感情層面看待歷史問題。例如，有學生「認為是宗教殺了這對小情侶。南斯拉夫的主要的衝突是以宗教為主，他們多場的衝突，戰爭也是圍繞宗教二字。……根本是宗教問題引起地方的不和，才會爆發戰爭。」（學生原文）也有學生「認為殺死他們的是人民心中的民族主義，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利益為首要考慮，排除一切異種，是紛爭的核心問題。」這樣研習歷史，會令學生「熱衷普及性的原則的幻影中，而又沒有適當掌握這些原則的歷史性和限制性。……缺乏對他人的理解也包括對自己認識不足。」（博里斯，1996，頁68）結果，「民族差異」和「宗教衝突」成為學生所理解的普及性的原則及幻影。我得承認，我只能引起學生關心以「種族」之名而行使的暴行，但我並未能在課堂中帶領學生神入南斯拉夫的處境。

        最明顯的，莫過於學生對米洛舍維奇的理解。因為米洛舍維奇受國際法庭受審而猝死距今不足五年，學生也可算是這件事情的參與者，缺乏抽離的時空，學生對米洛舍維奇都不脫「種族屠夫」的看法，有學生直言「米洛舍維奇……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他鼓吹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強調塞族人在聯邦中的支配者，但由於這舉動引起聯邦內部不滿，而令國內各族有意圖獨立，引發這次的戰爭。」學生的答案正是媒體的主流見解，由於史識有限，學生也未能「設身處地、掌握事情發生的歷史性」，結果便「養成虛妄自信的心理，以為別人都是盲目無知或野蠻殘暴的」（博里斯，1996，頁68）。現在，我們也不會將德國於二戰期間的屠殺猶太人事件完全歸咎於希特拉一人，因為事間長了，我們也能較客觀地分析事件，甚至整個德意志民族也共同反省對事件的責任，明白歷史人物（希特拉）在德國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因素中也有其限制。處理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問題，也應該從較遠的時間距離，才看全面掌握國際社會和南斯拉夫各族對「種族清洗」的責任，並認清「種族清洗」的宗教、社會及文化溫床。

最後，我要承認，我是帶著自己的困惑 和關懷去 教授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的。當我重讀十年前的日記時，發現自己曾寫下了這段話：「看《天安門》，是一種回憶，眼淚凝眶，想不到我的情感並沒有因時間而平伏下來，轉變的不是我的情感，而是我的思想，不再看熱鬧，一切歷歷在目。為何八年前我覺得它是如此遙遠（地理上）？而今天卻如此接近（就歷史而言）？可能是多了一分歷史感。是的，始終要回首，好好地反思一下，已是大學生了，歷史不再是考試的科目，而是我的責任，我的使命，更是我的負擔。」只有我們賦「過去」予意義，「過去」才成為「歷史」，我希望學生知道我們都活在將會成為歷史的此時此刻，無論國家將來會怎樣，透過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我們都有責任避免重蹈「種族問題」的覆轍，避免借「種族」為名的任何暴力。正如天主教士牟敦所說：「拒絕世界和輕蔑世界都不是選擇，而是迴避選擇，一個背向奧斯維辛和越戰的人，以為事不關己，只是自欺欺人。」（轉引自Nouwen，1975，頁60）

 

總結：

夾在改革的浪潮中，歷史課程太過強調「現在」，「過去」變得肢離破碎，沒有十九世紀的背景，很難再讓學生探究二十世紀主要事件的轉變與延續，因果關係變得片面。南斯拉夫內戰只是一些從剪報重組的回憶，和關於仍然發生種族問題的國家的常識。模糊的概念卻抽離了具體歷史脈絡，實實在在活過的人面已模糊不清，「種族問題」卻變得陳腔濫調。歷史曾經是說故事的藝術，現在卻在歷史技能的美名下，成為實用的思考工具。縱然課程已面目全非，但我仍然是課程的詮釋者。可能空浮，但我盡力保存的，是歷史曾給我的醒覺，對人類過去苦難的醒覺，和我們可以透過行動減少苦難的醒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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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Bosko Brckic和Admira Ismic的報導便指出他們一直生長於種族混雜的塞拉耶佛，並且自由地戀愛；而有關報章亦指現在伊斯蘭和天主教壁壘分明的莫斯塔爾市（Mostar），在南斯拉夫時期各族都能融洽相處，長河Neretva River上的老橋是世代相融的見證。

[2] 即是透過弱化塞爾維亞共和國和塞爾維亞民族，保證其他民族避免大民族主義的威脅，從而消減其他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