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教歷史 想教育

讀歷史,讓我更清楚人存在的可能性。有人問我,講一套,做一套,會否變得偽善。這是吊詭,讀的多,感受也深,深感人類的自私和愚拙,帶來戰爭屠殺和苦難。活在太平盛世,卻侃侃而談歷史的苦難,好像用別人的鮮血,粉飾自身的安舒,這可能是偽善。可是,如果我們自討苦吃,找苦來受,也是另一種偽善。要閉口不言嗎?要視若無睹嗎?真要這樣,歷史教育還有什麼意義?

人問:如果你活在一九八九年,你會怎樣?我堅決地表示,如果我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大學生,我大概會在天安門廣場。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著離開,因為這是個假設性問題,事實上,我不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學生,那一年,我只是個中學二年級學生。所以,每次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我都帶著愧疚,好像個倖存者,悼念死去的戰友,總覺得欠了他們什麼似的。倖存者生命中,帶著逝者的烙印,成為事件的見證,是活下去的其中一個理由。於是,「六四」不單是歷史事件,更是我的生命事件,我要見證暴力如何鎮壓無辜的平民。活著,就不會忘記。

一頭栽進歷史長河,經常看見自己的影子。教到納粹德國的歷史時,想像自己可能會是「白玫瑰行動」的大學生,冒著被捕入集中營的危險,都要推翻希特拉政權。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時,也覺得自己如果生在那個年代,命運也許和林昭和胡風相近。在太平盛世中讀歷史,總覺得對前人有些虧欠。

《我在法國南部有間小屋》中一位法國農民,淡淡然說出生活的況味,他說:在這窮山惡水,單單喜歡這工作還不夠,還要帶著熱情去生活。我突然想到歷史教育工作,在這個窮山惡水之教育土地,充斥著勢利的眼光和犬儒的心態,我們單單喜歡歷史還不夠,還要對歷史教育抱有熱情才能堅持下去。有人從歷史課程中帶走了能力,有人在歷史中學會教訓,我卻在歷史中看見人格的力量、超越的可能。

從韶關之旅到華南移民與禪宗的發展

到韶關旅遊,完全出於偶然,沒有行前的準備,連簡單的地圖都沒有,只有一張單程車票,和聽聞已久的名字-「珠璣巷」。聽說,大部份廣東人都能在珠璣巷找到祖先南移的資料,也能在祠堂的族譜找到自己的祖系。從香港到韶關,再乘公車到南雄,最後打的到珠璣巷,早上八時上車,抵步時已近黃昏。

震天的爆竹驅散睡意,燒煙刺鼻,抖擻精神後找到朱氏宗祠,父親和祖父曾經說過朱氏因為清人入關,要剿滅姓朱的後人,為求避難,朱氏大舉南下,而其中一派便進入廣東順德,亦是我們的祖宗。韶關的佛岡朱氏族人也說,南宋時代一名姓朱的將軍護送宋帝南下逃亡,其子孫從此在佛岡落戶,繁衍後代。無論如何,傳說中朱氏都是從韶關南下,我望著祠堂,試回想過去的一切,踏進祠堂,兩進一天井,側堂是朱熹紀念館,我感到失望,因為祠堂太新,我未能想像過去的歷史時空,而且祠堂內掛上朱德、朱鎔基的彩色照片和朱洪武的畫像,自我宣傳多於訪古尋宗,我嘗試尋找廣東朱氏的南來時間,也未有所穫。

最有趣的不在堂內,而在堂外,雖然過去的歷史時空已在叫賣聲和爆竹聲中消失,但一排整整齊齊的祠堂帶出更多的疑問。就我所知,祠堂通常是中國人祭祠圈的中心,氏族圍繞祠堂而建村,如果有另立祠堂,意味族人由於某些不為外人道的恩恩怨怨,分枝出去,就如粉嶺圍村和粉嶺樓村同屬彭氏,但粉嶺樓的彭氏另立祠堂,表示他們已分枝出去。雖然在同一村內也偶有多個祠堂,但在同一地方有多個不同姓氏的祠堂實屬罕見。祠堂代表氏姓的主權,不同姓族的祠堂都能在珠璣巷和平共存,就好像各國國旗都在南極飄揚,為何珠璣巷會成為古代嶺南的聯合氏族市?

單憑珠璣巷祠堂林立,便認定珠璣巷是南來移民的必經之路,並不可信。我估計,珠璣巷的宗祠和一般宗祠的功能有別,根據史書記載,珠璣巷由商人建立,好像古代大型的南北行,商人要保證貨源,最好的辦法是得到同一姓族的支持,不同姓氏的商人都建祠以招聚宗親,逐漸以祠堂形成貿易網。從梅關古道到珠璣巷大約二十分鐘車程,在古代約一天路程,從梅關南望,沃野千里,農民賣貨到珠璣巷,找到姓族的祠堂便找到相關的同姓商人,生意越好,商人建的祠堂亦越堂皇,亦會得到姓族的認同,而珠璣巷便成為嶺南氏族爭風的地方,所以才會形成一地多祠的奇特人文風景。

梅關古道和珠璣巷皆由卵石鋪成,其實走石卵路頗為吃力,路面凹凸不平,古時還要走馬行人,車輪會在顛簸的路上破裂,行人也容易扭傷,而且唐相張九齡開梅嶺就是要貫通南北,為何會選擇卵石鋪驛道?廣州北京路的宋代古道也是平面石路,難道梅關古道路面破蝕而石卵外露?可惜不能想得太多,走梅關古道時不斷被揚聲器騷擾,先是佛寺的喃嘸阿彌陀佛,後是兩江亭上遊人的MP3,我不介意善信頌禱或遊人引吭高歌,但揚聲器徹底破壞梅嶺的空靈,古跡遊覽要情景兼重,現在虛有其表,哀哉!

珠璣巷的胡妃和梅關的張夫人,都是關於北方女子捨身獻給南方開發的古事。胡妃本是宋朝妃嬪,一天出走遇上真愛,雙雙私奔到珠璣巷,胡妃伶俐聰敏,教曉珠璣巷人很多手藝,她的出走傳到朝庭之中,兵臨珠璣她捨身成仁。張九齡初開梅嶺不果,見仙人要孕婦獻山神,張夫人懷著腹中塊肉,在梅嶺捨身,從此梅嶺漸能開通,張夫人的事跡亦被傳頌。雖然我不確定胡妃和張夫人是否如此偉大,但肯定南方移民都傾向將南移貴族女子的聖化了兩人的死,可能是要借她們的事蹟,鼓勵其他南移的望族婦女,在落後的嶺南繼續生活。胡妃塔和張夫人廟,可說是婦女移民先驅的安慰劑。

在往南華寺的途中碰到加拿大善信,他遊遍大江南北,只為尋求「空靈」,他手持一本阿瑪斯的鑽石途徑系列,希望一睹慧能的真神,但他認為慧能的真身更可能在韓國。他的說法也可能正確,因為有記錄指,唐朝時候,有朝鮮僧人曾經收買了看墓人取去慧能的頭臚。根據南華寺的刊物,有專家亦取去「真身」的組織化驗,證驗並非贋品。可是,我認為重點不在慧能的「真身」何在,而是佛的「真法」何在。加拿大朋友慨歎中國是個沒有靈氣的國度,我深有同感,在南華寺內只有香燭煙火,「信眾」不外乎祈求富貴平安,卻不見有尋法人的背影,《六祖壇經》和「真神」都只是南華寺的裝飾,不知慧能在極樂西天,看見此情此景,有何感想。可能神秀暗自竊笑,「禪」味太濃,中國人受不了,還是要中國人「經常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會更合中國國情。

韶關之旅打開了一扇門,開啟了我對華南移民和禪宗的興趣。歷史的遺跡不會說話,意義始終要讀者自行揣摩,歷史才會活起來。

蒙古崛起的原因

當我預備這個課堂的時候,不斷想像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的歷史時空,千禧年交接,漠北的遊牧民族乘時而起。中國國力由盛轉衰是其中個原因,安史以後,內憂外患,再加上五代十國的分裂和失控,北宋繼承的,只算是個殘破的中國。可是,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活躍於歐亞之間的遊牧民族亦開始效法農業文明、建立具備行政系統的國家,環伺於北宋的,便有遼國、西夏、吐蕃、南詔,還有後來的女真。後來蒙古建立橫跨歐亞的帝國,成為遊牧文明的佼佼者。

回顧歷史,我不禁要問:為何遊牧民族會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崛起?為何蒙古能成建前無古人(也很可能後無來者)的帝國?一般的說法,是認為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非常配合快速的戰爭模式。成吉思汗軍事思想研究專家達林太便認為,「遊牧生活就是半軍事性的生活,遊牧生活過程就是一個軍隊行軍作戰訓練的過程,所以它很容易轉入戰時狀態。…狩獵跟作戰主要有一點不同,就是對象不同,狩獵的對象是禽獸,作戰的對象是人,其他都差不多,狩獵的方式就是作戰的戰略戰術,迂迴、包圍、追擊、猛追,射擊的技能。狩獵的時候老虎、獅子當然比人要厲害,鍛練他的技能、勇敢精神,所以一次圍獵就是一次實戰演習。」(載於《發現草原:成吉思汗崛的秘密》),但為何一直以遊牧方式生活的蒙古部落,要待公元十一世紀才開始向外擴張?

可能在遊牧的生活方式以外,還要加上戰爭的科技。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便指出,隨著科技的普,較低級的文明會消滅較高級的文明。堺屋太一的《成吉思汗的世界》便圖文並茂、詳細介紹蒙古軍隊的戰爭科技,其中不少是從華北傳到蒙古各部,其中更包括宋人發明的火藥。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亦說,「如果沒有中國技術人員幫助,蒙古人永遠不可能征服中國。這些技術人員包括攻城技師、槍炮鑄造工、炮術專家和航海家」。因此,單憑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並不能充份解釋蒙古崛起的原因。一名俄羅斯人的記錄,便生活地形容遊牧與科技的完美配合,「他們(蒙古人)胸膛結實粗壯,…使用槍矛、棍棒、戰斧、劍,…勇猛的與敵厮殺而毫不退卻,但他們最突出之處在於弓箭的使用。…他們絕不求饒,而對付落敗的敵人,他們也絕不手下留情。」(摘錄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蒙古的戰士,不再是農耕文明所想的「野蠻人」了。

人在歷史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雖然契丹和女真分別有耶律阿保機和完顏阿骨等英明領袖,但相較成吉思汗,他們都黯然失色。成吉思汗充可以說是結合遊牧模式與科技力量的催化劑,根據馮承鈞譯的《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囑諸子練習圍獵,以為獵足以習戰。蒙古人不與人戰時,應與動物戰。故冬初為大獵之時,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汗先偕其妻妾從者入圍,射取不可以數計之種種禽獸為樂……如是數日,及禽獸已少,諸老人遂至汗前,為所餘之獵物請命,乃縱之,俾其繁殖,以供下次圍獵之用。」(轉載自《狼圖騰》)從中可見,成吉思汗是有策略地將各部落統合為單一的戰鬥族群。我更認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的更重要意義,在於將部落間互相廝殺混鬥的內耗,轉化為對外侵略的爭競。他的影響力遍及後世,龐大的帝國貫通歐亞,改變了當時的國際秩序,甚至改變了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的勢力範圍。2006年,牛津大學基因專家Tom Robinson估計,現在每二百名男子,便有一人是成吉思汗的後裔(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6/05/content_4647348.htm)。成吉思汗無疑是蒙古崛起的一項決定性因素。

成吉思汗留給蒙古帝國的,不單是龐大的軍事力量,還有軍事制度。他要讓蒙古帝國全民皆兵制,以十人為單位組織軍隊,命令快速傳達,軍隊只有犒賞,一切以戰養戰,從戰爭中獲得供應與補給,沒有勝利就是失敗,軍人論功行賞,不按年資,也沒有制度約束,這套軍事制度在他死後仍然發揮作用。一名歐洲的修士這樣形容蒙古人,「韃靼人(蒙古人)…夷平城市,燒毀森林,衝垮城堡,砍掉葡萄樹,摧毀庭園,屠殺市民和農民;如果突然大發慈悲,饒了求饒者一命,韃靼人就強迫這些人當起最低賤的奴隸,作戰時要他們在前面與自己的親人廝殺。如果他們根本是佯裝戰鬥,或向同胞示警跑,跟在後面的韃靼人就立即殺掉他們;如果英勇作戰且打了勝仗,他們得不到任何獎賞,這些野蠻人就是這樣把俘虜當馬一樣來虐待。」(摘錄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成吉思汗創立的制度,提供了足夠的誘因,轉化了蒙古部落的強悍性格,成為侵城掠地的重要資源。

半軍事式的遊牧生活方式,再加上成熟的戰爭科技,以及成吉思汗的領導,無疑是蒙古民族叱咤一時的原因,可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有其獨特的時空,將漠北的蒙古部族「逼上梁山」。根據布萊恩.費根的《歷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東征西討時正處於漫長的溫暖期,期間頻頻的乾旱可能大肆摧殘了乾草原牧莫,使遊牧民賴以維生的馬和各種牲畜面臨糧食不足的危機。」後來,當較低溫、多雨的大氣重臨草原,牧草再次豐美,於是拔都難以說服蒙古部眾再次西征,錯過了征服歐洲的機遇。雖然氣候並非歷史發展的最決定因素,但氣候大暖化也解釋了遊牧民族於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之間,不斷衝擊農耕文明的原因。

太多人將蒙古的崛起,簡單歸因為成吉思汗的功勞(或若英雄歷史,Great Men's History)。歷史從來不滿足於簡單的答案和通則,歷史研習不斷讓我們發現歷史事件的獨特性(uniqueness),尋求更圓滿的解釋。

2009年5月4日 星期一

婚姻暗流:柏格曼的婚姻告白

天底下根本沒有離婚這一回事,婚姻關係頂多只是被改變而已,Debbie Ford在她的Spiritual Divorce如此宣稱。看書還不大明白,只要看看Ingmar Bergman的《婚姻暗流》(Scenes from a Marriage)便明瞭箇中一切。Johan和Marianne天生一對,電影開始時他們接受訪問,大談婚姻之道,Johan是大學教授,Marianne是律師,郎才女貌,夫唱婦隨,他們的合照成為報章專題,羨煞旁人,然後鏡頭一轉,他們的朋友便要求Marianne辦理離婚手續,期間更大打出手,Johan和Marianne大嘆無奈,誰想到他們最後也走上離婚之途,衝突之烈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暴風雨前夕,總是平靜得令人不安。

聽說,《婚姻暗流》是Bergman的真實寫照,將他的經歷濃縮成三小時的六幕片段,平靜與衝突,離別與重聚,又愛又恨,離不開也留不下,非一般的離婚經歷,一樣的絕望和痛楚。他在《柏格曼論電影》中說:「他們無法分開,也無法一起生活,彼此對對方作出各種殘酷的傷害,只有處在這種情況下的兩個人,才可能變得這麼狠。就像一塊兒嫻熟地跳著死亡之舞,逐漸沉淪至非人的狀態。」讀著這些說話,已令人毛骨悚然,更何況在電影院之中,親眼目睹Johan和Marianne在相愛中傷害,在擁抱中窒息!幸福過,背叛過,衝突過,厭棄過,責罵過,原諒過,最後又剩下什麼?有肉慾,有依戀,更有揮之不去的回憶!

柏格曼功力深厚,三小時的電影,不談孩子也不談第三者,始終專注在兩人的關係,簡潔亦緊湊,兩人的關係如波浪起伏,也如橡皮筋或張或弛。電影環環相扣,Johan和Marianne在電影開始時的訪問中,說十年後也會是快樂的伴侶。十年過去,他們拉長了痛苦的離婚旅程,在朋友的小屋中共聚,相擁入睡,或許他們已忘記了在訪問中的承諾,但在暗藍的天際下、無人的曠野之中,他們正重新體驗曾經擁有的回憶。那一刻,他們不再問究竟,也不再追究前塵往事,擁抱到天明。那一幕是柏神來之筆,呈現離婚最真實的狀態,就是當所有因離婚而生的怨恨都過去,還存在曾經的愛。天底下沒有離婚這一回事,婚姻關係只是改變而已!

2009年5月1日 星期五

追溯並解釋20世紀香港和中國關係的發展

(由謝瑋祺所作,文章簡潔清晰,先交代香港在不同範疇對中國的影響,然後再分析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兩地在過去一百多年保持互動關係,時而互補,時而對抗。同學如希望能多了解兩地未來的關係,可參考BBC的文章〈香港未來有多亮,與上海沒太大關係〉http://www.stnn.cc:82/ed_china/200904/t20090420_1015473.html。

20世紀的香港與中國關係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兩地均是關係密切的,以下我將會逐一作詳細分析。

首先是政治方面,由於大部份的香港居民是來自中國內地,故對中國的事務會特別關注,而且在英國管治下,居民的生活都比較自由,因此香港便成為中國革命及抗戰的戰地。早在1895年,孫中山先生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後來又在香港策動多次的武裝起義。自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同盟會發動的十次起義中,有六次就以香港為基地策劃的。而在抗戰時期,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立,並以香港為根據地,因此香港也成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而且在1941年時,中國國民政府來港呼籲港人募捐戰時公債,本港各界就認購了410萬多元,為中國國民政府帶來抗戰的經費。加上活躍於香港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則以游擊戰形式,與日軍周旋,並協助救援盟國友軍,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由此可見,中國得到香港在政治上的幫助。

除此之外,香港也常常受到中國內地政治運動的波及。例如1925年上海發生英軍開槍鎮壓民眾的「五卅慘案」,結果引發了長達一年零四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又例如1966-1967的暴動――「六六、六七暴動」也是因為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而且規模也不小的。加上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引起本港的迴響,這引起了民眾多次上街示威,因此以後,每年在香港也有相關的紀念活動,有很多民眾也參加這些紀念活動。不但是革命、抗戰、受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就連1997年7月1日的回歸也能展示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7月1日成立,由於中央政府承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因此令香港成為一個「一國兩制」的試驗場所,後來澳門也以同一方式在1999年回歸,因此香港便成為回歸後一國兩制的試驗區。由此可見,在政治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良好的而且息息相關。

除了政治方面外,經濟方面也是中港兩地互相依賴的。香港在早期是以轉口中國內地貨品為貿易的,香港擁有天然良港及發達的航運業,加上位處中國南方,所以中國內地的貨品大多以香港為轉口基地,將貨品遠銷海外市場。早在20世紀,香港為中國轉口的貿易已佔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但後來因為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後,香港的轉口貿易漸趨崩潰,香港才開始發展本地工業化。自1979年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始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合作越來越多,就在1980-1987年間,香港為中國內地轉口每年賺取超過27億美元的盈餘,因此香港在地理環境上和技術上佔了優勢,亦成為內地與外地合作的橋樑。而且中國內地更是香港最重要的天然資源供應者,因中國大陸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正好為香港提供所需的材料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加上1979年的改革開放後,本港的商人為減低生產成本,而生產企業北移,紛紛到內地投資設廠。根據統計,在1979-1986年間,廣東省得外資約42億美元,其中80%是來自香港的。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財閥希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經濟發展中資集團,因此於20世紀80年代中大力投資香港的地產、旅遊業和金融業。到了90年代,中資集團已成為香港的最大投資力量。加上中國與香港只是一河之隔,中國內地自1962年開始每日為本港供應鮮活、冷凍食品,而1965年更於深圳建成香港供水工程,解決本港缺水的問題。由此可見,香港與中國在經濟上也是互惠互助的。

最後是社會、文化方面,兩地的關係也是繫密的。每當內地遇上戰禍或局勢動盪時,中國民眾紛紛南遷到香港以求生計,因此香港便成了中國內地同胞的災禍救難所,就以1970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例,有大量民眾(約18萬)是文革長期動亂關係而紛紛來港。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適中,出入境自由,加上交通發達,因此內地人欲往海外,多以香港為中途站。至於海外僑民也由香港轉歸故里,或透過香港的銀行、郵遞、電訊服務等,與內地親友保持聯絡。此外,香港的信息快捷、豐富,也成為海外、海內資訊交流的重要基地。香港更是內地學習西方知識的中介地,自香港開埠以來,西方傳教士及部份留學生在本港翻譯很多不同的書籍,加上香港的教育體制也較完善,而且中外文化長期在港共存,因此西方文化、思想和知識均透過香港得以傳入內地。由此可見,中國與香港在社會、文化上是有緊密聯繫的。

總括而言,香港和中國內地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均是關係緊密的。

2009年4月28日 星期二

先知龍剛

不同的時空,一樣的感覺,我還以為龍剛的《昨天今天明天》(1970)是關於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的慘痛經歷。根據《電影雙周刊》的「龍剛--天才?鬼才?」,龍剛於1969年已邀得曾江、薛家燕、朱江、胡楓和張英才等名演員演出,原名《瘟疫》,但由於當時有人認為龍剛是借鼠疫影射六七暴動,於是被電檢處禁映,龍剛被逼重拍及將部份片段刪剪,最後改為名《昨天今天明天》,公映後票房只得十三萬元,似乎未受當時的觀眾重視和欣賞。回顧三十多年前的電影,當六七暴動已成為歷史陳述,龍剛的《昨天今天明天》卻更富劃時代的意義。
 
香港人煙綢密,於十九世紀末已經爆發鼠疫,香港成為疫埠,政府將病人送到船上進行隔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人口急速增長,社會問題嚴重,居住環境惡劣,大家開始擔心鼠疫再次爆發。《昨天今天明天》成功描寫疫症突襲下香港人手足無措、滿城恐懼的氣份,眼見鼠疫為禍,報紙充斥病人相繼死亡的報道,香港成為疫埠,市民搶購食物,謀取暴利,醫務署束手無策,將病人送到隔離營,香港有如死城。龍剛要表現的,便是死城中的人生,有人愛在疫症蔓延時,有人要面對至愛離去,有女醫生堅守崗位,誓要找出特效疫苗。
 
《昨天今天明天》從貧民區開始,一名女童被老鼠咬傷,然後鏡頭追著女童的生活,她回到學校上課,再遇到在校外接人的青年,鼠疫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散播,政府開始的時候還表示香港未有鼠疫發生,夠諷刺吧,1970年的電影似乎已預示了2003年的「沙士」爆發,當年政府一面宣稱未發現社區爆發,但鍾尚志醫生已含淚表示,社區已爆發沙士。疫症的可怕之處,在於我們一面要處理不斷增加的病患,另一面要追尋病毒源頭,防與治雙管齊下。龍剛的電影,便在醫院與社區之間游移,醫護人員疲於奔命,處於捱打狀態,社區人心惶惶,孤立無援。沒有經歷過「沙士」的香港人,又如何明白《昨天今天明天》的真實?難怪影片放映後,未獲觀眾垂青,龍剛導演實在走得太前了。
 
六、七十年代的電影充滿人文精神,《昨天今天明天》的底稿,便是由西西改編存在主義小說家卡繆的《瘟疫》而成。舒琪先生在〈不是神話的年代〉也指出,「以電影本身來說,《冬戀》和《昨天今天明天》片都不完善(後者被大量刪剪下更顯得支離破碎),它們甚至不能說是兩名導演的最佳作品,但把它們放置在歷史/時代的語境(context)下審視,兩片卻無容置疑地在香港電影史上佔據着一個顯赫的地位。」
 
今天世衛正式將豬流感/美洲流感定名為H1N1流感,在警戒級別不斷提升的時候,如能再讀讀卡繆的《瘟疫》和Thomas Mullen的《末日小鎮》,也看看《昨天今天明天》,我們除了關心自己會否被感染疫症外,應該更能體會疫症下的存在意義。

2009年4月23日 星期四

費穆的孔夫子:時代的琴音

我是抱著朝聖般的心情進入文化中心的,費穆先生的《孔夫子》失落大半個世紀,因緣際會,重臨香江,多得香港電影資料館仔細修復,讓我門再目睹費導演的光芒。香港電影資料館安排了費明儀女士(費穆先生的女兒)和金聖華教授(監製金信民先生的女兒),憶述父親對電影藝術的堅持,在抗戰期間(1940年)終拍成了《孔夫子》。費明儀女士和金聖華教授學養深厚,一部份可能遺傳自父親的修養,還記得我讀過金聖華教授的文章(可惜我已忘記了書名),她說:「創作是一種受驅於內心深處情深意摯,難以言喻的慾望活動,越刻意,越造作。...孤寂,大概是創作的攣生兄弟,...為了時光一蹤即逝,為了人生極其平凡,就像在浮沙上印滿足跡,一個浪潮懶洋洋沖上灘頭,就把懶洋洋的一生捲得無影無蹤,於是,再辛苦,也得在人生道上刻下一點點的印記。」金聖華教授說,中國電影過百年,關於孔子的,只此一部,《孔夫子》正好是費穆導演和金信民監製的不朽印記。
我切身處地,想像費先生和金先生在抗戰的艱苦時期,仍一絲不苟地拍攝《孔夫子》,據金聖華教授說,當時上海只上映所謂鴛鴦蝴蝶派的電影,以歌舞昇平麻醉人心,難得費導演借孔子的生平,對國人國事,流露悲切之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電影一開始,只見廟堂的編鐘,然後孔子便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孔子的話仿佛敲響了鐘聲,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從孔子到費先生,一脈相承,從沒間斷。然後,子路、顏回、子貢逐一出場,電影的發展也圍繞著師徒四人人的命運。看見他們被魯國所棄,後又遭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想到費穆先生也同樣面對時局的艱難,但仍堅持高尚的人格。其中一幕感人非常,孔子見子路不眠不休地守衛,勸他休息,子路說外面豺狼當道,放心不下,然孔子卻對他說:「他們不是豺狼,只是羔羊,奈何他們把我們當作豺狼」。仁者無敵,不是所向披靡,而是心中無敵人,費穆先生表現了最高的仁者風範。
費穆先生的《孔夫子》,讓我再次看見儒者的風範。電影常常特寫孔子的冠,而孔子也對子路說,大丈夫豈能不帶冠。正衣冠,就是成人,要為自己的一切負責,於是,當子路死於衛國時,他不能免的,就是頭上的冠。子路、子貢、顏回命運各異,顏回活出了孔子拾身成仁的道理,在修復的零碎片段中,看見顏掙扎著是否要將米飯送給廟外的婆婆,電影突出了他的掙扎,是的,掙扎!顏回從自己的飢餓中,更感受到別人飢餓的痛苦,他悲天憫人,安貧樂道,可惜英年早逝,令孔子非常難過。顏回是仁者,子路則是勇者。他爽直豪邁,後任衛國的宰相,後來因衛國內亂,奮戰而死。電影最感人的一幕,是年邁的孔子,獨佇風中,如寒梅傲雪,但仍感慨時移世易,也悲後人先去。「昔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然後,他仰望長空,看見子路和顏回的笑容,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最後,子貢帶同門生拜倒在孔子腳下,但哲人的孤寂,是無語問蒼天的悲愴。
電影中的孔子,以平凡人的能力,活出超凡的人格力量。被圍於陳蔡之間時,孔子彈琴抒發滿腔胸臆,子路質問他為何在國家危難之時仍有如此閒情,孔夫不答,但子路從琴音中開始領略到孔子對天下的悲切之情,也悲從中來。《孔夫子》就是時代的鐘聲和琴音,在國家危難之時仍拍出了《孔夫子》,費穆先生和電影工作人員,都活出了儒者的風骨,我深深向他們致敬。

2009年4月16日 星期四

戛然而止的樂章


埃及警察樂隊應邀到以色列表演,在機場苦候卻未有人接待,還以為劇情的發展有如《機場客運站》,流落異地的旅客和路人激起熱情的火花,過客牽動的美麗誤會,比歸人的情懷更浪漫呢!可是,事與願違,樂隊弄錯表演地點,遺落在以色列的沙漠小鎮,人跡罕至,被迫逗留過夜,小鎮沒有酒店,只幸他們遇上有心人收留過夜,和小鎮的餐廳女店主、待業父親和含羞少男共奏一段時斷時續的樂章,最後竟然是:好像從來沒發生,正如《警察樂隊來訪時》一開始便提醒我們,埃及警察來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根本沒有人記起。 

導演偏要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擺盪,在抑壓與接納之間徘徊,重尋這件小事的意義。整隊埃及樂隊被遺落在以色列機場,途人對他們視若無睹;整個小鎮被遺落在沙漠中央;餐廳的掛相勾起以色列和埃及戰爭的往事,埃及警察只好用警帽將照片覆蓋;埃及樂隊的出現也勾起小鎮女店主的阿拉伯回憶,少令她記起浪漫的電影情節。可是,記憶充滿矛盾,埃及的西奈半島曾被以色列佔領,要相安無事,只好裝作忘記。電影也充滿抑壓的氣氛,埃及警察隊長抑壓喪子之痛,失業父親抑壓內心的痛苦,含羞少男抑壓對愛情的追求,選擇抑壓因為怕被拒絕,餐廳女店主希望埃及樂隊的出現會改變死寂的小鎮生活,她的善意卻不斷被警察隊長拒絕,埃及警察希望在異地找到幫助,但他的求助電話卻不斷被以色列接線生掛斷,埃及警察被邀到失業父親家中作客晚膳,可是一席無話,氣氛死寂,表面的接納引發不了內心的交流,空洞的接觸比拒絕可能更難受。 

一夜過去,好像從來沒發生,一切又回復到本來的疏離與隔膜。一隊被遺忘的埃及警察樂隊遺落在被遺忘的以色列沙漠小鎮,共同編奏了一段嘎然而止的樂章。正如埃及警察的單簧管協奏曲,只有開頭,沒有結尾。壓人的冷漠、深沉的隔絕,每個人都好像那個等電話的青年,只活在電話線的彼端,卻對身邊的世間不聞不問,共同生存是否等於和平共處?電影雖然嘎然而止,卻不希望曲終人散,電影偏要我們記起一段被遺忘的小事,因為我們可以像那個埃及警察一樣,忘記外在的制服,靜靜聽著嬰孩的安眠曲,或者我們會聽到來自內心的完結樂章,找回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心靈感通。

2009年4月15日 星期三

與巴席爾共舞

台北光點本來是美國領事館,後來一度荒廢,再改建為電影文化館,在中山路來來回回,終於找到光點,我特地到這裡感受台灣的光影氣氛。
 
在光點門外,張貼著《與巴席爾跳華爾茲》(Waltz with Bashir)的海報,不作他想,便鑽進影院,也參與了一趟尋找真實記憶之旅。黎巴嫩內戰期間,因為基督徒領袖巴席爾被暗殺,於是黎巴嫩基督教長槍黨便屠殺巴勒斯坦人以作報復,以色列軍隊奉命開到黎巴嫩境內,配合基督教長槍黨的行動。開始的時候我還有點納悶,不明白為何導演要以動畫追尋痛苦的回憶,但後來我才明白,導演重組腦海中的浮光掠影,動畫電影就是夢境和記憶的混合,直到最後,電影從動畫轉換成記錄片段,鏡頭中的巴勒斯坦婦女歇斯底里地哭喊,地上堆滿屍體,還有小女孩的半個頭臚,我完全被攝住了,原來噩夢來自更可怕的現實。
 
電影始於一個被惡犬追殺的噩夢,塵封的記憶從此打開,完來他失去了關於黎巴嫩大屠殺的記憶,他於是訪問心理醫生和過去的戰友,戰友的回憶讓他重回過去,原來他曾經參與事件。為何他會失憶?是因為事實太殘酷以致他否認這段過去?還是他認為自己只是個旁觀者,和大屠殺事件無關?召回失去的記憶,是勇於承擔自己在事件上的責任,是懺悔,也是救贖,不再以為自己只是旁觀,和事件無關,雖然他只是負責發放照明彈,但他的行動己經協助深夜進行的大屠殺。他或許不能忘記迎面而來的巴勒斯坦婦女的哭聲,可是遺忘並不能減輕他的負罪感,只有承認,重召過去的回憶,才能安住於冥冥之中。就像十字架上的強盜,懷著痛悔的心情,求人求上主的寬恕。電影帶來震撼,久久不能釋懷。
 
電影發掘最深沉的人性,其中一幕一位以色列士兵在十面埋伏之下,走出掩蔽體向四面亂槍掃射,他身後佈滿巴席爾的海報,而他舉槍掃射的姿態好像翩翩起舞,於是,便構成了與巴席爾共舞的荒唐場面(回憶?)。記憶並不一定真實,有些記憶更是自然補白,甚至是我們無意間虛構的,但只要我們勇於尋找真實的記憶,才能有放下的能力。</

2009年4月13日 星期一

台灣觀課記錄

課題:社會主義概論
教學方法:教師投影卓別林的摩登時代,讓學生加深關於影片的印象。
(學生都已經自己看過影片嗎?)
教學材料:卓別林:《摩登時代》
教學對象:高一學生
教室情況的幾點觀察:學生可以一邊食飯,一邊聽講。學生的座位分隔,不便於同學間的討論和交流。課堂的秩序較差,學生可以將電話放在桌面。師生關係疏離,教師不知道學生的名字,只能叫學號,影響學習氣氛。

教師板書問題。
1. 僱主對勞工的心態
學生回答可以被取代,老師刺激學生思考是否被機器取代。
學生再回答可以被其他人取代。
學生回答,當時的工人工作屬於低技術性工作。
教師提問:僱主會否想工作不斷的重覆工作。
(觀察:同學回答時,其他同學會叫囂,這可能是嗆同學沒有真材實料。教師沒有制止,容許同學的喝倒采行為,令發言同學感到尷尬。)

2. 勞工的工作性質
學生回答:重覆,缺乏技術性,工作時間不斷被拉長,工人的工作只有一小部份。(這就是屬於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教師會否在這個時介紹這個概念。)
教師將學生的答案,將換為要求高規律性。
學生回答:工作環境境缺情感,沒有成就感。
教師糾生學生的答案:要學生認真聽其他同學的答案,因為學生多重覆同學的答案。教師提醒學生要運用自己的經驗看影片。
學生回答:學生運用現在的經驗作答,並反思究竟還未有進入工業時代的工匠是否就有成就感。

3. 勞工的身心傷害
(真到這裡,我還不確定學生是否有看過影片。因為學生似乎沒有根據具體的場面來回答問題。)
學生回答:僱主將勞工當作實驗品。
教師糾正學生是否答工作性質的問題,學生補充勞工的心理受到傷害,因為可能被當作實驗品。
(學生似乎不在當時的歷史脈絡去思考勞工的問題。)
教師發現問題:要學生運用影片的資料以及自身影片來作答,甚至希望學生可以批判影片的信息。
學生提問:認為影片的觀點有偏頗。(我會讓學生認識導演卓別林,讓學生明白卓別林生活的時代及個人思考問題。)
(為什麼老師不容許學生批判同學的答案,而必須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呢?)
老師運用工人的沉默,指出馬克思要做的,就是要工人的醒覺。
學生要老師定義何謂傷害:學生要老師解釋十九世紀的脈絡的傷害。因為十九世紀的人,如果不工作的話,面對的可能是死亡。
學生質疑:那個時候的人真的覺得是傷害嗎?
教師希望學生從自己的「心」出發,去談論「傷害」的問題。(教師好像已經有既定的答案,忽視了學生提出的問題。而且,教師的提問一直脫離歷史脈絡。)

4. 勞工之作為一個人
(我們是教歷史的,所以必須從歷史的脈絡來談「人文主義」,我要思考我的歷史人文有哪些獨特性。)
(學生必須具備十九世紀人文思潮的背景,不同的歷史脈絡對「人」都有不同的定義,學生怎能抽空討論?所以學生不斷的追問十九世紀的人如何去看待「人」的問題。)
教師承認自己的教學設計出了問題,可能要讓學生知道更多關於十九世紀的問題。
學生回答:老闆和工人都有面對的風險。
教師提出學生的回答就是量度馬克思理論的標準,因為馬克思忽略了僱主方面的困難。
學生挑戰:當時要考量的不是風險問題,而是有其他更大的問題,如果設身處地,面對不同的風險,你會當老板還是員工。(教師提出「平等」的概念,適當嗎?)

5. 勞工的工作成就
學生回答:活下去,吃睡,成家,付出的部份。
(我覺得教師也有自相矛盾的時候,有時候要學生運用自己的想像,有時候也要學生回歸影片。)

6. 那個經典畫面的意涵(課堂結束,留待下堂再討論)
7. 勞動原本應該是怎樣的事情(課堂結束,留待下堂再討論)

總結:教學以教師的發問為中心,教師只肯定既定答案。學生的回答亦不能運用《摩登時代》的資料作答,教師也不能提供社會主義的理論架構讓學生比對。板書混亂,久缺組織。我會先讓學生了解社會主義的理論架構,再請學生從《摩登時代》之中選擇恰當的場面配對,我也會提醒學生要弄清卓別林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