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2日 星期四

給貓伯伯的歌

從前,馬屎埔村口信箱旁有一位伯伯,獨居於鐵皮小屋。他沉默寡言,只喜與花貓為伍。每次經過信箱,都見他餵飼小花貓,如果你舉起相機跟他拍照,他會怒目而視,叫你不要拍照。他在小屋前種了一座小小的蕉林,有一次,我想跟他買香蕉,他遞過一梳香蕉,然後擺一擺手,不收我的錢。他很神秘,我們都稱他貓伯伯。幾年前,貓伯伯無聲地離開了,帶著他的秘密,只留下花貓,和小屋旁一棵歪歪斜斜的桑樹。

貓伯伯離開後,有些貓義工繼續餵飼小花貓,但小花貓好像知道貓伯伯離開了,也不常來小屋。然後,穿制服的人說桑樹歪斜,把小屋旁的桑樹腰斬了,只留下一個枯萎的樹頭。小屋孤伶伶地守在村口,看著一位八十多歲的伯伯每天拉著手推車流連於鄉間小徑。伯伯不想公開自己的名字,我們且稱他俊叔。原來,俊叔是貓伯伯的弟弟,父親是南海某村的村長,為了逃難,一九四九年前舉家來到馬屎埔村。俊村現居於水坑田旁的木屋,木屋的前身是更亭,兄弟輪流住在更亭看守水坑田,以前的大屋位於信箱旁邊,已被拆,只留下廚房,即貓伯伯以前住的小屋。俊叔更說,那棵歪歪斜斜的桑樹,是他小時候親手種的。屈指一算,那棵桑樹大概有六十多歲了。

聽到這裡,我覺得很可惜。我們可以知道多少樹木的年齡和栽種的人?那些砍樹的人,斬去了一棵老桑樹,也切斷了一斷異地為鄉的歷史故事。種桑,是中國農民的習慣,正如孟子所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特別是華南農民,遠去他鄉,能帶得走的,就是故鄉的地境,造一片桑畿魚塘,以解鄉愁。所以,那不單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桑樹,而是一代人的心願。看著俊叔的水坑田上,種了很多桃樹。他指著珠頸斑鳩說:嗰啲咕咕雀食晒我啲菜。俊叔繞過木屋,指著屋掛在屋簷的耕具,說:我地以前就係攞呢個開水坑。我想像俊叔和貓伯伯兩兄弟,合力將馬屎埔的水稻田開墾為水坑田,然後越來越多的農民來到馬屎埔耕田種菜。到九十年代又看著街坊村民或自願、或被迫離開馬屎埔,不變的是貓伯伯仍然守在信箱旁的小屋,俊叔仍然看顧著那片水坑田。

貓伯伯離開了,俊叔去年弄傷了腳,下不了田,每次見到他,都希望寫一首歌給他,以感謝他們默默地守護著農村的記憶:


鄉村裡的故事 花貓說的故事

這一次 我真的想講你知
多飄泊的際遇 他走過的歲月
破屋裡 殘留著他的記憶
 
那夜他跟爸爸走向黎明白晝

告別暗夜躲開專制逼壓的手
 
有兩手 也有自由
栽花種樹 快樂無求
風雨中 縱會濕透
花貓作伴 今生已足夠

鄉村裡的故事 有你我的往事
再一次 沉默亦聽出意思
桑枝會否記住 花貓有否惦念
說一次 唯願你講給我知

他像孤高野貓喜愛獨來獨往
也像老樹札根看守這村莊
不要走 縱已到盡頭
甘苦與共 再無爭鬥
天際間 再見星宿
花貓作伴 悲歡看得透
 


 
圖片由朋友冠軒提供

2014年5月19日 星期一

禾秧

種稻以後,對這一斗地的感情又深厚了。

立春後浸穀種,但缺乏經驗,穀種在水裡泡得太久,發霉了,但清明快至,如何是好?無論如何,還是快快平整田地,幾個鄉友合作堆高田壟,往田裡灌水,一天之內便整理了四幅小小的水田。

清明至,萬事俱備,唯欠禾秧,四出打探,怎知今時今日,借秧比借錢更難。錦田的朋友今年不種稻了,沒有禾秧。鶴藪的農夫說禾秧不夠,未能借出。大嶼山的農夫說禾秧恕不外借。幾經打探,才向塱原的農夫借來了百多株禾秧。雖說是借,但怎樣還呢?這就是農夫的慷慨,今日我借你禾秧,他朝你借我縠種。農業興亡,責在自身!

禾秧高兩寸,農夫說是珍珠米,可以拋秧方式種植。種稻學問很深,品種方面,分籼米和粳米。珍珠米屬粳米,但我對稻米所知不多,屬紙上談兵,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種米,我只好邊種邊學,多看書,問問有經驗的農夫。大概要等稻米結穗以後,我才會知道更多稻米的身世。

躬身彎腰地插秧,與土地的距離更接近。種菜種瓜豆,播種、移苗、除草、施肥、上泥、搭棚,大部份功夫都在田畦上做,但種稻米就很不同了,插秧的時候,指頭要探進泥土的深處,雙腳陷進水田,踏成一個個水窪,這時候便會明白何謂深陷泥淖。

秧苗長得快,野草生得也快。雖然立夏以後,雨水連連,但水田留不住雨水,牛筋草、百慕達草、水蜈蚣都爭先在露出的旱地生長,花了一星期除草,但若果不想辦法把水留住,野草很快又再佔領水田。眼看山水不停流過田邊奔向鳳溪,於是開一條小道將山水引向水田,讓日夜奔流的山水把水田灌滿,免得野草在生長在旱地之上。

觀看稻田成為我的習慣,為免福壽螺把禾秧吃光,我每天都在田邊巡行,把福壽螺拾起放在盆內,最可怕的是看到一串串粉紅色的螺卵在田邊盛放,我只好像愚公一樣,每天拾螺摘卵,希望能減輕福壽螺對禾秧的影響。

現在禾秧及腰,顏色深綠,看著禾秧的成長,就像看到孩子快高長大。小滿快至,即是說,稻米開始結穗。帶著勞動的期待,其實是鍛鍊對土地的愛。耕種不是關於生命教育的一種方法,耕種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生命教育,讓孩子看著生命從無到有,發芽成長,他們就會明白生生不息、萬物彼此依存的真理。

後話:聽學生的耳語,真的樂在其中。
有學生對同學說:你耕田咁叻,讀書浪費咗你。同學聽到,笑而不語。
有學生又說:雖然耕田好辛苦,但好過坐喺課室聽書。
有學生一走到農田,便深深吸一口氣,說:呢啲先係空氣!

清明開水田

往塱原借秧

清明後插秧

立夏開水道

2014年5月7日 星期三

中醫與草藥

學種田後,覺得人與植物可以更親近,偶有不適,都會向學生的母親求診。學生的母親是註冊中醫,人稱梁醫師,在石湖墟行醫數十年,三年前我患了重感冒,吃西藥,有咳止咳,有鼻水收鼻水,但藥力一過,所有毛病都重來,而且雙倍奉還,最後氣管敏感,一入夜,咳嗽如機關槍上膛,徹夜難眠,痛定思痛,決定改看中醫,梁醫師說,感冒都困住,要放出來,於是給我開了藥方,三日後,完全康復,氣管沒有敏感,安寢無咳,從此以後,身體有何事,都看梁醫師。

中醫重調理身體,幾年過去,每有頭暈身熱,給醫師把把脈,吃一兩劑中藥,多休息喝水,身體也很快康復。不過,這一年的春瘟很猛,就在立夏之前,我病倒了,還掙扎過是否要看西醫:

五月一日:稍覺身體不適,有點頭暈目眩,但仍算精神,朋友說是肝火盛,我找醫師,醫師說是風寒,是感冒初兆,我不以為然,晚上仍到公民廣場,支持東北村民,但那個晚上,夜涼如水,回家覺得沒有異樣,只是手腳有些冰冷。

五月二日:一覺醒來,喉頭乾涸,起沙,頭有些脹,我跟醫師說,病都發出來了。那天如常下田,收了些破布子,打算鹽漬,但天氣翳悶,一過正午,我頭暈發熱,只好小睡片刻,醒後全無食慾,我知問題大了,招呼過探訪農田的朋友,便勉力騎單車回家。那個晚上,頭痛欲裂,高燒不下,只好將濕毛布放在額頭降溫,蚊蟲的拍翼聲在耳邊隆隆作響,似是要壓垮駱駝的蘆葦,我放了一瓶兩公升的開水在床邊,喝水、上洗手間、躺下、喝水、上洗手間...終於等到日光初現,我立刻洗個熱水澡,出一身汗,體溫稍降了。

五月三日:斷續發燒,沒有食慾,不斷休息,頭仍然脹痛,醫師改了藥方,感冒進入上呼吸道了,那個晚上,我開始掙扎是否要吃些西藥。我在家中尋找「必理痛」,但我家裡實在沒有任何成藥,所以掙扎歸掙扎,我還是沒有吃西藥。身體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五月四日:燒退了,人也精神了些,只是有點虛弱,我以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早上講課,然後接了一個訪問,完成了所有工作後,我突然-失-聲(是否應該慶幸?)。這是我多年沒有試過的情況,是完全開不了口,急性聲帶發炎。

五月五日:仍然失聲,還有嚴重的咳嗽,醒來時渴睡,應該睡覺時又失眠,如此反反覆覆。我曾經以未請過一天病假而自豪,有任何問題都服「必理痛」、看西醫,務求速戰速決,盡快進入狀態回到工作,但這一次,我以中藥輔助,放任身體按自己的速度康復,我想,自己是否太奢侈呢?但回頭又想,我的身體一直都嚴重負載,衝衝衝,趕死線前完成工作,甚至要超額完成,現在身體想慢慢康復,我又是否願意聆聽身體的聲音?

五月六日:濃痰不化,咳聲不散,氣管癢痒難當,越忍越咳得厲害。我想起讀過的一篇文章,題為「中藥病入膏肓」,指中藥的生長環境受污染,化肥農藥重金屬災害,還有雜交混種工業化式生產,都令中藥的效力大不如前,更有可能銷聲匿跡。如果是這樣的話,永續農業不只是糧食生產與自然的和解、更是中草藥的出路。我的聲音開始回來,但很虛弱,我開始按著自己的身體,心裡念:「我愛你,我感謝你,對不起,請原諒我。」

五月七日:開始好轉,醫師說,這階段開始,要多潤肺,我的肺很弱。是的,祖父身體健壯,沒什麼病痛,但踏入九十歲開始,肺功能轉差,我看著他在病床上,為爭一口氣而用盡全身力氣。後來,姑姐對我說,我們這個家族,肺都較虛弱,容易哮喘或氣管敏感。

身體一直伴著我,但我對自己的身體認識又有多深呢?有人說,年青時以健康換金錢,年老時卻不能以金錢把健康換回來。其實,我們都一直忽視了自己的身體,甚至身體向我們控訴時,我們也不惜一切要身體服從。於是,聽醫師診症,有時候就好像聽見身體與我說話,份外有親切感。

給城規會的信

各位委員,您們好。我是一位教師,曾經在粉嶺一所中學任教歷史科及通識科,因為教學的緣故,我經常帶學生到粉嶺農村考察。新界的圍村、祠堂和書室讓學生了解到有形文化遺產的特徵,與此同時,新界的農村卻保留了傳統文化的生活方式,回歸以後,香港政府開始留意有形文化遺產的保育工作,卻無視無形文化生活的傳承,作為歷史及通識教師,我必須指出,新界東北的農村保留了重要的文化資產,無論是農民的生活方式、經濟活動以至他們和土地的關係,都是重要的文化庫藏,幫助學生建立堅厚的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place-consciousness)讓「家是香港」成為真真正正的信念,而不是政治運動的口號。

台灣作家葉維廉在《失去地圖的還鄉者》曾經如此形容香港:「香港……對我這個剛被逐離開『親密社群』的鄉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言,衝擊很大:沒有表情的臉,猜疑的眼睛,漠不關心,社交的孤立斷裂,徹底的冷淡無情。」「沒有表情、猜疑、漠不關心、孤立斷裂、冷淡無情」未必是香港人的特質,但肯定是葉維廉在城市生活中失去地方感的心理反應。相對於農村社會的鄉土生活,香港城市的高樓是個只供流動寓居(dwellings)的空間。現代化需要「空間」,但人卻希望與「地方」產生連繫。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也以為自己不需要有「根」。我在香港出生和成長,過去三十多年都住在香港,沒有經歷過祖父那一代人的離散,所以也沒有「思鄉」的情意結。我們的「故鄉」,只是祖輩那一代人出生的地方,亦即是我們小時候在家課冊上填寫的「籍貫」,不過,我們對「籍貫」上的地方,卻沒有感情可言。我們這一代人,已習慣了生活場景的消失和變換,呂大樂在《唔該,埋單》這樣形容香港人與香港的關係,「都只是一個居民與居住地點的關係而已,遷徙是我們生活(直接的或間接的)經驗的一部份。」正因為這樣,當「香港人」面對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時候,可以「移民」遠走高飛,與香港這個地方保持距離,直至香港經濟好轉,例如香港政府要「派錢」的時候,他們才「回流」到香港,享受香港的「好處」。香港曾經是香港人予取予求的對象,但回歸以後,我們逐漸發現,故鄉不再是小時候家課刪上填寫的「東西」,而是我們一直生活、共存共生的地方-香港。

社群(community)與地方(place)的關係,就像植物和土壤,兩者本來密不可分,人類不單要依賴土地為生,更要依賴同一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才能共同生存。那一片與社群休戚與共的地方,就是鄉土。或許有人認為,鄉土是狹隘的地域主義(regionalism),與全球化和現代化格格不入。不過,這種對鄉土概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思維之中。台灣的經驗讓我們看到,現代化處境下的「鄉土」,是一種讓人札根於地方的生活模式。池永歆在《地方志與鄉土教育論文集》中指出,「鄉土」深具時間向度和文化承傳,可讓人直接體驗,令人產生對「地方的愛」。這種愛從自身生活的一方土地開始,卻不囿於一地。這種人與土地的關係可以不斷向外幅射,超越國境,延伸至我們居住的行星,對地球產生愛護之情。因此,身為教師,我必須指出,新界東北農村正保存著這種鄉土文化的土壤,讓學生在鄉土尋找地方意義,並重建自身生活的完整性。正如學者南方朔所說:「人們在經過一段『現代的誘惑之後』而開始以『鄉土』為內省的範疇,其實是在創造『主體性重尋』,『再創造』鄉土文化。」

過去幾年,我開始以東北農村的文化資源尋找香港的「鄉土教育」,例如,一位中二級學生在完成農村歷史研習後,發了一個電郵給我,內容如下:

「睇返新界以前嘅歷史,佢地以前嘅生活,城市嘅發展同農業嘅關係,再回想咁多種種嘅變遷,覺得好可惜。農業是不可少的,從小那些電視節目都教我食物的重要性,但無奈現在的人都教我們好好讀書,將來努力賺錢,買房買車...以前的人耕田的地位都很重,因為佢地係我地衣食父母,佢地都很是為此自豪。但現在在田裏的,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人們對農民的看法也改變了,對他們更是標籤成社會地位低的窮人。呢個城市入面少了一線生機,個個都淨係為自己打算。為咗我地嘅發展,大自然同農民都付出左好多,但係依家社會仲要淘汰佢地,連農地都要收走,呢幾塊小土地對富商嚟講又係搵錢商機,對農民嚟講,講唔上養活全家,但至少咁多年嚟都有感情吖,種田都係佢睇嘅樂趣。話就話為其他人建一個安樂窩,但係卻毀了農民嘅安樂窩(對於農民嘅反對,富商不痛不癢)。一個城市嘅發展,離唔開土地嘅利用,等到我地後悔,都只有默默咁睇住呢塊土地發展,冇辦法補救...昔日嘅農民雖然算唔上係大富大貴,但係都好知足,自由自在,無奈時代嘅變遷,香港地少人多,發展就係那麼容不下農業的麼?」

亦有學生在完成農民的口述歷史後,決定要在暑假的時間回去軍地村,跟祖母學習種菜,更有一位來自上水圍村的學生說,經歷了農村的口述歷史研習,令她愛上菜田。這些都證明了新界農村的生活方式,是鄉土文化的庫藏,令學生產生對「地方的愛」嗎。只有對地方產生感情,人才能札根,成為對地方有承擔的公民(見附件中學生給地產商的信)。

過去數年,我也藉新界農村的文化資源,與學生一同學習高中的通識課程。例如,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投身香港的農業活動,他們的生活選擇不正正說明了經濟以外「生活素質」的重要性嗎?另外,社區農業的實踐不就是通識課程中「可持續發展」的事例嗎?在「公共衛生」單元中提及的「食品安全」問題,不就是糧食生產者和糧食消費者疏離的結果嗎?如果香港有一定的糧食自足率,能否減低「食品安全」的風險?經過兩年的學習,學生對附近的農地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農地不再是「可取代」的糧食生產地,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見附件中學生對農村的想像設計圖)。這個看法與美國教育學者Paul Theobald提出的「內在依存」(intradependence)的概念不謀而合,他說:「內在依存所談的,是在地方之中的依賴,依賴土地,依賴同一片地方上過活的人的善意和智慧。內在依存越大,社群意識亦越強。「內在依存」的關鍵是「地方」,人與社群、文化、自然生態、經濟活動在「地方」之內有着不可切割的關係,人不可能離開「地方」的脈絡。戰後至回歸前夕,無論從糧食供應、生活選擇、生態保育等各方面,新界東北農村已經成為香港整體互相依存的一部份,改變新界東北的土地用途,也會將香港既存的文化資源徹底摧毀,撕裂新界族群的共生關係,令「香港」失去內在依存的可能。
 
香港僅存的農村是珍貴的文化遺產,為香港的地方意識/鄉土教育提供重要的文化資源。香港已經從上一代人寓居的「空間」變成這一代人生活的「地方」,身為教師,我應該承擔地方意識教育的責任,幫助學生在香港這個地方建立內在依存的關係,並體認到一個充滿「鄉土感情」的香港,成為一個愛護地球的世界公民。


2014年5月5日 星期一

不教孩子說謊 先要拒絕遺忘

各位在職的教師朋友,請鼓勵學生參與民間自發的記念活動,讓他們知道拒絕遺忘是一種道德勇氣;
各位已離職的教師朋友,請告訴你曾經教過的學生,香港還有很多教師仍然無懼打壓,請他們要與這些教師站在一起;
各位已畢業的同學,請記得我們一些分享過的信念,絕不當一個沉默的旁觀者;
各位仍然就學的同學,我雖然離開了學校,但我的心常記掛著你們,讓我們在校園外繼續追求公義和真理。
 
 
2014年,「六四」二十五週年。中國政府污名化民主運動,多年來民主路越走越遠;香港歷經三任特首,民主倒退,政府謊言執政。由教育工作關注組與水煮魚文化合力策劃的「爸爸媽媽教我不說謊」,將政府總部一帶,變成「一日制學校」的校園,帶領參加者回歸教育最基本的起點,探討甚麼是誠實。

「一日制學校」將於5月24日開課,上午時段為上課時間,由江瓊珠(歷史/地理)、洪曉嫻(文學)、亞卢(音樂)等擔任導師(導師名單持續更新中),帶領參加者利用學校非主流的學科進行對話/練習,並於上課時間內完成指定作品;下午則開放予公眾參與,公開展示學生作品。

歡迎中四至中六、大專院校學生,或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報讀「一日制學校」課程,並將作品化為現場展示的創作。
線上報名表格:http://goo.gl/6KVtoV

一日制學校:爸爸媽媽教我不說謊

主辦:教育工作關注組、水煮魚文化
媒體夥伴:《字花》
日期: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
上課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2:00
上課地點:添馬公園(政府總部側)
對象:中四至中六、大專院校學生,及教育工作從業員
報名表格:http://goo.gl/6KVtoV

展覽開放時段:下午 3:00 – 6:00(歡迎公眾參與)
地點:立法會大樓戶外廣場

2014年3月22日 星期六

春分:躬身土地

K曾經在校園的圍牆內「作反」,然後離開學校制度,將學生帶回土地,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他義無反顧,不奢談「半農半職」的浪漫想像,全時間躬身土地,以農產收入過活。他外表柔弱,但內心充滿熱情;他慢條斯理,但在危險關頭卻是身先士卒;他談吐溫文,但會口誅筆伐官腔的口吻。從學校制度走到土地,他在猶疑與堅定之間尋找實踐信念的方法。

H在教會長大,曾經遊走各地的山區農村助學扶貧,但從半年前開始,他立志當農夫。他說:以前關心新界東北,只因討厭當權者的勢利,現在要當農夫,卻是出於對土地的關懷。恨意消減了,但對土地和其上的社群產生濃濃的依戀。這種情使他走得更快樂、也更徹底。他再說:耕種是他踐行信仰的方式。

那天,H在小徑上,守着入村的路口,K在棚頂上嗌咪,誓要與農棚共存亡。他們都曾經在高樓圍牆間迷走,最後以農夫的身份守護腳下的土地,就像一棵樹一樣死命抓住腳下那一方泥土,用青春灌溉田上的生命。 他們的青春不是自己的,乃是屬於這片土地的,更是為將來的美好而奉獻的。最徹底的革命,始於我們的心靈。

猶幸身邊還有這樣的青年農夫,謹以此歌獻給為土地躬身的朋友:

穿梭於幽暗窄巷
我已厭倦迷惘
漆黑天空 我在 迷途落泊
每秒也感漫長 我徬徨
 
虛空中一線曙光
照我滿臉惆悵
擠身荒村 我願 能重踏上
再現往昔景況
 
是誰在這鄉土我家
建造圍牆石瓦
摩天高塔太耀眼
蓋掩星宿夜晚
 
是誰任這小島變改
放任狂城亂馬
孤身抵抗你願嗎
我已經不再懼怕
 
鄉間小徑任我闖
我已再沒迷惘
躬身彎腰 我願 無言奉獻
要這地再得釋放



2014年3月7日 星期五

本來沒有今日的我

我愛哭,這是我長大才知道的事情。

小時候,父母都說我面皮厚,打極都唔喊。幼稚園老師見我字寫得不夠端正、歪歪斜斜,問我要做學生還是做乞兒,我想也不想,直說要做乞兒,我渴望離開校園,我要自由。她要我脫光校服在校長室罰企,我照做,只剩下一條內褲,五歲的我,一滴眼淚也沒有流過。我頑皮愛玩,母親用衣架抽打,父親用腰帶鞭撻,我滿手藤條痕,再痛,我也不哭。

不知怎的,人大了,看到社會的不公不義,然後看到人性的善,我總會掉眼淚。就像每年六四晚會,想起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我便會哭。初為人師時,還會強忍眼淚,衝去廁所哭個夠,再回課室跟學生談六四,後來索性豁出去,在學生面前邊哭邊說。歷史,就是這樣觸動我的靈魂。

離開學校很容易,但我卻一直離不開學生。《本來沒有菜園村》上演,我邀請十一位同學一起觀看,包括中三至中六的同學。零八年我踏足菜園村時教的學生,零九年我一起做粉嶺戲院口述歷史的學生,然後,我開展了農村的口述歷史教學,那些學生今年已不再是中一的學生。我邀請他們,因為他們見證我的成長。教學的過程,學生在成長,身為教師的我也在成長。

菜園村引發的土地保育運動,將我從學校帶回到粉嶺這個社群,學生是我的同路人,如果不是教學這份工作,我不會變成今日這個樣子。因為教學,我不斷詰問自己信些什麼、教些什麼,學生將來要處身怎樣的世界,我今日的行動又會如何影響明日的世界。《本來沒有菜園村》講的是菜園村保育運動的歷程,但也是我的心路歷程。

發現鄉土的價值,反思香港人和「香港」這片土地的關係,質疑歷史教學的宏大敘事,投身半農半職的實踐,這都是菜園村土地保育運動對我的影響,我一直問:身為教師,我如何回應香港社會面對的不公義?學生,是我行動的理由。我哭,因為我深受村民的觸動,因為學生給我繼續前行的力量,也因為我背負著教育的責任。

就像昨日,在馬屎埔務農三十多年的黎先生遭地政總署迫令離開,我不能裝作不見。年半前,我有份到農田聲援黎先生,也因此認識了羅婆婆,開展了比較詳細的口述歷史教學。我後來和中二的學生與黎先生做了兩次口述歷史訪談,我自覺有責任站在黎先生那一邊。因為我知道黎先生耕的那片農田叫「牛青湖」,也知道他來自順德,曾經做糕點,後來到馬屎埔務農,兩公婆靠一雙手養大了三個孩子,他也將二零零零年的水浸照片給我看。在述說和聆聽之間,我們已經成為承擔共同命運的社群,所以,我不能無視他的痛苦。

學生要離開學校,教師同樣要離開學校,沒有永遠留在學校的學生,卻有一直困在學校的教師。不過,我不願作這樣的教師。離職了,我有了自由。我聲援黎先生的時候,心裡一直想著學生和他訪談的畫面,面對著警員、地政和工作人員,我只有唱歌:「我愛我家  縱使一切不浮華  沿途是我腳步  從毋懼風吹雨打  我似野花  眷戀山裡的落霞  全情熱愛這地  留住這風景我一生記掛」。然後,我請警員、地政和工作人員他日除下制服,以一個「人」的模樣回來這裡。香港的土地不屬於地政、不屬於價高者、也不屬於任何人,但熱愛這片土地的農夫和學生都屬於這裡。這是我的心聲,也是學生的心聲。學生上課,但我做代表,我為黎生發聲、為自己發聲、也為學生發聲。

話劇結束了,我滿眼通紅。很感謝導演和編劇的努力,也感謝演員的細緻演繹,他們將我帶回一段教學的回憶。編劇滿道問我有什麼話要說,我看到那些和我一起到馬屎埔做口述歷史的學生,我又哽咽了。鎧宜和偉珊從菜園村到東北農地保育,她們一直撐農夫和村民,今年中六了,仍繼續和村民訪談;中五的紅紅、佩宜、恩惠和藹盈,從粉嶺戲院到馬屎埔,從嶺南大學的分享到這套話劇,她們都在尋找社群的意義;中四的浩斯和馨兒,從石湖墟的陳六伯伯的訪談中,找到新界墟鎮和農村的故事;中三的信謙,與馬屎埔的村民訪談後,說要回軍地跟嫲嫲學種菜。
 
我很幸運,有學生作同路人。我希望他們知道,我離開學校的最大原因,是要做一個真真正正的教師,一個為理念而育人的教師,一個站在學生身邊探尋理想社會的教師。 想到這裡,看到學生望著我的眼神,我又哭了。

 
 
 
同學和黎生訪談的情景

2014年3月6日 星期四

冬去春來

冬去春來,天氣乍暖還寒,好在葉菜不怕冷,有時候氣溫低一點,菜也會甜一點。過去一個月,開始收成各種蔬菜。羅馬生菜最適合寒冷有陽光的天氣,移苗個多月,每月隔多點空間,每週落魚肥和豆渣,本來手指般大的菜苗,轉眼間比手臂還要長,拿著羅馬生菜走過田畦,難免飄飄然。

沙律菜去年十一月直播落種,但天氣太冷,一直沒有抽芽,直至過年回暖,田畦才冒出幼苗,又是一個月的光陰,紅橡、綠橡、切葉綠芥菜在田畦間長得擠擁。懶洋洋的蕃茄過了寒冬,也開始結果,紅的、黃的、虎紋的,各領風騷,拼湊起來,便成了美點佳餚。

咖啡小店支持本土農業,把自家製的芥末醬加到沙律菜,上面加幾片煙三文魚,童叟無欺的道地小菜,來一杯店主親自調製的單品咖啡,八十八度水溫手沖耶加雪夫咖啡豆,果酸潤滑喉頭。

芥蘭和西蘭花開花結穗,蜜蜂蝴蝶左穿右插,白花黃花漸成豆筴,為下一茬留種做準備。難得油麥菜仍生得旺盛,大概是少有的跨季作物。

津津、家俊幫忙堆肥,忙了一個早上,還意猶未盡,於是合力把十株蕃鬼荔枝(台灣稱釋迦)的幼苗移種到斜坡,不知等多少年才能等到開花結果,還好學生年輕,大概不用等到孫兒那一代才有收成。

都三年了,開始明白種地人的苦,是苦盡甘來的苦,也是甘苦與共的苦,縱有失收難搵食的時候,但種田本身便成為一種生活選擇,一切在收成那一刻都變得值得。那種滿足感超越了金錢的計算,而是實實在在地活著。

所以,當馬屎埔農年黎生遭地政總署迫趕的時候,心裡總有氣。一句價高者得,將農夫艱苦耕耘數十載的田地奪去。面對著電鑽和電鋸,我唱出了「我愛我家」的歌曲。但願有一天,地政人員、警察和工人除下制服,放下「那一份工」,以「人」的心再一次踏足農田,他們或者會看到在金錢與職責以外的風景、大自然的美好。





 
 


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活在怎樣的一個城市?

數年前,大家還在說:This city is dying。自嘲多於陳述。
這一年,免費電影發牌程序明顯不義,當權者以為自己有程序,便有「公義」,完全無視市民對「公義」的追求。香港人要「民主」,當權者話,「我就是民主」。香港人要「自由」,當權者話,你還有「自由」訴苦。所以,李慧玲在城市論壇警告,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岌岌可危的時候,台上竟然有人話,你仲有言論自由喎。他們都站在高牆之上,指摘雞蛋的野蠻。
明報換總編,我心裡想著在明報工作的同路人,發了一個電郵給他們,如下:
 
「其實,我也曾經是明報的同工,是十三年前的事了,一九九九年我剛好畢業,投考明報多媒體編輯,過五關斬六將,終能入職,掛上明報的職員證,也有虛榮的時候。我的上司是李偉亮,他對我很信任,那些年科網熱潮,多媒體編輯要負責採訪、錄音、剪聲帶配片、電話訪問,晚上通宵更要翻譯外電稿,雖然辛苦,但在明報工作短短一個月,竟然學懂很多事情,特別是一分鐘打六十個中文字的打字速度,成為我有效處理教學工作的關鍵。
我後來雖然轉職教育,但對明報仍帶著感激之情。在發展之聲不絕於耳的時候,哪一份報紙能像明報一樣,鉅細無遺每週報道香港的綠色生活選擇?哪一份報紙能像明報一樣在熱潮冷卻後仍然關心菜園村和東北農村的未來?看黎佩芬編的手記,知道夏俊峰的太太在最無助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明報的編輯,這種帶著靈魂與良知跑新聞的態度,怎能不教人動容?
或者,過去香港的「成功」來得太輕易,以後的日子,我們要學習如何為理想付代價。願您們在紛擾中,仍能保持心靈的安穩。這是漫長的抗爭之路,寒冬快盡,新枝會再現的。很多人能夠熬過寒冬,只因梧桐樹上仍然掛著最後的一片葉,而您們就是那些仍然掛在樹上的葉片。」
 
李慧玲滅聲,我第一時間想到的,便是明報的朋友,他們站在社會的最前頭,我們就在社會的後方。他們揭露問題,我們探討真相。報道與教學同是道德工作,只是我們站在不同的位置,但我們都相信公義和真理的價值。記者是這個社會的金絲雀(從前的挖煤人會帶會金絲雀入礦洞),只要他們還有鳴叫,我們便知道世界還是安全的。一旦他們噤聲了,我們便知道,毒氣離我們很近。媒體失聲,教師能發聲的空間也會大大縮小。
 
香港的金絲雀快死光了,This city is dead。狂輪已近,還能力阻?在這個當下,要離開還是留守?在這個當下重讀《力阻狂輪》,會更明白潘霍華面對德國納粹暴行時的道德抉擇:離開信仰的安全區,與受苦的人承擔痛苦。

2014年2月25日 星期二

歷史教學不是手段

自二零零零年課程改革以來,中學歷史教育已潮從「死記硬背」的知識內容變成「可操練」的能力訓練。但身為歷史教師,我仍然要問:歷史教學的意義何在?

布魯納(Bruner)的三條問題仍然鏗鏘:
1.      What is human about human beings?
2.      How did they get that way?
3.      How can they be made more so?

以上問題的答案,都藏在布魯納對「心智」(Mind)的理解。
心智是什麼?布魯納提出了兩種看法:computationalism和culturalism。
認知心理學令人相信人的心智能夠就電腦般運作,只要有運算的方法,心智便能處理輸入的資料,這種對心智的理解,將教學視為某種學習的過程,卻忽視了教學最重要的關鍵,即如何對所學產生意義。相信這一種看法的教師,傾向視教學作為一種類似「操練」的活動,過程不涉什麼意義問題,更遑論道德含意。

這也是我對數學變式(variations)教學的最大疑問,即使教師對學生的先備知識及學習差異有充份的理解,並設計一套按部就班的變式題目,學生也能完成所有題目,但學生「學」了什麼?數學概念?數理能力?這樣的學習意義何在?

我並不否定認知心理學對教育學的貢獻,我只是指出(很受Bruner後期作品的影響),心智是學習的關鍵,因為心智是文化的載體,我們只能在所處的文化中產生意義。這也是Bruner所說culturalism的重點所在。意義在教學過程中產生,特別是道德意義(moral meaning)。Lampert(1990)便指出,即使知識架構完整如數學科,其教學也牽涉了道德面向。即使學生如期地完成變式題目,他/她所得到的教學可能是被動、服從、單向的思維,失去了數學探究所重視的學問勇氣(intellectual courage)和學術誠信(intellectual honesty)。

回到歷史教學,近年歷史課程「通識化」。歷史教學成為了搜集史料、理解史料、運用史料、分析史料、綜合史料、辨識史料立場等能力的訓練。我希望以一個課題為例,說明我如何在能力外實踐我對歷史教學的信念。在零六年開始實施的會考課程中,有這樣的一個主題,就是戰後的種族衝突。很多教師突出了「族種衝突」的主題,卻失去了這個主題下「人」的存在問題的思考。Mounce說:Teaching history has moral meaning because it provides human beings with a sense of what is important to attend to in human affairs。

我不會對歷史教學預設任何目的,因為目的很多時候都令手段變成可替換的過程。我不希望總結什麼歷史教訓,因為「教訓」一旦出現,便使歷史教學的過程變得可有可無,一味「說教」並不算是歷史教學!我只希望在南斯拉夫內戰這段歷史面前和學生一起思考何謂「人」、我們如何才「做人」、如何才能具備更多的「人性」(回應Bruner的問題)。例如,我們絕不能冷漠無情地旁觀他人的苦難,又或者把別人經過的痛苦視為一些思維訓練的材料吧。

從這段歷史中,我們看到歷史課程將歷史簡化成「差異→衝突→戰爭」的思維方式,但然後呢?
學生至少要對上述的思維方式提出質疑吧!又或者,學生要思考「人」在歷史之中扮演著怎樣的一個角色呢?我們對「種族」又有沒有提出質疑呢?

我去年十二月在高雄看了部電影,電影對我帶來一些啟發,就是美國的自由的教學氛圍,電影描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勇氣,但她的勇氣,或多或少來源於她和學生的互動,吸引我的不單是雄辯滔滔的演講,還有學生殷設的目光,教學就是教師和學生之間那些看不見的心靈作用。

歷史教學,不只有知性(intellecutal)的層面,還有道德的面向(moral dimension)。歷史探究並不是運用一大堆資料培訓學生的思維能力,而是讓學生在歷史探究中展現道德勇氣和開放的思想。Philips的提醒很重要,teaching history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a means to promote certain moral ends such as tolerance or cultural understanding。如果「教學」只是一個手段的話,則會變得可有可無,但如果目的只有在過程中實現的話,則「教學」自身便成為不可取代的過程。正因為歷史教學的道德面向,所以我們不能以「操練」和「說教」當成是歷史教學。

寫到這裡,回想起兩年前建國中學戴志清老師跟我說的一句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