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與人生

去年這個時候，我正尋找著傳說中的梧桐樹。翻過大埔的山頭，走到城寨的深處，終於驚鴻一瞥，看到遍地枯黃的掌形葉。我獨坐樹下，輕聲問樹：你真是梧桐嗎？還是油桐樹？樹沉默無語。但是，從那一天起，我看到的樹不再一樣了，他們是如此獨特。校園對面的苦楝，將金鈴子灑滿行人道；樹葉落盡的朴樹，還保持一份孤高。他們落葉的時候，正是秋意漸濃之時。然後，就在百花凋殘的時候，寒冬中的火焰木竟在樹頭開滿紅花。來自非洲的他，從來不知何謂寒冬，紅花肆意盛放，嘲笑冷風。

突然間，滿山白頭，行道的籬笆傳來陣陣異香，雖仍有寒意，但山指甲的白花，如雪一樣蓋住火焰，迎接早春。本來垂死似的桑樹長滿嫩葉，就在你睡過了頭的時候，淺紅的桑葚已從葉間鑽出來，待你匆匆而過的時候，桑葚變黑，壓彎了樹枝。我像摘星一樣，一顆一顆把桑葚收起來，用味覺飽嘗甜美的春天。枇杷不讓桑葚專美，也從鵝卵葉間探出頭來。枇杷會告訴你，春天也有春天的酸澀。

鳳凰木把夏天喚醒了，微彎的枝頭開滿火紅的細花。龍眼、荔枝、杧果、楊桃也粉墨登場，一場夏天的盛宴。紅耳鵯、鵲鴝吵鬧不休，只有麻雀安份地守在細葉榕和牛奶榕下，等候熟透的無花果掉下。白蘭花一開，仲夏即至，淡淡的幽香令斗室變成桃花園。我的斗室外有白蘭樹，白蘭花的清香中有我。

白蘭花開始落葉了，苦楝葉開始轉黃了，桑樹又要冬眼了。秋日隔著晚霞把粉嶺染成紫紅，又一次輪迴。一年過去，風景依舊，心境已轉。萬物靜觀皆靈性。四季不再是春夏秋冬的溫度變化，而是生命流過樹海時的映照。樹從不輕易透露自己，我必須靜候靜觀，在四時變化間等候，或者，樹會以一片落葉、一朵開花或一條樹紋告訴你我是誰。

上主以樹教導我以同樣的耐心看待、對待自己的生命。在找到「我是誰」之先，必經「我不知道我是誰」和「我知道我不是誰」的苦苦掙扎。

靜觀微音

自從參與了無垢劇場的《觀》後，開始觀自己的聲音。舞者的步伐很慢，眼神很專注，緩緩地，拿起石頭，放到籃中。
觀者，不是純粹的旁觀，而是參與一場儀式。呼吸，竟然跟著舞者的步伐放緩。觀者出神，有如進入永恒的空間。
舞者用身體拖住時間，簫聲如雲霧，擁抱祭典的空間。觀舞者的身體，也好像觀到呼吸的聲音。
然後，簫聲佔據著我的心。曾經聽笛子老師說過：吹簫引鳳。
我把簫當作笛子，口風收得很緊，嘴唇用力過度，開始抽搐。同時，我也聽到簫聲抽抽噎噎。
我看著紫竹簫，想像它曾經活在竹林中，餐風飲露，然後，它被砍下來，身體開了八個孔，生命的氣息漸漸離去。
我把我的氣息，吹進竹身之中，呼喚它的記憶。簫音，其實是竹的記憶。我用一口氣，讓它復活。
耶和華將一口氣吹進泥偶，他成了活人；聖靈如風，吹過以色列的荒地，枯骨成為軍隊。我默想著。
側耳傾聽，我聽到簫聲中我的躁進、沮喪；我觀我音。
呼吸開始均勻，耳際只有簫音。聽簫音以為修練，這大概是觀修。
老子說：五音令人耳聾。單用聽的，五音會遮蔽心眼。今日的說法：娛樂至死。
除非，能靜觀聲音的意韻。

中央與地方

中央與地方，很抽象的概念，大家似懂非懂，過去幾年，會以校長和老師的權力關係作比喻，也運用了「權力餅」的概念圖，說明中央和地方權力的消長。雖然想盡辦法，很多時候，我都只能透過提問和直授的方法，不斷以史例說明中央和地方的概念，學生必須學習秦漢唐宋等朝代，才初步掌握中央和地方的相對概念。雖然很多人都說中央和地方等歷史概念比較艱澀，中一學生未必能應付如此抽象的概念，但我決定迎難而上，特別是在這一年，更希望把握每一個機會，教好每一堂課。

 

甫進入班房，看到同學熱切的眼神，是一種渴慕知識、期待與教師切磋的眼神，我感到很雀躍。備課的時候，我和同事分享了組織課堂的原則，第一條：是Gettting them in，邀請學生進入歷史教學。我感受到，好的課堂，應該由教師和學生共同開始，我要先忍口，不說出自己的想法，反而要學生說出他們的相法。於是，我靈光一閃，將課堂要處理的概念寫在黑板：何謂「中央」和「地方」？不過，我並沒有要求學生定義這兩個概念。學習歷史，從不從定義入手。就好像《作死不離三兄弟》的情節，用了一大堆文字定義後，本來清楚的概念，反而變得陌生和模糊。而且，定義本身就是一種封閉問題，答案會有對錯之分，不利學生討論。於是，我給他們討論的題目卻是：以一個比喻說明「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全班四十多人，四人一組，開始的時候，他們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怕會錯，後來他們發現時鐘、樹木、太陽系都包含著中央和地方的概念，他們便越發大膽說出自己的看法。五分鐘後，他們分組報告，黑板便出現了很多有趣的比喻，例如：太陽系的太陽（中央）和行星（地方）、樹木的樹幹（中央）和樹枝（地方）、摩天輪的主軸（中央）和包廂（地方）等。Getting them in可說是成功了，接著便要思考如何Getting
on with it。愉快學習，也不能忘記課堂宗旨，活動如何有趣，教師也要記著課堂的目標。我請他們按中央對地方控制力的強度，將比喻排序。他們投入討論，三分鐘後，我再請他們分享討論結果。慶如同學（她的表現越來越好，還記得她交的第一份功課，有些馬虎，後來竟然脫胎換骨似的，我很有滿足感）報告時，都運用了「位置關係」、「可替換性」等概念解釋中央對地方控制力的強度（當然要我修飾他們的用語）。課堂就在討論、問答、引導、解釋之中進行。重點來了，究竟西周的封建制度，可以用什麼來比喻呢？

 

這是Getting on with them的部份，燕珊一馬當先，說西周的封建制度好像時鐘，中軸是天子，時針、分針、秒針分別代表封建制度、禮樂制度和宗法制度，數字代表諸候。展熙聽了，立刻反駁，說，如果天子能像時鐘一樣對諸侯指指點點，便不會導致後來天子被弒、各國兼併的情況了。我總結說，這正是西周政治設計的問題，理想與現實有落差。這正好回應了秦國初年王綰與李斯的激辯，究竟封建還適用於初定天下的秦國嗎？郡縣制能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從而減低內戰的機會嗎？當我講解郡縣制度的時候，有同學說，秦國的郡縣制度更像摩天輪，因為包廂可以替換，就像官員一樣。我真的很享受這樣的歷史課堂。

 

至於Getting them out，我想引用中二級的經驗，當我總結課堂的時候，曉瑩問，為了統一而消滅六國的文化，值得嗎？我沒有直接回答她。其實，這問題，就是要Getting them out的問題。秦滅六國後的政策，是統一政策，也是秦化政策。統一的過程充滿血腥與鎮壓，借古鑑今，統一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今日中國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又能以什麼作比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指的又是什麼？我並不打算立刻解答這些問題，套用一句老話，我希望學生離開課室的時候，能帶著問號、而非句號。

原居民？原住民？

三年前的暑假，我帶著十多位台灣歷史教授和老師，從中大出發，參觀北區的中學、遊覽元朗屏山。當我提到新界的「原居民」的時候，台灣的朋友問我，香港的「原居民」就像台灣的「原住民」嗎？我愣一愣，是啊，「居民」和「住民」的普通話發音幾乎一樣，翻譯起來，兩者都可譯為indigenous people，但台灣的「原住民」，為了保衛家園、土地和生活形態，徒手對抗挖泥機（台灣人稱為怪手），誓與家園共存亡。《我家門前有大河》的阿美族人，三次拆遷，仍與政府周旋，保衛不了家園，也要迫使政府按照阿美族人的生活方式，設計安置樓房，台北溪洲的阿美族部落，要求政府從花蓮搬來祖靈石，廣植阿美族人的家族樹－麵包樹，才肯搬到政府的樓房，他們守不住可見的家園、也不放棄精神家園。《文明終結》中的北美原住民族群，為了大樹，與荷槍實彈的警員對峙，原住民說：「如果有人想強姦你母親，你會做什麼？伐木廠現在就是要強姦我母親，這片山林就是我們的母親！」但在香港，新界的「原居民」有多少還留在原居地，有多少會把土地看為他們的母親？賺夠的，都移民到外國（很多都在歐洲），他們在在外國生活，哪管新界的住屋環境，於是圍村的丁屋越建越密，隨著新界的都市化，外來人口佔據圍村，但圍村的住屋環境欠佳，能上公屋的，都上公屋，移入圍村的，是新移民和南亞裔族群，於是，新界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像錦田吉慶圍，曾經與英國佬抗爭到底，代表新界人的「骨氣」，今日圍內所見，是向遊人收取「入圍費」的婆婆，和在神廟前玩樂的南亞裔的小朋友。我們不禁會問：原居民都到哪裡去？

我去年收到中二學生佩宜的來信，她說：香港的地價越來越貴，人們都希望藉著原居民的名義來爭取土地權益，建丁屋，享受各種新界原居民的特權。她接著問：香港真的有那麼多「原居民」嗎？本來只有二十人的村落，在去年村長選舉的時候，竟出現四百七十七名選民。我星期六出席區議會選舉的諮詢會，出席者都關心新界農地的未來，但現場卻沒有一個原居民。權利與責任是共生的，原居民擁有很多香港市民沒有的特權，他們是否也要承擔「特責」呢？其實，他們有責任（甚至是最大的責任）保護新界的農業，縱使他們都不再從事漁農工作，但香港還有很多有心人從事有機耕作和優質養魚場，他們大可將土地放租，讓新界保留既有的生活形態，為香港這個石屎森林，保留一片原鄉風景。可是，他們賤賣土地，將農地變為低密度豪宅，將農民趕盡殺絕，只講建高樓的特權，不提土地與生活文化的保育責任。如果，原居民站在原鄉風景和土地那一邊，站在農業和生態環境那一邊，而不是站在地產商和金權那一邊，新界便不會淪為深圳與中環共同宰割的肥肉。

「原居民」與「原住民」，一字之差，相距太遠。傳道人余振雄說得好，香港的「原居民」，只是與政府和地產商合流的利益集團。他們有的，除了是土地特權外，還有特道選舉的「選票」。可恨，為了得到他們的「選票」，香港兩個備選人，都開下支票，一旦當選，會照顧「原居民」的利益。這種特權民主，相比專制獨裁更加醜陋。雖然大家都指責美國的民主政治與金權關係太深，大財團操縱選舉結果，但相比香港，兩位備選人竟然以公共資源公然向新界原居民「買票」。明報說得好，「從鄉議局村代表大會一幕，使人對小圈子選舉的閉門拉票，個人、利益團體的利益會否凌駕市民和香港利益，充滿了懸念。」以下為明報的社評，值得細讀。

唐英年和梁振英辭去公職、「考慮參選、備選」行政長官之後，積極落區、出席論壇，講理念、講施政方向，一些議題觸及具體政策考量，有討好利益團體之嫌。鑑於這次特首選舉甚為奇特，有實質競爭，若參選人為求提高民望，胡亂承諾或開出政策支票，以期取得利益團體或市民支持，則在參選人之間互相攀比「鬥派」之下，香港未來施政恐有扭曲之虞。競爭才剛開始，已經見到這些苗頭，值得關注和討論。

公共資源應惠及全民

而非用來買票

選舉政治免不了有政治承諾，以爭取支持，但是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選舉委員有投票權，若參選人以施政支票換取選委支持，肯定不妥。參選人派利益以討好市民或選委，有兩個層面值得討論。

首先，香港社會客觀環境，貧富懸殊惡化，多年來房屋供應偏緊，處於不足水平，而基層民生在通脹肆虐、百物騰貴下，生活壓力沉重。凡此種種，特首參選人出席一些場合，都會被問及有何改善之法，而政府財政儲備充盈，開政治支票甚至增加福利，會有較大誘因。本港社會安全網基本完備，當然福利措施永遠有改善空間，但是參選人若着眼於一些細眉細眼恩惠，只為短暫討好市民，決非長遠解決問題之計，也有失特首應有的格局。

香港確有急需對應事務，例如人口老化所衍生安老、醫療和全民退休保障等，需要政府全面規劃，投放更多資源處理；又如教育事務，15年免費教育、小班教學等百年樹人大業，也需要投放更多資源。凡此種種，其實也是另類派利益，但是此乃惠及全民、符合香港最根本利益之舉，若特首參選人提出長遠規劃，並有具體配套政策措施推行，就算需要投放數百億元甚至更多公帑，相信也會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

現屆政府2007年以來多次「派糖」，連今年給每名18歲以上永久居民派6000元，已經耗費接近2000億元，花了如此巨款，或許對特首曾蔭權和政府民望稍有幫助，整體社會卻不見有任何積極改善。所以，唐英年和梁振英應引以為鑑。若能善用公共資源，有針對性地長遠解決教育、醫療、安老等惠及全民的問題，值得支持，然而，唐梁二人迄今在公開場合，仍未見顯示這種大魄力。

反而，另一種派利益、政治支票，卻是接連出現，其中唐英年在鄉議局出席村代表大會時，建議放寬丁屋3層高度限制，改為可建1至2層，每層面積較大，或在同一土地集合多個丁權，建6層甚至9層。原居民一直想衝破丁屋政策規限，唐英年這個取向，與原居民所思所欲精神契合，他一旦當選執政，丁屋政策大變可期。

丁屋政策使原居民享有特權，是橫亙香港整體社會的一條不公平之刺，身為特首熱門人選之一，唐英年若提出徹底解決丁權的政策措施，例如，眼前雖然讓原居民獲利益，但是長遠可以結束原居民建丁屋特權，這樣的話，不無可供探討空間；但是唐英年的建議，不但延續丁屋特權，還透過向高空發展而加快特權的享用，客觀上令更多原居民受惠，甚至吸引旅居海外的原居民亦回港申建丁屋。按其說法，原居民與生俱來就有宛如「地產發展商」的身分，市區「屋奴」為蝸居窮盡畢生精力之際，原居民的建屋特權，使香港社會處於絕不均衡景况。

政策取向應以全民為念

勿向個人利益團體傾斜

設若唐英年參加特首普選，要面對全港數百萬選民，這種利好原居民特權的建議，或許要另行衡量了。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評論唐英年的放寬丁屋高度限制建議，認為是「買票」。原來鄉議局在選舉委員會有28票，若把原居民特權與此掛鈎，一些事態就可以得到解釋。

這是小圈子選舉之弊，不過，若利益交換決定這次特首選舉結果，則小圈子選舉之醜惡將暴露無遺。2007年的800人選舉委員會，有人分析過，個別人士透過人脈關係網絡，可以直接和間接控制超過100票，其政治能量，可想而知。從鄉議局村代表大會一幕，使人對小圈子選舉的閉門拉票，個人、利益團體的利益會否凌駕市民和香港利益，充滿了懸念。

這次特首選舉很奇特，與過去比較，有較實質競爭，參選人要爭取有投票權的1200名選舉委員支持，不在話下，而在現階段，參選人必須爭取民意支持，若民意鄙棄的人，卻在選委會當選為特首，屆時不但難看，這樣的特首能否維持有效管治，也成疑問。市民無票，只能透過間接方式，關注或監察這次選舉，作為傳媒，盡言論監督之責，我們對於參選人，提出兩點：

（1）不要為討好市民而亂開政治支票；

（2）一應政策取向，要以服務700多萬市民為念，絕對不應該向特權，或為個人和利益集團傾斜，避免扭曲管治，貽害香港。

機器時代的人情味

 

看電影，有時不抱期望，卻驚喜處處，《鐵甲鋼拳》是絕佳的例子。為了支持元朗戲院（粉嶺戲院結業後，我繼續支持舊式鄉村戲院），我對元朗戲院上映的電影，都不大挑剔，帶孩子看電影，我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電影是其次，在漆黑影院中一起觀看浮光掠影的回憶，才最珍貴。雖然《鐵甲鋼拳》的背景是未來，那時候機器逐漸將人淘汰，打擂台的不再是血肉之驅，而是冷冰冰的機械人，但我仍覺得《鐵甲鋼拳》很有懷舊的味道，電影中的主角肯頓（曉積曼飾），是被淘汰的拳手，他帶著破舊的機械人，四處挑戰，但屢戰屢敗，人生走到低谷，卻與素未謀面的十一歲兒子相遇。原來，他的十一歲兒子，也是機械人拳擊迷，父子兩人踏上尋找自我之路，而幫助他們上路的，竟然是他們在垃圾堆中發現的、已經過時的機械人（Atom）。一個被父親遺棄的孤兒、一個失敗的父親、一個有如爛鐵般的機械人，在只講勝利和金錢的年代，重新肯定自己的價值。當大家只追求立體電影的官能享受，忘記了簡單地聽故事的樂趣，我猶幸仍能在元朗戲院，簡簡單單地和孩子一起享受《鐵甲鋼拳》給我們的喜悅。

我看《鐵甲鋼拳》時，想到的並不是《變形金剛》（雖然我都是在元朗戲院看《變形金剛》），而是想起2006年在粉嶺戲院看的《洛奇：拳王再臨》，雖然史泰龍的臉皮都鬆垮了，眼神也沒有年青時的銳利，但我仍喜歡看他倒下再站起的風采，只有史泰龍才有那份說服力，他的電影告訴你：可以輸掉比賽，卻不能一倒不起。同樣地，雖然肯頓屢戰屢敗，但他的兒子仍然相信父親是拳擊好手，能將垃圾堆中發現的過時機械人，訓練成拳擊高手。開始的時候，肯頓也不相信自己，但事實證明，他訓練出來的機械人Atom，屢戰屢勝，遇強越強，最終竟能挑戰冠軍機械人宙斯。從捱打到反攻，肯頓不斷聲控Atom，到最後，Atom的聲控功能失靈了，Atom只能看著肯頓，模擬肯頓的攻擊與防守動作，Atom儼然成為肯頓在擂台上的化身，結局如何，這裡不談。但看到這裡，我深受感動，因為一段無心的尋父旅程，竟變成兒子幫助父親尋回失落的自我，兒子的信任令失去自信、可憐兮兮的肯頓，重拾生命的熱情。沒有熱情的人生，只是白活一場。想不到，是兒子令不完美的人生，變得圓滿。

表面上，《鐵甲鋼拳》以機械人拳賽為賣點，但內裡卻對機器時代提出質疑。冷冰冰的擂台與充滿回憶的舊式體育館形成強烈的對比，日本設計師與俄羅斯美女的冷漠襯托父子的溫情，我們需要怎樣的生活形態？想來奇怪，當肯頓父子不再把Atom視為純粹的機械人，而把他看為有秘密、有情感的存在的時候（我又想到卡爾維諾的《不存在的騎士》了），肯頓父子也開始感受到父子之情，兒子終於可以大喊：他是我的父親；而肯頓也放下身段，為兒子而戰。無論活在任何時代，人必須要相信萬物有靈、天地有情，才能活得像個人。

反思型（effective and reflective）歷史教師的特徵

不同的階段，讀Rob Phillips的Reflective Teaching of History 11-18，都有不同的得著。六年前，剛開始統整初中課程，很多技術上的問題要考慮。今日再讀，發現很多「原則」，已潛移默化為教學生活的習慣，像呼吸一樣自然，當然，課堂還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但反思（being reflective）與自評（self-evaluation）已經成為改善課堂的來源。我希望在今年的共同備課，加入教學分享，多與年青教師「務虛」，少談「技術轉移」。畢竟，教學是一門藝術，不是技術。

有效及反思型（effective and reflective）歷史教師的特徵

學科知識	豐富的學科知識，並且能在課堂有效運用
	關鍵項目能在備課階段提出
備課	教案詳盡，且有創意
	學習目標清楚，符合學生能力
	課堂活動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多樣化的教學資源
教學策略	引入部份能提起學生的興趣及學習動機
	講課、解釋及展示清晰、精確及詳盡
	提問技巧多樣化，讓大部份同學參與討論
	小心設計課堂活動，同學大部份時間都能聚焦
	多樣化的教學方法，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運用不同教具
	充分利用時間
	預留時間總結，鞏固學生學習成果
教學效能	課堂包括全班、分組、兩人一組及個別學習
	有課堂規律
	對學生的功課抱持較高期望
	展現熱誠

Rob Phillips: Reflective Teaching of History 11-18

以下四項原則，就明顯說明，教學不是技術那麼簡單。課堂管理也好、直接講授也好，教師對自身的理解最為關鍵，因為教師不能站在旁觀的位置請學生「入局」（進入特定的教學情境），教師必須和學生一起「入局」。
Smith and Laslett (1993; pp. 3-13): Four major stages and accompanying rules of effe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Rule 1: getting them in

Rule 2: getting on with in

Rule 3: getting on with them

Rule 4: getting them out

我喜歡以下的說話，因為有感染力的「Acting」，必具備熱情（Passion），而熱情必須來自教師自身最深的認同（self-identity）。 

Acting: Teaching is often compared to acting, so why not ‘act’ as though we possess status? The way we present ourselves, communicate with pupils and organize the classroom are vital. Even though we may not feel confident, it is vital that we attempt to present a sense of confidence to the pupils.

 

 

 

馬寶寶 :「保護農業農村 維繋社區生活」 區選諮詢論壇

各位同學：
因為我星期六要開會，只能出席星期日的諮詢論壇，誠邀各位同學（特別是修讀通識科）一起參與。

主辦：馬寶寶社區農場
地點：馬寶寶農墟 (馬適路 , 近綠悠軒及榮輝中心)
內容：候選人介紹政綱、街坊就社區發展分享意見
對象：香港市民，尤其居住粉嶺聯和墟及梧桐河附近的街坊及村民。

日期及時間：
10月22 (六) 2:00 – 3:30pm　梁玉祥 [民主黨]
10月22 (六) 4:00 – 5:30pm　莫富華 [獨立]
10月23 (日)　2:00 – 3:30pm　余智成 [獨立]
（註 : 候選人　柯倩儀 [民建聯]　有事缺席）
查詢：區小姐 9761 6123 |
電郵 : mapopo.community@gmail.com

介紹：
區選臨近，馬寶寶社區農場邀請了天平東區候選人，來到農場與街坊交流。誠邀附近街坊、村民，及關注政府新發展區建議的市民到來，就聯和墟社區發展，及馬屎埔村農業帶的未來給予意見。

社運電影：《憤怒之源》

有些學生真念舊，雖然我今年不再是他們的班主任，但他們竟然在網上看我的通告，知道我會帶學生到理工大學看電影，也請我也帶他們一起觀看。我當然義不容辭，我只感嘆，我教的中五通識科學生，千呼萬喚，才願意跟我一起看電影，但這些中三學生，卻是主動要我帶他們去看。其實，我擔心他們不明白電影內容，《憤怒之源》記錄了丹麥、希臘和中國的社會運動，剖析資本主義下青年和工人的生存狀態，反思全球化帶來的公共空間和勞動力剝削問題。環顧四周，看電影的都是大學生，只有他們坐在前排、穿著校服，與現場的環境有些格格不入。

 

映後談時段，影行者預備了小組討論環節，請我們分析希臘和中國示威（罷工）者與政府在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執行力的分別。我帶著通識科學生討論中國政府如何壟斷了政治、經濟、執行、傳媒控制等力度，一位應該是理大的學生帶著中三學生討論中國工人的力量。其實，帶學生到大學看電影，是希望他們早些感受到大學的學習氛圍，暢所欲言，以理服人。難得他們敢於在一眾大學生面前發言，說話有條理，我於願已足。

 

正當「佔領華爾街」運動蔓延全球，香港也有「佔領中環」之際，讓他們籍電影走入示威者的世界，他們沒有想過，丹麥的警察為了收回空置的房屋，對著手無寸鐵的青年拳打腳踢；希臘警察清場的時候，殺死了一名十五歲的示威青年。他們也沒有想過，蘇州本田車廠的工人連罷工的權利也沒剝奪。為何保護人民的政府，會變成壓迫人民的機器。為了將舊區重建，政府可以剝奪青年本來享用的公共空間，驅趕佔領空屋的青年；為了吸引外資，政府帶頭剝削農民工。齊澤克說得好，奉行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民主政治已漸行漸遠。

 

是的，中國改變了世界，是中國告訴世人，資本主義不需要民主。中國已重新定義了全球化，那些民主的福利主義市場經濟，怎能敵擋欺壓人民的專制資本主義？歐洲福利國家，就好像那些循規蹈矩、拚命練習的運動員，而中國呢，非人性化鍛鍊，再加上驗不出的禁藥，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歐洲經濟，怎能跟中國拼？

 

以下是電影簡介：
來自地上的頑石飛越催淚瓦斯瀰漫的空中，世上處處都滿溢著憤怒。為什麼被無視者、無權勢者，除了流淚，更不惜動用武力？希臘、丹麥、法國、德國、英國，甚至中國，都出現了激烈的抗爭。值得留意的是，大部份被主流傳媒稱為「暴動」的事件，發生的地點是第一世界的大城市。

如果我們願意稍為放棄一種對「憤怒」過份簡化的意見（即把憤怒只視為個人情緒不當運用），那麼，我們必須了解，當今世界的資本全球化宏觀背景下，是什麼成為了被無視者憤怒的根源？

法國社會學者雅倫巴托(Alain Bertho)及哲學學者東尼內格里(Toni Negri)的分析，貫通著這些憤怒者的故事，指出了一個共通於極之不同的政治建制之下，為何同樣爆發反抗暴動，亦可讓我們認真地了解現今世代的危機及爆發中的憤怒。

Director:Samuel Luret ｜Writer:Alain Bertho | Production: Morgane Production and ARTE France｜French with Chinese Subtitles｜2010 / France / 50min

Everywhere on earth is filled up with rage. Why those being ignored and powerless resort not only to tears, but also to force? In Greece, Denmark, France, Germany, Britain, or even in China, vigorous protests are happening.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se incidents, which are stigmatized by the mass media as ‘riots’, mostly happened in the cities of the First World.

In order not to make simplified judgment towards the word ‘rage’, that is, to take it as an improper vent of personal emotion, we ought to understand, with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ized globalization, what has been the fountainhead of rage for those being ignored.

Associated with the analysis by French sociologist, Alain Bertho, and philosopher, Toni Negri, these angry stories has reflected the reason of the general outbreak of riots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It also allows u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crisis, as well as the outbursts of anger of this era.

學生文章：分析農民自焚的原因

同學面對剪報，弄不出什麼頭緒，尚儀的文章值得參考，條理清晰。

這篇剪報提及近年有強行收地、房屋折遷等事件，引發當事人以自焚、跳樓或其他方法阻止執行人員拆遷。而作出阻止的是當事人的維權行動。剪報講述湖南株洲市橫石村村民汪家抗議家園遭強制逼遷，而在家屋頂自焚不治，促使最高法院發佈《通知》。

 

首先，在農村有很多農民被強制徵地，令農民失去耕作土地，造成三農問題。加上農民投訴無門，上訪被阻，所以只能以激烈的行為表達不滿，試圖引起關注。法院的《通知》，當然是避免激化農民與地方政府的矛盾，農民的自焚行為亦有可能從個別事件演變為社會群體事件，衝擊地方政府的管治。

 

另外，造成農民維權的激烈抗爭，是縣區級政府及主管部門強制徵地。因為政績公程，為求加快地方的經濟增長，地方普遍存在濫徵、濫收農民土地的情況。加上村幹部貪污問題嚴重，賠償不足，農民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最後只能以自殘的方式表達不滿。法院發出《通知》，其實希望地方政府及村幹部自行解決賠償問題，避免強行以法律程序收地。

 

最大的問題，還是中國政府缺乏監管和制衡行政的部門。司法構受制於行政部門，並非獨立機構，即使有農民舉報，也難以對抗地方官員。法院發出通知，亦可能是不想再受制於地方政府，不以法律服務地方政府的利益，但要根本解決問題，最起碼要達到以司法制衡行政部門，讓農民可以透過司法程序，公平地與官員討價還價，減低地方官員強行徵地、卻因貪污而賠償不足的問題出現。

 

簡而言之，農村的貧窮與農民的無力感、地方的政績工程及司法系統並非獨立，迫使農民以自殘的方式引起社會關注強行收地的問題。

中國法院：如遇自殺 即停拆遷 拒當幫兇 要求事先評估風險

 

早會分享：辛亥革命的現代意義

各位同學早晨，我今日代表歷史與文化科在早會分享，題目是「辛亥革命的現代意義」。很感謝學校的安排，將今天的早會交給歷史與文化科負責。一百年前的今日，武昌開出了革命的第一槍，隨後的個半月時間，中國十五個省份宣佈獨立。直至1912年1月1日， 孫中山 先生在南京宣佈中國民國成立，並宣任臨時大總統，幾經斡旋與波折，清帝溥儀於2月12日正式退位。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正式滅亡，兩千多年的帝制也在中國劃上句號。

 

屈指一算，從革命第一槍到清帝退位，前後大約四個月的時間，但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仍然活在皇帝的陰影中。1916年，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將中華民國變為中華帝國，自稱洪憲帝，但他只過了83天皇帝癮，各省代表反對他恢復帝制，他眾叛親離，最後更幽憤而死，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公開自稱為皇帝。1928年後，南京政府成立，蔣介石以黨治國，迫害異己，從大陸到台灣，掀起白色恐怖，亦為後世史家所責難。不過，最諷刺的例子，還是將「革命」掛在嘴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在他的統治下，從土地革命（土改）、生產力革命（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他革了地主的命、革了知識分子的命、革了反對者的名、甚至無辜者的命。被他革了命的人數，至今成謎，不過，張戎在她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開宗明義便如此說：「毛澤東，這個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運數十年，導致至少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的統治者……」。很多人認為看毛澤東好比皇帝，但歷史學者余英時先生指出，共產黨專制產生的獨裁者，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更有影響力，因為皇帝的權力只伸延到縣級的官員，但獨裁者的影響力，直達每個人的生活層面。只要大家讀讀近年出版的書，如章詒和女士的《往事並不如煙》、康正果先生的《我的反動自述》等，便明白箇中含意。從袁世凱到毛澤東，我們見到清朝的皇帝雖然退位了，但中國統治者內心的「皇帝癖」仍根深柢固。真正的革命，並不在外部，而在內心。所以，縱然很多歷史學家都指孫中山先生「浪得虛名」，不配做「國父」，但他們並不明白，孫中山先生真正的貢獻，並不在推翻滿清的皇帝，而在於他為求建立民國、辭任大總統的情操。這種大義，才是真正革命的精神。

 

在過去一年，從電視、報章和學校都知道很多革命先烈的故事。從電影《十月圍城》到話劇《斜路黃花》，再到近日不斷播放的《革命的足跡》（掛八號風球那天又是《辛亥革命》「大」電影上畫的日子）。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我們彷彿被革命偉人的故事包圍著，他們拋頭臚、灑熱血，為國為民，死而後矣。不過，大家知道革命是什麼回事嗎？關於革命，我真的要仿傚電台和電視台的做法，就是講革命之前，先提醒觀眾和聽眾，以下內容包含血腥和暴力內容，請家長陪同小朋友收聽和觀看。古今中外，除了英國在1688年那次意外的光榮革命外，革命總會流血與犧牲。不信嗎？我相信很多同學（特別是女同學）於世界盃期間都支持法國球隊，而開賽的時候又會聽到法國國歌，你們知道法國國歌原名是《馬賽曲》嗎？你們又知道內容講些什麼嗎？我朗讀歌詞給你們聽吧：「祖國的子民醒來吧！光榮的日子到來了！與我們為敵的 暴 君升起了血腥旗幟！你可曾聽見戰場上，戰士們奮戰的嘶喊聲？他們要闖到我們中間，刺穿我們妻兒的喉嚨！顫抖吧！ 暴 君與獨裁者！你們這些所有善良人們的恥辱！顫抖吧！你們殺害我們父母的陰謀，將會得到應有的報應！每個人都是與你們戰鬥的戰士。如果我們年輕的英雄倒下了，法蘭西將湧現更多新的戰士，隨時準備好與你們戰鬥！武裝起來吧，人民！組成屬於你們的軍隊！前進！前進！讓不純的血浸滿我們的戰溝！」（我不懂法文，唯有從維基百科節錄）。說實話，每次聽這到「馬賽曲」，我都會雞皮疙瘩，不希望這種情境會重現。

 

我們還記得孫中山先生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雖努力」。有學者考證，這句說話並非出自 孫中山 先生之口，乃是汪精衛等人根據孫中山生生的遺囑修改而來。原文應該是：「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雖然如此，我仍然可以感受到 孫中山 先生離世時的擔憂。大家可能還記得民主黨的 司徒華 先生臨終前，為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定下的主題：「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設民主，同志仍需努力」。相隔一百年的時空， 孫中山 先生和 司徒華 先生念念不忘的，還是「革命尚未成功」。

 

旁觀一百年前轟轟烈烈的事件，我們一方面感謝他們，為中國的未來獻出生命。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慶幸自己並非生於一百年前，只能在專制皇權與革命之間做選擇。要麼俯首稱臣，對國人被列強欺侮的苦難視若無睹；要麼把性命豁出去，與積弱的晚清同歸於盡，讓中國先死而後生。不過，今時今日，最怕聽到「革命尚未成功」的，其實是中國的領導人。他們最擔心有些人將屬於過去式的辛亥革命，變成現在進行式的政治活動，真的「搞革命」來。據時事評論所說：北京理工大學已取消「辛亥辯論會」，香港歌劇院和康文署合作的大型歌劇《中山．逸仙》亦忽然「被取消」。於是，他們一方面要「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但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地將「辛亥革命」放置在密封的展覽箱之中、安置在博物館裡，深怕它偷偷溜出來，有如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後患無窮。

 

過去一年，革命從埃及蔓延至利比亞，茉莉花開遍北非和中東。專制和獨裁的統治，就是革命的溫床。避免革命唯一的方法，就是消滅任何形式的專制。有人認為，台灣的民主化一團糟，不要也罷，但我們真正了解台灣的民主精神嗎？兩年前八八風災的時候，我剛好在台灣，大家都罵台灣的馬英九總統救災不力，動員力差。不過，台灣媒體一直討論，究竟總統的權力在什麼情況下，才能凌駕縣長的權力？高雄縣受災，應該先由高雄縣處理，馬英九當時應否越過高雄縣長（當時是楊秋興）？話雖如此，在民主體制下，總統的權力來自人民，人民有權要求政府保護，所以，馬英九仍要為救災不力負上責任，代表政府向人民鞠躬道歉。我們聽過漢武帝「下詔罪己」，皇帝做錯了，眼中有天，目中無人，但在台灣，我們看到統治者承認責任，向人民低頭，一個簡單的動作，說明了被統治的是「人」，而不是「奴」或「蟻民」。相反，我們的行政長官低過頭嗎？我相信有的，但不在香港，可能在北京。對著市民，香港官員會以「剛愎自用、勇往直前，最後車毀人亡」的言辭恐嚇年青人；對著上一級的官員，卻連自己的尊座也讓了出來。回首歷史，香港一直是反抗皇權的基地，晚清的時候，更是革命精神之鄉。為何今時今日，有些香港人卻走回頭路，甘於當個奴才？當奴，當奴，勿不奴！革命尚未成功，是因為我們奴性未除，時時刻刻把別人當皇帝，自己聽聽話話，抱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心態過活。

 

皇權與奴才，是專制的一體兩面。只要有奴才，不同形式的專制仍然會出現。只要有專制，革命便有機會爆發。我們看見，中國還有很多人，不與專制妥協，甘受牢獄之苦。容我引用劉曉波先生的《我沒有敵人》的話作結：「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當劉曉波先生的夢想實現之時，就是革命從中國永遠消失之日。

《文明終結》映後討論

《文明終結》以紀錄片的形式，闡釋Derrick Jensen在《Endgame》一書的理念。簡而言之，地球快玩完，如果我們仍然坐視不理，只會自取滅亡。Jensen指出以下五個前設，我希望與同學以今日的事例，討論以下前設：

 

第一：文明會枯竭，特別是工業文明。（Civilization is not and can never be sustainable.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要了解這個前設，同學必先弄清：

1.   何謂工業文明？

2.   工業文明有何特徵？

文明已經難懂了，還要談工業文明？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和《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已清楚指出，文明的歷史，就是人類自取滅亡的歷史。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末日的鐘聲越敲越響。人類開始思考，散落在各大洲的原住民是否人類文明的出路？法國哲學家盧梭提出「高貴的野蠻人」，荷里活電影創造「阿凡達」，我們不禁要問：文明的盡頭是死路一條嗎？

 

第二：除非面臨毀滅，傳統的社區並不會主動放棄賴以為生的資源，更不會隨意讓土地受到破壞，以挖取黃金、原油等資源。於是，要取得資源的人，必先摧毀傳統的社區。（Traditional communities do not often voluntarily give up or sell the resources on which their communities are based until their communities have been destroyed. They also do not willingly allow their landbases to be damaged so that other resources—gold, oil, and so on—can be extracted. It follows that those who want the resources will do what they can to destroy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在《文明終結》中，見到石油生產商大面積破壞森林，砍伐木材，驅趕原住民。在現代中國的單元，我們探討過太湖的藍澡污染，化學工廠沿河而建，漁民大量「生產」大閘蟹，受害者卻是沿江沿湖的村民。七月一日，我們看過《仇崗衛士》，也是關於安徽蚌埠市農民張功利如何與政府周旋。黃金、原油當然是工業文明中重要的資源，但在中國等大型發展中國家，水資源卻成為工業最先爭奪和污染的資源，而破壞的範圍比金屬礦場更廣泛。

 

第三：我們的生活方式，即工業文明，一直依賴持續而廣泛的暴力，沒有暴力，工業文明便毀於一旦。（Our way of living—industrial civilization—is based on, requires, and would collapse very quickly without persistent and widespread violence.）

關於這個前設，我希望引述徐賁的〈「群體性事件」和暴力問題〉，文章指：「專制統治權力往往會誇大群體抗議的暴力破壞傾向，為自己實行暴力鎮壓尋找合理性。……所謂「依法辦事」，它本身就是制度暴力的體現和化身」。近日美國青年走上街頭，佔領華爾街，質疑政府只顧銀行等大企業的利益，在新聞片段所見，警察手執警棍驅趕人群，青年血流披面。在美國這個強調自由和民主的國家，尚且如此，如果專制的政權與大企業組成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所使用的暴力，可想而知。

 

第四：（文明建基於定義清晰、廣為接納，卻未被說明的層級組織。上層（政府及資本家）向基層所使用的暴力，通常不為人發現，就算被發視，都視為理所當然。相反，基層向上層使用暴力，難以想像，一旦發生，便帶來震驚、恐懼）。Civilization is based on a clearly defined and widely accepted yet often unarticulated hierarchy. Violence done by those higher on the hierarchy to those lower is nearly always invisible, that is, unnoticed. When it is noticed, it is fully rationalized. Violence done by those lower on the hierarchy to those higher is unthinkable, and when it does occur is regarded with shock, horror, and the fetishization of the victims.）

何秀蘭議員在立法會提及制度暴力的問題，大家可以上網重溫。近年香港人也關心社會「暴力化」的問題，從議事堂「掟蕉」到衝擊公眾諮詢論壇，香港市民感到恐懼、震驚，更有政黨帶頭上街，反對社會暴力化，他們更支持警方「強硬」執法。於是，警方日後有更有的權力（暴力？）推示威者進後樓梯、驅趕開穿著「政治T」的香港市民。

 

第五：上層（政府及資本家）的財產更有價值，大家欣然接受他們摧毀基層的生活，以累積財富，以今日的話說，就是賺錢，大家稱之為「生產」，如果基層破壞上層的財產，上層的人會殺害或摧毀他們，大家稱之為「公義」。（ The property of those higher on the hierarchy i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lives of those below. It is acceptable for those above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property they control—in everyday language, to make money—by destroying or taking the lives of those below. This is called production. If those below damage the property of those above, those above may kill or otherwise destroy the lives of those below. This is called justice.）

發展商的土地發展權是神聖的，菜園村居民的「祖屋」是僭建的；地舖是神聖的，小販的手推車是阻街的。所以，發展商與地舖可以從事「生產」工作，政府有必要趕走「霸地」的村民和「阻街」的小販，彰顯「公義」。

 

同樣能帶出以上信息，紀錄片《文明終結》和《阿凡達》有何不同？

獨立專題探究：從自身出發

獨立專題探究進入擬題的階段，我要求學生先草擬探究題目及計劃書，然後約我討論研究計劃，每位同學最少半小時。在秋意漸濃的時候，我會約他們在學校旁的士多討論，在秋意漸濃的時候，享受涼風吹過，真有風聲雨聲讀書讀，聲聲入耳之感。難得見到學生放鬆心情、卻能專注學習的態度，和課堂上判若兩人。有些在課堂上噤若寒蟬的，開始說出自己的看法；有些在課堂上吱吱喳喳的，反而找不出要探究的題目。整個擬題階段的討論，從兩位重讀的同學開始，她們都初步完成了專題報告，但我希望她們做得更好，於是要求她們從題目開始，重新審視要改善的地方。為了讓同學能互相學習，我將同學常犯的錯誤在這裡指出來，希望同學借鑑。

 

毛病一：未經驗證的前設

學生A的題目是「青少年購買名牌對自尊心的影響」，她在研究計劃中，開宗明義便說「青少年追趕潮流、好買名牌」，後來的研究方向，也跟著這個假設，但我翻閱她的研究計劃，卻沒有任何文獻支持這個假設。她預計研究結果會證實青少年購買名牌能提升他們的自尊感。我問她，這是社會大眾都有的「成見」，就算這個「成見」是真的（如果有足夠的文獻支持），你的研究能否提供更多的資訊？例如，在哪些條件下，青少年會以名牌提昇自尊感？和他們的家庭背景、性別、年齡有沒有關係？如果有，有何關係？我看著她的「名牌」眼鏡和書包，希望她在研究後會更認識自己。

 

毛病二：片面的理解

再到「名牌」一詞的問題，學生A對「名牌」的定義並不清晰？我問她：只有衣飾屬於「名牌」嗎？電子產品是否屬於「名牌」？另外，以什麼的理論研究青少年的「自尊感」？如果題目改成「自我形像」，研究方法有何不同？學生B也有這個問題，她的題目是「青少年參與義務工作對國民身分認同有什麼影響」，她的結論是：沒有什麼影響。首先，除非她的研究指明「參與內地的義務工作」，「參與義務工作」與「國民身分認同」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就算兩者有關聯，也不過是「相關」（correlation），還要進行質性研究支持兩者的關係。再者，什麼層面的「國民身分認同」？是文化層面還是政治層面？我細讀她的研究計劃書，才知道她針對學校「強制」高中學生參與義務工作的政策，於是我建議她評估這項政策的成效，比較自願參與義務工作與強制參與義務工作對青少年的影響。

 

毛病三：未知自己的「偏見」何在

與同學C討論研究題目，她希望研究傳媒與青少年參與政治的關係，我越看越覺奇怪，她已經將「青少年參與政治」及「激進」劃上等號，也將某報章等同傳媒。原來，對於某報經常煽動青少年以激進方式破壞社會秩序，感到不滿。我問她，某報代表整體香港傳媒嗎？何謂「煽動」？親建制的報章呼籲香港人參與慶回歸活動屬於「煽動」嗎？為何青少年會被「煽動」？為何香港政府和親建制的報章難以「煽動」青少年？我請她在深入研究前，先處理自己的「偏見」，最起碼知道眼鏡的鏡片，是什麼顏色的。

 

其實，討論的過程，我也有很大的得著。同學D想研究最低工資對新移民婦女生活素質的影響。原來，她和母親來自內地，最低工資後實施後，母親的工作也有變動，我鼓勵她集中研究北區新移民婦女的情況，可多以訪談形式研究，我希望研究能令她了解更多政策與社群的關係。同學E希望研究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原來他住深圳，經常面對問題食品的威脅，再三討論下，我建議他進行「個案研究」，從地溝油事件深討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成因，比較國內學者、港台學者和外國學者對中國問題食品的分析，比較政府監管漏洞、消費者習慣和連鎖食肆模式等不同因素與地溝油的關係。

 

和他們討論題目，也讓我更了解他們的處境。這些從自身出發的研究，才是獨立專題探究的精神，研究完成後，對自身和身處的環境也有所反思、也有所行動。

地產霸權下的開心薄餅店

自從認識了「開心Pizza」後，再沒有光顧其他的薄餅店，因為我在那裡，嚐到久違了的人情味。「開心Pizza」不只是我和孩子吃喝的地方，也是我的生活場所。記得有一次，跑到梧桐河的時候，風雲變色，狂風驟至，下起豆大的雨，最要命的是雷電交加，震耳欲聾，我第一時間想到的，便是「開心Pizza」。因為跑步，身無分文，又被風雨所困，幸好老闆娘收留，借毛巾給我，給我喝了一碗熱羅宋湯，我也老實不客氣，叫了一客牛肉飯，下次找數，老闆娘全不介意。賒帳，也只能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飽餐一頓，我身子暖了，雨也稍歇，能夠在暴風雨中找到歇腳的地方，是社區生活才有的人情味。 我很多時候下班，都帶孩子到「開心Pizza」，孩子一直叫他「開心姨姨」。「開心姨姨」很懂得逗孩子，總記得他們的生日，又能投其所好，給他們玩具。她的櫃台經常有玩具和糖果，我有時覺得她不是開食肆，而是兒童樂園，孩子都喜歡光顧她。我有些學生畢業了，還經常在她的食店流連，為的不是吃東西，而是問候她，了解她的近況。好幾次和舊生吃晚飯，都碰到孤伶伶的伯伯和婆婆，靜靜地坐在她的食店，吃焗飯和意粉。她的食客，有時一坐便個多小時，看報紙、和她聊天，等時間過，總之，大家都能自在地享受食物，她也在適切的時候送上問候，還有免費而真誠的笑容。在講求「客似雲來」的地舖，哪個老闆喜歡食客「賴死唔走」？「吃」的閒情，在都市中快消失殆盡。 其實，我們這些「熟客」，一直擔心「開心Pizza」會消失。雖然通貨膨脹，食物來貨貴了很多，但她的定價仍然很低，焗飯才十五元正，還送飲品。我問她為何不多加些價，她說很希望接觸多些學生，多交些學生朋友。她永遠把客人當成朋友，而不是金錢的來源。這樣的食店，能在香港生存嗎？或者說，我們能否盡力讓這樣的食店繼續生存？就像在台灣，我們隨時看到超過五十年的老店，但在香港所見，都是連鎖食肆。「吃」在社區，才能讓社區出現有特色的小店。 幾個女性經營一間「開心Pizza」小店，從烹調、清潔、立外賣、收銀，以行動證明自己的獨立能力，全部一腳踢。她們關係平等，沒有什麼老闆與員工的矛盾，也不會爭論最低工資的水平，她們就像朋友，也把食客看為朋友。不過，她們面對著連鎖經營店舖的威迫，她們沒有經濟能力請很多工人、沒錢租地舖，也不會大賣廣告，她們有的只是口碑。如果你有時間多逛逛，你會發現有些外國人的「熟客」，特地光顧她們，因為她們的燒雞，連雞胸肉也很嫰滑，薄餅焗得很香脆，德國鹹豬手也惹味而不油膩。這些美食，在連鎖店要花數百元，但在這裡，你只要付百多元。不過，平價美食並未為她們帶來太多好處，因為今日的消費者，太過迷信廣告，她們仍在艱苦經營。 從「吃」開始，讓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好吧。當你想吃Pizza的時候，你不再想到連鎖食店，而是社區的小店。你的消費，將會給社區的弱勢社群一個空間，讓他們吃到平價食物，賺取合理的工資和享受平等和關愛的關係。

誰是儍瓜

很高興跟學生一起坐在銀幕前，觀看《作死不離三兄弟》，雖然我是教師，但我深深認同電影對教育制度的諷刺：功利主義，教師把學生當工具，學生死記爛背課本的內容，實質一竅不通。與學生站在同一位置，對自己的作為（甚至所作所為），多一些反思。早上與學生聊天，她剛升讀高中，選了商科課程，但她對科目完全不感興趣。她說本來要選修歷史的，但姐姐告訴她選修歷史沒有前途，哥哥說只有成績較差的人才讀歷史，於是她放棄了自己喜愛的科目，選修較有「前途」的科目。我立刻想起《作死不離三兄弟》的片段。有人讀工程為了滿足父的期望，有人讀大學為了照顧家人，他們有想過自己希望成為怎樣的人嗎？

暑假的時候，碰到舊生，她本來夠分升中六，但她放棄了中六學位，到加拿大留學一年，別人勸她不要到加拿大，因為一年後只有新高中學制的中五，除非她重讀新高中的中四，否則便不上了本地大學。她苦苦掙扎，但仍認為交流的機會比升讀本地大學更重要。一年後，她已能說流利法語（因她在法語區留學），而且升讀了浸會大學在珠海的學士課程。我真的欣賞她，敢於走自己的路。借用謝錦老師在《做自己是最深刻的反叛》的話：我這輩子最感動、最感興趣的事，就是看到人願意甚至是渴望認識自己，讓自己變高變大，去創造生命的意義，真正在「做人」；而不是物化成工具，異化成奴隸。

《作死不離三兄弟》好看，但只是現實的補償，現實中有多少人如電影中的男主角藍丘，天生便是神童，出門遇貴人，最後愛情、友情、事業都能擁有？看完電影，笑完了，最要緊對自己說一聲，現實不是電影，人生不會盡如人意，但一切都會安好，All is well。

乘浮桴於海

讀練乙錚的《浮桴記》，印象最深刻的並非他的政論，而是他離開政府中央政策組時的心情。練乙錚是有心人，也很有學問，對政局有獨到的看法，且有良心，任職政府時竟出現在維園，最後「被放假」，他引用孔子的話：道不行，乘浮桴於海。他果然變賣家產，到英國學航海，乘帆船周遊列國。感覺上，有些像戰國時的士人。這是一份讀書人應有的志氣。道不行，乘浮桴於海。萬世師表孔子如此，中央政策組的練乙錚如此。不戀棧權位，不追逐名利，一心求道，這才是中國傳統士人的風骨。

何謂電影：《一日人生》

離開電影院，最先聽到的「影話」是這樣的：看《一日人生》，好像看《生命樹》。我想，怎能將《生命樹》與《一日人生》相題並論？《生命樹》有很清楚的作者烙印，是Terrence Malick以詩化的電影語言，探討生命的真義，電影風格一致，如果將《生命樹》與《火紅戰線》（Thin Red Line）並列，更清楚看到對影像的執著，在敘事中留白，不斷邀請「觀眾」進入電影世界，參與建構影像的意義，是Terrence Malick對電影的堅持。反觀《一日人生》，是將不同「作者」的作品拼貼，以音樂配合影像，刺激觀眾的觀感。先不論孰好孰壞，我也很享受看《一日人生》，但《一日人生》帶給我很多問題，甚至重新定義「何謂電影」。

《電影之死：歷史、文化記憶與數碼黑暗時代》有這樣的一段話：「估計到2011年，全球就會生產了大約60億小時長度的活動影像，到了2025年，我們可能會有上千億小時的影像可看。回到2895年，這個數字只是40多分鐘，而且大部份影像到現在還保存著。」在電影膠片的年代，由於保存困難，電影要經過多重考驗，才能保留下來，於是電影越來，越證明電影經歷了「經典化」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學電影藝術，必須看得懂黑白電影。不過，當我看《一日人生》時，我開始擔心，影像數碼化，大家都可以拿起數碼攝錄機，然後經過拼貼、電腦加工、配上悠揚的音樂，激刺觀能感受，導演的責任就是替「觀眾」去蕉存菁，在拼貼的過程中撞出意義。那麼，誰是「作者」？導演的角色又是什麼？《一日人生》好看，是因為這意念創新，從集體創作折影人生影像，但正由於此，《一日人生》糢糊了記錄片與劇情片的邊界、導演與觀眾的邊界、甚至看與被看的邊界。其實，看到最後，我並不舒服，一位女子對著鏡頭，說自己很努力尋找當天的事，竟然什麼也沒有發生。表面上，《一日人生》表現了活著本身便令人驚喜，至於怎麼活，則是大千世界，但在影像發達的年代，大家都希望有些什麼事情發生，讓自己成為「被看」的對象。我認為，這種「被看」的慾望正是互聯網社交世界的動力，大家都在看，也渴望「被看」。但在電影世界，本來可以更抽離的，是昇華了的人生，是更兼容的敘事（故事），讓觀眾在同一故事裡，都看到部份的自己，於是，縱然大家經歷各異，但看完電影，大家都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這種共鳴不需要當事人自己成為主角，但要電影作者將人生昇華成影像。

我很好奇，那些沒被選中的片段作者，看完《一日人生》後會否後失望呢？幸好，沒有參與這電影的人比參與的人多，大部份觀眾都不會關心自己會否「出現」在電影裡，從而能自由自在地享受那九十多分鐘的拼貼影像。

以下是珈慧的分享，她的文字也是我的觀後感，感謝她讓我放在這裡：

這是一齣紀錄片。它是非一般的紀錄片。並非如《音樂人生》那種窺探中產人士的心態；也非Super
Size Me那種既是詼諧又迫切性的。它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屬於整個世界，包括你。它只是一天，也是一生。生老病死，始於同一天。由凌晨的酗酒生活，到漫天煙火的黑夜。過去的影像，有你有我，它來又去，散又聚；浮塵中，跌跌蕩蕩。一天裡，我看得見宿命，看得見偷生換來的一種絕望，也看見青蛙外跳而不回來的幽默。

電影開始已令我很興奮(不知是否睡了一個美妙的午覺有關)，配樂觸動人心，與影像的配合確是震動了我。電影一開幕，有一位媽媽躺在床上正餵嬰兒喝奶。生命由這裡開始。後來的嬰兒出生的片段，長頸鹿的孩子出生。嬰兒的臉容，令人讚嘆。他們的神態，透過眼睛注視世界每一個角落，用身體去感受生命。我很喜歡讀童詩。我覺得他們很努力去認識這個世界。當然有些童詩是成人寫，那個就另作別論。

接著影片拍向日出的片段。當下我想起上星期我寫的散文詩中的一段：「太陽是一顆佈滿血絲的眼球，緩緩地升起。在某個時刻，它便會滑稽地跌倒，像一個沉淪的白癡。」這也是我看到電影後半部的心情。我不是想渲染一份絕望的感覺。其實當一個人懂得活，你不會被宿命困住。至少對我亦然。電影營造了一份美麗是屬於大自然，水花、光、氣泡、草地、雲層、在高空中的氣壓、極地的風景等。這是「純真」的美麗。

電影常特寫腳。步伐的快慢，在城市與鄉村中，看出人的生活態度。電影中拍下每個人早上起床，雙腳放在地上的畫面。每一次的醒來，雙腳放在地板上的紮實，其實對一般人來說，包括我，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我看到這麼多腳，同時放在地上的畫面，好像說，幸而我還在。

電影中的一位病危的母親和伯伯，活在兩個不同的空間，互不相干，卻同樣身患重病。一位因政治宗教關係而無家可歸的人；有人用單車探尋生命，最大的期望是南北韓能融和；同一天中死亡不間斷的發生，羊被槍殺、生吞鴨蛋中的鴨子(鴨仔蛋)等。

有個美國人向女友求婚，同時有個非洲女人向丈夫下跪，以示尊重丈夫(男尊女卑)。一個拘緊結婚儀式正進行；另一頭有人以貓王的裝扮結婚。我不認為此安排是對比。也有一幕是非洲人一面在打麵粉一面唱民族歌。反倒我覺得他更想呈現的是生活的不同方式，文化不同而令觀眾產生的化學作用。

有人依靠信念活，說：「神創造了人，衪不會遺棄我們。」其中一位令我有很感慨的人，他是位依靠擦鞋過活的孩子。他給一位先生擦了鞋，然而那位先生給了他錢後，也送了巧克力給他。他吃的當下，令我想起一次在YOUTUBE看的短片，是快餐店將剩下的食物，運到貧窮的村莊。他們是笑著吃別人剩下來的食物(擦鞋的孩子吃的當下沒有笑)，試問你一生中有多少次是笑著吃？至於兩者的關係是我看的時候，都感到慚愧，我想很多人如我這般。珍惜食物這些陳腔濫調我不多說。在當中令我最大感慨是他們擁有了一份我們一直嚮往卻缺少或找不到的，對於生存的一份精神。

其中一幕很震撼，一只羊差不多被割頸時，鏡頭快轉，一位少女在過山車上尖叫加上背景音樂到了高潮，令我怔住。狂歡與死亡，相差有沒有一公分？不論是政治因素甚或伴侶不在身邊，所帶來的傷痛。也許只是快樂和哀傷打了個照面。

最後煙火升至高處，在天空中散開，慢慢地墜落。如人的一生。在另一處，人將願望點燃，放在天上。燈火是一種希望，是一個信念。

''Normal life, Normal girl''電影中一位女生埋怨，她渴求活得有意義。''Even though nothing great, nothing happen'' BUT HOPE.

當野性的呼喚遇到拼音表

開學一星期，如常提早半小時進入課室，播放著Kevin Kern的Beyond Sundial，拿著Paulo Freire的《十封信：寫給膽敢教書的人》，希望和學生一起平和地享受閱讀，儀式似地迎接正式的課堂。看到學生的桌上都放在精裝本的《The Call of the Wild》，大概是英文老師要他們讀的書，還記得我也伴著信信讀這本書，一頭野狼被捉到極地當雪犬，但牠無忘內心野性的呼喚，是Jack London寫給現代人的一則寓言，說實話，我並不相信孩子真的能讀懂，只希望孩子早些接觸外國文學作品，早些具備最基本的Literacy。過了五分鐘，學生開始竊竊私語，我好奇走近聽聽，以為他們討論書本內容，或者問問同學英文。怎知看真一點，他們都拿著英文拼音表背誦。原來，他們下一堂要默英文拼音表。

 

我很無奈，看著被冷落的《野性的呼喚》，Jack London的文字至今仍影響著尋夢的年青人，還記得《Into the Wild》的Chris McCandless就是拿著Jack London的書，獨個兒跑到阿拉斯加，遠離都市與人群，離開表面快樂、實質寂寞的現代生活，在荒原與冒險中尋找內心最真實的自我。我看著很「努力」背誦英文拼音表的學生，問他們為何要那麼努力背英文拼音表？他們說：怕不及格。我再問：你們取得滿分後，會嘗試享受閱讀《The Call of the Wild》嗎？他們無言。我窮追不捨，問他們誰讀完了此書？一位男同學舉手，我請他說說故事的內容，他說故事關於一隻狗。於是，我跟他們說Jack London的故事，除了《野性的呼喚外》還有《海狼》，也說了Chris McCandless的遭遇和《Into the Wild》的電影。最後，我跟他們說：要背英文拼音表，回家慢慢背吧，每天早上都預留半小時和我一起享受閱讀可以嗎？真正的閱讀，不是準確地發音，而是能進入書本的世界。如果能準確地讀出《野性的呼喚》的每一個英文字，卻無法感受野狼對大自然的渴求，讀書有何樂趣呢？

 

真正的閱讀，應該像《127小時》的主人翁Aron Ralston一樣，當他知道Chris McCandless的經歷後，他寫道：我希望品嚐那種喜樂，經歷冒險的熱情，放下工作的安全感，並讓靈魂咆哮（I want to taste that joy, to experience that passion for adventure, to cast away the security of my job and let my spirit roam.）教育，應該是與學生一起，在書叢中冒險。

盡責地記缺點

越來越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真的沒有問題嗎？每年因學生欠交功課而發出超過數百個缺點，這是教育嗎？快要上學了，在這個凡事量化的社會，教師照例要學生回家做功課，也不大理會學生要完成什麼功課，總之，有功課比沒有功課好，大家寧多勿少。不過，學生放學後未必立刻回家，有些在球場留連，有些在公園談天，年青人，就愛和同輩朝夕相對。終於回家了，他們還是要煲劇煲電話粥，或者上網facebook和MSN，有責任心的，會用最短的時間完成功課，沒有責任心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明天才算。

第二天回校，他們搜集情報，趕在死線前交功課，四次欠交，學校出警告信，班主任通知家長：X沒有做四次功課了，請好好督促你個仔／女做功課。有心的家長，會很感謝教師的提醒，並承諾會與學校合作；有些脾氣欠佳的家長，本身已被子女氣得死去活來，還收到班主任的通知，立刻會拿班主任出氣：咁點吖，你教我點好？我都有叫佢做，佢唔做都冇辦法。不要緊，我叫他在學校做完功課才回家吧，如果再欠功課三次，他會被記缺點的。為了提昇學生的責任感，班主任很早很早回校，檢查學生是否完成功課，放學後，也要學生留堂，完成功課才能回家。怎知，一星期過了，收到學校發的缺點通知書，原來學生又欠交三次功課，累積滿七次，記了缺點。不是檢查好了嗎？為何還會欠交的？學生淡然說：寫漏了家課冊。班主任再致電家長，通知他的子／女被記缺點的事。好了，不要再欠交，否則會再被記缺點的。過了一星期，又收到學校發出的缺點通知書。班主任問：點解又記缺點？學生答：電腦壞了，不能做網上功課。最後，一個學年，學生記了十多個缺點。我想起老子的一句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而且，以缺點恐嚇學生做功課，真的收效嗎？

為何要做功課？什麼是功課？去年讀真空法師的《真愛的功課》，記錄她如何在越南內戰時保持內心平靜，以和平對抗戰爭。功課，其實是生活。當然，學生欠交功課，缺乏責任感，這是問題。但教師的責任，並不只是記學生缺點。如果教師只懂得發缺點，和欠交學生的情況一樣，都是缺乏責任感。真正的功課是生活，好的功課能將課堂和學生的真實生活連結起來。一位美國歷史教師，要學生完成的功課，便是記錄社區的文化和傳統，將之編印成期刊，他的《狐火計劃》（Fox Fire Project）為美國的歷史教育掀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好的功課，不是單向的，有時是雙向的，要教師和學生合作才能完成，教師和學生一起完成功課，教學相長，相濡以沫。我最享受的一份功課，是和學生一起調查粉嶺戲院的前世今生。我到土地註冊處查冊，他們到中央圖書館看微膠片，我聯絡戲院經理，他們訪問長輩。最後，終終整理了一些頭緒。這是我一直追求的功課。

快開學了，做教師的總有些期待吧。未來一年，是否繼續盡責地記錄學生欠交功課，然後學校出缺點，便能心安理得地完成教師的工作？學校的政策，應該以模塑樂於學習的氣份為目的，如果記缺點的制度，讓教師誤以為發缺點便是盡責的表現，便不是好的學校政策。學年完結的時候，教師是否又一致地慨嘆學生沒有責任感，一切都是學生的問？換個角度吧，假設學生每天最少有兩份功課（現實當然不只兩份），一個學期約一百個上課天（為了方便計算，以學期為單位好了），即學生要完成二百份功課。最後，他完成了一百八十份，但整個學期共欠交二十份，在他／她的成績表上，我們會見到這樣的描述：「缺點五個」。說到這裡，我不得不承認，我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我更希望了解學生有沒有用心、有趣味地完成那一百八十份功課，因為「缺點五個」並不是學習成果，用心完成的功課才是真正的學習成果。

青春交際場

出於無知，我一直都抗拒現代舞，直至去年，參觀台北故事館的雲門舞集展覽，才知道林懷民和雲門舞者的故事，我還記得那時候的震撼，舞者扭動身體，肌肉抽搐，他們必須以靜修，讓意念與身體結合，我看到《九歌》、《行草》等劇照，見舞者在飽經痛苦的磨鍊後，靈魂與身體的契合，身體化作符號，打進觀眾的內心，雖然我不在現場，還感到那份靈力，後來再讀了《跟著雲門流浪》和蔣勳的文章，才知道林懷民為了提昇台灣人的素養，在台灣巡迴演出，讓觀眾學懂準時、安靜、尊重舞者，甚至推動舞蹈教育，讓台灣人懂得身體表現自己。於是，去年暑假，我附庸風雅，也觀賞了雲門舞集的《流浪者之歌》，一幕幕的演出，仍歷歷在目。我還不懂現代舞藝術，但我開始明白，現代舞將身體昇華至更高的境界，而將舞蹈提華至此的，又要數德國的翩娜．鮑殊。

復活節假期間，我錯過了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Wim Wenders的《翩娜》，還要再多等數星期，《翩娜》才會公映，但我急不及待，今天觀賞了紀錄片《青春交際場》。看著德國的少年人，本來羞澀生硬，只視身體為靈魂的保護層，不敢以身體展現自己的靈魂。透過舞蹈，他們關始認識自己的身體，以身體的接觸和別人建立關係，以身體談戀愛，以身體安慰別人，也用身體和別人衝突。印象都深刻的一場，是一名少女，說自己不懂得笑。真的，我們每天都會笑，但我們真懂得笑麼？排舞的導演說，不是看見滑稽事情的笑，也不是玩樂的笑，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悅、嚴肅和認真地笑。少女愣住了，她從來沒想過，笑可以有如此的深度。

鏡頭下，少年都開始說自己的故事，有人從來沒有談過戀愛，有人視身體接觸為禁忌，有人是波斯尼亞的移民，有人是羅馬尼亞的吉卜賽人，但在舞台上，他們的身體都是獨一無二的。輕微的抬頭、放鬆的肩膀、眼神的接觸，都泄露著靈魂的秘密。身體，是我們存在的唯一方式。理解身體，就是打破靈魂／身體的二元分離。聞歌起舞、手舞足蹈，當身體自由、靈魂也得著自由。最後一場，看到翩娜為他們每人送上一枝玫瑰，我很感動。她以舞蹈釋放身體，也就是釋放人的靈魂，身體本身就是角力的場所。從被拒到受落，從德國到台灣，從舞台到電影，希望翩娜及林懷民的努力，不會淪為另一種文化消費，而是真正讓現代人將身體從物慾中贖回。

書展

口述歷史的小組開始成形，紅紅和佩宜是中堅份子，她們中一的時候，已著手研究粉嶺戲院的歷史。同事說：你放那麼多時間在初中學生身上，值得嗎？我看著紅紅和佩宜，覺得一切都值得。歷史並不是容易的科目，念歷史好像長途賽跑，每天艱辛鍛鍊，日曬雨淋，為求在田徑場上，追趕一分一秒，但觀眾的目光，都集中在百米飛人身上，馬拉松跑手的滿足感，來自於內心的喜悅，多於觀眾的掌聲。讀歷史的人也一樣，埋首在資料之中，追尋真相，好容易才看見一絲曙光，滿心驚喜，要和別人分享，但卻沒有人想聆聽你的發現。讀歷史，是孤獨的旅程。我有些歷史學生，拿到好成績，卻視歷史研究為畏途。難得紅紅和佩宜過了兩個學年，還願意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口述歷史」課程。我問她們，會在新高中選修歷史嗎？她們說，很想啊！除了拿高分，我更希望讀歷史的學生，能培養一份人文關懷。轉眼間她們要升讀中三了，再過數年，便是大學生，她們要選擇，是否當社會的良心。

離開港大，我帶著信信、望望參加書展，甫進場，便看到商務、大眾、天下等大書商的攤位，滿眼是名家的暢銷書，我不斷鑽進場裡，找找冷門的書籍，書展不是要拓寬閱讀的品味嗎？為何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書籍，只是折扣有別？終於，我找到英文版的「神奇樹屋」。自從去年暑假發現「神奇樹屋」系列的童書後，便一直和信信追看。後來，我也在「五南」的攤位，買了台北市政府出版、翻譯自日文的「社區營造教育」叢書，有助我設計「口述歷史」課程。逛了個多小時，孩子累了，在場外蹲下，保安見狀，立刻請孩子起來，到親子閣找地方坐，我們走到親子閣，滿座了，外面的長椅，都坐滿了人。為何大會不提供專為兒童、老人和孕婦等有需要人士的座椅？站了不久，保安又過來，請我們不要阻礙通道。我很想讓孩子對書展留下美好的回憶，待他們長大後，自行會來逛書展。可是，香港書展越來越失去書卷味，一年一度的閱讀盛事，成為一年一次的書籍大賤賣，我感到痛心。

書展，應該是最尊重書的地方；書，是作家生命的凝練。入場人數及銷量，能代表人文素養嗎？當書變成純粹的商品，我們還剩下什麼？土地是商品、樓房是投資產品、人要增值、學校要升呢，難怪有人說，香港，窮得只剩下錢。上星期離開台灣的時候，朋友見我行李藏了很多書，笑說我要把整個台北都帶回香港，我無奈地說：我最想把自己搬到台灣。

細聽瑠公圳和溪洲部落的故事

走進新店瑠公圳，先嗅到水溝的腐敗氣味，那種氣味牽起我讀中小學的回憶。十三年都與啟德明渠為伴，我每天都經過明渠，染料和化學劑把渠水染得又紅又綠，我有時刻意去找，偶爾會看到水面露出吸盤似的魚唇，大口大口地透氣，或者在黑色的溝水看到銀白的魚肚，一池死水，一陣死亡氣息。後來在舊中區警署的雙城雙年展，看到有設計師建議將啟德明渠修建為嬉水區。工業北移，連帶染料和化學劑也北移，啟德明渠的溝水清淨了，魚群再現，回復生氣，現在常有釣友，在橋頭垂釣，滿載而歸。啟德明渠活了，附近東頭村的居民也活地來。參考新北市政府城鄉局的網頁，發現新北市政府也計劃將瑠公圳的排水溝，改建為「生態親水環境」，為何瑠公圳的居民會反對呢？

魔鬼總隱藏在細節，一條排水溝，兩個世界。瑠公圳的一邊是眷村，即台灣將領退役後由政府安排的居住地；另外一邊，是「非列管」眷村，大部份台灣退役士兵因為年輕及軍階不合資格，未得到政府的安置，於是在政府的「默許」下，在眷村的對岸自行建屋。要建「生態親水環境」，便要遷折「非列管」眷村，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誰得益、誰受害？是誰破壞了原本水清氣淨的瑠公圳？我帶著疑問，走入村落，街巷狹窄，突然竄出一輛機車，我站在一旁，司機除下頭盔，看著我，打量一陣，知道我是外來人，國語夾著台語，便說出自己的苦情。

「幫幫我們吧，你身後的房子，一磚一瓦都是我親手放上去的，政府要拆，很沒有道理，我不想搬啊。」他指著水溝，說：「我小時候水都很好，我們下去洗澡捉魚，現在水溝都是污水。」

他說了很多話，但我只聽懂了一半。我指著水溝跟他說：「你就住在水溝旁，怎會弄污水溝呢？反而對面的高樓大廈，吃的都是自來水，未必關心這條水溝。」

他再請我幫忙，便回房子了。我看著他離去，想著一道問題：社會的福祉與公義是不能分開的！是的，將瑠公圳美化為親水公園，原眷村和新店市居民也許會多了一個消閒的地方，但「非列管」眷村的居民往何處去？按照村民的回憶，他們並沒有污染瑠公圳，反而是後來新店都市化，一幢幢高樓將瑠公圳變為排水道。都市將河流變成水溝，再以「美化」之名，將村民迫遷，進行河道整治工程，這說得通嗎？

離開瑠公圳，到了溪洲部落。一條新店溪，兩個世界。我腳踏在溪洲部落的土地上，放眼看見對岸矗立著新北市樓價最高的屏風樓。下午三時，陽光仍熾熱，我把水喝光了，所有店舖都關上門，正納悶之際，看到遮蔭處，坐著一位七十歲的婆婆，我走上前去，問婆婆可否給我一點水，她看看我，說沒有水啊。他問我是什麼人，我說從香港來的，我問她是阿美族人嗎？她點點頭。話閘子打開了，也幸好我看了《我家門前有大河》，知道一些阿美族遷居台北的歷史，便和她閒聊起來，她一邊嚼檳榔，一邊說起自己的故事。她說年青的時候，便從台東跑到台北，定居在這裡，十多年前，政府將她身後的房子拆了，原住民便在新店溪旁紮營，與政府爭持不下，最後政府讓步，又讓他們蓋房子。說著說著，她的朋友過來，就坐在我旁邊，還請我吃檳榔。婆婆問她有沒有水給我喝，她搖搖頭。我問婆婆，想住在樓房嗎？婆婆說沒有辦法，顯得很無奈。太陽有些收斂了，村裡的人也開始冒出來，婆婆的兒子和孫兒打成一片，本來空蕩蕩的籃球場出現了兩位年輕原住民，店舖也開了，少女和女孩幫忙賣冰棒。我問少女，想搬到樓房嗎？她說，當然不想。我問她會怎樣回應，她說是大人忙的事，一臉天真。

我看著部落廣場外的一棵苦楝樹，冬去春來，但樹葉還未長回來，為這個快將消失的部落平添一份鄉愁。瑠公圳的非列管眷村也好，溪洲部落也好，都是台北這個新生城市的成長印記，那些戰後歸來的阿兵哥，那些從花蓮台東跑過來建設台北城市的原住民生力軍，都是時代的記號。我們絕不能讓城市伸一個懶腰，便抖下了這些寄居在城市邊緣的族群。城市，應該是促進共同福祉的地方。

OURs及社會住宅推動聯盟

走入台大城鄉所公館，簡約的大樓就是台北住權運動的總部，銀色大門上刻下碩士研究室，家
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讀書人應該有這份社會責任。OURs的朋友，就台北高房價及社會空間問題，跟我們分享公民社會爭權的歷程。我立刻想到《不
能沒有你》的武雄，寄居在碼頭的破房子，為了爭取女兒的撫養權，走到台北街頭，風宿飲露，在立院門外靜候，最後更要抱著女兒在行人天橋危站，反抗非人性的
制度。我也想到《我家門前有大河》的三鶯原住民部落，從花蓮移居到台北，聚居在三鶯溪旁，從八十年代至今，三次拆遷，三次重建，希望在台北這個異鄉，植下
花蓮原鄉的歸屬。看著OURs的簡報，聽他們的分享，再次切身感到，都市化帶來的高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化的議題，城市擴張，邊緣聚居的族群成為閒置的
人，他們只餘下廉價的勞動力，蝸居在城市的一隅。曾蔭權對澳洲的記者說：香港人都有瓦遮頭（直譯英文太蹩腳，還是意譯好了）。姑勿論他說的是否實情，對一
位行政首長而言，這樣的自我要求不是太低了嗎？栽種在花盆的樹木，最終會掙破花盆，植根於大地的泥土之中，這樣，樹才會壯大和結果。樹木不只需要泥土，還
要與大地連結；人也是一樣，不只需要房屋，還需要社區與歸屬。

原來，當北京的學生被坦克鎮壓時，台北的無殼蝸牛卻走出來，以軟性運動，舉辦「百對無屋佳偶街頭結婚典禮」，爭取公民住屋權。1989那一年，今日台式食店四海游龍的創辦人李幸長，在台北發起無殼蝸牛運動，組織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以幽默、理性、溫和與無政治背景的方式，爭取公民的支持。我回來後找到一篇關於他的報道：無
殼蝸牛運動發起人李幸長，原為一名平凡的國小老師，當年號召萬人夜宿燙金地段忠孝東路，耗盡家產甚至負債，之後創立「四海遊龍」賣鍋貼事業發達，但仍信奉
20年前的理念：「不當炒作房地產，害別人買不起房子是不道德的。」這就是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台灣人以四海游龍而自豪，而我卻以香港的大家樂為恥。

香港街頭運動是落伍了？某些政客還引用台灣經驗，搞街頭抗爭，大抽政治油水，自封為抗爭領袖，但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化整為零，走出悲情。他們以輕鬆的心情，安全地參與街頭的嘉年華，這種改變，對七．一有何反思？這或許是黃洋達所說的，轉守為攻的運動策略。這種轉
變，能鼓勵更多中產加入公民運動，走出對話／抗爭這種或此或彼的思維模式。

無殼蝸牛運動的內容如下：

1.     
崔媽媽屋服務中心：組織與服務（租屋資訊服務／社區工作／組織工作）

2.     
無住團結組織：運動／施壓（街頭運動／議題倡導／政策施壓）

3.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運動智囊／論述生產（都市與社區議題／運動論述生產／運動理念宣揚）

運動的轉化：從住它政策倡議至居住消費服務

以道德的立場譴責執政者會為政府帶來壓力，但除了吵罵以外，OURs反思：社會運動對民間社會有何貢獻？提供了什麼服務？如何以公民社會的力量抵抗市
場力量？他們不怪責驚察鎮壓，也不怪媒體抹黑，他們告訴我們，以溫和理性的力量爭取公民的支持，以軟性的策略輔助抗爭，才能強化公民社會，與政府周旋。

牯嶺街劇場及康青龍慢活運動

活在台北，處處驚喜，每次都有新鮮的體驗，我開始懷疑，每次啟前，是「前往」台北，還是「回到」台北？這裡有生活氣息，在尋常生活中也找到格調，這
裡有時間和空間，「慢活」不是口號，是行道上擦肩而過時路人的笑語，是騎樓下用心以葉片包著檳樃的指頭。時間和空間是公民社會的養份。我喜歡牯嶺街劇場的
朋友說：政府都不懂藝術文化，都要由我們來做的。政府，至少要具備謙卑的態度，承認自己的無能與無為。財政司曾俊華曾經
說過，除了小政府和大市場外，香港還有個大社會。沒錯，在殖民地時代，英國人都不願、也不能處理華人事務，所謂的撫華道（後來的華民政務司／今日的民政事
務局）主要籠絡華人領袖和鄉紳，少有霸王硬上弓的氣焰。當時香港社會百家爭鳴，東華保良樂善堂，總之填補政府退出的社會空白，形成英人小政府、華人大社會
的格局。看著台北，好在台北政府還願意承認自己那一點「無能」與「無為」，放手讓劇團保育牯嶺街警局，從內部裝修到劇目安排，都交由藝術團體包辦。這些說
話，香港人
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政府不會處處刁難嗎？不要常常評估嗎？劇場的朋友輕描淡寫的一句話，道盡箇中玄機：信任嘛。這就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信任背後，其實公
民承擔築就社會的責任，不需政府從上而下的任何社會工程，只要有時間、有空間，公民社會自然會生出累累果實，就像夜幕低垂時仍在牯嶺街綻放微光的小劇場。



生活是立體的，第一次到台北，是點到點的移動，再到台北，將點連成線，之後每次再來，
都在線與線之間填上色彩。例如，我必會到光點台北和長春戲院看電影，當粉嶺戲院宣佈結業時，我特地走到長春戲院，細味在Theatre、而不是
Cinema看電影的感懷。每次到台北，我必會穿街過巷，尋找香港不會上映的電影，例如《蛾摩拉》、《地中海廚娘》、《Bunny and the
Bull》、《親愛的醫生》、《與巴席爾共舞》和《愛比死更冷》。從電影的發行量，已能察覺台北社會較多元，電影院上映較冷門的電影，也不至關門大吉，但
在香港，連百老匯電影中心也變得很商業化，三年前苦等是枝裕和
的《橫山家之味》，還以為百老匯必定發行，結果至今我還沒有看過。除了電影院，便是書店了，每次走在騎樓街巷之中，必定會發現隱匿的二手書店，而書店內總
有一些常客、或輕聲細語、或掩卷沉思。跟著康青龍（永康街、青田街、龍泉街）旅人手帖，到師大的街巷，走入咖啡室、書店和唱片舖，各有自己的個性。在香港
的商場，你的生活會突然被抽離，忘了自己身處何地，身在沙田新城市，卻以為自己置身將軍澳東港城，但在台北，茉莉就是苿莉、聯經就是聯經，生活的座標非常
清晰，很有質感，人儘管漫遊，也不至迷失。



這
一次，無論在電影院和書店，都看到台灣人對兒童的愛護，一套關於童畫的法國電影快要上映，我在書店也買了一本《兒童哲學》雜誌。只要看看這個城市的人如何
看待兒童，便能感受這裡的人文精神和關懷。我也刻意觀賞台北的行道樹，在黃春明的鄉土小說中經常出現的茄冬（即香港的重陽木）的確很
多，梁實秋故居外的麵包樹結滿累累碩果，我後來才知道，麵包樹是原住民亞美族人的家族樹。我在香港，很少看到麵包樹果的，但在台灣，但麵包果處處。在充滿
養份的土壤，大樹自然會結果，茁壯的公民社會同樣會結出果實，果實又會滋養眾生。

我喜歡在這樣細微的地方感受生活的氣息。當然，逛逛當代藝術館或中正紀念堂，欣賞這裡的 high culture，百看不厭，但在騎樓底光顧鹽水雞小販，吃吃大腸包小腸，見證沒有地產霸權下的小市民生活，恍若置身《清明上河圖》的民間，也令人回味無窮。

書癮

暑假將至，書癮大作，朝思夜盼暑假早點來到，擺脫時間的羈絆，不聽鬧鐘的使喚，手執一卷，愛讀多久便讀多久，繾綣入夢，時睡時醒，這才痛快。竟然，近日又拿起《紅樓夢》，細嚼曹雪芹的文字，如劉姥姥入大觀園，處處讚嘆。曹雪芹的手法也真高明，借劉姥姥的視覺，襯托大觀園的壯麗。有些導演，也喜用這種手法，借某個角色帶領觀眾進入場景與佈局。

讀到妙玉取笑黛玉是個「大俗人」時，心裡很不是味兒。記得劉心武說過，你可以說她多愁善感、喜怒無常，但就是不能說黛玉「俗」。其實，妙玉越要詆譭黛玉，越自鳴清高，越顯得自己俗不可奈。她的俗，源於造作。用五年前收的梅花雪沏茶，用金銀器盛茶，這些都是造作。反觀黛玉的脫俗，就是她毫不造作。黛玉葬花，是出於情真，是感懷造物的虛無。《紅樓夢》簡介妙玉時說：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

人生沒有經歷，卻為賦新詞強說愁；自鳴清高，眼看人低。黛玉與妙玉，清與俗，只欠一分自覺與省思。說實話，世上妙玉何其多。我又怎能說自己不是妙玉？

中國社會群體事件的分析框架

各位同學，你們看過《仇崗衛士》的紀錄片，應該有些想法，但記緊《海豚灣》的觀影分析，不要重蹈覆轍，除了同情、憤怒等感受外，還需要冷靜的分析。我答應你們，我會寫分析文章，但分享之先，我也希望你們學以致用，運用通課科現代中國單元的概念，分析《仇崗衛士》呈現的中國社會問題。我近日在圖書館借閱了于建嶸教授的《危機與對策：中國社會衝突觀察》，幸好中國還有于教授這些良心知識份子，以專業的知識，替弱勢社群發聲。我將書中一章節錄如下，請你們先讀：

社會性群體事件分類：

	行為目的	行為指向	是否暴力
維權事件	具體的利益訴求	公權機關和侵權者	不一定有暴力
洩憤事件	無明確的利益訴求	公權機關和侵權者	有暴力
騷亂事件	訴求複雜	公權機關、侵權者、無關者	有暴力

維權活動的分類，但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一．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

二．規則意識大於權利意識，即主要針對有法不依的管治問題

三．反應性大於進取性

四．目標的合法性與行為的非法性共存

群體	時期	訴求	方式	地域	回應
農民	2004以前	抗糧、抗稅、抗合理上交	組織農會、上訪、與村鎮幹部談判	江西等相對落後的地區	取消農業稅
農民	2004以後	土地糾紛	靜坐、遊行、示威	廣東、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	可能介入律師及黑勢力
農民	2008以後	地下資源、林權、環境	上訪、毆鬥、圍堵政府機關	山西、長三角、沿海	見于教授的建議
工人	2003以後	國企改制、拖欠工資、社會保險	上訪、靜坐、罷工、遊行、堵塞交通，有暴力化傾向	北京、重慶等大城市、有蔓延至二、三線城市跡象
市民	不適用	物權、環境權、消費權，近年集中房屋拆遷	法律及關係網解決	城市

中國社會的「剛性穩定」特徵：

一．以政治權力的排它性和閉性為基礎，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不允許其他人進入，也不允許挑戰政府壟斷的任何行為。國家的基本制度怎麼樣無所謂，但是共產黨的權力壟斷地位不能變。

二．以社會秩序作為管治目標，任何衝擊中央或地方的行為都視為不穩定行為。

三．以國家暴力、控制意識態和社會組織為手段，無視程序和法制。

于建嶸教授的建議：

一．建立明確的產權，特別是土地和房屋的產權

二．建立有權威的司法制度。現在中國司法受書記、市長和政法委干預，于建嶸建議先以司法制衡地方政府，由中央以垂直的司法來制衡地方政府，將司法審判權從地方收歸中央。

三．建立「真正的」代議制度

四．建立開放的媒體

關於憲法，于建嶸教授提倡：

一． 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私有財產受到保護。

二．修改違憲的法律和法規，如拆遷條例和勞教制度

三．讓執政者受到憲法的制約

四． 建立違憲審查制度

五．以司法的方式維護公民的憲法權利

從七一看政治參與和身份認同

終於等到這一天，特區政府的管治越來越不像樣，曾蔭權和林瑞麟的嘴臉令人側目，面對香港市民，擺出不屑一顧的嘴臉；京官南下，便現出一副奴才相，連學者馬傑偉也忍不住，在星期日明報大罵一眾政府高官。星期四收到朋友的電郵，知道沈旭暉以年輕學人的名義發起聯署，反對遞補機制。我對沈旭暉一向有保留，但細看聯署，發現林輝和邵家臻都在名單內，我心想，這些大纜也拉不上的學者，竟然出現在同一聯署之內，特區政府的惡行專橫可見一斑。我當時估計，這一年七‧一的上街人數，必超過去年。

上街前，我約了十多名學生觀賞藝術中心「華語紀錄電影節」的《仇崗衛士》和《我家門前有大河》，關於兩片的感想容後再談，四時散場後，我立刻趕往銅鑼灣加入遊行隊伍，中六的堅希望和我同行，他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後來仁、欣和薷也加入了，欣和薷也是第一次參加七‧一遊行。我在銅鑼灣遇到婷芝，她是舊生，在港大讀法律，和男友同行。我問她在銅鑼灣幹什麼，她說等遊行隊伍來到插隊，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遊行途中，欣說要好好珍惜香港得來不易的自由。他家住深圳，網路禁區處處，在香港讀書，更能感受思想言論無拘無束的珍貴。我記得讀閭丘露薇的《不分東西》時，她說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香港人」，是參與了天星和皇后碼頭的公民運動。我也一直跟通識的學生說，政治社會參與和身份認同不是兩個課題，而是一體的兩面。當你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時候，你便對香港的社群產生歸屬感，也對社區的命運有所承擔，你便會透過政治和社會參與，改變社群和社區的命運。反之亦然，當你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你便對「香港人」有更大的認同感。

走到半路，欣問我，遊行能改變政府的決定嗎？我沒有正面回應。我只能說，功能組別佔立法會半數，立法機關的組成方式未能反映民意，我們選票的份量被功能組別削弱了，我們只好用腳投票，所以遊行人數絕對是關鍵。星期日明報的黃洋達說，七‧一只是防守性運動，公民社會只可以借遊行向政府說不，並不能迫使政府改變施政。簡而言之，無論七‧一遊行人數有多少，政府永遠站在不敗之地，你人數再多嘛，政府按兵不動便行了，但遊行人數少的話，政府欺負你人少，便可為所欲為。所以，縱然我對去年「五區公投」有所保留，我也投了票，但並沒有投給請辭的議員。幸好我行使了投票權，否則我便給了林瑞麟籍口，要取消補選機制。

過去幾年，我都沒有走上政府總部，但這一年，我堅持走到政府山頭，警察如臨大敵，拿著攝錄機把我們的臉孔拍下，但圍欄外的菲律賓朋友，卻在魚貫遊行的隊伍外，悠閒地度過午後時光，在遠遠的山坡，一隻松鼠躍躍走過，陽光偶爾穿過灰雲，將金光灑在遊人的面上，像佛光初現。如果香港的立法會沒有功能組別，如果特首由普選產生，這些人、這些面孔、這種情景，在七‧一這天，會有不同嗎？離開的時候，在人群中看到熟悉的面孔，想了又想，原來是教會的牧師，想不到她也參加了七‧一遊行。是的，七月一日這天，是特區成立日，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的標誌。日復日，當香港公民面對特區政府的粗暴與無理，感到疲倦了，覺得孤單，便在七月一日這天，發現未向權力屈膝的人，並不只我一個，還有千千萬萬、過著平凡生活的你和他。

改變世界，先改變對世界的看法

收到秀卓的電郵，請我們花大約半小時看JR的得獎感言，我並不知誰是JR，但秀卓的電郵標題非常吸引：用藝術顛覆世界。JR以一貫的法式幽默，笑說自己也不知為何得獎，他說自己只是個喜歡塗鴉的人。是的，初看他的作品時，和我在街頭看到的塗鴉沒有什麼分別，噴噴油、畫畫符似的，很難分別他要出位，還是搞藝術創作。直至他談到法國的街頭運動，傳媒將非洲移民說成滋事份子，他很不是味兒，於是替他們拍了黑白的特寫照片，張貼在博物館外，讓法國人看到鏡頭以外、真實的非洲移民面孔，還他們一份親切感。後來，他走到巴西、非洲、印度，貧民窟的屋頂出現一雙雙眼睛，注視著天際，這是訊號：我們存在這個世界啊！他將巴西的罪惡城，變成笑意盈然的社區，他將塗鴉變成街頭藝術，將文化帶入生活。他說，他並不能拯救世界，也未必能改變世界，但他嘗試以藝術改變人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世界的並不是他，而是因藝術而改變的人。

我一邊看，一邊想著秀卓。秀卓做的，就是以藝術改變學生對世界的看法。他常說，他不是藝術家，而是藝術教師。我曾幾何時，也想過做歷史學者，但兩年研究院生涯，令我和世界脫了節。我一天花六至七小時，在陰暗的角落，埋首在微型膠片之中，讀十九世紀初的紐卡素報紙、傳教士書信，我很喜歡做研究，但心裡就是有種感覺，現在還不是時候，好像還有些什麼東西在我生命中還未發掘出來。於是，論文寫好，便出走了。我在學生身上，漸漸發現深藏在生命裡的我，我發現我很喜歡與人分享對世界的看法。原來，做研究的過程，我不斷修正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但我找不到願意聆聽的人。我曾經問一位資深的教授對後現代主義的看法，他說那些理論與史學無關！我跟研究院同學說電影，他們反問我為何有時間看電影。我失望透了。

教學給我出口，歷史教學改變我對世界的看法，生活也改變我對歷史的看法。這是一趟驚險的旅程，不知不覺，我漸走漸遠。我仍然喜歡研究歷史，但正如秀卓所說，我不會是歷史學者，我是歷史教師。研究歷史的目的，不只是尋找歷史的真相、為歷史尋找最合理的解釋，而是讓學生嘗試以歷史學家的方法看這個世界。當然，要中學生像歷史學家般思考，可能曲高和寡，但最簡單的，我希望學生像歷史學家一樣，對過去保持好奇與質疑之心，知道所有結論都是暫時的，我們都要努力不懈，尋找更多的資料，務求更接近真相。不要以稍縱即逝的生命寬度去生活，而是要將知暫的生命放在更寬更廣的人性時空中，這樣的生活才有深度、有意義。

回望過去兩年，很努力與初中學生分享自己的讀史感悟，並沒有枉然。每次想離開，但就是離不開學生。我仍很喜歡研究，但我希望將來的研究工作，都與學生有關。今天碰到升讀了高中的學生，想我和他們一起讀卡夫卡，看到他們興奮的心情，要展開閱讀旅程的喜悅，叫我怎捨得離開？能夠有秀卓這樣的同事，有身邊的學生，是一場緣份，很幸福的緣份。

從馬修．史卡德到杰克與安妮

Lawrence Block在《八百萬種死法》中，引用了John Donne的詩：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偵探馬修不斷想著，紐約有八百萬人，有八百萬種死法，如果每個人的死都與我有關，我活得可夠累了。但不是嗎？ 每個人的死亡方法，多多少少都與他們的生活有關，馬修表面是查探死者的死因，但實際是重現他們的生活。這就是Lawrence Block的特色，在死亡的陰影下，生命綻放異彩。我有時也覺得自己很像馬修，覺得每個人的歷史都與自己有關，我們無分國界與時空，都活在同一個人性的世界裡。

歷史教師，站在兩造之間，一腳踏在專業的歷史研究領域，另一腳踏在此時此世。茫茫兩造越走越遠。站在兩造之間，越來越吃力。無論我們如何鑽研，我們吞吃的，只是歷史學家消化後的殘餘，我們在歷史論述中沒有發言權；此時此世的人認為我們活在過去，是行走移動的記憶庫，歷史只是風花雪月的高檔文化。我們越是努力契合茫茫兩造，越覺吃力而不討好。這是有待填補的深淵，我們需要故事注滿這個深淵。

我們需要故事，我們更需要說自己的故事。聽雄仔叔叔說故事，我聽到了，每個人的歷史，都與自己的故事有關。我和孩子讀神奇樹屋系列，看杰克與安妮回到龐貝城，拯救快要消失的故事，但他們被火山灰困住了，在最危險的一刻，他們想到了故事，杰克在背包中當出卷軸，故事中的希臘英雄現身，搭救了他們。他們拯救了故事，故事也拯救了他們。

歷史教育，縱然不能令每個學生都成為歷史學家，但至少要讓學生成為說故事的人。我們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我們都不相信自己的故事值得說出來。如果讓學生相信，每個人的歷史，都與自己的故事有關，如果學生知道，歷史教育不只是要聽別人的故事，而是要說自己的故事。我們將會改變對將來的看法，世界才有另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