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氣：如果我還是通識教師

1. 聽到楊紫燁導演的名字，令我想起三年前帶學生到浸會大學看《頴州的孩子》和藝術中心看《仇崗衛市》，一部關於河南愛滋村的孤兒，另一部探討水污染與環境公義，兩部都是楊導演的紀錄片。我當時是通識教師，最愛帶學生看記錄片。我認為看一部記錄片後跟學生討論，比上十堂通識課更有意義。

2. 如果我還是通識教師，我一定帶全班學生看《爭氣》，完全配合了「自我及個人成長」的單元。我一定會再用自尊五感（能力感、方向感、連繫感、安全感和獨特感）分析音樂劇對自尊感帶來的變化。還記得四年前借《舞出真我》講自我及個人成長，學生看得也投入，《爭氣》絕對能帶來共鳴。

3. 《爭氣》不只是青少年的成長故事，更揭示了社會邊緣化了弱勢社群。新移民、成年學生、夜青、視障人士，不是被標籤為有問題的Band 3學生，便是排斥於「主流」之外。於是，一套音樂劇將他們重置於舞台之中，在鎂燈之下。是的，要看見，社會要看見他們，他們也要被看見。觀眾看見的，其實不只是成長中的青少年，還有社會的排他性。

4. 想不到，連記錄片也可以拍得很有詩意。楊紫燁導師以不同的鏡頭運用配合不同的人物。例如電影講到失明的子諾，便會配以淺景深的拍攝手法，但淺景深之下卻突顯了現場的細節，使觀眾能感受到那些放大了的觸覺。又例如講到阿博，會運用高角度和低角度的鏡頭，以配合阿博英雄主義的心態，但英雄主義的背後，其實又埋藏著被人看不起的自卑感。

5. 我愛看安哲羅普諾斯的電影，他運用了很多希臘神話的意象探討現代希臘人的鄉愁，他每每借用兒子的角色幫助父親完成歸家的旅程。這部片也不例外，有時要救贖的並不是年青人，而是成年人。子諾跟媽媽說：我冇咗視力啫，又唔係冇咗條命。然後，媽媽放開了。肥然向爸爸道謝，爸爸知道什麼才是最重要。這又是電影的深度。

6. 有兩個有趣節現象：第一，參與拍攝的學校校長都是女性。是巧合，還是女性對某種青少年特質有一定的影響力？我不想being sexist，但有些場面換了是男校長和男生講道理，會少了一份「人情」的力量。第二，校長的出鏡率比教師更高。根據個人經驗，校長都是很忙的，學生問題多由前線教師處理，但電影中的校長差不多兼任了教師的工作，那麼教師都去了哪裡？可能教師不大想出鏡吧，但我寧願多聽一些教師的心聲。

7. 離開電影院，我問自己：還想回校園嗎？我很猶疑。我仍然覺得，很多「問題」是學校製造出來的，我怕《爭氣》會令藝術教育變成品格教育的手段，舞台成為「改變」年青人的場所。學生唔聽話嗎？做音樂劇啦！本末倒置的教育，可以把藝術教育的精神抽空。我喜歡教學，但仍希望盡力回復社會的教育功能，最好的教育應該是潤物無聲的，即使不在舞在，置身於茫茫大自然之中，便能盡性自在。

承傳..回憶

週日早上，靜候著何婆婆。婆婆坐輪椅入屋，對學生說：你冇來過。我問：我呢？她說：你有，我記得。然後，她指著孫兒問：你叫咩名？

婆婆消瘦了，腦退化症也越來越嚴重，連孫兒也認不出。不過，她認得我來過。被老人家認得，有些虛榮。

閒聊幾十年前的農村生活，村民說，太陽最猛的時候，村民都喜歡圍在一起玩「天九」。我問：即「牌九」嗎？村民說：不同的。婆婆有些睡意，聽到「天九」，精神了一下。村民跟何婆婆說：玩「天九」呀，好唔好呀？婆婆興高采烈答：好呀！

很多年了，跟婆婆玩「天九」的街坊，不是搬上公屋，就是仙遊去了。屋內只有一箱塵封了的「天九」。

我答應了村民，請朋友拍攝婆婆玩「天九」的情況，為庶民娛樂留一份記錄，也籍此給婆婆回到那些年。

今天約了俊叔。

上次見俊叔的時候，他跌傷了腳，不能落水田種菜。這次見他，面色不太好。他說：又跌親，傷了腰。

我們買了兩排朱古力給他，他最愛吃「朱古力」。

他看起來一點累，我們從一九四八年談到現在，他越聊越起勁。差不多七十年的生活，如同昨昔。每朝起身吃個盅頭飯，然後落田，黃昏炒碟菜，看看新聞和天氣報告便睡覺。他說，他愛靜，怕人多。幾十年都是如此生活。

俊叔一個人過日子，但不孤單，屋前有樹，房有蚊紗，清茶淡飯，夠了。

學生問：悶嗎？俊叔說：做人最緊要做運動，簡簡單單。

我打從心底裡敬佩俊叔。對我來說，俊叔不單守護著華南僅有的水坑田，更守護著傳統的價值觀。俊叔不只是農夫，更是隱士。大隱者，隱於市。

這一次，他終於願意和學生合照。

教不教歷史已不重要，能夠和學生一起聆聽老人的回憶，享受從此而來的想像，於願已足了。

為了將來的過去

我經常同學生講：了解過去，並非為了預測將來的世界，而是豐富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換而言之，讀歷史的人，看到的將來應該是越來越寬闊的。近讀John Tosh的Why History Matters有以下的段落，我非常認同：

「The least contentious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reasoning lies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ast as an almost limitless experiential resource. The range of activity, mentality and reflection uncovered from the past societies goes far beyond what could be imagined using only the resourc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is record of human creativ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armoury for facing the future. It seldom affords a basis for prediction, but it feeds the imagination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alternatives in the future. It is also a powerful antidote to any notion of a predestined path.」(p. 7)

在刻下的香港讀到這段文字，有一種安慰的感覺，簡而言之，就是讀歷史的人，不甘於認命，唔好同我講什麼「接受現實」，因為所有的現實都有其歷史條件，而未來的現實如何，又在於我們現在採取什麼行動，歷史沒有劇本，甚至可以說，我們行動的原因，正正是抗拒某些人（或政權）為我們安排好了劇本和角色。

越跟村民做口述歷史，越討厭什麼由上而下的規劃。在「大歷史」的敘述中，人彷彿是某些政策的受惠者，但在大眾的回憶中，歷史其實是由很多生活的細節組成、是人與人互動的成果，政府的出現其實是在破壞一些生活的痕跡。所以，我們跟民眾做訪談，是以一種社會回憶抵抗大歷史的論述：

「Collective memory is at the cutting edge of cultural history because of the insight it provides into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ordinary people; shared memory comprises a repertoire images of the past, adjust over time to reflect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changing social values. In so far as identity history articulates a body of social memory, it reinforces certain community values...」(p. 17)

「Proximity and distance are constantly in contention as we focus on the past; as Simon Schama has put it, ' all history is a negotiation between familiarity and strangeness'. But the negotiation generally comes down on the side of strangeness. The effec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has been to detach us ever more completely from the world of our forebears - from their material circumstances, their social arrangements,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common sense.」(p. 27)

「public history refers to historical work carried out in the community, always out of fascination with the past, and sometimes as an assertion of ownership over the past, through oral history, family history and other community projects.」(p. 100)

上述幾段文字，或許能反映我的心聲：
1. 面對著現代化的生活態度，經歷過農村生活的人如何詮釋這些回憶？（例如：一位村民跟我和學生說，以前好辛苦，但很懷念，好掛住以前的生活），學生聽到這裡，如何理解這種辛苦的甜蜜？這些社會回憶（和背後的價值）如何傳承下去？
2. 歷史是一個「異國」，但當我們一腳踏進異國的時候，反而對自己的家鄉（現實世界）有更深的反思和認識。這種passage of time的意識是反思的起點。
3. 如果說，口述歷史其實是要重奪過去的話語權，自己歷史自己講！

德國的Heimat與中國的鄉土

在回憶中尋找人與社群、人與土地的關係，我稱這種親密感為鄉土。不過，對於「鄉土」的理解必須置於當代的社會和文化脈絡之中，所以，我尋找的，是回憶中的鄉土與當代社會的對話。透過回憶，我們對現代生活產生了批判意識。啊！原來幾十年前的人並不如我這樣子生活，他們（是的，與我們不同的「他們」，「他們」的出現，代表了歷史意識的覺醒）好像認識整個社區的人（今日訪談後，學生如此感嘆），「我們」食飯先出廳，「他們」瞓覺才入房（家庭生活不是社群生活的寫照嗎？）。交通和科技的發展，令生活方式出現了斷裂，「他們」與「我們」隔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訴說回憶，我們聆聽回憶，於是搭起了一道橋（主體間性的理解？）。

Heimat literature was one aspect of a great variety of activities and institutions - in part reactionary, in part practically reformist, in part idealistically utopian - which have sometimes been drawn together under the umbrella title of the 'Heimatbewegung' or Heimat movement and which can be seen as responses to Germany's rapid modernization. By no means ideologically homogeneous, the Heimat movement embraced activities stretching from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countryside protection, though local history societies, museums documenting local customs and costumes, tourist guidebooks, geography textbooks and syllabuses for primary schoolchildren, to local rambling and sports clubs and folk festivals and touched too on such developments as the German garden city movement and even city allotments. Much of this acitivity was comparable to what would now be called Burgerinitiativen or citizens' initiatives to sustai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 locality and like such present-day activism was politically diverse. Key oppositions in the discourse of Heimat set country against city, province agsinst metropolis, tradtion against modernity, nature against artificiality, organic culture against civilization, fixed, familiar, rooted identity against comsomopolitanism, hybridity, alien otherness, or the faceless mass. (p. 2)

所以，我很喜歡以下對鄉土的定義：Frame of mind，心靈構圖。鄉土是一幅心靈構圖，教育也是和學生一起塑造這幅心靈構圖。

Heimat is not a pre-existing heritage, but must be constantly produced and appropriated by the individual...Heimat is not a fixed, static place, but rather a social space which must be constantly adapted or recreated, through individual effort...Heimat ceases to be conceived either as the place of origin or a utopian place of arrival, becoming instead a frame of mind: the commitment of citizens to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liveable social space. Man may be territorial, but the territory keeps changing (p. 194)

歷史課程中的鄉土，是強調源頭的、先天的，但這樣對鄉土的理解，必然會消解自身，因為現代生活的流動性令所有人變得「無鄉可歸」。因此，鄉土作為心靈構圖，卻能回應時代的無根性。

if Heimat, supposedly the uniqe place of origin, can be multiplied, then the outcome may indeed be 'keine', a negation of the concept. But if Heimat is a aframe of mind inducing an 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nvironment, then multiplication may salvage values worth retaining in an age of more rapid change and greater mobility than ever before. (p. 195)

Heimat values are what make places and peoples different in contrast to the perceived homogenizing tendencies of moderntiy. At the same time Heimat discourse butresses group identity. This interplay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can take on many political shades depending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p. 204)

Place is a primary factor both in the narrator's growing sense of identity and its ultimate collapse. For the places are also social spaces infused with historical meaning. (p. 207)

--Elizabeth Bao and Rachel Palfreyman, Heimat: A German Dream: Regional loyal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German Culture 1890-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對於互動的主張

「傳遞知識和技能，就像人類的任何一個交換行為一樣，包含著一個互動中的次社群，至少，要包含一個＂教師＂和一個＂學習者＂。...兒童是通過和他都的互動發現文化之為何物以及文化如何設想世界的。」

記住，教學的重點是互動，即＂教＂的行動受著＂學＂的影響，＂教＂不是單向的直線行程，而是迂迴的往返，我們在這個往返的過程中，才能發現自己對世界的認識乃受「文化」的局限。於是，我們表面上是＂教＂知識，但實際上，兒童正通過這些＂知識＂建構自身與世界的關係，而「教師」更不能抽離於教授的「知識」之外。

「人類具有能夠了解他者心靈的能力，不論是通過語言、手勢或其他手段。這些可能性不僅通過語言文字，而且人類能夠捕足語言、行動和手勢所發生的情境。」

因此，沒有純粹客觀的知識。學生嘗試捕捉的，並非「客觀」的知識，而是教師的心靈如何傳遞這些「知識」。教與學是心靈的碰撞，所以，學生直覺上能夠透過教學了解教師的心靈狀態，這也說明了為何一樣的知識落在不同的教師身上，卻有完全不同的教學果效，學生甚至能說出有些教師是帶著熱情去傳遞知識背後的世界。

「教師可不一定會成為一個壟斷者，而學習者們也有能力互相成為「支架」。...我們所知的學校體制實際上可能正在阻擋一個學習者准社群的建立，防礙他們形成相互協助的關係。」


「這樣的次社群並不意圖削減教師的角色，也不低估他的＂權威性＂，而昃要教師增加一種鼓勵他人來參與分享此權威的功能。....全知的教師也將在未來的教室中消失。」

歷史教學與詮釋：沒有人是空空的容器

現代教育都將學生視為「空空的容器」，大家都注視學校把什麼知識「教」給學生，卻忽略了學生如何「理解」學校所教的知識。這幾年，我不斷帶學生走入社群之中，讓學生聆聽生命故事，但我不能否認，這些教學「行動」緣於一種近乎直覺的衝動，就像我不斷跟自己說：「我必須這麼做。」或許是因為我不滿學校將歷史教育局限於「事實知識」的傳授和「歷史技能」的訓練，又或者，我從美國和台灣的口述歷史計劃中看到了歷史教育的可能，希望親自試試。不過，我經常自問：「我在做什麼（What）？我為何要這樣做（Why）？」這是一個問得很細緻的問題。且不提「何事」和「為何」的問題，最基本的是，有一個「我」（Who）在介入教史教學的事件。

當「我」嘗試理解「歷史」的時候，「我」並不是一個空空的容器，「歷史」也不是以本來的面目走進我的「理解」之中。「我」總是受到自己的前見、觀點和概念影響，只有透過已有的語言，我才能把握「歷史」。「鄉土」作為有歷史向度的社群概念，是經過「我」詮釋的，我理解的「鄉土歷史」，並代表過去農村社群對鄉土生活的理解，因為我是根據「現代」生活經驗所形成的「前見」去「觀看」鄉土的概念。然而，「我」並不是唯一的個體，誠如台灣和香港的作家和文化學者都指出，「鄉土」是「現代」的對照。因此，「鄉土」作為歷史流傳下來的文化觀念在現代生活中產生了影響。

於是，身為歷史教師，當我帶著學生與社群成員交談的時候，我其實是有意或無意地圍繞著「鄉土」詮釋生命故事。「鄉土」是歷史流傳下來的，卻又是斷裂的，或者說，現代化如刀刃切割了歷史的延續性，於是很多流傳下來的「觀念」只餘下空殼，就如「鄉」和「土」變成組織和商品的代名詞，失去了文化含意。所以，圍繞著「鄉土」的交談，是從生命故事中重新理解人與社群、人與土地的關係。再說一次，這種重現並不是復古，在農村長大的人未能覺得這種關係是一種「親密」，就像魚難以發現水的存在一樣。我是在「無地方」的現代生活中才發現鄉土的意義，所以即使交談中，「我」便介入了生命故事／歷史知識的產生。

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學生了。和「我」一樣，學生也不是空空的容器，當他們要理解交談內容的時候，同樣受著自己的前見、觀點和概念影響。這樣，問題就來了：歷史教師在學生理解歷史時扮演什麼角色？我認為，歷史教師正在進行兩件工作：

第一，歷史教師是行動者，這個行動，是拒絕將歷史視為完成的、既定的、事實性的知識，反而將歷史看作形成中的、共同參與的、互為主觀（主體）的，並把歷史放置於自己、學生和社群成員之中，這個行動是文化工作，教師自身、學生和村民共同參與建構歷史圖像和尋找意義。教育是文化的功能，但教師在文化教育的過程中，仍會介入學生的詮釋和理解過程，無論是尋找訪談對象、實地考察和本文分析等活動。

第二，歷史教師是研究者。這種「介入」，並不是「操控」。介入的意思，是要理解學生帶著什麼前見、觀點和概代投入口述歷史的研習，他們接收到什麼，又如何作回應。可以說，教師透過提問幫助學生意識到自身的生活經驗。就如學生經常提到的「人情味」，我會問：「你所指的人情味是什麼意思？」然後，學生便會以自身的生活例子對照農村村民的生活。又或者，學生也提到經歷。我會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歷，你為何覺得農村村民的經歷如此重要？」然後，學生又會告話我他們祖父母的故事。

借用Gadamer哲學對歷史的理解，歷史不是指過去（已消失在過去中），而是指從過去到現在，且影響現在的繼續弓發展。從這個意義看，鄉土的重現，教師、學生和社群成員都在詮釋中重構屬地社群的意義，其目是前後回溯，在回憶與現實的往返中展開對未來的想像。

愛讀狄爾泰

Today, we ask what is the final goal of action for the individual or for mankind, the deep contradiction which pervades our time emerges. We face the enigma of the origin of things, the value of our existence, the ultimate value of our actions, no wiser than a Greek in the Ionian or Italian colonies or an Arab at he tim eof Averroes. Today, surrounded by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sciences, we are even more at a loss for 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an any earlier period.

心靈與學習

Bruner的教育文化觀提出，心靈是學習的關鍵，教師不要只顧著自己做了些什麼，還要理解學生的心靈經歷了什麼。Bruner最精彩的地方在於，學生的心靈並不只受教師的教學行動影響，教師和學生同樣置身於一個叫「文化」的有機體之中，所以教師與學生的教學行動，相互交流所達至的理解，都同樣受到「文化」的大環境影響。就是說，教師並不能把教學行為簡化為一套教學技巧，教師必須意識到，教師所「教」的知識只是學生理解世界的一部份，教師的教學行動、文化處境和學生的心靈不斷互動著，而學生亦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才能對世界產生一套「意義」。

眾所周知，歷史教育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建立學生的「身份認同」，歷史課程學者Edward Vickers在In search of an identity中便指出，香港的歷史課程就如放在學生面前的鏡子，學生在鏡像中「看到」自己是誰，然而，這面鏡子受著政治、社會和經濟力量的影響，所以鏡像是扭曲的、甚至千人一面的。我同意這個說法，但這個分析卻忽視了歷史教師的作用。我一直在想，那些「事實性知識」與「身份認同的想像」距離有多遠？我們是如何透過那些關於過去的「知識」而找到自己與他人的關係？那些關於過去的「知識」（或曰歷史）又如何將不同的人產生「我們」的意識？

在思考口述歷史與歷史教學的關係時，我發現教師、學生和村民都在回憶之中重遇，而這種回憶是經過詮釋而成為可供相互理解的文本，我嘗試整理如下：

1. 村民的回憶是零碎、混沌的。
2. 教師和村民交談，由於教師自身已有一定的社會意識，於是從交談而來的回憶便有可能組成故事，而「農村」便是回憶的社會文本。村民重新整理回憶，回憶有了社會性質。
3. 學生聆聽從交談而來的生命故事，並在自身經歷中尋找共通的文本，這亦是Bruner所說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根據Bruner的說法，學生不是一個空空的容器，他們有能力去推理、把事情弄懂，不論是靠自己、或他人的交互論述。
4. 教師以什麼方式去理解學生的「理解」？其中一個途徑便是解釋學生書寫的文本。口述歷史的書寫方式之一，便是以「自傳體」形式呈現。透過模擬，學生代入了村民的角度重寫生命故事。代入即是Empathy，根據Keith Barton的說法，既可代表視角的承認（perspective recognition），也可以是一種關懷（caring）的同義詞。學生聽到什麼？他們又如何組織村民的生命故事？他們又如何代入村民的視竹覺？這都可以透過學生的書寫文本加以分析。
5. 由於教師亦受到自身世界觀的限制，所以反思便成為重要的分析工具，知道自己的價值取向。

以上只是很初步的想法，但書寫的時候，不斷出現Gadamer的Fusion of Horizon的哲學理論，難道口述歷史教學是教師、學生和村民交織視域的歷程？我又如何詮釋？只怪自己的哲學根柢很弱，暫時未能處理。

教育的政治性

今時今日，竟然有學校的極高層寫信給我，叫我「盡量避免與教師和學生談及政治議題」。我收到這個要求，第一個反應是：這個人知道什麼是教育嗎？他憑什麼跟我談教育？

對我影響很深的教育學家Bruner在〈文化、心靈與教育〉中提到：「教育不可能單獨站立，也不能通過設計而使它看起來好像可以獨立的樣子，教育是存在於文化之中的。而文化，不管其他方面如何，至少都和權力、身份差別以及酬賞體制有關。......以上的種種，不是在提議，我們應該把教育"政治化"，而只是要大家承認，教育本來已經是很政治化的了。」（頁130）

是的，教育本來就跟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我讀中學的時候，制服團隊大多是課外活動，且由社會組織舉辦，但今時今日，絕大部份中學生都要「被迫」參加制服團隊，不管是有宗教背景的基督少年軍，或是政府倡辦的交通安全隊，表面上，學校說這是鼓勵青少年的社會參與，但大家心知肚明，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都團繞著規訓和服從展開，被安排到不同的社會機構中服務。即使在個人層面，學校的規訓也越來越細微，入禮堂必須穿校褸（不管氣溫已達廿幾度），女生必須夾起髮鬢，等等。每當我看七十年代的中學老照片時，發現那時候的中學男生穿喇叭褲，女生校裙不及膝，髮型也充滿個性。我不禁想：為何學校對學生身體和服飾的規管越來越細密？

現在，由統治集團所推動的教育項目，都說成是＂中立＂的教育，但偏離統治者立場的，都貫以「政治化」的污名。當一位歷史教師收到這樣的要求，盡量避免跟學生談及政治議題時，他要將歷史教育中所有政治範疇的內容都刪去嗎？又或者，只談社會文化的歷史就與政治無關嗎？要做一個犬儒的人沒有問題，但可否將領導學校的責任交給那些有承擔、有教學勇氣的人？

誰的口述歷史？

讀王明珂的〈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會更明白現實與回憶的關係。我們透過訪談勾起受訪者的回憶，並試圖從回憶中尋找過去的痕跡。不過，訪談相互過程，便隱含了訪談者和受訪者的社會記憶。

「訪問者的過去經驗與記憶，以及社會價值體系，經常影響他的口述歷史研究（訪問什麼樣的人？問什麼樣的問題？）。對受訪者而言，他的回憶與描述，除了受上述因素影響外，更經常在表現自我認同與不觸犯採訪者的認同中試探、徘徊。如此，我們所得到的口述歷史資料，可說是過去與現在之間，採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個人（受訪者與採訪者）的生活經驗與其社會認同之間，＇互相＇的結果」（頁６６）

即是說，當我們面對著口述史料的時候，我們不單要留意「誰在回憶」，更要知道「誰介入了回憶的活動」，當我們嘗試透過「回憶」理解「過去」的時候，我們其實也在參與一種社會回憶活動（social remembering）。

「個人由自身經驗，以及家庭、社區、學校、族群，以及其他社會群體中，得到各種關於過去的記憶。這些記憶，有些是相當集體性的，有些是個人性的；有些是親身經歷的事件留下的記憶，有些是非親身經歷的；有些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重覆，有些則為過去個別事件的記憶。在一個人的社會生活中，這些對過去的記憶形成毎個人心理上的一種構圖。當個人作為某群體的一份子，與外在世界的個人或群體互動時，透過這心理構圖的回憶，個人得以建立其社會認同體系。這樣的回憶常是集體性的；許多人由此選擇、強化特定的＇共同過去＇，以建立彼此的認同。」

當「香港」的過去被模塑成發展式的事件連續體的「大歷史」，某一組社會成員如何回憶那些事件以構成回憶，便成為了摻雜的「小歷史」。由此觀之，「小歷史」之所以重要，正是其混雜和零碎，這些混雜和零碎的狀態予人以空間去重組心理構圖。運用布魯納的說法，世界本身就是零碎和混亂的，但人類的心智反而能在混沌的世界中創造意義，個人成為世界生成的主體（agent）。這種看法，對歷史教師和學生而言，都是重要的。

我相信，口述歷史教學的重要性不在於過去事實的發掘，而在於教育重回到文化的母體之中，教師、學生和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回憶的建構，而這一建構的過程又促使回憶本質的改變，令那些處於邊緣的社會群體，也能改變回憶的面孔。

我們在拼湊什麼？

到中大分享，談及歷史教學，還是那個砌圖的遊戲。無需任何指示，我們都似乎有一種傾向，把碎片拼湊成一幅圖畫，那個圖畫可以是我們經歷過、見過或者知道的圖像，有時候，我們稱那幅圖像為「歷史」，拼湊變成一種能力，我們都在意，遊戲到最後，我們能否「重現」那幅圖像。

如果，我們知道心上的碎片零散不全，又或者根本沒有一幅所謂「完整的圖像」，我們拿著碎片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什麼？又或者說，那些已逝的「過去」是觸不到的，我們能拼湊的圖像如何可視為「歷史」？

就在我分享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正正是因為遺漏與殘缺，我們永遠不能重現「過去」，不過，又因為「過去」不能重現，「歷史」才變得可能。我們都在拼湊自己，把那些記憶的、經歷的、能理解的、能表達的重新連接，我們「做」歷史的時候，其實是在「成為」自己（becoming）。

所以，有意義的歷史教育，並非每一個學生都複製那幅被整理過的、定型的歷史圖像，而是每個學生都擁有一幅屬於自己的歷史圖像。

以一種懺悔的心情讀「外族」的歷史

駱以軍寫《西夏旅館》，每個房間一個故事，讀著讀著，像做夢一樣，發現自己是西夏人的後裔，此時此刻，才發現所謂末世的氣氛，是一種亡族的危機感，是一種失去身份的憂患，可以想像楚人屈原望著汩羅江的時候，楚人的身份將隨長江水永遠從歷史上消失，無盡的憂患令詩人投江而去，肉身的消失還在其次，身份的失落卻如繁星墜落，夜將被黑暗吞噬，被強加的身份如黑洞一樣造成空無。

於是，我再翻開《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以一種近乎懺悔的心情重讀「中國」歷史，在黑洞中尋找那些已墜落的星宿，聲音渺渺，在靈魂深處聽到屈原的聲音，遊蕩在西夏旅館的房間，尋找東土和西域的分界。當我再打開《一九五九，拉薩》的時候，就好像看到歷史如磨穀的碾磨一樣不斷攪動，重覆又往還。這是一個平行時空，不斷重覆的一九五九年，不斷回響的一九八九年。

如何邀請生命史的受訪者？

當我重新審視受邀的參與者的時候，我發現受訪者的背景都符合以下的標準。
1 Purposive. The research is concerned with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es or experiences and informants are 'selected' because they meet the criteria.
當然，他們都曾經住在、或仍居於農村，農村的生活經驗和村民的社群關係是口述歷史的重點，所以從他們的回憶之中勾勒香港農村社群的意識和感情是口述歷史研究的重點。

2 Opportunistic. For example, by chance the researcher meets someone who volunteers or who is willing to be an informant.
不過，能夠邀請這些村民也是機緣巧合，有些村民是在行動中認識的，有些是我在村中遊蕩徘徊時攀談結識的。

3 Convenience. The researcher has easy access to the informants.
其中很多人，是因為一位村民組織者的介紹。

4 Snowball. The researcher works with an informant who tells them of friends or colleagues who might be prepared to participate.
農村內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姓族便是一個搭一個地受邀做參與者。

5 Homogeneous. Everyone who has a common experience, attribute or characteristic.
同上，他們都屬於農村社群，有相似的地方生活經歷。

6 Extreme case. When the informant's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es or experiences are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or in some other way noteworthy compared with others in the potential research population.
雖然如此，我在選擇訪談對象時，也考慮到農村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如務農、牧羊、養魚等；也考慮了不同的抉擇：如不遷不拆和上樓離鄉。

在開展口述歷史訪談時，以上六個標準是很好的參考，我們要認為思考為何、如何選擇訪談對象。

生命史的事間線

訪談後，我們取得初步的資料，都會為受訪者的生命做一些時間線，時間線應該包括什麼？Goodson有很好的建議：

1. Place and date of birth.
2. Family background, birthplace and date.
3. Parents' occupations during the informant's life; general character and interests.
4. Brothers' and sisters' place and date of birth; occupations or school location; general character and interests.
5. Extended family; occupations and character. Informant's childhood: description of home and general discussion of experiences.
6. Community and context: character and general status and 'feel'.
7. Education, preschool experience, school experience: courses taken, subjects favoured, credentials achieved; general character of school experi-ence; peer relations; teachers; 'good' and 'bad' experiences.
8. Occupation, general work history, changes of job, types of school, types of position.
9. Marriage and own family: dates and locations.
10. Other interests and pursuits.
11. Future ambitions and aspirations.

從Goodson的建議可以看出，生命史的時間線包含了不同層次的Self，從關係中的自我、家庭的自我到社群的自我。此外，亦包括構成「自我」的不同因素：情感、工作、教育等。

生命故事與生命史

Moving from life story to life history involves a move to account for historical context - a dangerous move, for it offers the researcher considerable 'colonizing' power to 'locate' the life story with all its inevitable selections, shifts and silences. -- Goodson

雖然生活不再一樣，但我們始終要學習如何生活下去。走上街頭，舉起雙手。然後，然後。始終也要在生活最細節的地方活出信念，所以網頁始終徘徊在即時新聞和鄉村往事之間。

我重聽村民的訪談。之前的一刻，還在看些很暴力的短片，穿制服的人對手無寸鐵的人不斷吆喝，拿著鐵棒不斷驅趕青年人。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我轉到村民的錄音，一把溫柔的聲音訴說著鄉村的故事：以前的人圍張鐵絲網，前於點一盞燈，夜不閉戶，很寧靜，很有安全感。

為何為何？穿制服的人越多，法律無孔不入，社會越分裂，生活越來越缺乏安全感。

每當我將村民的故事放到「歷史」的時候，我便有可能進入一種寫書與解釋的權力關係，我自己也受制於自己的歷史時候，所以，將生命安置在一段歷史時空的時候，我便不可避免地帶著自身的歷史意識。

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要有這種覺識。學生聽到的，可能是村民的生命故事，但身為歷史教師，我卻要介入這一解讀的歷程，令故事變成歷史。這種省察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

轉載：成名教授--給所有中間傳話的社會賢達 及站在十字路口的成年人

七月八月，忙於寫論文，沒時間寫網誌；
九月十月，經歷了不可思議的學生運動、公民運動、雨傘運動，沒心情寫網誌。
有些經歷了的事，再過一些時間會寫出來，但成名教授這篇文章，卻不得不轉載。
是的，每一幕場面，我都想到「六四」。
但正因為想到這些畫面，更要和學生一起，不要讓他們孤單。
這張照片，拍於催淚彈後的那個清晨，我們一起度過了惶恐卻不孤單的夜晚。

成名教授的文章：

今日，雨傘運動進入到第十天。上週末，眼見各區發生暴力事件，再加上返工返學日子在即，我們都不忍：怕學生受襲、怕警察清場、更害怕六四的夢魘再次成真 – 手執槍桿清場的將是解放軍。
在劍拔弩張之際，不少欲力挽狂瀾的中間人，即你們，紛紛出來傳話，期望群眾撤離避過危險，不論是行政會議成員、大學校長、社福界殿堂人物、法律界教父，都教我們立即神經緊張，大有山雨欲來之感。
可是你們知道嗎？你們所力勸的，我們全部都已試過。陳惜姿是大學講師，她很多學生都在各佔領區留守。這些日子，她眼看着學生餐風宿露，不是沒有勸說過青年人要留得青山在。在星期日狀似最危急的晚上，一名成員急得要哭了，因為她堅稱收到信息星期一前必會清場，而且會由身穿警察制服的解放軍指揮，瘋狂四處叫大人帶孩子回家，卻束手無策。另一成員交遊廣闊，每晚都會到旺角佔領區，幻想自己可以幫忙維持秩序兼認人（臨記或黑背景人士），有好幾幕暴力場面，我們都在電話中大叫，要他和朋友撤退，可是他總選擇留下來。
不錯，我們都信清場論。在危急關頭，當恐懼來襲，未知的將來仿如黑洞，容易吞噬意志。在不同的場合和關頭，我們都曾經力陳，這場全民運動不是三五七年，曠日持久，不應作無謂犧牲。
可是我們很快便明瞭，原來香港年輕一代對追求民主的態度，比起我們這些已過了半世人的中年父母，都要堅決。只要當你們看到 –

催淚彈在人群中爆開，學生匆匆用水洗過雙眼，又再上前；
旺角暴徒來襲，堅守的年輕人面對千人圍攻，流著淚用力按着帳篷支柱，一站十小時；
嬌滴滴愛哭女生，再恐懼也要跑到旺角去坐下，說假若不去就會後悔一生；
耳裡傳來最惡毒的咒罵，本是年少氣盛的青年人卻罵不還口；
男生選擇站在最前線，面貼面對着暴徒，一邊勸人冷靜卻忽迎拳頭，忍着不還手；
面對被推倒的帳篷、標語、物資，欲哭無淚卻又在事後飛快地重建起來；
各區欄杆上的黃絲帶，極速被剪下，翌日發現又重新綁上…….

實在有太多太多的情景不能盡錄。
我們都低估了今天的新生代。對比我們這些被六四夢魘纒擾的中年人、鎮壓過後不是移民就是變得沮喪冷感的父母，今天的青年人更義無反顧。明白這點的話，我們就不能一廂情願地求他們離開，因為此路根本不通。他們壓根兒沒有想過離開，有些甚至還未想過要為民主付出多大代價。
因此，社會賢達們，今天你們可以做的，就是盡你所能，用盡所有辦法，力勸政府放下成見，傾聽民意，誠意對話，並在可能使用武力的關頭（不論官方或非官方武力），勸止當權者，警告他若毀掉一代香港青英，仇恨將不共戴天。
解鈴還須繫鈴人，當特首梁振英讓警方在928當天拋下87顆催淚彈時，他便應該明白，全城民心背向，終其一生，他都不能再當人民領袖。我們不欲見到社會癱瘓、撕裂，假若你們可以好言相勸對方誠意道歉，退位讓賢，將功德無量。
對於一班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家長們，我們只想說，孩子今天追求的民主制度，正是我們殷殷盼望多年的，只是這班初生之犢更勇敢、更堅毅。能教養出這一代香港人，值得我們自豪。為人父母當然長憂九十九，更遑論孩子要冒捱子彈的風險，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香港的選舉制度自中英談判始就從未解決，禍害一直拖延至今，把垃圾掃進「梳化底」，不見得家裡會變亁淨，因為陣陣腐臭味必會傳來。
過去三十年，我們沒能為孩子築起民主之路，實在愧對毅然挑起時代重軛的孩子們。因此，大人們，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孩子同路，叫當權者信守承諾，在香港推行真普選。那時候，我們一定會負責任地，有智慧地選出能帶領我們實踐「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領袖。

城鄉共生：孩子要的自由

一望，八歲，一張白紙一支筆，我手畫我心，且聽小孩解畫。

那個人要斬樹，一把無所不在的聲音說：可以。

那個人要阻止他斬樹，一把無所不在的聲音說：不要妨礙別人斬樹。

住在高樓的人想種田，又有一把聲音說：不可以。

另一個住在高樓的人想買更多的房子，那把熟悉的聲音說：可以。

路上有排放廢氣的汽車，天空有鐵鳥飛翔。

小孩說：那是個不自由的世界。

另一個世界：

有人去七仔，有人到士多，有人在樹上，有人住石屋，同一片土地，不同的生活方式。

孩子說：那是個很自由的世界。

上星期五立法機關非法通過毀我鄉土的前期工程撥款，連小孩也看得出我城的自由危在旦夕。請聆聽小孩的聲音，明天上街，守護我城，給孩子一個城鄉共生、自由自主的未來。

夏至：誰更希望城鄉共生？

各位朋友：

        這封信，沉澱了很久。兩星期前，寫了一封給針蜂仔的信，鄰村的碧琦姐姐說，一定要讀出來，於是第二日落田，便大大聲讀給針蜂仔和節瓜聽。接着的一個星期，呆瓜仍然發呆，但節瓜開花結果。節瓜是冬瓜的亞種，小冬瓜可以扮節瓜，大節瓜可以當成冬瓜，農夫說，單憑外表難以分別節瓜和冬瓜，要看瓜的種子才可以識別。於是，我把其中一隻瓜留了下來，那隻瓜已長得比我的手臂還粗壯，我估大約立秋的時候可以收成，到時候一起看看大瓜是節瓜還是冬瓜吧。

         夏至以後，不斷落雨，節瓜葉上白斑點點，像發了霉，不斷擴大，然後枝葉枯黃，四出查找病因，發現時晴時雨，天氣悶熱，泥土濕氣太重，孢子不斷滋生，在葉面生長，減低葉片進行光合作用，影響收成。唉！還以為針蜂仔針下留瓜，可以收成了，怎知節瓜又患了白粉病。於是，我修剪了貼近泥土的側枝和發黃的葉片，保持通風，然後在葉片上噴灑稀釋了的魚肥，希望把孢子沖走。這樣過了一星期，瓜葉變翠綠了，但我也不敢怠慢，隔幾天便施一次魚肥，希望幫助一下節瓜。相比節瓜，豆角很粗生。自從兩個月前在泥面蓋上乾草，豆角生得很好，農夫隔幾天便能採收一斤，也算是安慰。

        這個星期，稻米開始結穗，飽滿的顆粒在禾稈中冒出來，顏色青綠，我在田邊看過田雞（學名虎紋蛙）出沒，晚上點點綠光在稻田忽隱忽現，是瑩火蟲在嬉戲。一片小小的稻田，召喚了一小部份昔日的農村景致。再過一個月左右，當稻田變得金黃，初秋時份清風吹過，禾稻搖曳，更能引發思古幽情，讓我們追憶數十年前夕陽斜照鳯溪，稻浪處處、波光粼粼的田園景色。現在新界平原雖沒有稻浪迎風，但總算留着青蔥菜田，滋養飛鳥魚蟲，守護着我城黃口，留下復育的可能。難道我們要繼續在泥土上覆蓋瀝青石屎，令土地窒息，生靈寂滅，這樣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貪慾？

        這幾個星期看着農夫東奔西跑，高舉「城鄉共生」的橫額在石屎高樓外叫喊，為我城的永續未來發聲，為下一代的美好生活奔波，難在痛心。種田，需要耐力、智慧和經驗。我們需要農夫，比農夫需要我們更多，所以，城鄉共生，應該是我們的訴求。將農村趕盡殺絕的城市，只是一個癌細胞，牠不斷苛索身體的養份，最後令肉身枯乾，同歸於盡，貪婪得連軀殼也歸於無有。

希望有一天，是我們走到農村，感謝農夫為我城的飽足辛勞流汗、付出更多讓農夫有更安穩的生活、為農夫打氣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只有這樣，我城才有未來。

 

 

稻穗

 

覺悟

立法機關重門深鎖，這個為民發聲的議事堂變成了民意的囚牢。我在鐵馬外與青年人閒聊，青年人說，他們正討論更有效的行動。經常有人問我，是否同意那些「暴力」行為。我不知道他們所指的「暴力」是什麼意思，但如果他們指的，是那些以「身體」守護公義的行動，我不會用「暴力」去形容，那是最「徹底」（radical）的信仰形式和實踐。

穿梭在藤蔓之間授粉包瓜，經常遇到蜜蜂，他們黑黃相間的顏色似是提醒多於保護：「喂，我在這裡收集蜂蜜，你等一等。」我每次看到他們採花蜜，也不會打擾，我知道他要用一生的時間收集花蜜，然後反覆吞吐釀蜜，才可以滋養下一代，他們的一生，只能釀造大約三克的蜂蜜，但他們卻是那麼謙卑地生活，在延續蜂族的下一代時，也替植物傳宗接代。在田間與蜜蜂相遇，他們也會在我耳際嗡嗡打個招呼，然後繼續各自各的生活。我不怕蜜蜂，因為蜜蜂不會隨便螫人，他也不會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他們生存，不為了螫人，而是令生命盛放。他螫人的一刻，自己也會死去，他不會因為你進入他的採蜜場而火光，因為他知道，好花不只為蜜蜂而開。不過，如果你破壞他的巢穴時，他會義無反顧地狠狠螫你，因為家園被毀，他們亦生無可戀。

一個貪婪的人攀上樹、摘下蜂巢。他瘋狂掠奪蜂蜜，群蜂唯有還擊。那人早有準備，戴上頭盔面罩，穿了防護衣和膠靴，手執火炬，用煙燻把蜜蜂驅趕，又把蜂巢丟到烈焰熊火，把不肯離去的蜜蜂殺光。他卸下了裝甲，露出了幾個被螫後腫起來的紅點，痛罵蜜蜂，誓言下次要用更精密的防護衣、更大的火，對付蜜蜂。他像個受傷的英雄一樣，拿著戰利品回去營地，那些流淌著的蜂蜜，是蜂群用好幾個世代累積下來的養份。戰友替他在紅腫的地方塗上蜂蜜療傷，然後他們大口大口把蜜蜂幾個世代的勞動成果吞進肚子去。

究竟，誰在使用「暴力」？是掠奪的人？還是以身體守護家園的蜜蜂？

 

為村民請命的財哥：「我犯法，但我沒犯罪！」

復育田雞

今早探訪一間小學，小學請了專業農夫，在校園後的空地開田，農夫勤快，小小的田地，種了粟米、稻米和芋頭，他指著禾葉說：好多草蜢，食咗啲禾葉，所以買咗三隻田雞食草蜢，不過啲田雞唔知走去邊，唔見晒。老師朋友問農夫：你以前會唔會食草蜢？農夫話：梗係會啦，炸來食。

我一邊偷聽，一面諗：係喎，不如買返幾隻田雞，等田雞在稻田開枝散葉，制衡一下蟲蟲。

這個念頭，在我落田的一刻，便消失無蹤了。因為，田裡實在太多事情要做。

首先，讀出了給針蜂仔的信，希望他們聽得懂，針下留瓜。不過，後來我發覺怪錯了針蜂仔，因為我仔細查看，那些發黃的小瓜沒有針痕。在反覆查證下，我發現種瓜的地點不對。大熱天時，瓜田向正東方，從早上到中午被太陽灼燙，小瓜是在袋內焗死的。所以，只要位置不對，包瓜死唔包都死。種瓜的田畦，要在田的中間，有日照，但又要有蔭涼的時間，給包了的小瓜成長。

然後，夏至快到，瓜豆大得快，食量驚人，每週收四百多公斤的廚餘，也不夠做堆肥。於是，農夫請我到豆腐廠收豆渣。每次到豆腐廠，聽到機器輾磨黃豆，看著豆渣在風口噴出，都矚目驚心。這種造食物的方法，不正是在浪費食物嗎？如果農夫沒有回收豆渣的話，這些飽含蛋白質的豆渣就像垃圾一樣送去堆填區。農夫，不就是城鄉共生的關鍵嗎？

忙碌一整天，天暗了。黑影在我腳底飄過。天太黑，我看不清楚，我走近一點，牠跳得更遠。應該是常見的黑框蟾蜍吧，但黑框蟾蜍不會跳得那麼遠啊。我實在好奇，追著牠看，牠又跳開。我以慢動作靠近牠。

這一次，牠好像知道我沒有惡意，竟定定地給我拍照。我看看照片，不得了，是田雞，這是我第一次在田裡見到田雞。我把照片給農夫看，他目瞪口呆，無法相信田裡真的有田雞。他眼神流露的滿足感，不比收成青瓜節瓜時小。生物多樣性，也是農夫的追求。

田雞，學名虎紋蛙，本來是稻田常見的動物，但自稻田變為菜田後，農夫濫用農藥，加上過度捕獲，虎紋蛙幾近絕跡於農田，現在只在街市中看到悽慘待宰的虎紋蛙（利益伸報：我從來不吃田雞的）。

這是曾經有過的生物派對：田裡有草蜢，便會有田雞；有針蜂仔，便會有人面蜘蛛；有蟲鼠，便有雀鳥。過去三十年裡，人類活動已經將地球上自然資源的三分之一消耗用盡。我們只是這個大家族的其中一員，是時候尋找與別的生物共用田地又不對它們造成傷害的方法。上午想到田雞，晚上在田裡就看到田雞，這真是大地給我們的禮物，也是給我們的回應。

 

搬了十四桶豆渣，把農夫累壞了。

 

孖生的節瓜

 

田雞

芒種：給針蜂仔的信

針蜂仔：

我現在每次落田，看到節瓜和絲瓜藤蔓的時候，我心裡便會響起陳奕迅的歌：當初的堅持，現已令你很懷疑、很懷疑，到最尾等到只有這枯枝。差不多夏至了，瓜苗落地也兩個多月。從落苗、施肥、上泥，到除草，無論多辛苦，日曬雨淋，只要有收成，一切都變得值得。我也知道你們愛在小瓜內產卵，所以每朝早，我也替雌花授粉，然後包好，不給你們打針的機會。我知道我不及你靈敏，你廿四小時待在田裡，日夜不息，第一時間發現受粉的雌花，而我卻只能待在田裡半天，每次都遲了一步。雖然如此，我仍銘記師傅的話：蟲鳥吃剩的，才是我們吃的。我也希望節瓜和絲瓜可以堅強些，會保護自己，多針幾次後會有自我復原的能力。

不過，這一次，我真的很介意。過去兩星期，我每天也悉心照料瓜藤，每天也包起三數隻小瓜，但直至今天，只有一兩顆可以長起來，其餘的都發黃發霉。我投降了，我的速度不及你，有時也不夠細心，留下小小的洞給你發現。我一直跟自己說：無論如何，不要把你看成「害蟲」，因為你跟我一樣，都是地球生命的一部份，如果我把你當「害蟲」，生命便有了對立，一切的惡的從此而起，所以我要保持著正念，以理解代替忿恨。

是的，人族用了太多的農藥毒殺你們，所以當你們發現一個安全的環境，你們便呼朋喚友來到了這裡，在這個充斥著工廠菜和化學品的世界，我們的農田實在是你們的方舟。一個晚上，我在田裡看到點點螢火，早上在稻田裡發現水鳥留下的足印，雨燕飛過，蟬鳴蟲叫，我知道有很多生命都在這裡找到容身之所。我們越壓榨土地，你們便越努力求生。我們常聽老農夫說，以前沒有那麼多吸血蠓仔，也沒有那麼多針蜂仔。唉！瓜果失收，怪不得你們，我們自己也是共犯。

六四那夜，又響起了「自由花」。不過，因為你的緣故，我對開花又多了一些想像。我沒有跟著唱，但每次聽到「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那句歌詞的時候，我便想起節瓜淡黃色的花和衰敗的小瓜。我在想，花開了，然後呢？開花的目的，是要結果。如果自由是花的話，那麼自由花的果實是什麼？從開花到結果，還有很多的試煉和挑戰，我們是否願意付代價？我相信自由花的果實，是一種自主的生活模式，人有基本的生活技能，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然後與其他自主的生命建立共生關係，誰也不剝削誰。當然，你是其中之一啦。

從自由到自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要刻苦學習、觀察改進，才能在自然之中，找到彼此相依的生活之道。針蜂仔，我們面對的是危急存忘之時，唇亡齒寒，當香港失去了農田的時候，你們也失去了延續生命的方舟。在一個沒有可能自主生活的地方，自由花只會是喪禮上的裝飾。與河岸對面的怪獸相比，你已經很仁慈了，你要的是一個小瓜，但那隻怪獸卻要吞下全世界。不如，我們一起抵住那隻怪獸吧。鄰村的碧琪姐姐寫了一封信給小老鼠，小老鼠便離開她的睡房了。我有樣學樣寫這封信給你們，希望你們手下留情、針下留瓜，給農夫在收成中看到更多自主生活的盼望，就當是給農夫的鼓勵吧。

針蜂仔，我們星期五要去金鐘守護香港的農田，如果可以，也請你飛去金鐘那個冷氣大廳，那裡有很多政治呆瓜，他們發白日夢、上網打機看股價，然後無意識地按鍵，但他們的無意識動作卻正在蠶食我們自主生活的空間，他們的腦袋或者是你們更好的育嬰室。

祝好

 

腐爛中的節瓜

 

 

稻田的水鳥腳印

 

端午：尋找一種踏實的生活

困了兩天，盡量足不出戶，迫自己埋首書堆之中寫論文，追趕進度。窗外艷陽高照，微風輕拂，身在曹營心在漢，心裡不斷想著田裡的瓜果。重看農誌，去年端午只有二十三度，而且還有強烈的季候風，今年的端午卻悶熱非常，最高氣溫三十三度，比去年端午高出十度。小滿以後，一天比一天熱，縱然中醫要我戒冷飲，但酷暑難奈，午後來一杯冰茶（我已經自欺地叫少冰），黃昏前再吃一片西瓜，一樂也。

其實，落田都是心癮。上午寫論文，四時才落田，時間所餘無幾，包包瓜，澆澆水，又要回家。可能今年陽光充沛，瓜果生長得比去年好，節瓜和青瓜冒現，雖然絲瓜不敵黃守瓜和黑守瓜（昆蟲）的蹂躪，很多葉都蛀了蟲洞。明年真的要好好計劃栽種作物的位置，絲瓜必定要種在紗網棚內，水瓜和苦瓜則較耐蟲蛀。

抽水的泵又壞了，好在天文台預報明天下雨，否則在酷暑之下，瓜果或者枯謝。

回家再讀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他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係。我甚至充滿了羞耻之心，每天教書，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着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在思維的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持續地提醒自己：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種能夠體現人的本質意義的生活。這一生活，與自己的心靈、與故鄉、與那片土地、與最廣闊的現實越來越遠。」

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為何有自唔在，攞苦嚟辛。我說的不是落田，而是寫論文。不過，我轉念又想，如果這篇論文可以喚起更多人關心農村的鄉土文化資源，又或者為香港的鄉土教育留些記錄，才算是有意義的事情了。文字，仍然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唯有繼續半農半讀的生活。雖然辛苦，但我仍慶幸自己在香港還找到一片可以耕耘的土地，與自己的心靈、與故鄉、與自然連繫，踏實過活。

 

又見節瓜BB

親愛的

告訴大家一個故事吧。

十八年前，回歸前夕，香港人移民到外地，教師人手短缺，那時候，只要你是大學生，便可以到小學代課，就是這樣，一位大學二年級的歷史系學生因為有熟人介紹，經常到粉嶺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日薪七百多元，對於清貧學生而言，算是非常豐厚了。

小學沒有歷史科，但大學生到了小學，中英數常都教過，美勞還可以，音樂就不行了。大學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趁著假期，當了幾星期的小二班主任。大學生小時立志當老師，看見小學生非常可愛，聽教聽話，最愛跟小學生講故事，學生也聽得津津有味，可算是人生第一批知音人。小學生每次跟代課班主任敬禮，都說「親愛的朱老師」，而大學生見到他們，也回應「親愛的2C班同學」，現在聽起來很肉麻，但當時大學生和小學生都很率性，有來有往，從心而發，一切都來很自然。

大學生第一次聽《良師頌》，便是小二學生給他唱的：良師啊，是您一顆，愛心關懷，燃亮了我。大學生只是代課教師，怎受得起這首歌。雖然如此，他還是禁不住偷泣。之後幾年，大學生還有到小學當代課，當年的小二學生長大了，但見到他時，都輕聲叫他「親愛的朱老師」。學生升學，也會寄信姶他。他一直關心到葵涌升中的潔兒是否適應新環境，還有女班長麗嫦會否給自己太大壓力，每次經過軍地，他都會想起住在那裡的緯彤。後來，大學生就在小學旁邊的中學當歷史教師，他也重遇楠光。楠光總會掛著媽媽給他的平安符，到中學也沒有改變。

其實，我就是那個大學生。日子過去了，一晃眼就是十八年，小二的班主任回憶都沉澱得靜默。直至幾個星期前我到聯和墟光顧新開張的咖啡店，店主看著我，問我是否曾經在小學當老師。我一時想不起來，因為我一直在中學任教，直至她給我看一張旅行照片，我才驚覺她就是當時的小二女生，我真的沒有想過，她還記得我。回家後我翻箱倒籠，找到了保存著的學生照，我也在照片中找到她。

現在每次到咖啡店，她還是羞赧地輕聲叫我「朱sir」。不知怎的，那個聲音好像從十八年前傳過來的，本來無語的回憶再次活過來。活在社群的親切感，是一種札根在地方的真實生活經驗。有了這樣的生活經驗，便明白地方並不是一張白紙，而是一個累積年月而成的關係網絡，由不得政府和財團隨意撕裂和驅趕。

不遷的原因，不只是理性上的復育鄉土的訴求，還有歷史縱深的情感投注。不拆的理由，也不只是守護一座叫「家」的建築物，而是擁抱在這個地方上彼此連繫的共生關係。若果有一天，粉嶺再沒有農田和唐樓的話，這裡也不會有「我」。

 

九六年拍的旅行照

尋蟲

夏季的農田，晝夜也演奏著交響曲，滿眼也是蹦跳的昆蟲，他們絕不害羞，很多時候更是擺好姿勢讓你拍個夠。一天早上，農夫興奮地給我看一張照片，看到一隻觸鬚長長的黃褐色昆蟲在啃咬桑樹的樹皮。我回家後在天牛的圖片中，找到他的名字：桑天牛。網上轉引了《蚕桑提要》，說：「蟲有生於桑樹皮內者，名天牛蟲。其下卵也，在小滿後，必咬破樹皮而藏其卵於皮內。其變蟲也，也芒種後，形如蛆，吮樹脂膏。將近夏至，漸漸鑽孔而入，秋冬間大如蠐螬，身長足短，名蝤蠐，食樹心，穿木如錐。」

讀到這裡，不免心寒。這個春天，桑葚大豐收，春分以後，每天也能收成一至兩斤，是農夫的收入來源。不是賣桑讚桑甜，農田裡的幾棵桑樹，在比較自然的環境成長，沒有受到化肥和農藥污染，而且農夫也會用在桑樹旁放堆肥，所以桑葚真的清甜無比，街坊朋友試過我們的桑葚，都說與街市買的不同。我也試過到街市買桑葚，內地進口，表面上無甚差別，雖然大顆，但桑葚如草莓，很柔弱，長途跋涉後，霉霉爛爛的，甜味盡失。

田上的幾棵桑樹也不是每年結果的，去年春天太濕，桑樹也未成長，便無桑葚可採了。今年倒寒，也凍壞了不少桑葚，好在遇著旱春，有利桑樹開花結果，所以才有幾個星期的收成。以前新界地區都是桑樹，多些桑樹分擔一下桑天牛的繁殖需要，影響也不會很大，只不過八十年代開始，桉樹和百千層等行道樹不斷取代杧、桑、龍眼和荔枝等本土果樹。夏天來了，昆蟲跟人一樣挑吃，都希望在餘下的果樹分到一口甜甜的果子。

其實，除了水果，昆蟲一樣愛吃瓜果。夏天是種瓜種豆的季節，但種瓜未必得瓜，種豆也未必有豆，因為有一種果蠅，喜歡在瓜果內產卵，被「針」過的瓜果會生蟲腐爛，他們的外貌好像蜜蜂，農夫都叫他們做「針蜂仔」。因為不用農藥，我們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去保護瓜果，就是把受了粉的子房包起來。不過，這是很費神的功夫，包很太早，雌花未受粉，瓜果長不大；稍稍遲了，「針蜂仔」先下手為強，瓜果也會發育不良。以前的農夫，在黃昏時份，待瓜藤一開花，便立即授粉包瓜，忙至深夜，真是很花心機的功夫。

說到針蜂仔，不得不談昆蟲的絕技：cosplay角色扮演。蜜蜂是昆蟲界的黑幫，黃黑相間的顏色就是他們的制服，果蠅當然知道蜜蜂的利害，雖然沒有毒針，但穿起一件黃黑相間的服裝，至少可以騙騙其他掠食昆蟲。另一種叫蜂蛾的昆蟲也一樣，身上黃黑相間，明明是蛾，卻扮成一隻蜜蜂，叫人退避三舍。不過，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有一種動物竟然喜歡扮人，我在瓜葉和瓜藤上也拍過他，他的名字叫「人臉蜘蛛」，他當時舉起四手，但腹部的位置隱隱約約看到一個人的臉孔。其實，他是蟹蛛的一種，喜愛捕食昆蟲。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看到瓜葉上長了一張張人臉，或者是上天給農田的使者，幫農夫制衡了天牛和針蜂仔等饞嘴的昆蟲。昆蟲的可愛，不只在於他們的面孔，而在於他們之間的關係，看似特立獨行、卻又並行不悖，透露著生生不息的自然奧妙。

 

桑天牛正啃咬桑枝

 

 

蜂蛾

 

豆藤上的人臉蜘蛛

 

看到黃色腹部有隱約的人面嗎？

 

 

網絡上找到的人臉蜘蛛圖片

 

晴耕雨讀。讀什麼？

在台北與建中的志清兄閒聊，席間談到晴耕雨讀。他問我：晴耕雨讀？讀什麼？我說：讀些鄉土教育的東西，因為論文的題目，就是以口述歷史重現鄉土。志清兄聽到，有些不知所以然，他建議我多讀《食貨志》等古書，並以隱居於台東的薜仁明兄為例，說明讀古書經典的重要性。薜仁明兄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在台東小學教書，但其論文卻書寫胡蘭成。胡蘭成的生平是當代中國史之謎，有人說他是漢奸，但薜仁明兄好像能走進胡蘭成的深處，一窺其道骨，能夠達到一定的人生境界，才能有這樣的感通，不能不服。

這幾個星期，春夏之交，是農忙的日子，我不安於室，都要鑽到田裡，每天都想，趁有陽光的時候下田，黃昏後回家才寫論文吧。然而，每天回家以後，疲憊不堪，洗個澡便癱倒在床上，隨手翻著書頁，看過了文字，但留不住思想，倒頭又睡了。看了很多鄉土的東西，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聯合文學的《但願返鄉》等，雖然都說中了我的心事，道盡我的鄉愁，但轉念一想，論文還在文獻研究的階段，與香港史的論述中周旋，為何不看些香港史的書？唉！拖著疲倦的身體，真的不想再哽學術著作了。

其實，工作排山倒海而來。例如，跟村民的訪談已整理成轉譯稿，但要花很多時間校對。另外，為了令更多教師關心香港農村的問題，我也要統籌一個項目，將農村村民的訪談設計成教師合用的教案。不過，每次看到田裡的景像，我的心又被擄獲了。就像昨天，和農夫一起為竹棚蓋上紗網，保護瓜豆，輕風一吹，紗網飄逸，展示了風的身段，那個情景，簡簡單單地看，已經著魔似的。我唯有安慰自己，晴耕雨讀嘛，反正這些都是晴天，先放下讀書的事，留待下雨天，再去趕論文吧。我知道，我在自欺！

種瓜種豆

各位願意俯身傾聽泥土的朋友，你們必定很想念那些親手栽種的瓜豆吧。清明後的那個星期日，你們頂著艷陽把豆角藏在泥土之中，還輕輕地把瓜苗移到田畦上。今年春旱，微風吹過，大家還感受到涼意，烏黑的桑葚壓彎了桑枝，山指甲的異香吹遍華山，破布子開花，秧苗疏落，大家都感受到生命蓄勢待發。

然後，來了一場微微的穀雨，豆角冒了芽，瓜苗蔓蔓，大家趕緊搭竹棚，就像給瓜豆築的天梯。生命滋養生命，用廚餘混和乾草堆肥，讓微生物飽餐一頓，豐富泥土的養份，微生物把廚餘都消化了，將泥土變成植物的盛宴，植物又成了昆蟲的自助餐，昆蟲引來了雀鳥。用心傾聽泥土，聽到生機處處。

立夏後連綿大雨，就像上天回應了大地的祈求，田地裡的植物又來一次生命的競賽。禾稻飽飲雨水，長高了不少，但莎草也不惶多讓，挨在禾稻旁，快要蓋過禾秧。以前的農夫會將莎草除掉，把一種韌度最高的三角藺草編織成生活的用品，如草帽和草籃，但這種技藝在香港大概已失傳了，實在可惜。我們現在看到的莎草是野草，但以前的農民卻會看到生活的器具。還記得家駒寫的一首詩，他問：名字重要嗎？是的，那些按著生物學分類的名字並不重要，農民運用想像力替植物命名卻很有趣，就像鬼針草一樣，她的種籽像針一樣咬著你的衣服，但有些農民卻覺得她的花很美，如銀盆中的金盞，於是便叫她金盞銀盆。這不是很過癮嗎？名字是想像的角力，而想像又關乎作物與命名者的關係，生命沒有高低，都是共生的網絡。我們用靜修的心情，迎接立夏後生命的躁動。

春雨溫柔，夏雨放浪。雷雨交加後，野草叢生，我們趕緊除草、施肥、搭棚、再在田畦上蓋上乾草，助瓜豆一把，希望瓜豆早些攀上竹棚，天氣時晴時雨，我們也分不清是汗還是雨水濕了衣衫。小滿過後，烈日當空，大家收成粟米荀，那些粟米是農夫立春時播種的，三個月過去，大家吃到了粟米的清甜。那種清甜的味道，來自於大家傾聽過泥土的聲音後，用心地吃那棵粟米荀，嚐到了農夫的辛勞、土地的豐饒、陽光和雨水的滋養，還有生命的連繫。

過去一星期，酷熱難當，日照時間越來越長，我們留在田裡的時間也越來越多。我每天都會細看瓜豆的成長，把藤蔓放在竹棚上。看到瓜豆的藤蔓已經高高掛在棚頂，感覺她每一天都努力朝見太陽，就像朝聖者一樣。是的，植物渴望陽光，但工業式生產卻試圖把植物囚禁在人為的環境之中，用化肥、自來水、燈泡代替日夜四時。我們囚禁植物的同時，也不正在囚禁自己的靈魂嗎？其實，我們有沒有想像，當我們囚禁植物，把生命視為食物消費品的時候，我們已經把自己物化，與行屍無異？人類竭力扮演上帝，但生靈卻摧殘在人類的手。

我看到雌花，替節瓜和絲瓜授粉，然後把網蓋著子房，等待瓜兒成長。綿綿瓜瓞，民之初生。生命的出現的奇蹟，農夫沒有創造奇蹟，只是奇蹟的見證人。你們見證過生命如何在泥土中發生，瓜豆也見證著你們傾聽泥土的時刻。生命開始成熟了，更多的瓜豆等待著你們。

順頌夏祺

 

蔓生的瓜藤

 

雌花

 

授粉

 

包瓜

給貓伯伯的歌

從前，馬屎埔村口信箱旁有一位伯伯，獨居於鐵皮小屋。他沉默寡言，只喜與花貓為伍。每次經過信箱，都見他餵飼小花貓，如果你舉起相機跟他拍照，他會怒目而視，叫你不要拍照。他在小屋前種了一座小小的蕉林，有一次，我想跟他買香蕉，他遞過一梳香蕉，然後擺一擺手，不收我的錢。他很神秘，我們都稱他貓伯伯。幾年前，貓伯伯無聲地離開了，帶著他的秘密，只留下花貓，和小屋旁一棵歪歪斜斜的桑樹。

貓伯伯離開後，有些貓義工繼續餵飼小花貓，但小花貓好像知道貓伯伯離開了，也不常來小屋。然後，穿制服的人說桑樹歪斜，把小屋旁的桑樹腰斬了，只留下一個枯萎的樹頭。小屋孤伶伶地守在村口，看著一位八十多歲的伯伯每天拉著手推車流連於鄉間小徑。伯伯不想公開自己的名字，我們且稱他俊叔。原來，俊叔是貓伯伯的弟弟，父親是南海某村的村長，為了逃難，一九四九年前舉家來到馬屎埔村。俊村現居於水坑田旁的木屋，木屋的前身是更亭，兄弟輪流住在更亭看守水坑田，以前的大屋位於信箱旁邊，已被拆，只留下廚房，即貓伯伯以前住的小屋。俊叔更說，那棵歪歪斜斜的桑樹，是他小時候親手種的。屈指一算，那棵桑樹大概有六十多歲了。

聽到這裡，我覺得很可惜。我們可以知道多少樹木的年齡和栽種的人？那些砍樹的人，斬去了一棵老桑樹，也切斷了一斷異地為鄉的歷史故事。種桑，是中國農民的習慣，正如孟子所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特別是華南農民，遠去他鄉，能帶得走的，就是故鄉的地境，造一片桑畿魚塘，以解鄉愁。所以，那不單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桑樹，而是一代人的心願。看著俊叔的水坑田上，種了很多桃樹。他指著珠頸斑鳩說：嗰啲咕咕雀食晒我啲菜。俊叔繞過木屋，指著屋掛在屋簷的耕具，說：我地以前就係攞呢個開水坑。我想像俊叔和貓伯伯兩兄弟，合力將馬屎埔的水稻田開墾為水坑田，然後越來越多的農民來到馬屎埔耕田種菜。到九十年代又看著街坊村民或自願、或被迫離開馬屎埔，不變的是貓伯伯仍然守在信箱旁的小屋，俊叔仍然看顧著那片水坑田。

貓伯伯離開了，俊叔去年弄傷了腳，下不了田，每次見到他，都希望寫一首歌給他，以感謝他們默默地守護著農村的記憶：

鄉村裡的故事 花貓說的故事

這一次 我真的想講你知

多飄泊的際遇 他走過的歲月

破屋裡 殘留著他的記憶

 

那夜他跟爸爸走向黎明白晝

告別暗夜躲開專制逼壓的手

 

有兩手 也有自由

栽花種樹 快樂無求
風雨中 縱會濕透
花貓作伴 今生已足夠

鄉村裡的故事 有你我的往事
再一次 沉默亦聽出意思
桑枝會否記住 花貓有否惦念
說一次 唯願你講給我知

他像孤高野貓喜愛獨來獨往

也像老樹札根看守這村莊

不要走 縱已到盡頭

甘苦與共 再無爭鬥

天際間 再見星宿

花貓作伴 悲歡看得透
 

 

圖片由朋友冠軒提供

禾秧

種稻以後，對這一斗地的感情又深厚了。

立春後浸穀種，但缺乏經驗，穀種在水裡泡得太久，發霉了，但清明快至，如何是好？無論如何，還是快快平整田地，幾個鄉友合作堆高田壟，往田裡灌水，一天之內便整理了四幅小小的水田。

清明至，萬事俱備，唯欠禾秧，四出打探，怎知今時今日，借秧比借錢更難。錦田的朋友今年不種稻了，沒有禾秧。鶴藪的農夫說禾秧不夠，未能借出。大嶼山的農夫說禾秧恕不外借。幾經打探，才向塱原的農夫借來了百多株禾秧。雖說是借，但怎樣還呢？這就是農夫的慷慨，今日我借你禾秧，他朝你借我縠種。農業興亡，責在自身！

禾秧高兩寸，農夫說是珍珠米，可以拋秧方式種植。種稻學問很深，品種方面，分籼米和粳米。珍珠米屬粳米，但我對稻米所知不多，屬紙上談兵，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種米，我只好邊種邊學，多看書，問問有經驗的農夫。大概要等稻米結穗以後，我才會知道更多稻米的身世。

躬身彎腰地插秧，與土地的距離更接近。種菜種瓜豆，播種、移苗、除草、施肥、上泥、搭棚，大部份功夫都在田畦上做，但種稻米就很不同了，插秧的時候，指頭要探進泥土的深處，雙腳陷進水田，踏成一個個水窪，這時候便會明白何謂深陷泥淖。

秧苗長得快，野草生得也快。雖然立夏以後，雨水連連，但水田留不住雨水，牛筋草、百慕達草、水蜈蚣都爭先在露出的旱地生長，花了一星期除草，但若果不想辦法把水留住，野草很快又再佔領水田。眼看山水不停流過田邊奔向鳳溪，於是開一條小道將山水引向水田，讓日夜奔流的山水把水田灌滿，免得野草在生長在旱地之上。

觀看稻田成為我的習慣，為免福壽螺把禾秧吃光，我每天都在田邊巡行，把福壽螺拾起放在盆內，最可怕的是看到一串串粉紅色的螺卵在田邊盛放，我只好像愚公一樣，每天拾螺摘卵，希望能減輕福壽螺對禾秧的影響。

現在禾秧及腰，顏色深綠，看著禾秧的成長，就像看到孩子快高長大。小滿快至，即是說，稻米開始結穗。帶著勞動的期待，其實是鍛鍊對土地的愛。耕種不是關於生命教育的一種方法，耕種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生命教育，讓孩子看著生命從無到有，發芽成長，他們就會明白生生不息、萬物彼此依存的真理。

後話：聽學生的耳語，真的樂在其中。
有學生對同學說：你耕田咁叻，讀書浪費咗你。同學聽到，笑而不語。
有學生又說：雖然耕田好辛苦，但好過坐喺課室聽書。
有學生一走到農田，便深深吸一口氣，說：呢啲先係空氣！

清明開水田

往塱原借秧

清明後插秧

立夏開水道

中醫與草藥

學種田後，覺得人與植物可以更親近，偶有不適，都會向學生的母親求診。學生的母親是註冊中醫，人稱梁醫師，在石湖墟行醫數十年，三年前我患了重感冒，吃西藥，有咳止咳，有鼻水收鼻水，但藥力一過，所有毛病都重來，而且雙倍奉還，最後氣管敏感，一入夜，咳嗽如機關槍上膛，徹夜難眠，痛定思痛，決定改看中醫，梁醫師說，感冒都困住，要放出來，於是給我開了藥方，三日後，完全康復，氣管沒有敏感，安寢無咳，從此以後，身體有何事，都看梁醫師。

中醫重調理身體，幾年過去，每有頭暈身熱，給醫師把把脈，吃一兩劑中藥，多休息喝水，身體也很快康復。不過，這一年的春瘟很猛，就在立夏之前，我病倒了，還掙扎過是否要看西醫：

五月一日：稍覺身體不適，有點頭暈目眩，但仍算精神，朋友說是肝火盛，我找醫師，醫師說是風寒，是感冒初兆，我不以為然，晚上仍到公民廣場，支持東北村民，但那個晚上，夜涼如水，回家覺得沒有異樣，只是手腳有些冰冷。

五月二日：一覺醒來，喉頭乾涸，起沙，頭有些脹，我跟醫師說，病都發出來了。那天如常下田，收了些破布子，打算鹽漬，但天氣翳悶，一過正午，我頭暈發熱，只好小睡片刻，醒後全無食慾，我知問題大了，招呼過探訪農田的朋友，便勉力騎單車回家。那個晚上，頭痛欲裂，高燒不下，只好將濕毛布放在額頭降溫，蚊蟲的拍翼聲在耳邊隆隆作響，似是要壓垮駱駝的蘆葦，我放了一瓶兩公升的開水在床邊，喝水、上洗手間、躺下、喝水、上洗手間...終於等到日光初現，我立刻洗個熱水澡，出一身汗，體溫稍降了。

五月三日：斷續發燒，沒有食慾，不斷休息，頭仍然脹痛，醫師改了藥方，感冒進入上呼吸道了，那個晚上，我開始掙扎是否要吃些西藥。我在家中尋找「必理痛」，但我家裡實在沒有任何成藥，所以掙扎歸掙扎，我還是沒有吃西藥。身體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五月四日：燒退了，人也精神了些，只是有點虛弱，我以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早上講課，然後接了一個訪問，完成了所有工作後，我突然－失－聲（是否應該慶幸？）。這是我多年沒有試過的情況，是完全開不了口，急性聲帶發炎。

五月五日：仍然失聲，還有嚴重的咳嗽，醒來時渴睡，應該睡覺時又失眠，如此反反覆覆。我曾經以未請過一天病假而自豪，有任何問題都服「必理痛」、看西醫，務求速戰速決，盡快進入狀態回到工作，但這一次，我以中藥輔助，放任身體按自己的速度康復，我想，自己是否太奢侈呢？但回頭又想，我的身體一直都嚴重負載，衝衝衝，趕死線前完成工作，甚至要超額完成，現在身體想慢慢康復，我又是否願意聆聽身體的聲音？

五月六日：濃痰不化，咳聲不散，氣管癢痒難當，越忍越咳得厲害。我想起讀過的一篇文章，題為「中藥病入膏肓」，指中藥的生長環境受污染，化肥農藥重金屬災害，還有雜交混種工業化式生產，都令中藥的效力大不如前，更有可能銷聲匿跡。如果是這樣的話，永續農業不只是糧食生產與自然的和解、更是中草藥的出路。我的聲音開始回來，但很虛弱，我開始按著自己的身體，心裡念：「我愛你，我感謝你，對不起，請原諒我。」

五月七日：開始好轉，醫師說，這階段開始，要多潤肺，我的肺很弱。是的，祖父身體健壯，沒什麼病痛，但踏入九十歲開始，肺功能轉差，我看著他在病床上，為爭一口氣而用盡全身力氣。後來，姑姐對我說，我們這個家族，肺都較虛弱，容易哮喘或氣管敏感。

身體一直伴著我，但我對自己的身體認識又有多深呢？有人說，年青時以健康換金錢，年老時卻不能以金錢把健康換回來。其實，我們都一直忽視了自己的身體，甚至身體向我們控訴時，我們也不惜一切要身體服從。於是，聽醫師診症，有時候就好像聽見身體與我說話，份外有親切感。

給城規會的信

各位委員，您們好。我是一位教師，曾經在粉嶺一所中學任教歷史科及通識科，因為教學的緣故，我經常帶學生到粉嶺農村考察。新界的圍村、祠堂和書室讓學生了解到有形文化遺產的特徵，與此同時，新界的農村卻保留了傳統文化的生活方式，回歸以後，香港政府開始留意有形文化遺產的保育工作，卻無視無形文化生活的傳承，作為歷史及通識教師，我必須指出，新界東北的農村保留了重要的文化資產，無論是農民的生活方式、經濟活動以至他們和土地的關係，都是重要的文化庫藏，幫助學生建立堅厚的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place-consciousness）讓「家是香港」成為真真正正的信念，而不是政治運動的口號。

台灣作家葉維廉在《失去地圖的還鄉者》曾經如此形容香港：「香港……對我這個剛被逐離開『親密社群』的鄉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言，衝擊很大：沒有表情的臉，猜疑的眼睛，漠不關心，社交的孤立斷裂，徹底的冷淡無情。」「沒有表情、猜疑、漠不關心、孤立斷裂、冷淡無情」未必是香港人的特質，但肯定是葉維廉在城市生活中失去地方感的心理反應。相對於農村社會的鄉土生活，香港城市的高樓是個只供流動寓居（dwellings）的空間。現代化需要「空間」，但人卻希望與「地方」產生連繫。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也以為自己不需要有「根」。我在香港出生和成長，過去三十多年都住在香港，沒有經歷過祖父那一代人的離散，所以也沒有「思鄉」的情意結。我們的「故鄉」，只是祖輩那一代人出生的地方，亦即是我們小時候在家課冊上填寫的「籍貫」，不過，我們對「籍貫」上的地方，卻沒有感情可言。我們這一代人，已習慣了生活場景的消失和變換，呂大樂在《唔該，埋單》這樣形容香港人與香港的關係，「都只是一個居民與居住地點的關係而已，遷徙是我們生活（直接的或間接的）經驗的一部份。」正因為這樣，當「香港人」面對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時候，可以「移民」遠走高飛，與香港這個地方保持距離，直至香港經濟好轉，例如香港政府要「派錢」的時候，他們才「回流」到香港，享受香港的「好處」。香港曾經是香港人予取予求的對象，但回歸以後，我們逐漸發現，故鄉不再是小時候家課刪上填寫的「東西」，而是我們一直生活、共存共生的地方－香港。

社群（community）與地方（place）的關係，就像植物和土壤，兩者本來密不可分，人類不單要依賴土地為生，更要依賴同一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才能共同生存。那一片與社群休戚與共的地方，就是鄉土。或許有人認為，鄉土是狹隘的地域主義（regionalism），與全球化和現代化格格不入。不過，這種對鄉土概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思維之中。台灣的經驗讓我們看到，現代化處境下的「鄉土」，是一種讓人札根於地方的生活模式。池永歆在《地方志與鄉土教育論文集》中指出，「鄉土」深具時間向度和文化承傳，可讓人直接體驗，令人產生對「地方的愛」。這種愛從自身生活的一方土地開始，卻不囿於一地。這種人與土地的關係可以不斷向外幅射，超越國境，延伸至我們居住的行星，對地球產生愛護之情。因此，身為教師，我必須指出，新界東北農村正保存著這種鄉土文化的土壤，讓學生在鄉土尋找地方意義，並重建自身生活的完整性。正如學者南方朔所說：「人們在經過一段『現代的誘惑之後』而開始以『鄉土』為內省的範疇，其實是在創造『主體性重尋』，『再創造』鄉土文化。」

過去幾年，我開始以東北農村的文化資源尋找香港的「鄉土教育」，例如，一位中二級學生在完成農村歷史研習後，發了一個電郵給我，內容如下：

「睇返新界以前嘅歷史，佢地以前嘅生活，城市嘅發展同農業嘅關係，再回想咁多種種嘅變遷，覺得好可惜。農業是不可少的，從小那些電視節目都教我食物的重要性，但無奈現在的人都教我們好好讀書，將來努力賺錢，買房買車...以前的人耕田的地位都很重，因為佢地係我地衣食父母，佢地都很是為此自豪。但現在在田裏的，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人們對農民的看法也改變了，對他們更是標籤成社會地位低的窮人。呢個城市入面少了一線生機，個個都淨係為自己打算。為咗我地嘅發展，大自然同農民都付出左好多，但係依家社會仲要淘汰佢地，連農地都要收走，呢幾塊小土地對富商嚟講又係搵錢商機，對農民嚟講，講唔上養活全家，但至少咁多年嚟都有感情吖，種田都係佢睇嘅樂趣。話就話為其他人建一個安樂窩，但係卻毀了農民嘅安樂窩（對於農民嘅反對，富商不痛不癢）。一個城市嘅發展，離唔開土地嘅利用，等到我地後悔，都只有默默咁睇住呢塊土地發展，冇辦法補救...昔日嘅農民雖然算唔上係大富大貴，但係都好知足，自由自在，無奈時代嘅變遷，香港地少人多，發展就係那麼容不下農業的麼？」

亦有學生在完成農民的口述歷史後，決定要在暑假的時間回去軍地村，跟祖母學習種菜，更有一位來自上水圍村的學生說，經歷了農村的口述歷史研習，令她愛上菜田。這些都證明了新界農村的生活方式，是鄉土文化的庫藏，令學生產生對「地方的愛」嗎。只有對地方產生感情，人才能札根，成為對地方有承擔的公民（見附件中學生給地產商的信）。

過去數年，我也藉新界農村的文化資源，與學生一同學習高中的通識課程。例如，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投身香港的農業活動，他們的生活選擇不正正說明了經濟以外「生活素質」的重要性嗎？另外，社區農業的實踐不就是通識課程中「可持續發展」的事例嗎？在「公共衛生」單元中提及的「食品安全」問題，不就是糧食生產者和糧食消費者疏離的結果嗎？如果香港有一定的糧食自足率，能否減低「食品安全」的風險？經過兩年的學習，學生對附近的農地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農地不再是「可取代」的糧食生產地，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見附件中學生對農村的想像設計圖）。這個看法與美國教育學者Paul Theobald提出的「內在依存」（intradependence）的概念不謀而合，他說：「內在依存所談的，是在地方之中的依賴，依賴土地，依賴同一片地方上過活的人的善意和智慧。內在依存越大，社群意識亦越強。「內在依存」的關鍵是「地方」，人與社群、文化、自然生態、經濟活動在「地方」之內有着不可切割的關係，人不可能離開「地方」的脈絡。戰後至回歸前夕，無論從糧食供應、生活選擇、生態保育等各方面，新界東北農村已經成為香港整體互相依存的一部份，改變新界東北的土地用途，也會將香港既存的文化資源徹底摧毀，撕裂新界族群的共生關係，令「香港」失去內在依存的可能。

 
香港僅存的農村是珍貴的文化遺產，為香港的地方意識／鄉土教育提供重要的文化資源。香港已經從上一代人寓居的「空間」變成這一代人生活的「地方」，身為教師，我應該承擔地方意識教育的責任，幫助學生在香港這個地方建立內在依存的關係，並體認到一個充滿「鄉土感情」的香港，成為一個愛護地球的世界公民。

不教孩子說謊 先要拒絕遺忘

各位在職的教師朋友，請鼓勵學生參與民間自發的記念活動，讓他們知道拒絕遺忘是一種道德勇氣；

各位已離職的教師朋友，請告訴你曾經教過的學生，香港還有很多教師仍然無懼打壓，請他們要與這些教師站在一起；

各位已畢業的同學，請記得我們一些分享過的信念，絕不當一個沉默的旁觀者；

各位仍然就學的同學，我雖然離開了學校，但我的心常記掛著你們，讓我們在校園外繼續追求公義和真理。

 

 

2014年，「六四」二十五週年。中國政府污名化民主運動，多年來民主路越走越遠；香港歷經三任特首，民主倒退，政府謊言執政。由教育工作關注組與水煮魚文化合力策劃的「爸爸媽媽教我不說謊」，將政府總部一帶，變成「一日制學校」的校園，帶領參加者回歸教育最基本的起點，探討甚麼是誠實。

「一日制學校」將於5月24日開課，上午時段為上課時間，由江瓊珠（歷史／地理）、洪曉嫻（文學）、亞卢（音樂）等擔任導師（導師名單持續更新中），帶領參加者利用學校非主流的學科進行對話／練習，並於上課時間內完成指定作品；下午則開放予公眾參與，公開展示學生作品。

歡迎中四至中六、大專院校學生，或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報讀「一日制學校」課程，並將作品化為現場展示的創作。
線上報名表格：http://goo.gl/6KVtoV

一日制學校：爸爸媽媽教我不說謊

主辦：教育工作關注組、水煮魚文化
媒體夥伴：《字花》
日期：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
上課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2:00
上課地點：添馬公園（政府總部側）
對象：中四至中六、大專院校學生，及教育工作從業員
報名表格：http://goo.gl/6KVtoV

展覽開放時段：下午 3:00 – 6:00（歡迎公眾參與）
地點：立法會大樓戶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