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奧運

東京奧運閉幕，延遲了一年，下屆奧運，只隔三年，明年是世界盃，那是我更期待的國際賽事，其實世界盃和奧運也是現代（民族）國家工程的一部份，為何我期待世界盃多於奧運？我平時也沒有看足球比賽的，覺得浪費時間，但世界盃例外，可能與我的背景有關吧，作為香港觀眾，我完全置身於世界盃的參賽隊伍之外，可以純粹享受比賽過程，不受任何民族／國家的既定立場影響，沒有既定的支持隊伍，哪隊踢得好，就支持那隊，足球本身便是魅力所在。

然而，奧運很不同。關於奧運的記憶，早於高小至初中年代，在祖父母家看電視，祖父正在看中國女子跳女水比賽，入水不濺起水花，魚躍後消失於水底，祖父拍案叫絕，好像跳水的人是他自己般自豪，我有點受祖父影響，之後看奧運就專注在中國女子跳水時消失的水花，不存在的水花證實中國自豪感的存在，本來沒有關連的兩者，被一顆金牌連繫起來。

後來讀初中，中美關係改善，中國女排嶄露頭角，郎平成為中國人自豪的象徵，攔網時高舉的雙手成為新的長城標記，一直覺得是香港人的我，竟然為那場奧運的中美女排大戰駐足在電器舖外，中學的午飯時間只有一個多小時，匆匆吃過午飯後一班小男生就像退休阿伯般，在電視機前為中國女排吶喊，還未分勝負便要回校上課，但那顆赤子之心還留在電視機前，與中國女排同在。那是六四之前的一年，一九八八年。

之後的奧運記憶很糢糊，亞運反而成為主軸，車菊紅、傅家俊等香港運動員在亞運取得佳績，之後一九九六年奧運李麗珊取得金牌，運動成為香港人建構獨特身份的方式。二千年雅典奧運，香港沒有取得任何獎牌，但殘奧卻成就了神奇小子蘇樺偉。我不認識蘇樺偉，但他的教練是我的同事及前輩，亦即後來共同進退的好兄弟潘健侶，潘老師替我買的雅典奧運紀念T-shirt我還留著，到現在還不捨得穿，後來潘老師成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我才更留意殘奧中香港運動員的成就。

二零零四年李靜和高禮澤取得乒乓球男子銀牌，那時候香港政府上上下下好像執到寶一樣，喜上眉梢，但我完全無感，那種利用運動製造的民族／國家工程實在太著跡，找一隊國家乙隊上場，以香港之名取得一面獎牌，好像嗟來之食，與我何干。零八年北京奧運是一場大型政治秀，奧運閉幕之後運動員訪港、萬人空巷的情景，我避之則吉。為了協辦馬術比賽，政府竟要將體院改建成比賽場地，無視本地運動員的福祉，完全是本末倒置。從那一年開始，我遠離奧運。

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六年的奧運，我只記得一個名字：李慧詩。她出身寒微，長得有點像馬寶寶的Becky，親切溫柔，但眼神總散發著不妥協的精神，她有一種仗義之氣，在遇到危難時，若有她在旁，便相信她會挺身而出。她不是困在練習場把單車奉為神明的運動員，而是一拳超人中那個騎著單車四處助人的遊俠。於是，今早看著她超越德國選手，取得銅牌，一六年比賽受傷，大家都婉惜她錯過了最高峰的時光，等了五年，她重返奧運單車場，超越了年齡、超越了悔恨，為自己取得了銅牌。

我討厭那些把運動員當成工具的政權，要運動員犧牲自己成全國家的虛榮。我喜歡張家朗、何詩蓓、伍家朗、謝影雪、鄧俊文、劉慕裳、李慧詩，還有其他我未認識的香港運動員，因為他們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香港不在他們取得（或未取得）的獎牌之中，他們的理想便是香港精神的體現。他們不用犠牲自己的青春成就我們的虛榮，我們反倒要付出更多成全有夢想、有理念的香港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