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5日 星期一

田邊閒話





 
無聊:


中秋清晨在田裡勞動,上華山的遊人在田邊經過,拋下好奇的眼神,你一句我一句:


「點解香港仲有人耕田?」


「在深圳請來香港耕田啫!邊有人咁無聊中秋節耕田!」


聽在耳裡,我沒有什麼感受,真正無聊的,是平日呆坐在辦公室裡。當我認真、專注地為玉米田澆水,看水點落在泥土,泥土的顏色從淺黃變褐色,從左到右,身體輕輕轉向,看著水花落下,覺得自己扮演著上天的角色,為玉米灑下甘露,玉米葉結了水珠,左搖右擺,渾然不覺時間流逝,小時只是片刻,腕表失去了意義,我再不用跟時分秒針追逐。在辦公室裡,有時會有「度秒如時」的感覺,明明等了很久的,為何只過了五分鐘?


農人的生活,沒有明確的時間刻度,一切都按身體和田的感覺行事,田裡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


農夫甲提議大家食飯。農夫乙說:「淋完水先啦!」農夫丙又說:「堆完肥先啦!」過了片刻,農夫乙說要吃飯了,農夫甲和農夫丙問:「現在幾點?」原來已經過了兩點,但大家仍未覺肚餓,或者說,田裡還有些工作比吃飯更重要,大家都想完成工作才吃飯。晚飯會好一些,因為太陽落山,大家自動自覺收柴歸家。在這樣踏實的生活節奏中,根本沒有「無聊」的感覺,勞動中享受寧靜的美,人閒才見桂花落的境界。


 


好臭:



大叔走到田邊,叫我過來,說有事跟我商量,我們隔著鐵絲網對話:


大叔話,「你的堆肥好臭!」


我說,「抱歉,技術不足,堆肥熟了會移走。」


大叔板著臉說,「你不覺臭嗎?」


我深呼吸,答道,「還好啦,不覺。」


大叔無奈,「你不處理,我致電食環署和環保署投訴你,你話比你老細知!」


我心想,這裡沒有老細,我淡然說,「你做了覺得舒服一些的話,不用介意,這是你的權利。這些堆肥熟了以後,我們會在田的另一邊做堆肥的了。」


大叔頗滿意我的答案,「你承諾的話,我不投訴你了,我以前都是耕田的。大家街坊,我都叫諮詢過你(他真的這麼說)。」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最看不起農夫的,並非城市過來的人,反而是那些以前種田的人。朋友打趣,說他們很辛苦才脫離了人肥畜肥的臭味,怎知你們這些城市人又走回來堆肥。罪過,罪過。不過,相比汽車廢氣,堆肥的氣味一點也不惱人。真的!


 


想種田:



一對年長的夫婦駐足在玉米田外,眼定定地看我們種田,我見他們站了很久,我請他們進來息,喝茶解渴。那位姨姨說退休很無聊,想耕田消磨時間,問我們會否把田租出去,我說,田地供實習農夫使用,沒有田租,抱歉。


其實,還有很多上了年紀的人在馬屎埔那邊耕田,通菜婆婆、五嬸九叔杰叔,還有在芬園警察宿舍旁邊種菜的婆婆,種田是他們的生活,而不是工作,所以種田的人從來沒有「退休」的概念,離開田的日子就是生活結束的日子。為了重拾生活的感覺,從前離鄉別井的,現在重回鄉土。


 


善哉:



工人在梧桐溪對岸打草,我們拿著泥耙,將雜草打包運回農場,在梧桐河騎單車和散步的街坊都很好奇,我們這些人為何把草看得如此矜貴,有些耕過田的朋友問我們是否燒草做肥,我們說用廚餘混和雜草堆肥,他們很疑惑,我看得出他們的頭上長出了很多問號。花這麼多力氣收草,還要花這麼長時間做堆肥?姨姨經過,問我們為何不用竹耙收草?其實,我找遍上水和粉嶺,也買不到竹耙,賣農具的店真的越來越少了。有人就這樣站著,看看我們搞些什麼把戲,我們也沒有想過,在香港這個城市,「收草」也可以是一種行為藝術,為假日的遊人提供免費娛樂。其間,一位僧人走過來,我經常在諮詢會見到他的蹤影,他帶領信眾在梧桐溪放生念佛,還鼓勵我們說:努力啊。我雙手合十,答道:善哉、善哉。一切盡在不言中。




2012年9月22日 星期六

畢業是友誼的開始



 
各位朋友:

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我常說畢業才是友誼的真正開始,我們之間不再受師生權力關係的約束,以後的日子,或志同道合,或分道揚鑣,都不緊要,我們至少在過去的七、八年中,彼此認識,分享共同的理念,築構對香港末來的願景。


    在心誠十二年的歲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粉嶺,不單是我工作的地方,更是我的家。守護粉嶺,就是守護新界;保育新界,其實是為了香港;讓香港保持獨特性,其實是為國家的民主自由開一扇窗。在「發展是硬道理」的主流意識下,人淪為「發展」的工具。於是農民只是不斷流徒的廉價勞動力,香港的農民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近讀西漢晁錯的《論貴粟疏》,深有同感。他說:「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這不正是香港的寫照嗎?很多香港人以為,只要有錢,所有問題都不再是問題。空氣污染嗎?買低密度豪宅就好了;蔬菜有殘餘農藥嗎?買連鎖店的外國有機蔬菜便行了;在香港的石屎森林活得不奈煩嗎?不要緊的,離港外遊是解決之道。於是乎,新界變成香港富人的後花園,沒有經濟能力的要承受農藥之苦,而香港的多元生活漸漸消失,最後只有不斷流轉的錢、錢和錢。


    家,應該是我們休息和安心地做自己的地方。香港是我們,不單單因為我們可以在這裡「搵錢」和「消費」,我們還可以在這裡找到安靜片刻的海旁、田園和山坳角落,能夠在茶餐廳品嚐街角人情,就算你忘了帶錢包,也知道老板娘不會報警拉人,也可以無慮地說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而不需要擔心承受任何政治後果。不過,過去十五年,我們看見所謂的經濟發展,令香港的多元性不斷消失,銀行林立,海景私有化,田園變豪宅。


    香港,是誰的香港?香港,首先必須是香港人的香港,而且是能為成為「家」的香港。很多香港人(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既得利益者)正在輕視香港這個家,也迫那些以香港為家的人離鄉。農民離不開土地,沒有農民不把農地視為家的,播種、播泥、施肥、收成,都是愛的無聲行動。我們常常以為,要做些事情守護農村。不是的,我們其實在守護自己的生活、守護香港這個快將淪亡的城市。否則,香港只會成為城市衰亡史其中一個被人遺忘的符號,就如太平洋的復活島,當生命的氣息離去後,孤島中只剩下有詭異的石柱!


    歷史,不是已死之物;尋根,也不是要滿足我們的懷古慾望。口述歷史,是還原生命的實相,香港曾經這樣活過,城鄉共生,土地共享,在開埠後的一百七十多年中,還保存著傳統的鄉郊和農村文化。中國崛起,用三十年時間追趕西方的二百多年,但中國正在以「血本」賠「資本」,從廣東的深圳到內蒙的海拉爾,在發展之下,中國出現複製的、一式一樣的城市,若「資本」離開,中國將「血本」無歸。現在要改變的,不是香港的「緩慢」,而是中國的「衝動」。台灣走過了「發展」的道路,在民主化之下,很多人都重回鄉土,所以,當我們說台灣的時候,都不再想到台北、台中和高雄等城市,而是美濃、鹿港、九份、曲栗等鄉鎮,而每個鄉鎮背後,都有一段與台灣經濟發展交錯的獨特故事。


    各位朋友,社會才是學習的場所,更是你們修練的道場,你希望與你們一起繼續做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研習小組


2012年9月7日 星期五

白露



 
暑假結束,回復「朝八晚五」的工作生活,心裡常記掛著農田,試過下班後立刻趕往田去,為秋天的農作物翻土開田,也試過午飯時間到農田與朋友共聚。坐在農棚,感受白露以後的涼意,沒有太陽的午後,秋意更濃。 身在曹營心在漢,陳板的話說到我的心裡:「身兼著農人身份的文史工作者,可能因此穿透了農業經營的現實性,進入了農業生活的文化與精神層面,甚至能跳開自己的現實利益,從公共的角度考量整體的社會價值。」務農,是根本的學習,將教學工作、社區生活與歷史研究融為一體。

 


師傅到田,看到彎彎的田列,搖搖頭,說田開得不夠直,然後,第二列田又被第一列田影響,開得彎彎的,師傅說:「都叫你唔好鋤田啦!」是的,我學藝未精,又且很想在田裡勞動,希望下次會開得更好。不過,想深一層,農田本來就各有特色的,有些水坑深一些,有些田列堆得高一些,有些開得窄長,有些開得胖胖闊闊,每一片農田,都是農人的筆跡,我就把彎彎的田當作寫了出界的字好了。


 


種田,讓我和土地產生了微妙的關係。我們用錢租了一片田,然後為了將農田變為「我們」的地方,我們開始建設和打掃,令這裡變得更舒適,我們對農田產生了感情,一種類似「家」的感覺,在田裡很自在。當我們不斷投放身力和心力後,這片農田的價值已不能再以金錢量化。經常有人勸我,田是租回來的,能耕多久就耕多久,不要把心思花在農田了。然而,這是一種不能自拔的過程,沒有農夫不把農田視為家的,香港農民的困難,在於越投入這片農田,越受地主牽制。


 


農民本來也知道自己只是寄居的,農田不屬於自己,能種菜賣錢活家就夠了,但日復日、年復年,農民雖然沒有買地的財力,但因為現實的需要,也要花錢鋪路開井,然後花心思裝修屋棚,本來可以替換的土地成為獨一無二的生活場景。可是,在這個過程中,農民越來越容易被地主操控。對地主來說,土地只是生財工具,誰可以付更高的錢便租給誰,可是對農民來說,農地上的建設搬不走,感情也帶不去,他們就像地主的俎上肉。農民與土地談心,地主只與農民談金!


 


兩個月前,我不大在乎兩年後能否繼續在這裡種田,但今時今日,我承認我很在乎。但唯有這樣,我才能明白香港農民的困境,與他們站在一起。


以田為家的樹蛙


2012年8月23日 星期四

處暑




處,去也,暑氣至此而止矣。一候鷹乃祭鳥;二候天地始肅;三候禾乃登。處暑以後,萬物都準備過冬,農田上雖沒有鷹踪,但卻經常看到黑領椋鳥造訪,在田裡覓食,我估計,是堆肥裡的昆蟲把牠們吸引來的。我們現在還未開始種瓜菜,也不介意雀鳥聯群結隊而來,但中秋以後開始種粟米和南瓜時,情況不知會如何了。經過個多月的辛勞,農棚已修整好,貨櫃也上了新色,半片農田已做好堆肥和泥土復育的功夫,大家開始忙著除草了。

 


其實,每次除草,都有些歉意,畢竟打擾了很多動物朋友,例如經常藏身在草叢中的一雙池鷺,褐色的羽毛,點綴在綠田園中,自得其樂,牠們偶爾會飛到梧桐溪畔,又飛回來,一派寫意。都說打草驚蛇,我就在洛神花叢打草的時候,與小蟒蛇偶遇,我既驚且喜,驚牠的母親就在附近,也喜見無毒的小蟒蛇在田中找到容身之所。牠本來盤繞在洛神花樹下,但為了避開我的鋤頭,牠很快使鑽到了田邊的草叢中了。每次除草,都會揭開草叢的秘密,花狹口蛙本來懶洋洋地躺在田列間,但忽視暴露在人族的眼前,立刻把自己鼓脹起來,像個褐色球兒,黑眶蟾蜍愛理不理,左顧右盼爬走了,最機警的是粗皮姬蛙,腿一蹦,就跳到三步之遙了。


 


除了留意田裡的動物朋友外,我也開始認識「雜草」。我稱牠們為「雜草」,只是出於我的無知。不知為何,我並沒有發現常見的馬纓丹和鬼針草,農田反而遍地莎草,有些高度及腰,還有牢牢釘著農田的牛筋草,如果田裡有一頭牛,就可以把這些莎草和牛筋草轉化為最好的肥料──牛糞了(純粹幻想!)。我雖不是牛,但也很饞嘴,每看到燈籠果(秘魯苦蘵),都會剝開燈籠形的筴子,嚐嚐橙黃的漿果,可惜昆蟲早著先機,很多時候燈籠裡都生滿幼蟲,幸運的話,在汗流浹背的時候,能品嚐圓圓的漿果,感覺比吃一口蕃茄還鮮甜,絕對是農田給我的獎勵。


 


田裡還有很多我未認識的「雜草」,當我仔細辨認他們,觀察他們,等候他們展現更多的姿態,我再從書中找尋他們的身世,感覺上,我正在與陌生的雜草交朋友,那些本來欲除之而後快的雜草,慢慢便會成為與我一起在這片土地上互相依存的植物。如果我順手拈來,都能說出身體與他們的關係,我的身體與土地,將會越來越親密,我也不會再介意農地上「雜草」叢生了。就如劉克襄在《嶺南本草新錄》所說:「我所書寫的雖是植物、草本之細微,但本質上,還是生活,是旅行。私下總想,透過當代生態環意識的視野,透過舊時野菜的體驗,真能嘗玩出另一種自然的樂趣。」


田邊的龍珠果開花





2012年8月7日 星期二

立秋





 
梧桐葉落,一葉知秋。立秋時份,一候涼風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蟬鳴。梧桐河雖然沒有梧桐樹的踪影,但夜越深,秋色也越濃。農地開闊,太陽從華山山背升起,往南拐一個彎,再西沉到深圳,日光從頭頂移到面前,直射農棚,要避開日光,只好靠往河堤,躲在竹林的陰影下,餘暉在梧桐溪越拉越長,耀眼的金黃褪色為橘紅的霞光,魚兒在溪面大口大口吸氣,彷彿要吐露秋天的隱秘。寒蟬未鳴,但蛙聲此起彼落,秋風送爽,不斷驅逐暑氣。

 


立秋一過,天氣開始穩定下來,颱風襲港的機會也較少,是時候為種田做好準備,我們每天都到石湖墟一些相熟的茶餐廳收廚餘,主要是菜頭菜尾、果皮、咖啡渣和茶葉渣。有一天,由於還有回收桶未滿,我碰巧經過涼茶舖,看到舖前的涼茶渣,突然想,涼茶渣沒有肉和油,或許是很好的堆肥材料,後來朋友也說,涼茶渣不會發臭,容易處理。老板娘知道我們在附近種田,也非常支持,每天都給我們一兩桶涼茶渣。其實,回收廚餘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讓社區知道還有人堅持永續耕作,為社區減廢、種植健康的新鮮蔬菜,我們的生活彼此依存,有農田的社區才能造就健康和幸福的社群。



混和廚餘的木糠



2012年8月3日 星期五

口述歷史:歷史教師的角色




 
學生問我,做口述歷史研究,究竟要準備什麼?我一時答不上口。雖然我借了陳國成的《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三:粉嶺》給學生讀,但該書仍以原居民及都市化為粉嶺史的主軸,戰後南來的農民生活和粉嶺散村的歷史,仍被忽略。前漁農處處長李熙瑜的《尋蟲記》雖然以城市小昆蟲為主角,但書中部份提及他小時候在粉嶺安樂村的生活,無論是溪中與水蛇相遇,還是在荔枝樹下聚天倫,都有參考價值,豐富我們對粉嶺農村生活的想像。

 


上次提到,受訪者沒有說的,才是重點所在,我現在舉個例子吧。何少婆婆雖然已搬離農棚,但每次仍會回到「祖家」裝香祭神,在口述訪談中,她亦常引用宗教語言形容自己的生活,例如她說自己有兒有孫,是「洪福人」,村口曾住過一位「清福人」(守獨身)。我訪問她的兒子歐樹莖的時候,他亦說母親曾經約村友一起拜黃大仙,但只有三數個村民參與。祭祠活動一直是中國社會的組織力量,原居民以血緣為基礎,以祠堂為中心組織村落;而沒有血緣關係的村落,便會建立寺廟,以地緣為基礎組織村民。於是,我開始訪問村民,有沒有試過組織宗教活動,他們大都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形容村民的關係是「雞犬之聲相聞」而已,他們甚至沒有在村口放置最常見的「土地公」。是定居的時間太短以致他們未能找到建立共同身份的活動,還是地權的問題令他們一直以「過客」的身份看待自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對農民建立社會身份有何影響?究竟,有哪些條件才能便聚落(共同居住地)變為村落(能建立共同身份的社會組織)?為了解答以上問題,我開始閱讀賀喜的《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和高王淩:《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


 


另外,我們亦發現村民對成長和逃難的回憶,能如數家珍,但對務農的日子,卻只有寥寥數語,他們同樣經歷過種田的風光日子,在墟市賣菜賺錢搭棚起屋的故事,然後中國改革開放菜價下跌,他們改種果樹另謀出路。要了解現代化農業對傳統的威脅和糧食價格變動的關係,恐怕連農民和村民也不會知道。種子公司培育抗蟲害的種子,但種出來的蔬菜卻沒有下一代。化肥令農作物產量提升,但價格不斷下降,土地變得貧瘠,惡性循環下農民越來越依賴化肥。農產品公司控制了種子和肥料,等於控制了農民的生命。香港政府默許農地成為貨櫃場和停車場,卻不讓農民擴建農棚,農地環境惡化,農村的下一代逃離,這又是政策的人為結果。為要了解這個全球性的悲劇,我便開始讀《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這本書是我四月在台北碰到張元教授時,他推廌我讀的書。作者說現代化農業以石油取代太陽,現代人是會走路的粟米,我們吃東西,其實是喝石油。一路讀來,驚心動魄。更明白守護農村的意義。


 


口述歷史研習中,我和同學都是學習的群體,我並不能「教」他們什麼歷史知識,因為口述歷史的「知識」,並非歷史教科書上那些井井有條的事實,而是不斷生成的故事。不過,我卻能在訪談前後的討論中,和同學一起發現問題,我也知道找到答案的方法。這是一個刺激的過程,口述歷史的「知識」不同了,教師和學生的「角色」也隨之而變化。但我發現一個有趣的感覺,就是和同學一起做口述歷史,比自己單獨研究更有意義,好像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就離不開人與人的連結。





2012年7月29日 星期日

不需國民教育,只要鄉土教育

早上還在忙農田的事情,下午便要趕到維多利亞公園,反對那些借教育之名、大搞思想灌輸的極權課程。正值大暑時份,氣溫高達三十四度,由於警察諸多阻攔,我和學生在維多利亞公園苦等個多小時,仍然未能走上街頭,烈日好像要把身體的每一滴水份都抽乾,難為了身旁的公公婆婆,還有坐在手推車裡的小孩子,我們被困在大蒸爐裡,這個所謂「急市民所急」的政府,內裡卻不斷打壓異己,煽動既得利益者的支持,繼續欺壓反對者。尤幸在參與者碰到多年未見的舊生,他雖畢業多年,還關心社會,看到不公義的事情還會走出來,為學弟學妹發聲,他拿著照相機,記錄遊行的景況,和他閒聊間,知道他就住在農田附近,我立刻請他參觀農田。 

他到農場,本來打算拍些有機農場的照片,但無心插柳下,他竟愛上了這片農田,他放下相機,除下墨鏡,穿上手套和水鞋,然後推著手推車,到石湖墟收廚餘,站在田疇中耕耘,從大暑到立秋,農田裡最常見的身影,非他莫屬。他說,他的汗水都流到「她」(農田/土地)身上。我喜歡這樣有詩意的比喻,人和土地的關係,是一種戀愛,有浪漫的想像、耕耘的承諾,也有肉身的纏綿。夕陽殘照,渾身是汗,一陣涼風吹過,打從心裡冒出快意,這是肉體辛勞後的快慰。那一天,他從維園出發,一路走到政府總部,但最後又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他選擇為土地付出汗水和辛勞,為鄰舍的幸福出一份力,腳踏實地活在社區和土地之中,才是最重要的教育。

2012年7月28日 星期六

口述歷史:聆聽予人力量

經過三次口述訪談,除了聽到很多人和土地的故事,也發現更多問題。有些時候,聆聽的重點,不只在於村民說了些什麼,他們沒有說的,可能才是重點所在。例如,何少(化名)婆婆記得最清楚的,是遊走於順德和佛山的成長日子,關於耕田的日子,她只是三言兩語交代過去,閒談間,她勸那些年青農夫不要在留在田裡,「咩辛苦做乜,玩下就好」婆婆常說。認真聆聽這些片言隻語,更能捕捉祖輩人對種田的看法。婆婆常說「舊時冇電冇水,出城要俾五錢坐單車尾轉搭火車,九龍的人入墟收黑市菜」。基建落後,交通不便,農民長時間在田裡幹活,沒有市場資訊,賣菜的差價便歸買手,祖輩的人胼手胝足,就是要離開農村,也有一定的道理。


城市發展威脅農村的生活,是這二十年的事情。六六、六七暴動以後,香港政府回應社會的需求,加快與民生有關的水電供應,亦大量興建公屋,衛星城市亦開始在新界出現。以粉嶺為例,安樂村變成工業區和祥華村等公共屋村,鐵路沿線亦開始建屋,新市鎮的出現為新界菜創造了市場,新界的蔬菜不用再外銷到九龍和香港島,八十年代初,新界人最常吃的是新界菜。另一方面,新市鎮亦帶來了農村子弟更大的入學機會,農村子弟不用再跑到九龍升學,移入新市鎮的人口亦在新界找到九龍和香港島消失殆盡的農村景致。上水石湖墟和粉嶺聯和墟在八十年代的發展,曾經是城鄉共生的見證人。


因此,父輩與祖輩的耕田回憶,並不相同。何少婆婆的兒子歐樹莖(化名)說,小學畢業後,父親便將他送到九龍學師,但他最終都回到農村種田。他說,最喜歡農村裡的自由,除了耕田種菜,有空便跑到南涌釣魚游水,不亦樂乎。他從不以買車買樓為人生目標,雖然他在自己的田上有一間房子(香港政府稱為寮屋),但他最自豪的,是一家三代都能聚首一堂聊天吃飯。訪談那天,他的女兒在做午飯,何少婆婆插香拜神,兒子從田裡回來,太太在賣菜,這是香港少見的家庭生活寫照。吃飯的時候,他們還不斷招呼訪談的學生一起用膳。很明顯,到他那一代,農村所代表的,不是貧窮和落後,而是自主和自由。種菜賣菜只是經濟活動,他們堅守的,反而是簡樸自主的生活方式,和以「家」為中心、向外擴展的農村人情。


與村民訪談,最常聽到的回覆是,「有乜好講吖」。其實,過去太少人會聽他們的故事,所以到最後,他們連講也不願意了。口述歷史,最重要是用心聆聽,當你認真願意聽的時候,那些本來無言/失語的人,便漸漸打開心門,故事會如流水一樣涓涓而來。有些同學擔心自己文筆文欠,不能把聽到的寫下來。其實,能否寫下來還是其次,聆聽和交談本身就是口述歷史最重要的行動,因為聆聽,說的人會慢慢整理好自己的故事,故事會變得完整,最後說故事的人會在自己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他們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無言/失語是無奈的結局,一旦啟齒,力量便回來了。聆聽能將力量給予說故事的人。

2012年7月25日 星期三

暴風過後

突然掛起十號風球,賦閒在家,看Discovery的Animal Planet,提到白蟻丘如何養活南美的草原。冰河時期,南美洲草原的草食性動物消失,捕獵的貓科哺乳類動物和恐鳥亦絕種,只有靠食白蟻的食蟻獸能捱過冰河時期。食蟻獸亦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所以只會在蟻丘上挖一些小洞吃白蟻,而且絕不會影響蟻后,奇怪的是,蟻后受到食蟻獸的刺激,又會加快排卵,增加工蟻的數目,修補破洞。蟻丘上住著啄木鳥的近親,牠們在草原找不到大樹,只會在蟻丘開洞,而蟻丘下又住著貓頭鷹,因為蟻丘通風,啄木鳥和貓頭鷹都能避過每年數次的草原大火災。草原中比較大的樹木,是一種茄科樹木,因為果實有毒,所以沒有動物愛吃,但南美的草原狼卻要靠這些茄果,才能殺死腎臟的寄生蟲,而草原狼喜歡將糞便排到白蟻丘上,這個時候,剪葉蟻出場了,牠們不像白蟻,能直接將植物轉化為蛋白質,牠們想到靠真菌幫忙,剪葉蟻把茄葉和草原狼排出的茄豆送到蟻巢,培育了一個真菌後花園,真菌將茄葉轉化成剪葉蟻能吸叫的蛋白質作回報。茄豆要經過消化系統才能發芽,毒茄殺死了草原狼腎裡的寄生蟲,草原狼也幫助毒茄散播到草原的不同角落,茄葉養活了剪葉蟻,而剪葉蟻也將茄豆送到泥土下的蟻巢,讓茄豆入泥生根。就是這樣,南美草原演奏著一首萬物共譜的樂章,而野草和白蟻是樂章的主旋律。然而,人族帶著粟米入侵,堆土機把草原和蟻丘鏟平,三份之二的南美草原現在種滿粟米和大豆,現代化農業是另一種威脅地球生命的地產。


我並不想說什麼人類很自私的陳腔濫調,人雖然自私,但從歷史可見,縱然某些人只顧自己的眼前利益,但人類整體並沒有能力和條件去滿足「自私」的慾望,人類必須學會與萬物共生。就以華南農業為例,長江以南土地雖然肥沃,種菜收入也較種禾高,但農民以一年種禾一年種菜的方式,讓土地有復原的機會。農田裡也並不只有瓜菜麥禾等農作物,還有桑畿魚塘,農民可以養雞養鴨,這種小農經濟完全符合永續耕作的理念。雖然中國的土地一直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但歷史中的地主並非如想像中苛刻。舉林則徐的《江南催耕科稻編》及乾隆時期的《岳州府志》為例,「吳俗以麥予佃農,而稻歸於業田之家」,「谷之利歸富,雜糧之利在貧」,有些每年能產兩次稻的地區,更是「早穀還債,晚穀交租」。地主和佃農的關係,就像食蟻獸和白蟻,地主收租,必先讓農民好好過活,自己只取其中一部份,歷史學者研究說,最多不會超過田中作物的百份之四十。另外,田上的作物是不計租的,所以養魚養雞種桑織絲種果樹的收入,都與地主無關。因此,連農民也會刻意留下麥種餘稻,照顧村裡的孤兒寡婦,紀曉嵐在《閱徵堂筆記》中曾說:「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為群,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猶回風也。」這就是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的剪影,從地主到孤兒寡婦,到農田上的各種生物,彼此依存,縱然有難未必能同當,但有福卻能共享。可是,傳統中國農村的命運並無異於南美洲的草原,地產商的堆土機整裝待發,地主只關心銀行帳戶的數字,懶理農田與農民的死活。


唯有少數農民,仍堅持「萬物共生、土地共享」的信念,以堆肥復育泥土,讓飛鳥昆蟲找到棲息的空間,輪流耕種作物,讓土地有歇息的時間。風暴過後,大家都走到田裡替農夫收拾殘局,豆角瓜果都吹倒在泥濘裡,農夫還笑說:能捱過兩次風暴,也算不錯了。然後,他們欣然地彎腰,在田裡從頭再來。我突然想起一個比喻,說從前的農夫會在同一個地方,播下三顆種子,一顆不會發芽,另一顆長成後留給昆蟲飛鳥,第三顆長大的收成才是自己的。但願我們的社會,能夠讓農夫無憂無慮地播下三顆種籽,又能滿足地從一顆種籽中收成。


2012年7月17日 星期二

務農養志





 
右手的無名指被磚塊敲破了,指甲像蝸牛殼被踐踏時一樣爆裂,指頭血肉模糊,連痛楚的感覺也很模糊,簡單的砌磚動作都沒有做好,我只顧將磚塊弄齊整,竟然沒為意指頭就在磚塊之間。即時冒起的,是懊惱自己笨手笨腳,而非痛楚。

 


我們以黃沙鋪地,用木條當水平尺,輕輕將黃沙掃平,再在黃沙上叠上二手磚,或橫或豎,泥面上漸漸浮起了井井有條的橙紅磚地面,雖然地面不平,但亂中有序,總算是自己出汗又流血的勞動成果,地面的波浪起伏就當是「我們曾在此付出」的銘刻吧。從烈日當空勞動至日落,斜陽倒映在梧桐河上,溪畔農田生意盎然,力氣不繼的朋友半躺在剛鋪好的磚地上,靜觀落日餘暉,隨手拈來半邊蓮,細說被青竹蛇咬的舊事。走過及腰的牛筋草,麻雀拍翼疾飛,生意盎然。


 


塩見直紀在《半農半X》說:「農業是直接與生命相連的工作。……『農』也代表了自然與感受能力,瞭解培育生命的感覺,觀察生命的循環,瞥見動植物和昆蟲的枯萎、死亡所呈現的生死兩界,感受事物帶來的感動,將曇花一現的人生跟亙久的自然相比較。換句話說,受自然之美而感動,是人類最珍貴的感覺,也是感性的泉源。」農業不只是經濟活動,種植作物賺錢,農本來就是中國最傳統的生活方式,感受四時交替,與萬物共生。


 


然而,在香港這個地方,「農」就是落後和貧窮的代名詞,最看不起農業和農民的,有很多更是從前種田的人。有一次,當我和朋友正在除草、堆肥和鋤地的時候,田外的人高聲問我們是否「假日農夫」,我們說我們在種田,他叫我們不要太認真,做農夫的收入比最低工資的廿八元還要少。又有一次,當我和學生(就稱他為丁丁吧)正在堆肥復育泥土的時候,站在田外的人高聲談論,說什麼種田沒有前途,教人種田就是害人云云,我看看他們是什麼來頭,其中一人知我聽見了,但叫那個人不要說得太大聲。我後來才知道,他們是社工,要「幫」那些受發展影響的村民,他問我有什麼事情要向政府反映,是否需要「安置」,我說:「你們都不支持農業,有什麼可以幫忙的!我要政府交出一個具體的農業政策,令香港維持三成的糧食自足率」。那個高談闊論的人沒有聽到我的說話,然後指著對面的田說自己種田二十多年了,面上的表情,好像為自己今天不再務農而感到自豪。


 


香港人從小便被灌輸,「幸福」就是有錢買樓和外遊,要香港人明白我們最幸福的,是香港還有萬物共生、眾人共享的土地。從生活的細節開始,改變香港人對未來的想像。例如,在墟市茶餐廳吃早餐,提及回收茶葉和咖啡渣堆肥,老板娘一口答應;舊生知道有一片溪畔的農田,有空便過來幹活,而不是到商場消費或困在家中打機;朋友認同鄉土對香港的意義,捐出一大批本來要送到堆填區的桌椅。落手落腳開田鋪地,令生活的細節連繫至土地,說到底,就是要「養志」。志者,有心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