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號：執著與放下

人類像上帝，因為人類也會在自己創造的世界成為上帝。命運弄人，現實叫人難受，於是，我們遁入想像的世界，要有光，便有光，要再生，便再生。電影一開始，便看見失明少女Melody攀到天台邊緣，不停轉圈，念念有詞：「如果我沒有死的話，我會好好生存下去；如果要我死的話，讓我和家人團聚。」命運和盲目，再讓我想起希臘神話中的伊迪帕斯（Oedipus），他苦苦追尋殺父的兇手，最後才發現自己就是引起災難的人，宿命（fate）不能改變，生命是盲目的，於是他刺盲雙目自我流放。失明的Melody和Oedipus向命運發出一樣的控訴。

在漆黑的畫面中，聽到孩子的聲音：爸爸，究竟世界上有沒有鬼呢？爸爸說：鬼是死去的人放不下在生的人，所以留在世間，又或者，是活著的人思念著死去的人而幻想出來的。話未說完，便出現車禍場面。一家四口，父親死亡，女兒失明，母親和兒子受傷。那個失明的女兒便是Melody，她眼見母親（林熙蕾飾）年復年、日復日地活在喪夫的傷痛中，無法走出痛苦，於是她提議以小說療傷，小說中交通意外後活過來的是父親（劉青雲飾），她們才是死去的人，父親雙目失明，但他的世界是有鬼的。父親為了治療失去家人的痛苦，也開始寫了說，在小說中，妻子和兒女也活過來（再生），於是，Melody的小說世界成為死去的父親世界的現實，而死去的父親的小說世界，又反過來成為另一個Melody世界的現實。人就像站在兩面鏡子的中間，倒影不斷向後伸延，小說世界和現實世界就是那兩面鏡子，中間的人從無限伸延的鏡像中永生。

電影穿插在現實與幻象、小說與人生、生與死之間，Melody的比喻也像佛偈，她說：這兩個世界好像銀幣的兩面，生者在面時，死者在底，直到小說人生在面時，真實人生又在底，只有當銀幣豎立起來時，兩面世界才能並存，但那只是個脆弱的平衡。透過創作小說，Melody令父親「再生」，「再生」的父親又透過創作小說，令家人「再生」，不斷的「再生」模糊了人和鬼的界線、現實和幻想的界線、甚至小說和人生的界線。直至母親和弟弟遇上意外，被塌下來的簷篷壓死，Melody才被迫回到痛苦的真實，她才驚覺她只不過是「再生世界」的上帝，而她也活在一個被創作（Written by，也就是電影的英文名）的世界。她崩潰了，她的「再生世界」也崩潰了，「再生」父親的小說世界也崩潰了。有多少人能直視人生的痛苦？能看破人生無常者又有幾人？很多人都在幻想中補償，或小說，或電影，更有人精神崩潰，回不到現實世界，皆因眾生皆苦。

之後的劇情，有如人生的抉擇，是自殺還是生存？表面上看似選擇，其實無可選擇，死去的Melody，活著的Melody，還有那個正在決定死活的Melody，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命運，最後又回到開始的畫面（電影充滿佛教輪迴的寓意，從開首到結尾到站在同一個地方打轉），然後她一躍而下，故事終於有了一個結局，但那只是她所寫的小說的結局。她在小說中死了，為了現實的她可以重新活過去。原來人真正的選擇只有執著與放下，她讓爸爸、媽媽和弟弟都在小說中死去，也讓自己都死去，那就是放下，Let it be，只有讓過去都死去，承認一切都不會重來，人才能繼續活下去。

人類的痛苦，就是希望成為上帝，卻永不是上帝。《再生號》其實充滿禪意，我們需要在影象和電腦特技的背後，才隱約看到韋家輝眼中痛苦而又樂於活下去的世界。

McCourt：天使教師

很多人只記得電影《天使的孩子》，卻從不認識原著作者Frank McCourt。我對McCourt的印象本來也很模糊，只記得電影細緻呈現他在愛爾蘭的童年生活，酒鬼父親為家庭帶來不幸，母親為口奔馳，令McCourt磨練出堅毅的性格，但電影的印象逐漸消退，我也忘記了McCourt這個人。  直至一次在圖書館打書釘，發現McCourt寫了一本《Teacher Man》，才發現他也是老師，書中真誠地記錄了他在美國的教學生涯，他的愛爾蘭口音帶來家長和學校高層的嘲諷（甚至是歧視），但他總以幽默的方法化解。面對學生冥頑不靈，他便從童年的校園回憶尋找資源（這又勾起了《Angela's Ashes》的畫面），設身處地去了解學生的感受。  雖然《Teacher Man》並不是教學理論專著，但處處看見McCourt教學的用心，他用了《Teacher Man》為書名，是想指出他的自我（Self/ Man）如何塑造他成為獨一無二的教師（Teacher），這本回憶錄再一次呼應了Parker Palmer的《The Courage to Teach》，教育的關鍵不在技巧與方法，而是教師的自我（Self），從《Teacher Man》可見，McCourt的自我、學科（英語／語文）和學生交織成一個學習網絡，學生也是在他的世界觀中學習和反思。他的教學格言：Mea culpa（I am guilty）。  他在《Teacher Man》有一段話，令我念念不忘： Instead of teaching, I told stories. Anything to keep them quiet and in their seats. They thought I was teaching. I thought I was teaching. I was learning. And you called yourself a teacher? I didn't call myself anything. I had to find my own way of being a man and a teacher and this is what I struggled with for thirty years in and out of the classroom of N.Y.  以下是《蘋果日報》在2009年7月21日的報道： 電影《天使的孩子》（ Angela's Ashes）同名原著小說，其實是作者麥考特（ Frank McCourt）童年時在愛爾蘭老家貧困生活的回憶錄，教人在貧困痛苦中擁抱希望。憑着這本小說，麥考特贏得普立茲獎，而這本書更繙譯成 25種語言。前天（周日），他病逝了，終年 78歲，美英都以大篇幅報道。

童年自白獲頒普立茲獎

麥考特 1930年生於大蕭條的美國，父母找不到工作，逼不得已遷回愛爾蘭老家。但父親酗酒好賭，全家捱窮，嚴冬裏更要燒傢俬生火取暖。貧病交織，麥考特三名兄弟姊妹先後逝世，他也險些死於傷寒。
《天使的孩子》原著《安琪拉的灰燼》，就是麥考特的童年自白。評論讚揚這是一本「洋溢着詩性光彩」的作品，麥考特在赤貧中沒有沉淪，內心總亮着一線曙光，真摯溫暖的筆調更添動人。他曾經這樣說：「即使我們在物質上很清貧，但我們仍然很快樂。」
握着一絲希望，麥考特 19歲時買了一張船票回紐約，追尋自己的美國夢。他做過倉務員、酒店雜工，甚至當兵，後來以退伍軍人的福利入讀紐約大學，畢業後執教鞭，退休後才執筆寫作。 1996年出版《安琪拉的灰燼》一鳴驚人，讓他獲頒普立茲獎， 1999年再改編拍成電影。
麥考特第二本名作《然也》（'Tis），是講述他回到紐約奮鬥的故事，笑中帶淚。 2005年出版的《為人師表》（ Teacher Man），盡訴 30年教學的喜與悲。這三本書，就是他的人生三部曲。而他人生的最後一章，是他患上皮膚癌，最近引發腦膜炎，在紐約溘然長逝。

龔立人談維吾維

時代論壇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神學院龔立人教授，以中國的宗教政策分析新疆及維吾爾問題，我一直佩服龔教授的神學立場及包容精神，所以慕名而至，洗耳恭聽。可是，聞其聲不如讀其文，可能龔教授還未整理好論點，又或者他對新疆問題的了解還未透徹，分享太凌亂，他只能表達對新疆問題的悲觀態度，而未能切中新疆問題的要點。

他嘗試從宗教與族裔（ethnicity）的關係、中國的宗教政策和國際關係分析新疆和維吾爾的問題。他直言新疆的出現就是問題，但他卻沒有指出新疆的出現是什麼問題。我們也不用推算至西漢張騫出西域，就算從清朝至今，新疆成為中國的版塊已月二百多年歷史，但在這二百多年裡，新疆的「問題」不斷演變，從武力入侵到大舉移民／殖民，後來國際介入和意識形態的衝突。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有部份來自這二百多年的歷史，但又有多少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而引起的「新問題」？

另外，龔教授不斷強調，維吾爾族透過伊斯蘭的身分，抵抗「漢化」的過程，但他一直沒有交代所謂的「漢化」是什麼意思。中國歷史中究竟是胡人漢化還是漢人胡化，還未有定論，再加上百多年的現代化，已很難再介意什麼是「漢化」。我曾經到過新疆烏魯穆齊，遇到一位滿洲的女孩子，我問她為何會從東北走到新疆，她說在清朝時期便有滿人大舉移居至新疆，他的祖先便因此在新疆開枝散葉。我才明白，滿人比漢人更早地有系統移民／殖民到新疆。如果再向前推算，回族人和其他民族也是先後移居至新疆的，那麼「漢人」的移入如何造成新的矛盾？如果「漢人」的大舉移民是近三十年的趨勢，「漢化」是否開發大西北以後面對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 ）挑戰？

於是，又引伸至另一個問題，維吾爾族並不是鐵板一塊，一些維吾爾人在開發大西北的過程中得益，但可能有更多維吾爾人和文化卻因此而受害，於是，真正的威脅未必在漢人和維吾爾人的對立，反而是不拒絕世俗化的維吾爾人和堅拒世俗化的維吾爾人之間的對立，如何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導致維吾爾人世俗化的源頭，堅拒世俗化的維吾爾人便可以將矛頭直指中國政府和漢人，將維吾爾人之間的矛盾，轉換成維吾爾人和漢人之間的矛盾了。其實，在國際層面，伊斯蘭國家在面對現代化的挑戰時，亦面對極端的矛盾。擁抱現代化的伊斯蘭國家被保守的伊斯蘭勢力批評和攻擊，但在避免分裂和團結伊斯蘭力量的大前提下，極端保守的伊斯蘭勢力只好尋找替罪羊，於是美國和西歐又成為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攻擊目標。究竟，衝突有多少是因種族和文化的差異而成？

最後，龔教授說民主可能是解決新疆和維吾爾問題的方法。可是，專制的南斯拉夫和前蘇聯，以及民主的印度和菲律賓都沒有辦法解決極端的種族和宗教問題，只有少數西方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能透過民主程序，化解極端的種族和宗教矛盾，究竟還有哪些條件，民主程序才能將極端的種族／宗教勢力的衝突減至最少？一個很諷刺的現象是，帝國和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淡化過種族／宗教差異。我當然反對帝國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制統治，但我同時懷疑是否只有建立單一種族／宗教國家，才能化解矛盾和差異？我一直認為建立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引致種族衝突的迷思。

我不想在中國西北的那一大片土地成，為另一個南斯拉夫和巴勒斯坦，衝突和暴力只對那些嗜血的掠食者有利（無論什麼種族和宗教信徒）。有如村上春樹所說，我站在雞蛋的一邊。只要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能和平共處，我不管那片土地叫什麼名字。那片土地不是任何人的西域和新疆，也不是任何人的東土，而是居住在其上所有人的家鄉。太理想吧？所以我悲觀！

歷史教學宣言

Keith C. Barton和Linda S. Levstik說得好，他們在《Teaching History for the Common Good》中說到：「Care-less history strikes us as a soulless enterprise, a constraint on motivation that warrants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ubject's place in the curriculum...Without care, we (teachers) could not possibly engage them (students) in humanistic study...All our concerns - whether as historians, teachers, or students - must originate in the present, because that's all we have; anything we know or believe about history derives from the questions we ask in our own lives today. If this kind of presentism is immature, then we don't want to grow up. We care a lot more about the victims of the Trail of Tears than about Andrew Jackson's thought processes.」

我不滿足於將「歷史」變成學生思考的素材，我不滿足於將「歷史」解剖成血肉模糊的主題，我不滿足於學生將「歷史」視為事不關己的「事件」，我不滿足於歷史教師手執教科書、照本宣科地重覆無意義的句子，我不滿足於「歷史教學」成為訓練生「能力」的技藝，我不滿足於將歷史教師視為無主見的課程執行者。

已忘了是誰說的話：I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till I know how much you care!
我一直以這話作為學生給我的挑戰。

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Yes We Can，我也認同Barton和Levstik所說：We can care about the people and events of the past when we select some as more interesing or personally meaningful than others, we can care that particular events took place when we react to the triumphs or tragedies of the past, we can care for people in history when we want to respond to suffering by the victims of injustice or oppression, and we can care to change our beliefs or behaviors in the present based on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our study of the past.
YES! WE CAN CARE!

（不）尋常的五餅二魚

主日的福音經文是馬可福音中有關五餅二魚的記錄，很多人都將焦點放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神蹟，而忽視了耶穌和門徒關係的轉變。只要細心一看，便發現馬可福音第六章中，耶穌和門徒的關係開始緊張。馬可記載耶穌差遣十二門徒出去傳道，又說他們「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可六12-13），突然筆鋒一轉，記錄施洗約翰被殺的情境（可六14-29），然後才交代門徒向耶穌報告傳道的情況。
這樣的敘事安排，可謂反高潮，如果刪去約翰被殺的部份，第六章其實十分完整，門徒第一次被耶穌差遣，然後又回來向耶穌報告，但為何馬可要在兩者之間加插施洗約翰被殺的部份？我想，馬可運用了平行敘事的結構，達至並時進行的蒙太奇效果。馬可以事後全知的姿態記錄事件，但門徒傳道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們的活動已引起統治者（希律王）的不安，施洗約翰甚至因此被殺。平行的敘事結構，讓讀者暗暗替門徒擔心，但他們卻仍然為懵然不知，於是，當他們回來，「將一切所作的事、所傳的道、全告訴他（耶穌）」時（可六30），耶穌只是淡然地請他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可六31）。
耶穌的反應，好像向門徒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門徒的心可能已涼了一半。難道耶穌不知道他們的「成功」嗎？為何耶穌那麼冷淡？為何不繼續在城裡「傳道」，好好實習，而要暗暗地走到曠野？他們連飯也不吃去傳道（可六31），難道耶穌不知道麼？無論如何，門徒跟隨了耶穌到曠野「歇一歇」。可是事與願違，群眾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樣，及早趕到曠野，等候主角出場（可六33）。馬可說：「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可六34）。真是峰迴路轉，耶穌本來叫門徒到曠野休息，但現在耶穌卻「工作」起來，不是自打嘴巴麼？馬可沒有記載耶穌所教訓的道理（明顯不是本章的要點），反而詳細記錄了門徒的反應，他們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和耶穌展開一段緊張的對話。

「天已經晚了，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天已經晚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裡去，自己買甚麼喫。」（可六36-37）聽清楚了沒有？門徒反客為主，吩咐起耶穌來了。他們興致勃勃地報告工作進度，耶穌卻請他們「歇一歇」，現在想「歇一歇」了，耶穌又「工作」起來，他們不滿之情，溢於言辭之中。耶穌怎樣回答呢？「你們給他們喫罷」（可六37）。真是言簡意賅，耶穌並沒有因門徒的牢騷而退卻，也沒有站在道德高地，責罵門徒不「憐憫」眾人。堅定的而淡然的一句話，再次呼應耶穌差遣門徒的吩咐。耶穌的心腸，是多麼柔和謙卑，他從不踩低別人，抬舉自己，也不理直氣壯，自我宣揚，他總是淡然而堅定地服侍。

對門徒而言，耶穌的命令有點不可理喻，甚至將門徒放置在困境之中。只要耶穌叫眾人回家，問題便解決了，如果要買食物給數以千計的群眾，用盡八個月的工資（ 二十兩銀相等於當時八個月的工資）買最便直的食物（餅）也不夠啊。（可六37），為何耶穌要為難門徒呢？與其說門徒在回答耶穌，不如說他們投訴耶穌無理的要求。可能門徒叫人悔改、治病和趕鬼的經驗太富戲劇性了，令他們覺得要「給他們吃」的吩咐實在無理。以理性的方法計算，自掏腰包餵飽數千人的成本太高了，為何還要堅持呢？

短短三節經文（可六35-37），充份反應了耶穌和門徒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反映福音書簡潔而深遠的敘事藝術。耶穌和門徒對曠野的群眾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本來高調期待讚賞，卻換來淡然的到曠野「歇一歇」；本來的「歇一歇」，又變成要「餵飽千人」，背後暗藏的，是門徒還未把握「傳道」的真諦。耶穌如何化解這個緊張的局面？馬可福音以利落的手法，交代耶穌一連串行動：收集食物、安排群眾坐下、祝謝、分派食物、餵飽群眾。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在搜集食物的時候，門徒心頭還有氣的。從約翰福音中可見，安德烈從小孩手中接過五餅二魚，交給耶穌。如果門徒努力去從群千的群眾中搜集食物，一定不致於只得五餅二魚吧！我估計，門徒還是不太情願按耶穌的吩咐去做。有很多學者嘗試解釋五餅二魚的神蹟，說是集體心理幻象，又說是群眾見到五餅二魚後，出於愧疚之心，將收藏的食物都奉獻出來，才能餵飽數千人。我認為這根本不是本章的重點所在，馬可福音的留白，讓我們有讀入的空間，但卻提醒我們，耶穌如何改變門徒的「傳道」心態，才是本章的重點。

不要忘記，門徒傳道的同時，施洗約翰被殺，耶穌在門徒意驕志滿時叫他們退到曠野歇一歇，又在曠野要門徒給群眾食物，耶穌一直都在提醒初嘗勝果的門徒，誰是真正的主。成功未必帶來成熟的生命，五餅二魚的事件，讓門徒認清了誰才是生命的主，他們或許忘記了門徒的身分，竟然請耶穌勸群眾離開。五餅二魚也破除了門徒的「理性」，傳道的結果並不能以理性計算，悔改、治病、趕鬼和餵飽別人都是傳道工作，不能二分。「門徒就把碎餅碎魚、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可六43），當門徒收拾碎餅碎魚的時候，會想什麼？在不滿的牢騷和激烈的討論後，那十二個籃子表達了什麼？

從門徒成功的傳道工作到施洗約翰被殺，再到五餅二魚，故事如巨浪撲岸後層層消退，化成白沫，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欣賞平靜的海洋。再次回想福音經文中耶穌的要求：休息和食物。當門徒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耶穌請他們休息；當群眾餓了，耶穌給他們吃。有錢人能好好休息，窮人吃得飽足，世界大部份問題不是都解決了嗎？無論傳道時發生的神蹟如何戲劇性，生活仍是尋常和實在的。無論如何轟烈，門徒的傳道工作都只是拍岸的浪花，上主才是滋養眾生的汪洋。

發聲的文本

Margaret G. McKeown and Isabel L. Beck在《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story》中寫了一篇文章，題為〈Making Sense of Accounts of History: Why Young Students Don't and How They Might〉，探討歷史教科書為何沉悶得不忍卒讀，教師應該如何改寫歷史文本，才能帶動學生學習歷史。McKeown和Beck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文本的聲音（voice），而歷史文本的聲音又包含了活動（activity）、口述（orality）和連繫（connectivity）三大主旨，她們指出，文本要有聲音，才能牽引讀者（特別是學生）進入歷史脈絡。歷史文本有聲音，學生才知所回應，歷史學習便在文本和學生的對話之中，所以，教師的責任，是檢視、甚至改寫歷史文本（主要是教科書），讓學生在閱讀中學習。

其實，四年前我開始統整初中歷史課程，第一件事情便是取消了歷史教科書。我一直認為教科書的最大問題是沒有作者（the absence of authorship）。歷史教師也太依賴教科書，就算不是依書直說，也無意地被教科書牽著走，所以我採取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策略，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思考歷史課程的意義。一路走來，相當艱辛，沒有歷史教科書，就像在浩瀚史海中失去最後一個救生圈，沒有充足的備課，根本不能進入班房，我們不斷與時間競賽，想教學問題，找歷史資料，設計教學策略，評估課堂成效，還要幫助那些跟不上的同事，時有吃力不討好之感。我們蹣跚前進，走兩步，停一步，只怕自以為是，犧牲了學生的學習成效。四年過去，我們總算闖出了一片天空。暑假時間整理中國歷史的教學計劃，發現我們的探究題目，大剖份都是反思性的原則議題（principle questions），而不是知識性的中介題目（agent questions）；另外，我們也大致找到了史料教學的精神，在清晰的探究題目下分析資料，而不是盲目分析。現在最需要改善的，就是閱讀策略。

近讀賴漢屏的《史記評賞》，頗多啟發。其實《史記》和《資治通鑑》就是最佳的歷史文本，敘事中的人物活動清晰可見，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皆有深刻的敘事意義，而且在重要時刻，敘事連人帶話一齊來，甚至夾雜司馬遷和司馬光兩位史家的評論，令歷史人物之間、作者和讀者之間產生連繫，全完符合文本聲音（voice）的三大主旨。我現在思考的有兩大問題：第一，《資治通鑑》只及五代，五代以後有哪些傑出的歷史文本？第二，初中學生的文言文理解能力頗弱，我如何才能引導學生欣賞《史記》和《資治通鑑》？

喪心病狂的編劇

一廂情願支持本地制作，周顯揚初次啼聲，執導《殺人犯》，預告片說電影是探討人性的陰暗面，失憶警探追查兇手，發現的證據都指向自己，橋段讓我想起拍攝及剪接手法獨特的《凶心人》（Momento），於是，我又再一次成為港產片的受害者。影評人何故說得好：郭富城演得辛苦，觀眾看得更辛苦。看完電影，我深感被虐兩小時。

電影的爛，很大程度爛在劇本。編劇杜緻朗似乎分不清楚失憶與失格是兩碼子的事情。警員凌光被襲失憶，倒臥在殺警案的大廈，他甦醒後失憶，尋找記憶的過程中開始懷疑自己可能是電鑽狂徒。首先，劇本完全無視香港警察的辦案程序，作為受害人及疑犯（畢竟凌光在案發現場），他怎可能繼續辦案。更不合理的是，他成為同袍（錢嘉樂等警員）及自己的頭號疑犯（他翻查自己的休假記錄，完全符合電鑽狂徒的殺人時間）。然後，電影陷入極度矛盾的世界，凌光既然懷疑自己是電鑽狂徒，便從自己開始調查，但調查的結果卻又更證明自己可能是電鑽狂徒，惡性循環之下，他開始消滅證據。一個所謂盡責秉公又伸張正義的警員，竟然銷毀指向自己的證據，那不是失憶，而是失格。他對其他的警員沒有信心嗎？他不相信自己嗎？他為何一開始便懷疑自己？如此前後矛盾的電影，如何看得下去？

另外，我真的覺得《殺人犯》的導演和編劇喪心病狂，第一幕繪聲繪影，要觀眾近距離看人墮樓的情境，導演還嫌不夠，墮樓人士嘗試站起來時腳骨折斷，之後釘插眼珠，死猴子死老鼠，鑽孔連成的免子圖畫，微波爐殺人，養子成為殺人狂，早衰症的「惡魔」，電影極盡醜化之能事，無所不用其極的血腥暴力污染視覺，我只能用「核突」來形容。暴力也可以成為美學，蔣勳的《孤獨六講》中便提到暴力美學的層次，但《殺人犯》的暴力是醜陋的暴力，展示的血腥全無必要，也不會令觀眾對角色有多一分的了解。請問現實生活不容許的事情，便可在電影世界中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嗎？

《不能說的秘密》的成功，不在劇本而在場境，沒有淡水的小鎮風情，時光倒流的橋段只是又一俗套。杜緻朗編《殺人犯》，可謂黔驢技窮了，握著失憶和殺人不放，小題大做，並不知道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失憶。失憶不是問題，如何回憶才能表現人性和人格，記憶可能矛盾，人格卻是一致的。

工業革命及其影響1750-1850

歐洲在短短的100年間，超越世界其他地區，成為世界「發展」的火車頭，原因何在？很多歷史學家試圖在歐洲文明中尋找答案，但《現代世界的起源》的作者Robert B. Marks卻在第四章指出，歐洲（更正確說應是英國）出現工業革命並傲視同儕，純粹出於歷史的偶然。歷史學家並不能從歐洲文明自身尋找答案，必須以全球視野才能看出端倪。

作者經常說，如果不是出於一系列歷史的偶然，我們還受到土地和能源的限制，而人口增長和生產能力也不會急促發展。清代的中國是最成功的舊生態體制，也說明了土地和能源（即作者說的生態體制）如何限制人口和生產力。可是，英國後來居上，在美洲殖民地的「奴隸制度、重商主義殖民立法，以及獨立戰爭後美國南部棉花種植園的擴展，所有這些為英國綿紡織品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再加上英國的淺土層煤礦，英國能發動以煤為能源的工業革命，不斷發明節約土地的機械，突破了舊生態體制的限制，開始淘汰印度等古老帝國的競爭者。
由此觀之，中、英的碰撞，便可視為新生態體制向最強大的舊生態體制的挑戰。英國一向需求中國的茶葉，而中國只想要英國從美洲帶來的白銀。英國本想以紡織品和鋼琴鐘錶等替代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但中國卻自給自足，不假外求。最後，英國只有將印度種植的鴉片替代白銀，傾銷到中國，成為「全球貿易」的唯一得益者。英國無所不用其極，壟斷全球貿易的利潤，可以說，新生態經濟體制掠奪了美洲、印度和中國的舊生態體制利益，才能茁壯成長的。

差距與結論

讀到第五章，我才發現我曾經引用過本書的資料，有關1750-1900的世界人均收入等數據，都出自〈差距〉一章。作者在第五章的任務，就是回答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Braudel提出的問題：解釋這個逐年增大的差距，就是解決現代世界歷史的基本問題。

〈差距〉是全書的菁華，作者以鴉片貿易說明全球資本主義的本質，英國本來打不開中國的市場，但四千萬上癮的中國消費者，卻推動了全球鴉片貿易，兩次鴉片戰爭，也是英國以鴉片強行打開中國市場的結果。說來慚愧，作者在書中指出：「英國新的殖民屬地香港提供了一個不受中國控制的便利鴉片運送基地。在以後的二十多年裡，香港是英國毒品貿易的中心。」所謂的香港經濟奇蹟，全球金融中心的第一桶金，是這樣賺回來的。香港的經濟「奇蹟」，也說明了新生態體制的規律，越快成為剝奪者，便越能避免受剝奪的命運。改革開放三十年，歐美國家終於可以不用鴉片打開中國的市場了，但高科技無聊玩意、垃圾食物和奢侈品不也是另一種鴉片嗎？十二億人推動的全球化力量，地球的生態承受得起嗎？不受土地制約的結果，可能自取滅亡！

後來的現代化也是一場贏者通吃的賽跑，法國、德國、美國、日本趕得及英國的腳步，走上工業化之路，而中國和印度等曾經風光的舊生庇體制國家卻遲遲未能起步，最終都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其實，作者是運用了Immanuel Wallerstein的全球理論，指出中心－邊陲的國際系統，一旦某些國家（如英國、美國）佔據了中心位，跟不上的國家便持續地淪為邊陲國，只能向中心國家提供原料及市場，卻不遠不能分享中心國家的技術和經濟利潤。一直有人寄望全球化能改善全人類的生活，但結果卻是貧國越貧，富國越富，金融危機只令富國的有錢人買少幾座豪宅，但卻已令窮國的人民飽受饑寒的威脅，這樣的全球化，真是我們所樂見的嗎？

作者在結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改變還是延續？他說：「了解到西方財富、權力和特權的偶然性，那些己從中受益的人們應當為他們好運的真實來源感到羞愧」，這就是一個歷史學者的良心，解釋過去，改變未來，承擔起改善全人類福祉的責任。他甚至說：「差距已成為現代世界的基本問題，盡管我們對布羅代爾（Braudel）尊敬之至，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著手應對而不是解釋這些差距。」

菜園村

我們很多時候都被高樓大廈間隔，腳踏架空的地板，頭頂橫斷的天花，好像天地間的孤島，暫居人造的時空。今天遊錦田菜園，享受腳踏實地的感覺，突然想到，踏在堅實的土地上，便與地球連結，雙腳成為地母與我的臍帶，唇齒相依之情頓生，土地的情懷了然於胸。

跟隨著菜農阿竹和朱凱迪的腳步，我們從石崗菜站走到菜園村，其間經過三間農舍家，品嚐他們預備的道地小吃，吃出味道，更吃出人情。可是，此情此景可能快要消失，因為香港政府計劃在菜園村興建廣深高速鐵路的車廠。所謂遷拆，就是將菜田改為火車廠，將菜農變為公屋居民，他們得不到原居民的保護，因為他們只是二戰以後才來港種菜的「新移民」，鄉議局從來只代表財大氣粗的原居民，哪會為無權無勢的「新移民」發聲？菜園村菜農也得不到香港市民的關心，因為珠三角經濟融合比他們的生活更重要。香港人一直強調犠牲別人的小我，完成自我的大我，區區幾十戶菜農，算啥？可是，我們有權犧牲別人的生活嗎？犧牲了別人的生活，最大的得益者又是誰？

從菜站走到菜園，想起日本電影《裸島》，菜農以汗水灌溉每一寸土地，辛苦經營家園只為子孫安居樂業。我們走累了坐在樹蔭下乘涼，阿竹說以前的石崗是沒有樹木的，因為樹蔭阻礙了菜苗的生長，可想而知當年菜農的艱苦，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相當熬人。滿以為捱到子女出頭，老時與黃狗作伴，優哉悠哉以種菜種果為樂，怎知都市無情，要把一片綠色樂土吞噬，在平原上劃出一條一條鐵路疤痕，可憐菜苗、樹木和菜農被連根拔起，苟延殘喘後消失在香港記憶之中。調景嶺消失了，衙前圍消失了，坑口村也褪色了。還要消失多少社區，才能讓香港人明白社區的重要？

興建廣深高速鐵路，只為了某些人能在一小時內抵達廣州，我們壓縮世界的同時，也無情地榨乾了周邊的社區，我們只求更快到達目的地，卻忘記沿途美景。最後要問：我們能夠共同生存麼？我們怎樣才能共構一個共同生存的環境？石崗菜園只是冰山一角，香港重劃禁區，很多具生態價值的地方如蓮塘和打鼓嶺也快要「發展」，是時候反思贏者通吃的發展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