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多時候下班，都帶孩子到「開心Pizza」，孩子一直叫他「開心姨姨」。「開心姨姨」很懂得逗孩子，總記得他們的生日，又能投其所好，給他們玩具。她的櫃台經常有玩具和糖果，我有時覺得她不是開食肆，而是兒童樂園，孩子都喜歡光顧她。我有些學生畢業了，還經常在她的食店流連，為的不是吃東西，而是問候她，了解她的近況。好幾次和舊生吃晚飯，都碰到孤伶伶的伯伯和婆婆，靜靜地坐在她的食店，吃焗飯和意粉。她的食客，有時一坐便個多小時，看報紙、和她聊天，等時間過，總之，大家都能自在地享受食物，她也在適切的時候送上問候，還有免費而真誠的笑容。在講求「客似雲來」的地舖，哪個老闆喜歡食客「賴死唔走」？「吃」的閒情，在都市中快消失殆盡。
其實，我們這些「熟客」，一直擔心「開心Pizza」會消失。雖然通貨膨脹，食物來貨貴了很多，但她的定價仍然很低，焗飯才十五元正，還送飲品。我問她為何不多加些價，她說很希望接觸多些學生，多交些學生朋友。她永遠把客人當成朋友，而不是金錢的來源。這樣的食店，能在香港生存嗎？或者說，我們能否盡力讓這樣的食店繼續生存？就像在台灣，我們隨時看到超過五十年的老店，但在香港所見，都是連鎖食肆。「吃」在社區，才能讓社區出現有特色的小店。
幾個女性經營一間「開心Pizza」小店，從烹調、清潔、立外賣、收銀，以行動證明自己的獨立能力，全部一腳踢。她們關係平等，沒有什麼老闆與員工的矛盾，也不會爭論最低工資的水平，她們就像朋友，也把食客看為朋友。不過，她們面對著連鎖經營店舖的威迫，她們沒有經濟能力請很多工人、沒錢租地舖，也不會大賣廣告，她們有的只是口碑。如果你有時間多逛逛，你會發現有些外國人的「熟客」，特地光顧她們，因為她們的燒雞，連雞胸肉也很嫰滑，薄餅焗得很香脆，德國鹹豬手也惹味而不油膩。這些美食，在連鎖店要花數百元，但在這裡，你只要付百多元。不過，平價美食並未為她們帶來太多好處，因為今日的消費者，太過迷信廣告，她們仍在艱苦經營。
從「吃」開始，讓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好吧。當你想吃Pizza的時候，你不再想到連鎖食店，而是社區的小店。你的消費，將會給社區的弱勢社群一個空間，讓他們吃到平價食物，賺取合理的工資和享受平等和關愛的關係。 |
2011年9月20日 星期二
地產霸權下的開心薄餅店
2011年9月18日 星期日
誰是儍瓜
暑假的時候，碰到舊生，她本來夠分升中六，但她放棄了中六學位，到加拿大留學一年，別人勸她不要到加拿大，因為一年後只有新高中學制的中五，除非她重讀新高中的中四，否則便不上了本地大學。她苦苦掙扎，但仍認為交流的機會比升讀本地大學更重要。一年後，她已能說流利法語（因她在法語區留學），而且升讀了浸會大學在珠海的學士課程。我真的欣賞她，敢於走自己的路。借用謝錦老師在《做自己是最深刻的反叛》的話：我這輩子最感動、最感興趣的事，就是看到人願意甚至是渴望認識自己，讓自己變高變大，去創造生命的意義，真正在「做人」；而不是物化成工具，異化成奴隸。
《作死不離三兄弟》好看，但只是現實的補償，現實中有多少人如電影中的男主角藍丘，天生便是神童，出門遇貴人，最後愛情、友情、事業都能擁有？看完電影，笑完了，最要緊對自己說一聲，現實不是電影，人生不會盡如人意，但一切都會安好，All is well。
2011年9月13日 星期二
何謂電影：《一日人生》
離開電影院，最先聽到的「影話」是這樣的：看《一日人生》，好像看《生命樹》。我想，怎能將《生命樹》與《一日人生》相題並論？《生命樹》有很清楚的作者烙印，是Terrence Malick以詩化的電影語言，探討生命的真義，電影風格一致，如果將《生命樹》與《火紅戰線》（Thin Red Line）並列，更清楚看到對影像的執著，在敘事中留白，不斷邀請「觀眾」進入電影世界，參與建構影像的意義，是Terrence Malick對電影的堅持。反觀《一日人生》，是將不同「作者」的作品拼貼，以音樂配合影像，刺激觀眾的觀感。先不論孰好孰壞，我也很享受看《一日人生》，但《一日人生》帶給我很多問題，甚至重新定義「何謂電影」。
《電影之死：歷史、文化記憶與數碼黑暗時代》有這樣的一段話：「估計到2011年，全球就會生產了大約60億小時長度的活動影像，到了2025年，我們可能會有上千億小時的影像可看。回到2895年，這個數字只是40多分鐘，而且大部份影像到現在還保存著。」在電影膠片的年代，由於保存困難，電影要經過多重考驗，才能保留下來，於是電影越來，越證明電影經歷了「經典化」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學電影藝術，必須看得懂黑白電影。不過，當我看《一日人生》時，我開始擔心，影像數碼化，大家都可以拿起數碼攝錄機，然後經過拼貼、電腦加工、配上悠揚的音樂，激刺觀能感受，導演的責任就是替「觀眾」去蕉存菁，在拼貼的過程中撞出意義。那麼，誰是「作者」？導演的角色又是什麼？《一日人生》好看，是因為這意念創新，從集體創作折影人生影像，但正由於此，《一日人生》糢糊了記錄片與劇情片的邊界、導演與觀眾的邊界、甚至看與被看的邊界。其實，看到最後，我並不舒服，一位女子對著鏡頭，說自己很努力尋找當天的事，竟然什麼也沒有發生。表面上，《一日人生》表現了活著本身便令人驚喜，至於怎麼活，則是大千世界，但在影像發達的年代，大家都希望有些什麼事情發生，讓自己成為「被看」的對象。我認為，這種「被看」的慾望正是互聯網社交世界的動力，大家都在看，也渴望「被看」。但在電影世界，本來可以更抽離的，是昇華了的人生，是更兼容的敘事（故事），讓觀眾在同一故事裡，都看到部份的自己，於是，縱然大家經歷各異，但看完電影，大家都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這種共鳴不需要當事人自己成為主角，但要電影作者將人生昇華成影像。
我很好奇，那些沒被選中的片段作者，看完《一日人生》後會否後失望呢？幸好，沒有參與這電影的人比參與的人多，大部份觀眾都不會關心自己會否「出現」在電影裡，從而能自由自在地享受那九十多分鐘的拼貼影像。
以下是珈慧的分享，她的文字也是我的觀後感，感謝她讓我放在這裡：
這是一齣紀錄片。它是非一般的紀錄片。並非如《音樂人生》那種窺探中產人士的心態；也非Super
Size Me那種既是詼諧又迫切性的。它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屬於整個世界，包括你。它只是一天，也是一生。生老病死，始於同一天。由凌晨的酗酒生活，到漫天煙火的黑夜。過去的影像，有你有我，它來又去，散又聚；浮塵中，跌跌蕩蕩。一天裡，我看得見宿命，看得見偷生換來的一種絕望，也看見青蛙外跳而不回來的幽默。
電影開始已令我很興奮(不知是否睡了一個美妙的午覺有關)，配樂觸動人心，與影像的配合確是震動了我。電影一開幕，有一位媽媽躺在床上正餵嬰兒喝奶。生命由這裡開始。後來的嬰兒出生的片段，長頸鹿的孩子出生。嬰兒的臉容，令人讚嘆。他們的神態，透過眼睛注視世界每一個角落，用身體去感受生命。我很喜歡讀童詩。我覺得他們很努力去認識這個世界。當然有些童詩是成人寫，那個就另作別論。
接著影片拍向日出的片段。當下我想起上星期我寫的散文詩中的一段：「太陽是一顆佈滿血絲的眼球，緩緩地升起。在某個時刻，它便會滑稽地跌倒，像一個沉淪的白癡。」這也是我看到電影後半部的心情。我不是想渲染一份絕望的感覺。其實當一個人懂得活，你不會被宿命困住。至少對我亦然。電影營造了一份美麗是屬於大自然，水花、光、氣泡、草地、雲層、在高空中的氣壓、極地的風景等。這是「純真」的美麗。
電影常特寫腳。步伐的快慢，在城市與鄉村中，看出人的生活態度。電影中拍下每個人早上起床，雙腳放在地上的畫面。每一次的醒來，雙腳放在地板上的紮實，其實對一般人來說，包括我，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我看到這麼多腳，同時放在地上的畫面，好像說，幸而我還在。
電影中的一位病危的母親和伯伯，活在兩個不同的空間，互不相干，卻同樣身患重病。一位因政治宗教關係而無家可歸的人；有人用單車探尋生命，最大的期望是南北韓能融和；同一天中死亡不間斷的發生，羊被槍殺、生吞鴨蛋中的鴨子(鴨仔蛋)等。
有個美國人向女友求婚，同時有個非洲女人向丈夫下跪，以示尊重丈夫(男尊女卑)。一個拘緊結婚儀式正進行；另一頭有人以貓王的裝扮結婚。我不認為此安排是對比。也有一幕是非洲人一面在打麵粉一面唱民族歌。反倒我覺得他更想呈現的是生活的不同方式，文化不同而令觀眾產生的化學作用。
有人依靠信念活，說：「神創造了人，衪不會遺棄我們。」其中一位令我有很感慨的人，他是位依靠擦鞋過活的孩子。他給一位先生擦了鞋，然而那位先生給了他錢後，也送了巧克力給他。他吃的當下，令我想起一次在YOUTUBE看的短片，是快餐店將剩下的食物，運到貧窮的村莊。他們是笑著吃別人剩下來的食物(擦鞋的孩子吃的當下沒有笑)，試問你一生中有多少次是笑著吃？至於兩者的關係是我看的時候，都感到慚愧，我想很多人如我這般。珍惜食物這些陳腔濫調我不多說。在當中令我最大感慨是他們擁有了一份我們一直嚮往卻缺少或找不到的，對於生存的一份精神。
其中一幕很震撼，一只羊差不多被割頸時，鏡頭快轉，一位少女在過山車上尖叫加上背景音樂到了高潮，令我怔住。狂歡與死亡，相差有沒有一公分？不論是政治因素甚或伴侶不在身邊，所帶來的傷痛。也許只是快樂和哀傷打了個照面。
最後煙火升至高處，在天空中散開，慢慢地墜落。如人的一生。在另一處，人將願望點燃，放在天上。燈火是一種希望，是一個信念。
''Normal life, Normal girl''電影中一位女生埋怨，她渴求活得有意義。''Even though nothing great, nothing happen'' BUT HOPE.
2011年9月11日 星期日
當野性的呼喚遇到拼音表
開學一星期，如常提早半小時進入課室，播放著Kevin Kern的Beyond Sundial，拿著Paulo Freire的《十封信：寫給膽敢教書的人》，希望和學生一起平和地享受閱讀，儀式似地迎接正式的課堂。看到學生的桌上都放在精裝本的《The Call of the Wild》，大概是英文老師要他們讀的書，還記得我也伴著信信讀這本書，一頭野狼被捉到極地當雪犬，但牠無忘內心野性的呼喚，是Jack London寫給現代人的一則寓言，說實話，我並不相信孩子真的能讀懂，只希望孩子早些接觸外國文學作品，早些具備最基本的Literacy。過了五分鐘，學生開始竊竊私語，我好奇走近聽聽，以為他們討論書本內容，或者問問同學英文。怎知看真一點，他們都拿著英文拼音表背誦。原來，他們下一堂要默英文拼音表。
我很無奈，看著被冷落的《野性的呼喚》，Jack London的文字至今仍影響著尋夢的年青人，還記得《Into the Wild》的Chris McCandless就是拿著Jack London的書，獨個兒跑到阿拉斯加，遠離都市與人群，離開表面快樂、實質寂寞的現代生活，在荒原與冒險中尋找內心最真實的自我。我看著很「努力」背誦英文拼音表的學生，問他們為何要那麼努力背英文拼音表？他們說：怕不及格。我再問：你們取得滿分後，會嘗試享受閱讀《The Call of the Wild》嗎？他們無言。我窮追不捨，問他們誰讀完了此書？一位男同學舉手，我請他說說故事的內容，他說故事關於一隻狗。於是，我跟他們說Jack London的故事，除了《野性的呼喚外》還有《海狼》，也說了Chris McCandless的遭遇和《Into the Wild》的電影。最後，我跟他們說：要背英文拼音表，回家慢慢背吧，每天早上都預留半小時和我一起享受閱讀可以嗎？真正的閱讀，不是準確地發音，而是能進入書本的世界。如果能準確地讀出《野性的呼喚》的每一個英文字，卻無法感受野狼對大自然的渴求，讀書有何樂趣呢？
真正的閱讀，應該像《127小時》的主人翁Aron Ralston一樣，當他知道Chris McCandless的經歷後，他寫道：我希望品嚐那種喜樂，經歷冒險的熱情，放下工作的安全感，並讓靈魂咆哮（I want to taste that joy, to experience that passion for adventure, to cast away the security of my job and let my spirit roam.）教育，應該是與學生一起，在書叢中冒險。
2011年8月25日 星期四
盡責地記缺點
越來越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真的沒有問題嗎？每年因學生欠交功課而發出超過數百個缺點，這是教育嗎？快要上學了，在這個凡事量化的社會，教師照例要學生回家做功課，也不大理會學生要完成什麼功課，總之，有功課比沒有功課好，大家寧多勿少。不過，學生放學後未必立刻回家，有些在球場留連，有些在公園談天，年青人，就愛和同輩朝夕相對。終於回家了，他們還是要煲劇煲電話粥，或者上網facebook和MSN，有責任心的，會用最短的時間完成功課，沒有責任心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明天才算。
第二天回校，他們搜集情報，趕在死線前交功課，四次欠交，學校出警告信，班主任通知家長：X沒有做四次功課了，請好好督促你個仔／女做功課。有心的家長，會很感謝教師的提醒，並承諾會與學校合作；有些脾氣欠佳的家長，本身已被子女氣得死去活來，還收到班主任的通知，立刻會拿班主任出氣：咁點吖，你教我點好？我都有叫佢做，佢唔做都冇辦法。不要緊，我叫他在學校做完功課才回家吧，如果再欠功課三次，他會被記缺點的。為了提昇學生的責任感，班主任很早很早回校，檢查學生是否完成功課，放學後，也要學生留堂，完成功課才能回家。怎知，一星期過了，收到學校發的缺點通知書，原來學生又欠交三次功課，累積滿七次，記了缺點。不是檢查好了嗎？為何還會欠交的？學生淡然說：寫漏了家課冊。班主任再致電家長，通知他的子／女被記缺點的事。好了，不要再欠交，否則會再被記缺點的。過了一星期，又收到學校發出的缺點通知書。班主任問：點解又記缺點？學生答：電腦壞了，不能做網上功課。最後，一個學年，學生記了十多個缺點。我想起老子的一句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而且，以缺點恐嚇學生做功課，真的收效嗎？
為何要做功課？什麼是功課？去年讀真空法師的《真愛的功課》，記錄她如何在越南內戰時保持內心平靜，以和平對抗戰爭。功課，其實是生活。當然，學生欠交功課，缺乏責任感，這是問題。但教師的責任，並不只是記學生缺點。如果教師只懂得發缺點，和欠交學生的情況一樣，都是缺乏責任感。真正的功課是生活，好的功課能將課堂和學生的真實生活連結起來。一位美國歷史教師，要學生完成的功課，便是記錄社區的文化和傳統，將之編印成期刊，他的《狐火計劃》（Fox Fire Project）為美國的歷史教育掀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好的功課，不是單向的，有時是雙向的，要教師和學生合作才能完成，教師和學生一起完成功課，教學相長，相濡以沫。我最享受的一份功課，是和學生一起調查粉嶺戲院的前世今生。我到土地註冊處查冊，他們到中央圖書館看微膠片，我聯絡戲院經理，他們訪問長輩。最後，終終整理了一些頭緒。這是我一直追求的功課。
快開學了，做教師的總有些期待吧。未來一年，是否繼續盡責地記錄學生欠交功課，然後學校出缺點，便能心安理得地完成教師的工作？學校的政策，應該以模塑樂於學習的氣份為目的，如果記缺點的制度，讓教師誤以為發缺點便是盡責的表現，便不是好的學校政策。學年完結的時候，教師是否又一致地慨嘆學生沒有責任感，一切都是學生的問？換個角度吧，假設學生每天最少有兩份功課（現實當然不只兩份），一個學期約一百個上課天（為了方便計算，以學期為單位好了），即學生要完成二百份功課。最後，他完成了一百八十份，但整個學期共欠交二十份，在他／她的成績表上，我們會見到這樣的描述：「缺點五個」。說到這裡，我不得不承認，我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我更希望了解學生有沒有用心、有趣味地完成那一百八十份功課，因為「缺點五個」並不是學習成果，用心完成的功課才是真正的學習成果。
2011年7月24日 星期日
青春交際場
出於無知，我一直都抗拒現代舞，直至去年，參觀台北故事館的雲門舞集展覽，才知道林懷民和雲門舞者的故事，我還記得那時候的震撼，舞者扭動身體，肌肉抽搐，他們必須以靜修，讓意念與身體結合，我看到《九歌》、《行草》等劇照，見舞者在飽經痛苦的磨鍊後，靈魂與身體的契合，身體化作符號，打進觀眾的內心，雖然我不在現場，還感到那份靈力，後來再讀了《跟著雲門流浪》和蔣勳的文章，才知道林懷民為了提昇台灣人的素養，在台灣巡迴演出，讓觀眾學懂準時、安靜、尊重舞者，甚至推動舞蹈教育，讓台灣人懂得身體表現自己。於是，去年暑假，我附庸風雅，也觀賞了雲門舞集的《流浪者之歌》，一幕幕的演出，仍歷歷在目。我還不懂現代舞藝術，但我開始明白，現代舞將身體昇華至更高的境界，而將舞蹈提華至此的，又要數德國的翩娜．鮑殊。
復活節假期間，我錯過了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Wim Wenders的《翩娜》，還要再多等數星期，《翩娜》才會公映，但我急不及待，今天觀賞了紀錄片《青春交際場》。看著德國的少年人，本來羞澀生硬，只視身體為靈魂的保護層，不敢以身體展現自己的靈魂。透過舞蹈，他們關始認識自己的身體，以身體的接觸和別人建立關係，以身體談戀愛，以身體安慰別人，也用身體和別人衝突。印象都深刻的一場，是一名少女，說自己不懂得笑。真的，我們每天都會笑，但我們真懂得笑麼？排舞的導演說，不是看見滑稽事情的笑，也不是玩樂的笑，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悅、嚴肅和認真地笑。少女愣住了，她從來沒想過，笑可以有如此的深度。
鏡頭下，少年都開始說自己的故事，有人從來沒有談過戀愛，有人視身體接觸為禁忌，有人是波斯尼亞的移民，有人是羅馬尼亞的吉卜賽人，但在舞台上，他們的身體都是獨一無二的。輕微的抬頭、放鬆的肩膀、眼神的接觸，都泄露著靈魂的秘密。身體，是我們存在的唯一方式。理解身體，就是打破靈魂／身體的二元分離。聞歌起舞、手舞足蹈，當身體自由、靈魂也得著自由。最後一場，看到翩娜為他們每人送上一枝玫瑰，我很感動。她以舞蹈釋放身體，也就是釋放人的靈魂，身體本身就是角力的場所。從被拒到受落，從德國到台灣，從舞台到電影，希望翩娜及林懷民的努力，不會淪為另一種文化消費，而是真正讓現代人將身體從物慾中贖回。
書展
口述歷史的小組開始成形，紅紅和佩宜是中堅份子，她們中一的時候，已著手研究粉嶺戲院的歷史。同事說：你放那麼多時間在初中學生身上，值得嗎？我看著紅紅和佩宜，覺得一切都值得。歷史並不是容易的科目，念歷史好像長途賽跑，每天艱辛鍛鍊，日曬雨淋，為求在田徑場上，追趕一分一秒，但觀眾的目光，都集中在百米飛人身上，馬拉松跑手的滿足感，來自於內心的喜悅，多於觀眾的掌聲。讀歷史的人也一樣，埋首在資料之中，追尋真相，好容易才看見一絲曙光，滿心驚喜，要和別人分享，但卻沒有人想聆聽你的發現。讀歷史，是孤獨的旅程。我有些歷史學生，拿到好成績，卻視歷史研究為畏途。難得紅紅和佩宜過了兩個學年，還願意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口述歷史」課程。我問她們，會在新高中選修歷史嗎？她們說，很想啊！除了拿高分，我更希望讀歷史的學生，能培養一份人文關懷。轉眼間她們要升讀中三了，再過數年，便是大學生，她們要選擇，是否當社會的良心。
離開港大，我帶著信信、望望參加書展，甫進場，便看到商務、大眾、天下等大書商的攤位，滿眼是名家的暢銷書，我不斷鑽進場裡，找找冷門的書籍，書展不是要拓寬閱讀的品味嗎？為何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書籍，只是折扣有別？終於，我找到英文版的「神奇樹屋」。自從去年暑假發現「神奇樹屋」系列的童書後，便一直和信信追看。後來，我也在「五南」的攤位，買了台北市政府出版、翻譯自日文的「社區營造教育」叢書，有助我設計「口述歷史」課程。逛了個多小時，孩子累了，在場外蹲下，保安見狀，立刻請孩子起來，到親子閣找地方坐，我們走到親子閣，滿座了，外面的長椅，都坐滿了人。為何大會不提供專為兒童、老人和孕婦等有需要人士的座椅？站了不久，保安又過來，請我們不要阻礙通道。我很想讓孩子對書展留下美好的回憶，待他們長大後，自行會來逛書展。可是，香港書展越來越失去書卷味，一年一度的閱讀盛事，成為一年一次的書籍大賤賣，我感到痛心。
書展，應該是最尊重書的地方；書，是作家生命的凝練。入場人數及銷量，能代表人文素養嗎？當書變成純粹的商品，我們還剩下什麼？土地是商品、樓房是投資產品、人要增值、學校要升呢，難怪有人說，香港，窮得只剩下錢。上星期離開台灣的時候，朋友見我行李藏了很多書，笑說我要把整個台北都帶回香港，我無奈地說：我最想把自己搬到台灣。
2011年7月13日 星期三
細聽瑠公圳和溪洲部落的故事
走進新店瑠公圳，先嗅到水溝的腐敗氣味，那種氣味牽起我讀中小學的回憶。十三年都與啟德明渠為伴，我每天都經過明渠，染料和化學劑把渠水染得又紅又綠，我有時刻意去找，偶爾會看到水面露出吸盤似的魚唇，大口大口地透氣，或者在黑色的溝水看到銀白的魚肚，一池死水，一陣死亡氣息。後來在舊中區警署的雙城雙年展，看到有設計師建議將啟德明渠修建為嬉水區。工業北移，連帶染料和化學劑也北移，啟德明渠的溝水清淨了，魚群再現，回復生氣，現在常有釣友，在橋頭垂釣，滿載而歸。啟德明渠活了，附近東頭村的居民也活地來。參考新北市政府城鄉局的網頁，發現新北市政府也計劃將瑠公圳的排水溝，改建為「生態親水環境」，為何瑠公圳的居民會反對呢？
魔鬼總隱藏在細節，一條排水溝，兩個世界。瑠公圳的一邊是眷村，即台灣將領退役後由政府安排的居住地；另外一邊，是「非列管」眷村，大部份台灣退役士兵因為年輕及軍階不合資格，未得到政府的安置，於是在政府的「默許」下，在眷村的對岸自行建屋。要建「生態親水環境」，便要遷折「非列管」眷村，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誰得益、誰受害？是誰破壞了原本水清氣淨的瑠公圳？我帶著疑問，走入村落，街巷狹窄，突然竄出一輛機車，我站在一旁，司機除下頭盔，看著我，打量一陣，知道我是外來人，國語夾著台語，便說出自己的苦情。
「幫幫我們吧，你身後的房子，一磚一瓦都是我親手放上去的，政府要拆，很沒有道理，我不想搬啊。」他指著水溝，說：「我小時候水都很好，我們下去洗澡捉魚，現在水溝都是污水。」
他說了很多話，但我只聽懂了一半。我指著水溝跟他說：「你就住在水溝旁，怎會弄污水溝呢？反而對面的高樓大廈，吃的都是自來水，未必關心這條水溝。」
他再請我幫忙，便回房子了。我看著他離去，想著一道問題：社會的福祉與公義是不能分開的！是的，將瑠公圳美化為親水公園，原眷村和新店市居民也許會多了一個消閒的地方，但「非列管」眷村的居民往何處去？按照村民的回憶，他們並沒有污染瑠公圳，反而是後來新店都市化，一幢幢高樓將瑠公圳變為排水道。都市將河流變成水溝，再以「美化」之名，將村民迫遷，進行河道整治工程，這說得通嗎？
離開瑠公圳，到了溪洲部落。一條新店溪，兩個世界。我腳踏在溪洲部落的土地上，放眼看見對岸矗立著新北市樓價最高的屏風樓。下午三時，陽光仍熾熱，我把水喝光了，所有店舖都關上門，正納悶之際，看到遮蔭處，坐著一位七十歲的婆婆，我走上前去，問婆婆可否給我一點水，她看看我，說沒有水啊。他問我是什麼人，我說從香港來的，我問她是阿美族人嗎？她點點頭。話閘子打開了，也幸好我看了《我家門前有大河》，知道一些阿美族遷居台北的歷史，便和她閒聊起來，她一邊嚼檳榔，一邊說起自己的故事。她說年青的時候，便從台東跑到台北，定居在這裡，十多年前，政府將她身後的房子拆了，原住民便在新店溪旁紮營，與政府爭持不下，最後政府讓步，又讓他們蓋房子。說著說著，她的朋友過來，就坐在我旁邊，還請我吃檳榔。婆婆問她有沒有水給我喝，她搖搖頭。我問婆婆，想住在樓房嗎？婆婆說沒有辦法，顯得很無奈。太陽有些收斂了，村裡的人也開始冒出來，婆婆的兒子和孫兒打成一片，本來空蕩蕩的籃球場出現了兩位年輕原住民，店舖也開了，少女和女孩幫忙賣冰棒。我問少女，想搬到樓房嗎？她說，當然不想。我問她會怎樣回應，她說是大人忙的事，一臉天真。
我看著部落廣場外的一棵苦楝樹，冬去春來，但樹葉還未長回來，為這個快將消失的部落平添一份鄉愁。瑠公圳的非列管眷村也好，溪洲部落也好，都是台北這個新生城市的成長印記，那些戰後歸來的阿兵哥，那些從花蓮台東跑過來建設台北城市的原住民生力軍，都是時代的記號。我們絕不能讓城市伸一個懶腰，便抖下了這些寄居在城市邊緣的族群。城市，應該是促進共同福祉的地方。
2011年7月9日 星期六
OURs及社會住宅推動聯盟
走入台大城鄉所公館，簡約的大樓就是台北住權運動的總部，銀色大門上刻下碩士研究室，家
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讀書人應該有這份社會責任。OURs的朋友，就台北高房價及社會空間問題，跟我們分享公民社會爭權的歷程。我立刻想到《不
能沒有你》的武雄，寄居在碼頭的破房子，為了爭取女兒的撫養權，走到台北街頭，風宿飲露，在立院門外靜候，最後更要抱著女兒在行人天橋危站，反抗非人性的
制度。我也想到《我家門前有大河》的三鶯原住民部落，從花蓮移居到台北，聚居在三鶯溪旁，從八十年代至今，三次拆遷，三次重建，希望在台北這個異鄉，植下
花蓮原鄉的歸屬。看著OURs的簡報，聽他們的分享，再次切身感到，都市化帶來的高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化的議題，城市擴張，邊緣聚居的族群成為閒置的
人，他們只餘下廉價的勞動力，蝸居在城市的一隅。曾蔭權對澳洲的記者說：香港人都有瓦遮頭（直譯英文太蹩腳，還是意譯好了）。姑勿論他說的是否實情，對一
位行政首長而言，這樣的自我要求不是太低了嗎？栽種在花盆的樹木，最終會掙破花盆，植根於大地的泥土之中，這樣，樹才會壯大和結果。樹木不只需要泥土，還
要與大地連結；人也是一樣，不只需要房屋，還需要社區與歸屬。
原來，當北京的學生被坦克鎮壓時，台北的無殼蝸牛卻走出來，以軟性運動，舉辦「百對無屋佳偶街頭結婚典禮」，爭取公民住屋權。1989那一年，今日台式食店四海游龍的創辦人李幸長，在台北發起無殼蝸牛運動，組織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以幽默、理性、溫和與無政治背景的方式，爭取公民的支持。我回來後找到一篇關於他的報道：無
殼蝸牛運動發起人李幸長，原為一名平凡的國小老師，當年號召萬人夜宿燙金地段忠孝東路，耗盡家產甚至負債，之後創立「四海遊龍」賣鍋貼事業發達，但仍信奉
20年前的理念：「不當炒作房地產，害別人買不起房子是不道德的。」這就是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台灣人以四海游龍而自豪，而我卻以香港的大家樂為恥。
香港街頭運動是落伍了？某些政客還引用台灣經驗，搞街頭抗爭，大抽政治油水，自封為抗爭領袖，但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化整為零，走出悲情。他們以輕鬆的心情，安全地參與街頭的嘉年華，這種改變，對七．一有何反思？這或許是黃洋達所說的，轉守為攻的運動策略。這種轉
變，能鼓勵更多中產加入公民運動，走出對話／抗爭這種或此或彼的思維模式。
無殼蝸牛運動的內容如下：
1.
崔媽媽屋服務中心：組織與服務（租屋資訊服務／社區工作／組織工作）
2.
無住團結組織：運動／施壓（街頭運動／議題倡導／政策施壓）
3.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運動智囊／論述生產（都市與社區議題／運動論述生產／運動理念宣揚）
運動的轉化：從住它政策倡議至居住消費服務
以道德的立場譴責執政者會為政府帶來壓力，但除了吵罵以外，OURs反思：社會運動對民間社會有何貢獻？提供了什麼服務？如何以公民社會的力量抵抗市
場力量？他們不怪責驚察鎮壓，也不怪媒體抹黑，他們告訴我們，以溫和理性的力量爭取公民的支持，以軟性的策略輔助抗爭，才能強化公民社會，與政府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