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恕我無大無細，將司徒華先生喚作「華叔」，但他作風親和，不擺架子，叫他「司徒先生」反而疏遠了。寫這篇網誌，緣於上星期五華叔在學校的演講，他將六四事件置於建國六十年的大脈絡，並從中分析六四事件的意義，別具識見。
他將建國六十年的歷史劃分三個時代：毛澤東時代（1949-1979）、鄧小平時代（1979-1989）和後六四時代（1989-2009）。嚴格來說，這樣的分期較為粗糙，因為歷史分期問題非常嚴肅，而且要前後一致，華叔以兩名政治領袖劃分前兩期，卻以六四事件劃分第三期，不符合歷史分期的標準（我如將後六四時代喚作後強人時代，這在謝淑麗的《脆弱的強權》有較佳的闡釋），但華叔是說故事能手，將建國以後的政治運動如數家珍的陳明在學生面前，甚至細數1980年代以後，隔年爆發一次的社會運動，於是，六四事件只是政治運動的其中一幕，甚至是經濟推動政治改革的轉捩點，可以說，如果北京沒有鎮壓民主運動，如果軍隊沒有介入，如果一切以和平結束，說不定中國的政治會隨著經濟改革而逐步開放，最終走向民主。可是，六四事件以軍事鎮壓收場，學運領袖被捕，政治改革成為禁忌，當經濟走向世界之餘，政治更加森嚴，不得寸進。
華叔認為，現在中國的問題食品、豆腐渣工程和貪污問題，都是「後六四」問題，我雖然認同以上的問題和缺乏民主監管有關，但不能和六四拉得上太大的關係，我反而認為，六四之後政治溫和派失去生存空間，又或在寒蟬效應下，未能推動政制改革。一片昇平背後，我實在擔心，鑑古知今，究竟經濟發展還能維持多久？靖難之變後明成祖濫殺士人，但政治的緊張卻不減經濟的實力，鄭和下西洋後還遷都北京，在紫禁城內印印腳快活過日子，但君主專制的代價，後來便漸漸浮出水面，宦官禍國，民變四起，最終也亡於清人之手。知識分子的異見常被人誤以為「狼來了」的呼喊，當他們都噤若寒蟬後，豺狼便能肆無忌憚，大快朵頤了。
後六四時代，還未是靜默的年代，我們堅持在香港發聲，也有維權律師在內地發聲，還有天安門母親那溫柔而撼動的默禱聲，在民主還沒有來臨之際，我們先高舉自由的旗幟，發聲的自由，和紀念六四的自由。
2009年5月29日 星期五
Perfect Love, Imperfect Relationships
由於我們生命中的第一份愛的經驗多來自他人，我們很自然以為愛來自人我關係，這使我們渴求別人的認同，以躋身於愛。一旦這份關係低於期望值，失望導致我們認為自己不夠可愛才得不到愛和尊重，這種「無愛感」是心的創傷，與其為跛腳的的自我形象而自責，不如設定出一個「可惡之人」，羅織對方的錯處。
H.L.Mencken：生命有兩種選擇，保持單身，過得慘兮兮；或者結婚，希望自己死掉算了。
「解離」（Dissociation）就是內心拒絕痛苦、敏感瘡疤、愛的需要、愛的匱乏，所產生的悲傷和怒氣，並掉頭走避，這同時也拒絕了我們的身體，因為身體是感受之所在。…它壓縮並關閉了身體上兩個主要區域的進口…我們若排拒缺愛的痛苦，便阻擋了愛流入身體，無法吸收營養使生命旺盛，從而切斷了我們與生的連繫。
如果你逃避創傷，你只賦予它更大的力量來控制你，最後你裝著情緒的身體變成廢棄的鬼屋，你愈逃避感覺沒被愛的痛苦，它愈在暗處生膿潰爛、房子愈加鬼氣森森；只要房子愈鬼氣森森，就愈令你心生恐懼，這個惡性循環使你和自己失聯，又害怕自己。但當你能在無愛之所，面對自己，鬼屋便開了門窗，送進陽光和新鮮空氣，房子逐漸適於人居。若你學著容忍痛苦和脆弱的感覺，便可以長出新的肌肉，你處理痛苦的能力增強了，原來看起來那麼巨大、恐怖、叫人沒頂的創傷，現在看起來可以忍受了。
羞愧讓我們懷疑自己基本的良善，又否定我們的真實面目，於是它便癱瘓我們，使我們的神經系統僵凍、閉鎖。既然可惡之我的感筧這麼痛苦，我們便盡可能把它擋在外面，於是可惡之我的形象跟可惡之人一樣，也潛入無意識之中，不知不筧中牽制我們，我們卻束手無策。
傳統宗教有一個缺失，它總是用批判的聲音發言，怪人們有罪或不值得愛。其實與其申斥人們的過錯，不如慈悲而巧妙地幫助人們看到，所謂罪該萬死，不過是因為不知道自己被愛而產生的症狀。
「努力變得更好」永遠無法肯定內在價值，因為這項努力已預先設定我們不夠好，從而加強我們的自我憎恨，即使有人愛我們，這種不值得愛的感覺也很難讓愛進來。
Philip Roth：我嫁給一個共產黨員
小心眼和無趣能阻撓一個人成為要角的決心嗎？對權力的欲求，不需要一個成熟的人生觀，掌權這事也一樣。事實上，一個成熟的人生觀可能正是攬權過程中最糟的阻礙，反之，不成熟的觀念才是上好的優勢。
在一個開放社會裡，情況再糟都會有解決之道。
父親必須以一種不同於老師的方式擔心他的兒子，他擔心兒子的品行，他擔心要如可帶領他與人六往，但是，一旦小潘恩開始進入男人的世界，而父親還是把他當小男孩一樣教導的話，那這個父親就完了。
艾拉在鋅鎮隱居，與其說他想活得自然一些，不如說他想更貼近他自己一點。…這一切在在都提醒他，就算成了名利雙收的「鐵林」，他仍然可以是個只求溫飽的勞動者，品味簡單，無欲無求。
受迫害者的魅力－這些先天不良並受到社會迫害的人，他們一路爬上來所經歷過的掙扎都是艾拉無法抗拒的魅力。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對艾拉而言，人性等同於困苦與災難。而苦難，就算以最齷齪、最難堪的形式呈現，那股熟悉的氣息仍是件不可破。
為什麼關於艾立的秘密基地這想法長久以來總是縈繞著我呢？唔，因為那代表獨立與自由的最初形象，儘管生命豐饒之後有完滿有殘缺，那形象仍然執拗地深植我心。而且畢竟秘密小屋這點子不是艾拉所獨創。這點子可以溯及歷史，它是盧梭的，也是梭羅的。一庸原始茅屋的緩衝版，一個剝光你的外在，帶你回歸本質的地方，你將返回到你的原點──就算那並不是你出身之處；它將領你在反抗鬥爭中得到赦免；帶你洗淨自己。一個你可以褪去衣衫的地方，蛻掉所有的外殼，包括你身上的制服及扮裝。在那兒，你可以脫掉你的枯槁與憤慨，脫掉你對世界的姑息與反叛，脫掉你對世界的操弄與世界對你的粗暴對待。老者離開塵世進入山林──道家思想，印度思想，中國思想等東方的哲學思考裡反覆出現這樣的旨趣，「遁隱山林」是生命的最後一站。想想那些中國畫裡在山下佇立的老人，中國老者獨立在山腳下，從充滿爭議的自傳中引退，他曾經精力旺盛地踏進與生命的競逐中；現在，無風也無雨。他準備踏進與死亡的競逐裡，深深沉入簡約素樸中，彷彿人生的最後一場事業。
曾經每個人都渴望制度的改變，天真地──瘋狂而不可原諒地低估了人類如何踐踏他們最高貴的想法，還把那些想法轉為可悲的鬥劇。
他熬過了不滿，在所有事物消逝之後，只留下他自制而富修養的悲傷。這就是冷卻的結果。許久以來他總是這麼狂熱，認真面對生命中所有事物，接著一切逐漸流失，伴隨而來的是冷卻，最後是灰燼遺骨。第一個教我與書搏拳的男人回來了，此刻他正向我示範如何與暮年搏鬥。
艾拉是一個在生活上有弱點的共產黨信徒。他這樣一個熱情的共產黨員，卻無法生活在黨封閉的文化圈中，而這也是他終將毀敗的原因。…他的性格中有他自身難以拋棄的部分，儘管休努力想讓自己一心一意充滿戰鬥精神，但那些難以拋卻的性格仍從艾拉體內不斷湧出。對黨效忠是一回事，但要對自己誠實、避免自我壓抑也是同等重要，他無法刪去自己任何一個面向。桃麗絲說，艾拉將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個人化了，包括他的矛盾在內。
每個人都有不滿，但是絕大多數時候，求去不是我們的選擇。特別是那些曾經被人遺棄的人。…世界上最難的事，就是斷了生活中的所有連結，然後一走了之。就算遇到最病態的行為，人們也會想出一萬種不同的調適方法。
體認到你父親面對別人時也有脆弱面的那一刻，感覺已經夠糟了，但當你了解化木面對你時也很脆弱，甚至需要你的程度遠比你以為自己需要他的程度還要多出許多，而且當你明白你也許真的可以嚇唬他，如果你願意的話甚至可以壓制他──這想法與一般的子女孝道觀念是如此不相一致，簡直讓人感到毫無道理可言。…縱使我受我的父親，仍然試著尋找一個代替品，這過程便是我用來了解「背叛」一詞的管道。並非是我曾經為了某些廉價的好處對艾拉或其他人控訴我父親的不是，但為了試探我的自主性，我竟捨棄我愛的人而轉向別人，光這點就夠了。要是我曾經恨他的話，那事情也許會簡單一點。
艾拉稱他的烏托邦幻夢為共產主義，伊芙則喚她的叫席菲。父母對一個完美孩子的空想，演員對假扮的空想，猶太人對非猶太人的空想，這些都可說是她幾個計畫偉大名號，為的是除其人生之惡，求之遂心。
要怎麼選擇？經由一連串的意外以及大量的意志力。他們要怎麼找到你，你要如何找到他們？他們是誰？到底是什麼，哪裡有一份非關遺傳的族譜嗎？…這些培育我的男人，我的源頭，他們對我來說，全都自成一格出類拔萃，有著需要克服的個性缺陷。這些信仰著強大思想並求實現的導師，首度教我探索世界，與他們的主張。主後我還會一個接著一個棄掉這些我領養的父母和他們的遺產，他們必須消失，讓我走進全然孤立的狀態，也就是成年期。那時候你就得在那兒獨自面對所有事情。
現在我了解秘密小屋的原型，以及所謂回到一無所有狀態的說法…那說法讓一個男人能孤獨寡慾，可以大膽、堅定、有目標，同時又不受束縛。歐戴的房間代表著規矩，代表著無論我有多少欲望，都能將自己只限定在這個房間裡的一種規矩。你可以放心一博，只要你清楚到最後要能忍受後果的懲罰，而這個房間就是懲罰的其中一部分。房間給人一種牢固印象：自由與規矩的關聯，自由與寂寞的關聯，自由與懲罰的關聯。歐戴的房間，他的牢房，就是艾拉秘密小屋的精神本體。
歐戴過著他所皈依的生活，他的演說並不是其他事物的托辭，而是發於腦袋核心，是經驗之談…他只受理想左右，他只須對他的理想貝責。他以一種幾近數學般條理精準的態度，了解正直生活之所需，於是你會像我一樣想：這裡就是我的歸屬！
反抗，然後是成串的背叛，每個靈魂都是自己的背叛製造廠。無論什麼理由：生存，刺激，進步，理想。為了可能造成的破壞，為了可能造成的痛苦…
你不了解一個一直挑戰世界，一輩子都在與自己本性戰鬥的不屈巨人，得藏起多少古老又直接的不幸境遇。那就是從他身體裡反湧出的東西：所有該死的掙扎。
人類悲劇一旦形成，傳到記者手中便庸俗化成為娛樂。我們信仰八卦。八卦如福音，是全國的宗教。麥卡鍚主義從一開始就不只是一本正經的政治而已，萬物皆得一本正經以成娛樂，消遣大眾。
想想所謂「從單純聆聽中便可了解」這件事，想像擁有耳朵之神聖！光是什麼也不做地坐在黑暗中聆聽他人說話，便可被拋回人類存在最深處的謬誤，這難道不也是種近乎神性的不可思議現象嗎？
札卡利亞：自由的未來
德國的資產階級是虛弱的、分裂的和順從國家和其統治封建菁英。馬克思曾經以輕蔑的口吻形容德國商人階級：「一個沒有責任感，沒有世界歷史目標的中產階級。」
將皇帝的絕對權力全盤移交給國民議會，而國民議會就以人民的名義，展開數以千計的逮捕、謀殺、沒收財產、迫害不同宗教信仰。有些學者非常準確的稱雅克賓政權（Jacobin regime）「極權主義的民主」，是近代歷史上第一個不自由的民主。
中國已經步上不歸路，其終結之處不是民主就是混亂。何者會發生，要自北京當局的抉擇。他們會不會接受新的現實，讓經濟自由化帶領引導至政治自由，像東亞其他國家一樣？還是會戰至一兵一卒，企圖掌握權位到最後？亞洲的和平自由前景，甚至全世界，都建立在中國的抉擇上，此一說法絕非誇張。
許多開發中國家實施民主，是多數人民──常靜悄悄的、有時喧鬥地侵蝕政府的分權和制衡、破壞人權腐蝕了容忍與公正的長期傳統。
「過去10年，孟買人口最多的少數族裔──穆斯林成為自1947年印度分裂為印巴兩國血洗屠殺以來，最殘酷暴動的犧牲者。成千上萬被殺害，數十萬人從孟買逃到鄉下。……有史以來就有種族衝突。而且獨裁政權絕非不曾鼓動此類衝突。但是新興民主社會卻出現令人難安、日益普及、增強的種族衝突。原因很簡單，社會日趨開放，政客急於抓權，他們訴諸最能刺激選民情緒的語言，凝聚團體向心力，反對其他團體。因此常會導致煽起族群和宗教的仇恨野火。」
「若缺少自由憲政傳統，在一個分裂社會中引入民主，事實上反會挑起民族主義、族群衝突、甚至戰爭。蘇聯和南斯拉夫共產政權崩潰之後的無數次選舉，都是民族分離主義者得勝，導致國家分裂。分裂本身不見得就是壞事，因為它們原來是被外力綑綁在一起的。但是快速的解體，沒有對新興國家內部的少數族群，加以制度與政治上足夠的保護，結果叛亂蜂起、鎮壓連連、種族清洗。波士尼亞、亞塞拜然和喬治亞等地還爆發了戰爭。」
「選舉逼使政治人物爭取選票。在缺乏多種族融合共處強大傳統的社會裡，最容易煽動群眾支持的辦法，就是以同一屬一個種族、宗教和族裔基礎來號召。」
「近幾十年來，傳統獨裁政權掌握新的科技控制技術，使政府能夠控制社會每一方面。……今天任何一位微不足道的小獨裁者掌握控制權力，遠比歷史上最著名君王還要大得多。……大多數的美國人認為阿拉伯人應該感謝美國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拯救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可是大多數的阿拉伯人認為美國只是拯救了科威特和沙烏地王國的皇室而已。」
「錢來的容易就意味政治或經濟的極少進步。不勞而獲的收入解除國家向國民徵稅的需要。政府徵稅，就要提供國民負責任、透明度、甚至政治參與的回報。歷史證明需要徵稅的政府就會被迫更能回應並代表其人民。中東政權向人民所求者少，因而回過來所還給人民的也少。」
「全球化浪沛碰上阿拉伯世界人口變化特別不利的時刻。社會正經歷著年輕人口大量膨脹。……年輕人膨脹已經會刺激出新的抗議政治。過去碰上這種境遇，社會常會成為革命犧牲品。……這種社會大騷動在阿拉伯世界，採取宗教勃興的形式。」
《阿拉伯的困境》「基本教義派的呼召能引起很大的回應，因為它邀請人們去參與。相較之下，現有的政治文化是把公民降格成為旁觀者，要他們把事情留下交給統治者。在未來前途不明的時代裡，基本教義讓他們與傳統銜結起來，減低了迷亂困惑。」
政治和宗教的結合容易引發爆炸。宗教總是強調道德的絕對性，亞伯拉罕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尤其如此。而政治本應多談妥協。兩者結合的結果，政治宗教化，政治不可妥協，贏者通吃、輸者全輸，殘酷無情。
模仿主流文化和價值最容易吸引廣大群眾。人們要的是信仰行為要求少，溫暖心理服務多的教會。……福音教派教會現在已經完美地溶入美國現代消費主義社會。……絕不譴責，只是捧著，讓人感到安慰舒暢。
將皇帝的絕對權力全盤移交給國民議會，而國民議會就以人民的名義，展開數以千計的逮捕、謀殺、沒收財產、迫害不同宗教信仰。有些學者非常準確的稱雅克賓政權（Jacobin regime）「極權主義的民主」，是近代歷史上第一個不自由的民主。
中國已經步上不歸路，其終結之處不是民主就是混亂。何者會發生，要自北京當局的抉擇。他們會不會接受新的現實，讓經濟自由化帶領引導至政治自由，像東亞其他國家一樣？還是會戰至一兵一卒，企圖掌握權位到最後？亞洲的和平自由前景，甚至全世界，都建立在中國的抉擇上，此一說法絕非誇張。
許多開發中國家實施民主，是多數人民──常靜悄悄的、有時喧鬥地侵蝕政府的分權和制衡、破壞人權腐蝕了容忍與公正的長期傳統。
「過去10年，孟買人口最多的少數族裔──穆斯林成為自1947年印度分裂為印巴兩國血洗屠殺以來，最殘酷暴動的犧牲者。成千上萬被殺害，數十萬人從孟買逃到鄉下。……有史以來就有種族衝突。而且獨裁政權絕非不曾鼓動此類衝突。但是新興民主社會卻出現令人難安、日益普及、增強的種族衝突。原因很簡單，社會日趨開放，政客急於抓權，他們訴諸最能刺激選民情緒的語言，凝聚團體向心力，反對其他團體。因此常會導致煽起族群和宗教的仇恨野火。」
「若缺少自由憲政傳統，在一個分裂社會中引入民主，事實上反會挑起民族主義、族群衝突、甚至戰爭。蘇聯和南斯拉夫共產政權崩潰之後的無數次選舉，都是民族分離主義者得勝，導致國家分裂。分裂本身不見得就是壞事，因為它們原來是被外力綑綁在一起的。但是快速的解體，沒有對新興國家內部的少數族群，加以制度與政治上足夠的保護，結果叛亂蜂起、鎮壓連連、種族清洗。波士尼亞、亞塞拜然和喬治亞等地還爆發了戰爭。」
「選舉逼使政治人物爭取選票。在缺乏多種族融合共處強大傳統的社會裡，最容易煽動群眾支持的辦法，就是以同一屬一個種族、宗教和族裔基礎來號召。」
「近幾十年來，傳統獨裁政權掌握新的科技控制技術，使政府能夠控制社會每一方面。……今天任何一位微不足道的小獨裁者掌握控制權力，遠比歷史上最著名君王還要大得多。……大多數的美國人認為阿拉伯人應該感謝美國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拯救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可是大多數的阿拉伯人認為美國只是拯救了科威特和沙烏地王國的皇室而已。」
「錢來的容易就意味政治或經濟的極少進步。不勞而獲的收入解除國家向國民徵稅的需要。政府徵稅，就要提供國民負責任、透明度、甚至政治參與的回報。歷史證明需要徵稅的政府就會被迫更能回應並代表其人民。中東政權向人民所求者少，因而回過來所還給人民的也少。」
「全球化浪沛碰上阿拉伯世界人口變化特別不利的時刻。社會正經歷著年輕人口大量膨脹。……年輕人膨脹已經會刺激出新的抗議政治。過去碰上這種境遇，社會常會成為革命犧牲品。……這種社會大騷動在阿拉伯世界，採取宗教勃興的形式。」
《阿拉伯的困境》「基本教義派的呼召能引起很大的回應，因為它邀請人們去參與。相較之下，現有的政治文化是把公民降格成為旁觀者，要他們把事情留下交給統治者。在未來前途不明的時代裡，基本教義讓他們與傳統銜結起來，減低了迷亂困惑。」
政治和宗教的結合容易引發爆炸。宗教總是強調道德的絕對性，亞伯拉罕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尤其如此。而政治本應多談妥協。兩者結合的結果，政治宗教化，政治不可妥協，贏者通吃、輸者全輸，殘酷無情。
模仿主流文化和價值最容易吸引廣大群眾。人們要的是信仰行為要求少，溫暖心理服務多的教會。……福音教派教會現在已經完美地溶入美國現代消費主義社會。……絕不譴責，只是捧著，讓人感到安慰舒暢。
2009年5月27日 星期三
如何發現有趣的明史問題？
在中二的課堂上，我們就明朝覆亡的原因討論得興高采烈，浩儀說明代的皇帝昏庸無能，只顧聲色犬馬，置國事於不顧，但詠瑤反駁說，有時君主放手不理政事，國家反而更穩定，就好像漢初的皇帝無為而治，生產力上升，國泰民安，所以君主的能力與國運並沒有必然關係。然後，一峰說，宦官亂政才是明朝覆亡的原因，但麗怡也反駁，認為鄭和也是宦官，宦官可以是一股正面的政治力量。我補充說，與唐代的宦官問題比較，明代的宦官問題也不算嚴重，例如思宗繼位，便把魏忠賢等人連根拔起，可見君主仍有絕對勢力。余超總結說，明代君主的昏庸，再上加明太祖廢相，導致宦官干擾朝政，邊患問題（蒙古、韃靼、瓦剌和女真）加重了財政壓力，賦稅增加，民不潦生，於生民變，李自成入京令明朝覆亡。
在這個時候，茜茹舉手提問，為何明代的政治乏善可陳，但國祚仍長達二百多年？這是個好問題（逆向思考的好例子），也指出了歷史研究的趣味所在。歷史研究的第一步，便是發掘有趣味的問題，與其在明代的皇帝聲色軼事中打滾，不如放眼於明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根據陳學文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明清經濟發展迅速。首先，一些高產量的外國食物如蕃薯等引入中國，使有限的土地可以騰出來種植其他經濟作物（如絲綢和蔗糖），農業商品經濟開始發展。另外，手工業的勃興，貿易網絡的成形，令宋元出現的都市雛型，在明清時候更一步發展，最後更形成了早期的「消費社會」。
究竟，明代政治和經濟發展有何關係？蓬勃的經濟發展是否延長了明代的國祚？
在這個時候，茜茹舉手提問，為何明代的政治乏善可陳，但國祚仍長達二百多年？這是個好問題（逆向思考的好例子），也指出了歷史研究的趣味所在。歷史研究的第一步，便是發掘有趣味的問題，與其在明代的皇帝聲色軼事中打滾，不如放眼於明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根據陳學文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明清經濟發展迅速。首先，一些高產量的外國食物如蕃薯等引入中國，使有限的土地可以騰出來種植其他經濟作物（如絲綢和蔗糖），農業商品經濟開始發展。另外，手工業的勃興，貿易網絡的成形，令宋元出現的都市雛型，在明清時候更一步發展，最後更形成了早期的「消費社會」。
究竟，明代政治和經濟發展有何關係？蓬勃的經濟發展是否延長了明代的國祚？
2009年5月26日 星期二
Rob Philips: Reflective Teaching of History 11-18
At the heart of each of the key stages is the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understanding” such as: chronological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events, people and changes in the past;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enquiry; and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GCSE (www.qca.org.uk), students must b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select periods and/or aspects of history,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people, changes and issues; use historical sources critically in their context, recording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and reaching conclusions; develop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past has been represented and interpreted; organize and communicate thei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draw conclusions and appreciate that historical judgments are liable to reassessment in the light of reinterpreted evidence.
Michael Riley (1997, 2000)’s outline of enquiry: enhancing ‘in-depth’ analysis of history by cultivating a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from which pupils were able to draw; demonstrating connections between events, changes and key features,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periods; developing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change, cause and consequence; reinforce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encouragement of a meaningful evaluation of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Davies, 2001: It is our imaginations that we are fulfilled; it is there that we dream and become truly human. There are many dimensions to imagination, but one is surely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It is not a matter of the dates of battles or kings or the causes of revolution – important as these are – but about registering the essential otherness of the past or rather the otherness of all pasts.
Definitions of chronology based on the notion of the 4Ts (Haydn, 1997): T1, the mechanics of time, including the conventions of chronology such as dates, time like ‘BC’ and ‘AD’, the names of periods, epochs and ages (medieval, early modern, modern..); T2, the framework of the past,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map of the past’, including a knowledge of the strands and themes of history, for example, monarchy, transport, society or warfare over time; T3, sequence of the past, including an appreciation of the sequence of events, for example the religious chang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main battles of the WWI or the major turning points of the 12th century; T4, ‘deep time’, giving pupil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scale of the past, for example appreciating the time involved in ‘prehistory’, as well as clarifying misconceptions and anachronism. Concrete past/ present analogies: Sequencing; Timelines; Repetition, revisiting and familiarity; outline or overview.
Use of diagrams, charts, flow charts and timelines.
Comparative exercises, which encourage pupils to note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historical situations; the notion of a ‘then/now’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particularly useful.
Comparison activities that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changes to people living at the time.
Speculation exercises, which encourage pupils based upon what that they have studied (such as the factory system) to speculate about some of the changes that may occur in subsequent decades.
Hypothetical questions (If/ If not history)
Sequencing activities, such as those suggested in relation to chronology and causation.
Identifying and justifying turning points in relation to a topic, theme or period.
'Spot the anachronism’ activities provide not only the opportunity for a serious identification of change,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light relief.
Criteria for significance: Importance – to the people living at the time; Profundity – how deeply people’s lives were affected by the event; Quantity – how many lives were affected; Durability – for how long people’s lives were affected; Relevance –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vent has contributed to an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 life.
Obstacles for understanding causation and consequence: Mistaking events and facts fo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ot being able to identify connections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Only appreciating monocausal/ consequential, rather than multicausal/ consequential factors; Not being able to appreciate different significance of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ot being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long- medium- and short-term cause and consequence The tendency to accept inevitability and to dismiss contingency; Failing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motivation in history.
Suggestions (concrete/ iconic mind pictures): Pyramids/ Icebergs/ Volcanoes/ Powder keg/ Steps and diving board/ Ripples/ Chains and links/ Snakes and ladders/ Trees and branches/ Rollercoaster and grand prix.
Michael Riley (1997, 2000)’s outline of enquiry: enhancing ‘in-depth’ analysis of history by cultivating a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from which pupils were able to draw; demonstrating connections between events, changes and key features,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periods; developing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change, cause and consequence; reinforce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encouragement of a meaningful evaluation of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Davies, 2001: It is our imaginations that we are fulfilled; it is there that we dream and become truly human. There are many dimensions to imagination, but one is surely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It is not a matter of the dates of battles or kings or the causes of revolution – important as these are – but about registering the essential otherness of the past or rather the otherness of all pasts.
Definitions of chronology based on the notion of the 4Ts (Haydn, 1997): T1, the mechanics of time, including the conventions of chronology such as dates, time like ‘BC’ and ‘AD’, the names of periods, epochs and ages (medieval, early modern, modern..); T2, the framework of the past,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map of the past’, including a knowledge of the strands and themes of history, for example, monarchy, transport, society or warfare over time; T3, sequence of the past, including an appreciation of the sequence of events, for example the religious chang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main battles of the WWI or the major turning points of the 12th century; T4, ‘deep time’, giving pupil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scale of the past, for example appreciating the time involved in ‘prehistory’, as well as clarifying misconceptions and anachronism. Concrete past/ present analogies: Sequencing; Timelines; Repetition, revisiting and familiarity; outline or overview.
Use of diagrams, charts, flow charts and timelines.
Comparative exercises, which encourage pupils to note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historical situations; the notion of a ‘then/now’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particularly useful.
Comparison activities that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changes to people living at the time.
Speculation exercises, which encourage pupils based upon what that they have studied (such as the factory system) to speculate about some of the changes that may occur in subsequent decades.
Hypothetical questions (If/ If not history)
Sequencing activities, such as those suggested in relation to chronology and causation.
Identifying and justifying turning points in relation to a topic, theme or period.
'Spot the anachronism’ activities provide not only the opportunity for a serious identification of change,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light relief.
Criteria for significance: Importance – to the people living at the time; Profundity – how deeply people’s lives were affected by the event; Quantity – how many lives were affected; Durability – for how long people’s lives were affected; Relevance –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vent has contributed to an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 life.
Obstacles for understanding causation and consequence: Mistaking events and facts fo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ot being able to identify connections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Only appreciating monocausal/ consequential, rather than multicausal/ consequential factors; Not being able to appreciate different significance of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ot being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long- medium- and short-term cause and consequence The tendency to accept inevitability and to dismiss contingency; Failing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motivation in history.
Suggestions (concrete/ iconic mind pictures): Pyramids/ Icebergs/ Volcanoes/ Powder keg/ Steps and diving board/ Ripples/ Chains and links/ Snakes and ladders/ Trees and branches/ Rollercoaster and grand prix.
Ian Steele: Developments in History Teaching
The vocabulary in common use in the history classroom is of an abstract nature while the great majority of children in secondary schools are thinking at a concrete operational level and depend largely on their immediate experie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efficient use of language is fundamental to good history teaching. It might be called “the enabling factor in education’ and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the use of language is critical in concept formation and the movement towards the higher levels of think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for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1. Vocabulary less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of a new topic might be rather dull, but points out that a quick check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basic terms migh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use of duplicated sheets showing varying definitions of terms and requiring children to tick the one they think appropriate.
2. Where words of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political causes, economic causes) have to be use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upil works up to, rather than down from them.
3.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field is another greatly neglected source which would be used to develop historical skills in a systematic and interesting way.
The place of motivation:
The modern trend is to teach more modern history on the basis that the students will be more highly motivated because they see it as relevant… However, Musgrove suggests that it is the distant past which has the greatest appeal to children.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ime:
Since the concept of time is abstract and cannot be acquired quickly, practice in using a time scheme should be spread over several years, the optimum period being when the concrete operational level of thought is well advanced.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Where words of a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have to be use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upil works up to, rather than down from them.
Pupils in secondary schools up to the age of sixteen are still thinking at a concrete operational level and thus, if they are to understand a new term, or a variation in the definition of a term with which they are already familiar, they must be able to relate it directly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Aims and objectives in history teaching:
The pupils should therefore be encouraged to watch and read with understanding to find and analyse evidence for themselves and should be trained to discuss issues intelligently. A greater emphasis on oral work in examinations may therefore be called for. The key point is that the examination is simply the instrument used to establish whether the objectives are being achieved. It must be the servant rather than the master.
The training of the history teacher:
One of the basic factors restricting innovation in schools is the teacher’s unwillingness to concede that he is ‘uncertain’ about what he does. He identifies strongly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he already possesses and because, in innovating, he is likely to be asked to acquire new skills, he must acknowledge incompetence in these areas.
Freeman (1879) commented ‘It is because history is so untechnical a subject, a subject so open to all, a subject seemingly so easy, a subject on which everybody can talk and write and form an opinion, that the way in which it is commonly taught is so unsufferably ba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s in fact a skilled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demands a highly professional approach.
The efficient use of language is fundamental to good history teaching. It might be called “the enabling factor in education’ and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the use of language is critical in concept formation and the movement towards the higher levels of think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for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1. Vocabulary less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of a new topic might be rather dull, but points out that a quick check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basic terms migh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use of duplicated sheets showing varying definitions of terms and requiring children to tick the one they think appropriate.
2. Where words of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political causes, economic causes) have to be use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upil works up to, rather than down from them.
3.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field is another greatly neglected source which would be used to develop historical skills in a systematic and interesting way.
The place of motivation:
The modern trend is to teach more modern history on the basis that the students will be more highly motivated because they see it as relevant… However, Musgrove suggests that it is the distant past which has the greatest appeal to children.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ime:
Since the concept of time is abstract and cannot be acquired quickly, practice in using a time scheme should be spread over several years, the optimum period being when the concrete operational level of thought is well advanced.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Where words of a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have to be use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upil works up to, rather than down from them.
Pupils in secondary schools up to the age of sixteen are still thinking at a concrete operational level and thus, if they are to understand a new term, or a variation in the definition of a term with which they are already familiar, they must be able to relate it directly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Aims and objectives in history teaching:
The pupils should therefore be encouraged to watch and read with understanding to find and analyse evidence for themselves and should be trained to discuss issues intelligently. A greater emphasis on oral work in examinations may therefore be called for. The key point is that the examination is simply the instrument used to establish whether the objectives are being achieved. It must be the servant rather than the master.
The training of the history teacher:
One of the basic factors restricting innovation in schools is the teacher’s unwillingness to concede that he is ‘uncertain’ about what he does. He identifies strongly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he already possesses and because, in innovating, he is likely to be asked to acquire new skills, he must acknowledge incompetence in these areas.
Freeman (1879) commented ‘It is because history is so untechnical a subject, a subject so open to all, a subject seemingly so easy, a subject on which everybody can talk and write and form an opinion, that the way in which it is commonly taught is so unsufferably ba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s in fact a skilled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demands a highly professional approach.
2009年5月23日 星期六
Bill McKibben：Deep Economy
研究人員指出，一般而言，金錢購買快樂，最多達到每人平均大約一萬美元所得，超過這個點之後，金錢與快槳的關聯性就消失了。
食品價格降到空前新低，美國人花在食物上的薪水只有百分之十一，比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祖父母輩花費的錢少了一半以上。...食品價格保持如此底廉，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購買食物的金額中，只有很小的比例支付給少數農民。
古巴建立了很可能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半永續農業運作模式，這種模式對石油、化學藥劑、往來運送大量食物的依賴遠低於全球其他地方。古巴進口了一些食物，從越南進口一些米，甚至從美國進口一些蘋果和牛肉，因為美國農業州的參議員促使古巴禁運幅度放寬，但主要靠自給自足。
「生活成功原則」的布道，比方說如何管教小孩、如何達到專業目標、如何理財投資、如何少負債。或者想一下最近一週的基督教暢銷書排行榜。每出現一個像華理克所著的《標竿人生》一般具有挑戰性的論題，就會有兩個類似美國超大型教會牧師歐斯汀所寫的《活出美好》，該教會最近在休士頓買了擁有一萬六千個座位的棒球場進行傳教活動。如同一位銷專家解說的：他不是從事心靈事業，而是從事自我事業。...「自助天助」看法所造成的影響很大，因為它是眾多基督徒支持近幾任政府實施嚴格經濟政策的原因之一。這是從亞當斯密開始，而非從伊甸園的亞當開始的經文。
美國人對這種高度個人主義的承諾，讓他們容忍、甚至頌揚不公平，而且情況己經嚴重到鬧刻和悲劇兼而有之。貧富差沒有引發疑慮，反而受到頌揚；益者往往被認為是人們的典範。
當代自由派人一對目前困境的答案是持續推動經齊成長，但是要更公平地分配利益，並且將更多利益重新投入公共領域。...但是未來還有更充滿希望的版本，那就是轉換到規模更為本土的經濟。
市場一向有先天限制。美國建國前兩個世紀，連最難以滿足的美國人也大幅受制於緊密結合社區固有制衡力量、地理區、天氣因手素，或者有時是宗教習慣。威柏評論說：在社會控制力量薄弱的即時通訊世界中運作，美國商務引擎和慾望動力變得更強大。
透過人的經驗可以改變人本身及其政治。生活在有三億人口的地方，很容易變得自私；但如果生活在社區、了解周遭都是會共同生活的人們，就比較不谷易得自私。
孟福Lewis Mumford指出的，大部分希臘古代城邦平均有一萬名居民，因為這個數目比較「接近人類的基準...結果不只促成戲劇、詩歌、雕塑、繪畫、邏輯、數學和哲學上的理念和影像源源不絕地傾瀉；群體生活也心以往任何時候更充滿活力、更能兼容並蓄美學表達和理性評價。」
能源不是你從遙遠的地方買來的東西，而是你協助製造和分送給鄰居的東西。...太陽能和風力之類的燃料在本質上會擴散和傳播，它不是由少數人從地底掘出來，很多人從地表就可以取得它。所以要真正讓本地化的發電方式產生效用，就必須從社區做起。
冰島有全球第一輛氫燃料電池公車，從排氣管慢慢滴出來的是水。
整合症候群以及相關反應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以教育為例，我們追求規模經濟，蓋了愈來愈大的高中和大學，指出它們提供了更多機會。但是它們提供的機會之一，是讓學生消失在人群中的機會。
從某種意義來說，所有關於在地經濟的討論，都是關於公平交易。如果公平要求消費者支付高一點的代價，而且需要習慣東西數量減少，我相信我們最後會找到值得作出的取捨。
食品價格降到空前新低，美國人花在食物上的薪水只有百分之十一，比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祖父母輩花費的錢少了一半以上。...食品價格保持如此底廉，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購買食物的金額中，只有很小的比例支付給少數農民。
古巴建立了很可能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半永續農業運作模式，這種模式對石油、化學藥劑、往來運送大量食物的依賴遠低於全球其他地方。古巴進口了一些食物，從越南進口一些米，甚至從美國進口一些蘋果和牛肉，因為美國農業州的參議員促使古巴禁運幅度放寬，但主要靠自給自足。
「生活成功原則」的布道，比方說如何管教小孩、如何達到專業目標、如何理財投資、如何少負債。或者想一下最近一週的基督教暢銷書排行榜。每出現一個像華理克所著的《標竿人生》一般具有挑戰性的論題，就會有兩個類似美國超大型教會牧師歐斯汀所寫的《活出美好》，該教會最近在休士頓買了擁有一萬六千個座位的棒球場進行傳教活動。如同一位銷專家解說的：他不是從事心靈事業，而是從事自我事業。...「自助天助」看法所造成的影響很大，因為它是眾多基督徒支持近幾任政府實施嚴格經濟政策的原因之一。這是從亞當斯密開始，而非從伊甸園的亞當開始的經文。
美國人對這種高度個人主義的承諾，讓他們容忍、甚至頌揚不公平，而且情況己經嚴重到鬧刻和悲劇兼而有之。貧富差沒有引發疑慮，反而受到頌揚；益者往往被認為是人們的典範。
當代自由派人一對目前困境的答案是持續推動經齊成長，但是要更公平地分配利益，並且將更多利益重新投入公共領域。...但是未來還有更充滿希望的版本，那就是轉換到規模更為本土的經濟。
市場一向有先天限制。美國建國前兩個世紀，連最難以滿足的美國人也大幅受制於緊密結合社區固有制衡力量、地理區、天氣因手素，或者有時是宗教習慣。威柏評論說：在社會控制力量薄弱的即時通訊世界中運作，美國商務引擎和慾望動力變得更強大。
透過人的經驗可以改變人本身及其政治。生活在有三億人口的地方，很容易變得自私；但如果生活在社區、了解周遭都是會共同生活的人們，就比較不谷易得自私。
孟福Lewis Mumford指出的，大部分希臘古代城邦平均有一萬名居民，因為這個數目比較「接近人類的基準...結果不只促成戲劇、詩歌、雕塑、繪畫、邏輯、數學和哲學上的理念和影像源源不絕地傾瀉；群體生活也心以往任何時候更充滿活力、更能兼容並蓄美學表達和理性評價。」
能源不是你從遙遠的地方買來的東西，而是你協助製造和分送給鄰居的東西。...太陽能和風力之類的燃料在本質上會擴散和傳播，它不是由少數人從地底掘出來，很多人從地表就可以取得它。所以要真正讓本地化的發電方式產生效用，就必須從社區做起。
冰島有全球第一輛氫燃料電池公車，從排氣管慢慢滴出來的是水。
整合症候群以及相關反應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以教育為例，我們追求規模經濟，蓋了愈來愈大的高中和大學，指出它們提供了更多機會。但是它們提供的機會之一，是讓學生消失在人群中的機會。
從某種意義來說，所有關於在地經濟的討論，都是關於公平交易。如果公平要求消費者支付高一點的代價，而且需要習慣東西數量減少，我相信我們最後會找到值得作出的取捨。
蔡登山：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
胡適：做歷史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嚴格的評判史料；一方面是藝術－大膽的想像力。史料總不會齊全的，往往有一段，無一段，又有一段。那沒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像力來填補了。有時史料雖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義往往不顥露，這時也須靠史家的想像力來解釋。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釋史料也極為重要。中國只有史料－無數史料，－而無有歷史，正因為史家缺久解釋的能力。
顧頡剛：在我的意想中覺得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顧頡剛：在我的意想中覺得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歷史小說還是小說歷史？
歷史和小說的最大分別，是歷史作品的時、地、人必須有真憑實據，而且受到時序和因果關係的限制。因此，當希羅多德（Herodotus）以優美華麗的文字，寫下《歷史》一書，探討波斯戰爭（Persian War）的原因時，他同時將歷史作品從小說創作中分別出來。雖然希羅多德是說故事能手，他的《歷史》也著重修辭，也講究表達方式，但《歷史》更著重真實記錄，並重現過去的事件。小說不分真假，歷史卻講求虛實。
雖然希羅多德並沒有將文學和歷史一刀切割，但後來的發展卻令歷史越走越遠，甚至「專業」得不忍卒讀，希羅多德的《歷史》是寫給大眾看的，現在的「歷史」只寫給專家看。現在社會大眾敬歷史而遠之，而念歷史的人繼續孤芳自賞。所以，當我在讀到蔡登山寫的《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時，不能不佩服這份浪蕩於文學和歷史之間的作家，竟然能在史料堆中找出興味，替一幅幅黑白的歷史照片，添上斑斕奪目的色彩。
耿雲志先生寫的序，我覺得言重了，他說《何處尋你》的考證不夠嚴謹，在研究胡適先生的感情世界方面輕信回憶錄等一手資料。耿雲志先生可能掛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和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等名銜，可以對後輩加以指點，但我看此書，覺得這些問題實在無傷大雅，蔡登山只希望借胡適的情感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知識份子，活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對曹珮聲、徐芳和羅維茲，他都用情至深，但他和江冬秀，更多是責任和母親之命。蔡登山翻箱倒籠，也讓我們貼近胡適的感情世界，一詩勝萬言，在寫歷史人物中加入了摯誠的感情，怎不教人迷醉？
蔡登山除了文筆優美外，還能從群像中突出主角的性情和人格，這種側寫的能事，獨具個人風格。讀完《何處尋你》，我除了更認識胡適之外，也知道陸小曼、徐志摩、張愛玲、郭沫若和顧頡剛等人的故事，然後又可以再讀他的《色戒‧愛玲》，一路追尋下去，甚有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那本《命運交織的城堡》的感覺，然後，不同人物交織了一個時代，從清末到民國再到兩岸分合，甚是過癮。更難得的是，讀著蔡登山的書，不知不覺看了很多歷史資料，他總能在文章之中加插「史料」，談到胡適的感情世界，他引用了〈祕魔崖月夜〉：依舊是月圓時，依舊是空山，靜夜；我獨自踏月閒行，沉思，──這淒涼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驚破了空山的寂靜。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真是畫龍點睛，觸歷史之境而生真實之情，又或是讀著他和顧頡剛的交情，又不知不覺地明白「歷史層累地造成說」的歷史理論。
蔡登山處理歷史人物，好像刨丁解牛，很多讀「歷史作品」時過目即忘的片段，反而在讀歷蔡登山的書時留下深刻印象，這或許才是歷史作品最原初的味道，也最引人入勝之處吧，當歷史學者走到「專業」的盡頭，也不要再孤芳自賞了。
雖然希羅多德並沒有將文學和歷史一刀切割，但後來的發展卻令歷史越走越遠，甚至「專業」得不忍卒讀，希羅多德的《歷史》是寫給大眾看的，現在的「歷史」只寫給專家看。現在社會大眾敬歷史而遠之，而念歷史的人繼續孤芳自賞。所以，當我在讀到蔡登山寫的《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時，不能不佩服這份浪蕩於文學和歷史之間的作家，竟然能在史料堆中找出興味，替一幅幅黑白的歷史照片，添上斑斕奪目的色彩。
耿雲志先生寫的序，我覺得言重了，他說《何處尋你》的考證不夠嚴謹，在研究胡適先生的感情世界方面輕信回憶錄等一手資料。耿雲志先生可能掛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和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等名銜，可以對後輩加以指點，但我看此書，覺得這些問題實在無傷大雅，蔡登山只希望借胡適的情感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知識份子，活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對曹珮聲、徐芳和羅維茲，他都用情至深，但他和江冬秀，更多是責任和母親之命。蔡登山翻箱倒籠，也讓我們貼近胡適的感情世界，一詩勝萬言，在寫歷史人物中加入了摯誠的感情，怎不教人迷醉？
蔡登山除了文筆優美外，還能從群像中突出主角的性情和人格，這種側寫的能事，獨具個人風格。讀完《何處尋你》，我除了更認識胡適之外，也知道陸小曼、徐志摩、張愛玲、郭沫若和顧頡剛等人的故事，然後又可以再讀他的《色戒‧愛玲》，一路追尋下去，甚有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那本《命運交織的城堡》的感覺，然後，不同人物交織了一個時代，從清末到民國再到兩岸分合，甚是過癮。更難得的是，讀著蔡登山的書，不知不覺看了很多歷史資料，他總能在文章之中加插「史料」，談到胡適的感情世界，他引用了〈祕魔崖月夜〉：依舊是月圓時，依舊是空山，靜夜；我獨自踏月閒行，沉思，──這淒涼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驚破了空山的寂靜。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真是畫龍點睛，觸歷史之境而生真實之情，又或是讀著他和顧頡剛的交情，又不知不覺地明白「歷史層累地造成說」的歷史理論。
蔡登山處理歷史人物，好像刨丁解牛，很多讀「歷史作品」時過目即忘的片段，反而在讀歷蔡登山的書時留下深刻印象，這或許才是歷史作品最原初的味道，也最引人入勝之處吧，當歷史學者走到「專業」的盡頭，也不要再孤芳自賞了。
2009年5月21日 星期四
文明的感染力
中一級的家敏從課本中，知道米諾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來自米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和埃及（Egypt），她想知道究竟希臘文明是否河谷文明的延續。雖然我在課堂上略作講解，但仍覺得未能解釋米諾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的獨特性。
一天忽發奇想，借用顏色的混合說明米諾斯文明的獨特性和感染力。於我，我預備了黃色和藍色的顏色水，分別代表米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文明，再預備一隻空杯，代表克里特島（Crete）這個地方。雖然克里特島缺乏河谷文明的優勢，但透過貿易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將兩大河谷文明共冶一爐。同學看見黃色混和藍色，將空空的克里特杯，變成綠色的顏色水。然後，我再預備一大杯白開水，再問同學如果將一點點綠色水加進白開水中，結果會怎樣？同學都知道小小的綠色水會把白開水染成綠水，就好像小小的希臘半島文明，感染了地中海沿岸及小亞細亞地區（Asia Minor）。
我運用了視覺和變色效果，說明米諾斯文明（海洋文明）和兩河文明（河谷文明）的異同，也使用了顏色水說明了文明的感染力。可是，我也知道這個比喻有很大的限制。首先，文明的影響並非單向進行，不同時期的希臘文明有不同的表現，我們只是以「希臘」命名，但不代表希臘文明本身是不變的。而且，沒有哪個地區的文化是白開水，文明的相遇，總會帶來雙方的轉變。
昨天在書局打書釘，看見Felipe Fernandez-Armesto（也是《食物的歷史》的作者）寫了一本《文明的力量》，應該有助我預備和改善中一的課堂，同學有空也可自行借閱，一起討論。這個課堂集中在Pericles、Philip II和Alexander the Great對希臘文明的影響，歷史真的是偉人的故事嗎（His Story）？
一天忽發奇想，借用顏色的混合說明米諾斯文明的獨特性和感染力。於我，我預備了黃色和藍色的顏色水，分別代表米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文明，再預備一隻空杯，代表克里特島（Crete）這個地方。雖然克里特島缺乏河谷文明的優勢，但透過貿易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將兩大河谷文明共冶一爐。同學看見黃色混和藍色，將空空的克里特杯，變成綠色的顏色水。然後，我再預備一大杯白開水，再問同學如果將一點點綠色水加進白開水中，結果會怎樣？同學都知道小小的綠色水會把白開水染成綠水，就好像小小的希臘半島文明，感染了地中海沿岸及小亞細亞地區（Asia Minor）。
我運用了視覺和變色效果，說明米諾斯文明（海洋文明）和兩河文明（河谷文明）的異同，也使用了顏色水說明了文明的感染力。可是，我也知道這個比喻有很大的限制。首先，文明的影響並非單向進行，不同時期的希臘文明有不同的表現，我們只是以「希臘」命名，但不代表希臘文明本身是不變的。而且，沒有哪個地區的文化是白開水，文明的相遇，總會帶來雙方的轉變。
昨天在書局打書釘，看見Felipe Fernandez-Armesto（也是《食物的歷史》的作者）寫了一本《文明的力量》，應該有助我預備和改善中一的課堂，同學有空也可自行借閱，一起討論。這個課堂集中在Pericles、Philip II和Alexander the Great對希臘文明的影響，歷史真的是偉人的故事嗎（His Story）？
2009年5月20日 星期三
Pamela Mays: Why Teach History?
Any story told to a child i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teaching, for the one essential about history as a subject is that it concerns human experience in time. The story helps children to distinguish that is often crudely described as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Myths are imaginary stories, half-based on truth, written by people for their own amusement. They cannot possess the factual accuracy of other kinds of story, but they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ir civilization in a way that no striaghtforward factual account ever can.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fluently is a vital part of learning history, a subject whose ideas are conveyed in words, and for the yound or backward there are various ways of encouraging this.
本書針對歷史教學法，並配以大量參考書籍，感覺有點過時，應改為How to Teach History。
Myths are imaginary stories, half-based on truth, written by people for their own amusement. They cannot possess the factual accuracy of other kinds of story, but they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ir civilization in a way that no striaghtforward factual account ever can.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fluently is a vital part of learning history, a subject whose ideas are conveyed in words, and for the yound or backward there are various ways of encouraging this.
本書針對歷史教學法，並配以大量參考書籍，感覺有點過時，應改為How to Teach History。
2009年5月19日 星期二
鄭和下西洋之謎
與中二級同學一起探究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鄭和下西洋之所以成謎，因為有關此次壯舉的記錄不多，於是後人寥寥數字，或穿鑿附會，令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更添神秘。
我先透過演示，讓學生了解船隊的規模，並想像鄭和下西洋的情景。然後，我讓他們分組討論鄭和下西洋的四種說法。首先，據《明史·鄭和傳》載，說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明成祖以「靖難」為名討伐其侄建文帝朱允炆，雖然他攻陷南京，火燒皇宮，但也沒找到建文帝的遺骸，建文帝生死未卦，成祖不能安心，於是派鄭和下西洋尋其踪跡。第二，據《中國經營西域史》記載，貼木兒於1404年糾集「步兵二十萬，騎兵之數過之」，大有問鼎中原之勢，所以，有人認為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安撫南洋和西洋諸國，以使明王朝無後顧之憂，好全力對付北方蒙古。第三，當然是為了貿易，成祖派鄭和下西洋搜尋珍寶，為北京興建紫禁城尋找建材。最後，是朝貢制度，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讓各國重新向中國朝貢，承認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國」，亦透過明朝皇帝的冊封而成為本國的統治者。
學生從正反立論，普遍能指出「尋惠帝說」最站不住腳，因為成祖要尋人，應該會暗地裡進行，如此勞師動眾，豈不打草驚蛇？另外，子風也從時序上提出質疑，認為「軍事聯盟說」欠說服力，因為鄭和下西洋之時，貼木兒帝國已經分裂，北方威脅驟降，不用再尋找軍事聯盟。至於「貿易說」，學生本來覺得言之成理，但紹汶認為船隊的成本太高，難道要做「蝕本」生意嗎？由於工作紙之中有辨誤的部份，學生知道船隊隨行人員沒有商人及黃金白銀等貨幣，於是文爾也質疑如要進行貿易，為何沒有商人隨行，又沒有帶備黃金及白銀？學生從鄭和帶回來的物品中，只看見一些烏木和香料，最名貴的可算犀角，但這些「利潤」相距鄭和下西洋的成本仍然很遠。雖然「朝貢說」最可信，但要學生理解朝貢的重要性，則有些困難。雖然鄭和帶了馬六甲的使臣到中國，但船隊花費不菲，難道真的為了天朝大國的「面子」而消耗國庫？聽到這裡，潤霖說，四個都是鄭和出海的原因。說得好，由於現時沒有足夠的資料去否證某一項說法，所以我們只能解釋哪個是「比較重要」的原因，而不能說那是「唯一」的原因。
John Arnold在《歷史之源》中說：「檔案的消失才是歷史研究的開始」（Arhives must burn down for history to happen. We must have sources, but we must have silences too.）鄭和下西洋正好說明這個道理，鄭和的航海日誌和相關記錄下落不明（有說被銷毀），於片模糊更刺激了歷史學家的想像力，在一片迷霧之中，刻劃歷史的地圖。為何鄭和要下西洋？為何鄭和下西洋的事業戛然而止？鄭和最先發現美洲大陸嗎？謎團不單沒有嚇怕歷史學家，反而吸引了他們的視線，歷史之謎確實是最佳誘餌！
（同學可參考網址，認識更多鄭和下西洋的事蹟。http://hk.chiculture.net/0115/html/a00/0115a00.html）
我先透過演示，讓學生了解船隊的規模，並想像鄭和下西洋的情景。然後，我讓他們分組討論鄭和下西洋的四種說法。首先，據《明史·鄭和傳》載，說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明成祖以「靖難」為名討伐其侄建文帝朱允炆，雖然他攻陷南京，火燒皇宮，但也沒找到建文帝的遺骸，建文帝生死未卦，成祖不能安心，於是派鄭和下西洋尋其踪跡。第二，據《中國經營西域史》記載，貼木兒於1404年糾集「步兵二十萬，騎兵之數過之」，大有問鼎中原之勢，所以，有人認為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安撫南洋和西洋諸國，以使明王朝無後顧之憂，好全力對付北方蒙古。第三，當然是為了貿易，成祖派鄭和下西洋搜尋珍寶，為北京興建紫禁城尋找建材。最後，是朝貢制度，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讓各國重新向中國朝貢，承認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國」，亦透過明朝皇帝的冊封而成為本國的統治者。
學生從正反立論，普遍能指出「尋惠帝說」最站不住腳，因為成祖要尋人，應該會暗地裡進行，如此勞師動眾，豈不打草驚蛇？另外，子風也從時序上提出質疑，認為「軍事聯盟說」欠說服力，因為鄭和下西洋之時，貼木兒帝國已經分裂，北方威脅驟降，不用再尋找軍事聯盟。至於「貿易說」，學生本來覺得言之成理，但紹汶認為船隊的成本太高，難道要做「蝕本」生意嗎？由於工作紙之中有辨誤的部份，學生知道船隊隨行人員沒有商人及黃金白銀等貨幣，於是文爾也質疑如要進行貿易，為何沒有商人隨行，又沒有帶備黃金及白銀？學生從鄭和帶回來的物品中，只看見一些烏木和香料，最名貴的可算犀角，但這些「利潤」相距鄭和下西洋的成本仍然很遠。雖然「朝貢說」最可信，但要學生理解朝貢的重要性，則有些困難。雖然鄭和帶了馬六甲的使臣到中國，但船隊花費不菲，難道真的為了天朝大國的「面子」而消耗國庫？聽到這裡，潤霖說，四個都是鄭和出海的原因。說得好，由於現時沒有足夠的資料去否證某一項說法，所以我們只能解釋哪個是「比較重要」的原因，而不能說那是「唯一」的原因。
John Arnold在《歷史之源》中說：「檔案的消失才是歷史研究的開始」（Arhives must burn down for history to happen. We must have sources, but we must have silences too.）鄭和下西洋正好說明這個道理，鄭和的航海日誌和相關記錄下落不明（有說被銷毀），於片模糊更刺激了歷史學家的想像力，在一片迷霧之中，刻劃歷史的地圖。為何鄭和要下西洋？為何鄭和下西洋的事業戛然而止？鄭和最先發現美洲大陸嗎？謎團不單沒有嚇怕歷史學家，反而吸引了他們的視線，歷史之謎確實是最佳誘餌！
（同學可參考網址，認識更多鄭和下西洋的事蹟。http://hk.chiculture.net/0115/html/a00/0115a00.html）
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鐵路與香港都市化
為了預備中一級的課堂，我搜集了大量有關香港鐵路的資料，包括石修主持的電影紀錄和九廣鐵路的路線圖。我希望讓學生從鐵路的發展，探究香港都市化的過程。我先讓他們比較1979年代與2004年的路線圖，他們發現新界多了大圍、火炭及太和車站，列車班次增加，以及全面電氣化，於是推論當時新界的人口不斷增加。另外，他們在資料中也發現，最早的九龍車站是由貨倉改建而成，估計與香港是轉口港有關。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們可算踏出了歷史研習的第一步。
接著，我讓他們看錄像片段，指出尖沙咀和沙田的今昔異同。他們發現1975年前的九龍總站位於尖沙咀，但後來遷至紅磡。我問他們原因何在，詩雅說因為尖沙咀地皮貴，於是發展其他用途。穎聰突然舉手，問我們當時紅磡隧是否已通車。其實，為何香港政府要將火車總站從尖沙咀遷往紅磡？這是我備課是一直希望解決的問題，可是總找不到滿意的答案。穎聰一言驚醒夢中人，因為紅磡隧道通車，小輪再不是火車乘客「過海」的最佳途徑，隧道巴士成為最快捷的「過海」交通工具。穎聰的答案，換來全班的掌聲，我也深感欣慰。
他們從《香港統計年表》的數字及香港的新市鎮政策，證實鐵路的發展與新界都市化同時進行，也認識了研究歷史的方法，可以「從小見大」。皓廉在反思中說：火車的歷史可以幫助我認識香港歷史，可以幫我知道人口的變化，可以讓我知道香港以前的地貌。浩延也說：從九廣鐵路的發展史，我們可以得知香港城市、市區和新市鎮在過往九十年的發展。
回想歷史與文人科的課程目標，我一直希望同學能運用史料「神入」過去（Historical Empathy），從讀歷史邁向「做歷史研習」（Doing History）。
接著，我讓他們看錄像片段，指出尖沙咀和沙田的今昔異同。他們發現1975年前的九龍總站位於尖沙咀，但後來遷至紅磡。我問他們原因何在，詩雅說因為尖沙咀地皮貴，於是發展其他用途。穎聰突然舉手，問我們當時紅磡隧是否已通車。其實，為何香港政府要將火車總站從尖沙咀遷往紅磡？這是我備課是一直希望解決的問題，可是總找不到滿意的答案。穎聰一言驚醒夢中人，因為紅磡隧道通車，小輪再不是火車乘客「過海」的最佳途徑，隧道巴士成為最快捷的「過海」交通工具。穎聰的答案，換來全班的掌聲，我也深感欣慰。
他們從《香港統計年表》的數字及香港的新市鎮政策，證實鐵路的發展與新界都市化同時進行，也認識了研究歷史的方法，可以「從小見大」。皓廉在反思中說：火車的歷史可以幫助我認識香港歷史，可以幫我知道人口的變化，可以讓我知道香港以前的地貌。浩延也說：從九廣鐵路的發展史，我們可以得知香港城市、市區和新市鎮在過往九十年的發展。
回想歷史與文人科的課程目標，我一直希望同學能運用史料「神入」過去（Historical Empathy），從讀歷史邁向「做歷史研習」（Doing History）。
2009年5月17日 星期日
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
中一學生開始學習希羅文明的起源及發展，他們分析希臘半島和希臘文明的關係。浩廉說：半島被群山阻隔，村落獨立發展，於是發展為不同的城邦。樂仁接著說：希臘半島三面環海，城邦之間可以透過海路聯絡。接著，我講解雅典（Athens）及斯巴達（Sparta）的文化特色，雪瑩突然舉手提問：為何相同的地理環境會發展出如何不同的文化？其實，同學要探討的，第一是地理條件如何影響歷史的發展；第二是地理件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
許倬雲先生的〈古代文化的特色〉（收錄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中，便詳細分析了四大河谷地理對米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埃及（Egypt）、印度（India）及中國（China）的發展。我們一直以為，河谷提供沃土及淡水資源，有利農耕發展，於是四大河谷亦孕育了最早的文明，但許倬雲先生卻細緻分析四大文明當中的異同。根據他的說法，他「要從比較裡尋找不同的地方，從不同的地方回溯它演變的經過，看看是哪些條件促使那些不同的地方發生」。於是，他找出了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的土地並不肥沃，導致米索不達米亞的居民雖要以物易物，交換生活所需，神廟成為最早的交易中心，因而產生了因共同利益而生的聯盟，這就是最早的政治狀態，情況有點像日後希臘出現的城邦，用許倬雲先生的說話，就是以「合同」為基礎的政治雛型。隨著米索不達米亞的人民不斷向外擴張，繼續以「合同」的形式擴張，因此文明的影響力較強大。
相反，因為尼羅河谷（Nile Valley）土地肥沃，一年氾濫兩次，人民必須牢固地生活在相同的土地上。再加上尼羅河貫通埃及南北，有利於帝王統一統治，於是形成較強大的政府模式。埃及人民自給自足，不假外求，不喜歡與外族來往，法老高高在上，甚至成為埃及的神。直至後來人口過剩，不得不向外擴張，才發現影響力較強的米索不達米亞文明，毫無招架之力，於是古埃及文明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根據許倬雲先生的說法，現在的埃及人只是人種上古埃及人的後裔，但他們的文化卻繼承自米索不達米亞。埃及的文明，卻由羅馬人（Romans）繼承下來，如果你們到意大利旅行，可以發現很多羅馬神廟供奉埃及的神，有歷史學家更認為，羅馬教皇的形象，是仿埃及的法老王（Pharaoh）。從此可見，同樣是河谷文明也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文明感染力，這正好回應了雪瑩的問題。雖然雅典和斯巴達同樣處於希臘半島之中，但希臘半島畢竟只是個空泛的概念，半島內仍有不同的地理條件。究竟雅典和斯巴達的地理條件會否不一樣呢？另外，歷史發展錯綜複雜，地理條件並不是唯一的解釋。
當我運用Powerpoint講解雅典的民主制度時，家敏看見圖片中很多人，於是舉手提問：人數那麼多，怎能以民主的方式作決定？於是我引導她思考城邦和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她立刻想到在當時的技術下，只有小城邦才能分清「少數」和「多數」。浩廉說：如果河谷文明形成的大政府妨礙了民主的發展，中國是否要拋棄傳統文化？這是條難題，是百多年知識分子不斷思考的問題。我沒有回答他，只著他回家找一些「全盤西化」的資料看看。然後，我反問他們，中國人真的沒有民主制度嗎？現代中國有哪些像城邦的政治體系？瑩瑩回答說香港，其他同學接著說澳門和新加坡。我問他們這些城市和希臘城邦有什麼相同之處。有同學立刻說香港、澳門和新加坡也是沿海城市，人數少而且有民主成份。
雖然他們只是中一的學生，但他們已開始產生一種歷史感，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親切感，遊移於古今之間，也在文明的異之中找出一些線索。
許倬雲先生的〈古代文化的特色〉（收錄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中，便詳細分析了四大河谷地理對米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埃及（Egypt）、印度（India）及中國（China）的發展。我們一直以為，河谷提供沃土及淡水資源，有利農耕發展，於是四大河谷亦孕育了最早的文明，但許倬雲先生卻細緻分析四大文明當中的異同。根據他的說法，他「要從比較裡尋找不同的地方，從不同的地方回溯它演變的經過，看看是哪些條件促使那些不同的地方發生」。於是，他找出了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的土地並不肥沃，導致米索不達米亞的居民雖要以物易物，交換生活所需，神廟成為最早的交易中心，因而產生了因共同利益而生的聯盟，這就是最早的政治狀態，情況有點像日後希臘出現的城邦，用許倬雲先生的說話，就是以「合同」為基礎的政治雛型。隨著米索不達米亞的人民不斷向外擴張，繼續以「合同」的形式擴張，因此文明的影響力較強大。
相反，因為尼羅河谷（Nile Valley）土地肥沃，一年氾濫兩次，人民必須牢固地生活在相同的土地上。再加上尼羅河貫通埃及南北，有利於帝王統一統治，於是形成較強大的政府模式。埃及人民自給自足，不假外求，不喜歡與外族來往，法老高高在上，甚至成為埃及的神。直至後來人口過剩，不得不向外擴張，才發現影響力較強的米索不達米亞文明，毫無招架之力，於是古埃及文明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根據許倬雲先生的說法，現在的埃及人只是人種上古埃及人的後裔，但他們的文化卻繼承自米索不達米亞。埃及的文明，卻由羅馬人（Romans）繼承下來，如果你們到意大利旅行，可以發現很多羅馬神廟供奉埃及的神，有歷史學家更認為，羅馬教皇的形象，是仿埃及的法老王（Pharaoh）。從此可見，同樣是河谷文明也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文明感染力，這正好回應了雪瑩的問題。雖然雅典和斯巴達同樣處於希臘半島之中，但希臘半島畢竟只是個空泛的概念，半島內仍有不同的地理條件。究竟雅典和斯巴達的地理條件會否不一樣呢？另外，歷史發展錯綜複雜，地理條件並不是唯一的解釋。
當我運用Powerpoint講解雅典的民主制度時，家敏看見圖片中很多人，於是舉手提問：人數那麼多，怎能以民主的方式作決定？於是我引導她思考城邦和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她立刻想到在當時的技術下，只有小城邦才能分清「少數」和「多數」。浩廉說：如果河谷文明形成的大政府妨礙了民主的發展，中國是否要拋棄傳統文化？這是條難題，是百多年知識分子不斷思考的問題。我沒有回答他，只著他回家找一些「全盤西化」的資料看看。然後，我反問他們，中國人真的沒有民主制度嗎？現代中國有哪些像城邦的政治體系？瑩瑩回答說香港，其他同學接著說澳門和新加坡。我問他們這些城市和希臘城邦有什麼相同之處。有同學立刻說香港、澳門和新加坡也是沿海城市，人數少而且有民主成份。
雖然他們只是中一的學生，但他們已開始產生一種歷史感，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親切感，遊移於古今之間，也在文明的異之中找出一些線索。
2009年5月14日 星期四
Craig and Marc Kielburger: Me to We Finding Meaning in a Material World
父母親並非社會運動家，卻是充滿教育熱忱的老師，只要一有機會，就教我們了解有哪些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法。他們的方法簡單多了：當我們談起環境問題，就帶我們到公園，花一整個下午撿垃圾；提到動物收容所，就鼓勵我們省下零用錢，捐給援救棄養動物的組織。
在孟加拉的考察途中，Craig本想當義工，他問一位人權工作者，要如何幫忙，他說：「繼續你的行程，盡你所能的了解，然後回到你的家鄉告訴其他人，再問大家，世界上有這麼悲慘的地方存在，公平嗎？就是因為人們不願伸出援手，使得悲劇繼續發生。」那時，他才剛滿十三歲。
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指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在奈及利亞。
「明家」就是一種行動的號召，意思是集全村之力，為共同利益去做一件事。
猶太祭司評論的典籍密西拿：如果我不為己，誰會為我？如果我只為己，那麼我是什麼？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index.html）
在孟加拉的考察途中，Craig本想當義工，他問一位人權工作者，要如何幫忙，他說：「繼續你的行程，盡你所能的了解，然後回到你的家鄉告訴其他人，再問大家，世界上有這麼悲慘的地方存在，公平嗎？就是因為人們不願伸出援手，使得悲劇繼續發生。」那時，他才剛滿十三歲。
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指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在奈及利亞。
「明家」就是一種行動的號召，意思是集全村之力，為共同利益去做一件事。
猶太祭司評論的典籍密西拿：如果我不為己，誰會為我？如果我只為己，那麼我是什麼？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index.html）
以評估促進通識教育
早上參加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研究的成果發佈會，學者分析過去幾年通識科高級補充程度試卷與課程理念的關係，從中汲取經濟，以助日後新高中通識科的試題設計。負責人邵礎基博士指出，現時香港教師最擔心的問題是：第一，如何設計題目；第二，如何評分；第三，如何將思考、教學及評估融合起來。
雖然課程發展處黃志堅認為世中的取向是資料為本（Data-based），而通識科則著重回應資料（Data-response），但根據邵博士的分析，我仍然覺得通識科與歷史科同樣要求學生運用資料（史料），而且邵博士也認為修讀歷史的學生在文章組織及表達能力方面亦有較佳的表現。這一發現，再次肯定歷史與文化科的取向，即從小訓練學生閱讀資料、分析資料及運用資料的能力，有助學生銜接新高中的通識課程。
邵博士根據Biggs和Collis在1982年的研究，指出教師可借助SOLO Taxonomy評估學生的能力（Identification，Argumentation，Using Evidence及Synthesis），我大約理解為審題、扣題、運用資料及論證的能力。其實，我們一直以來，便透過校內的閱卷員會議，為歷史與文化科的試題釐定不同的評分準則（Rubrics），雖然我們仍未如大學的研究員，達到爐火純青之境，但我們正朝著相同的方向發展。
香港大學的研究，亦介紹了Backwash Approach的課堂設計流計，即先考慮課堂的知識、技能反態度目標，再決定教學形式，教師並要反覆自問，那些教學形式能否讓教師評估學生的進度。說易行難，但教師應該如此而行。近獨《嚴浩電影講座》，他說怕辛苦的學生，千萬不要當導演，因為導演要考慮的事情太多，先要審劇本，再決定場面調度，最後才想鏡頭運動。其實，教學也同樣艱難，未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導演辛苦完了，還有記錄了的電影讓萬千觀眾喝采，但教育的藝術永不能重覆，每一個精彩的課堂都獨一無二，一堂過去，又要努力迎接下一堂。
很喜歡邵博士的話，他說通識教育最好不是一個學科，就算是學科，最好也不要考試，就算要考試，最好不要分級，只分合格與不合格算了。快人快言，一矢中的。香港在通識教育之中，選擇了最難最險的通道，我們只能走下去，在荒崖陡坡之間，走出自己的路。
雖然課程發展處黃志堅認為世中的取向是資料為本（Data-based），而通識科則著重回應資料（Data-response），但根據邵博士的分析，我仍然覺得通識科與歷史科同樣要求學生運用資料（史料），而且邵博士也認為修讀歷史的學生在文章組織及表達能力方面亦有較佳的表現。這一發現，再次肯定歷史與文化科的取向，即從小訓練學生閱讀資料、分析資料及運用資料的能力，有助學生銜接新高中的通識課程。
邵博士根據Biggs和Collis在1982年的研究，指出教師可借助SOLO Taxonomy評估學生的能力（Identification，Argumentation，Using Evidence及Synthesis），我大約理解為審題、扣題、運用資料及論證的能力。其實，我們一直以來，便透過校內的閱卷員會議，為歷史與文化科的試題釐定不同的評分準則（Rubrics），雖然我們仍未如大學的研究員，達到爐火純青之境，但我們正朝著相同的方向發展。
香港大學的研究，亦介紹了Backwash Approach的課堂設計流計，即先考慮課堂的知識、技能反態度目標，再決定教學形式，教師並要反覆自問，那些教學形式能否讓教師評估學生的進度。說易行難，但教師應該如此而行。近獨《嚴浩電影講座》，他說怕辛苦的學生，千萬不要當導演，因為導演要考慮的事情太多，先要審劇本，再決定場面調度，最後才想鏡頭運動。其實，教學也同樣艱難，未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導演辛苦完了，還有記錄了的電影讓萬千觀眾喝采，但教育的藝術永不能重覆，每一個精彩的課堂都獨一無二，一堂過去，又要努力迎接下一堂。
很喜歡邵博士的話，他說通識教育最好不是一個學科，就算是學科，最好也不要考試，就算要考試，最好不要分級，只分合格與不合格算了。快人快言，一矢中的。香港在通識教育之中，選擇了最難最險的通道，我們只能走下去，在荒崖陡坡之間，走出自己的路。
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赫拉巴爾：過於喧囂的孤獨
第一次讀赫拉巴爾的小說，只能以震驚形容，那種意象，穿透人存在的真實狀態，又能折射冷戰時期捷克被納粹和共產主義蹂躙後的處境，為文字著魔，對文字偏執，那是我見過最字戀的一部小說，真的將《偷書賊》比下去（於是我看了一百多頁便還了）。
「當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價值的書上，當我一行行閱讀這些印刷的文字時，這書留下的也唯有非物的思想而已，這些思想撲扇著翅膀在空氣中飛，在空氣中滑翔，賴空氣生存，回歸於空氣，因為歸根結柢一切都是空氣，正像教堂裡的聖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人們去和現在有一種習慣，一種執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壓進自己的頭腦，這給他們帶來難以描述的歡樂，也帶來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這樣的人民中間，他們為了一包擠壓嚴實的思想並願獻出生命。現在這一切在我的身上重演……」從文字到思想，再重書本到一個人的真實存在，我們存在的意義，正因我們能思想，又有太多人怕別人思想，願意思想的人有時要以生命作代價，永劫回歸。
「我一天中打出的包一一在我心中輕輕地、靜靜地隱沒，而我確確實實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打成的包，在我心裡有一盞小小的羯磨燈，瓦斯冷卻器中的小火苗，一盞永恒的小油燈，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這盞燈，是我勞動時不由自主地從書籍中，就是我裝在皮包裡帶回家去的書籍中讀到的思想。因此，我走回家去有如一座燃燒的房子，有如燃燒的馬廐，生命之光從火焰中升起，火焰又從木頭的死亡中產生，含有敵意的痛藏在灰燼的下面……」
「當我開動機器處理那些美麗的圖書，當機器框啷作響，最後以二十大氣壓的巨力把圖書壓碎時，我彷彿聽到了人骨被碾碎的聲音，古典名著在機器中壓碎，恰似頭顱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樣，我彷彿在壓碎猶太教法典中的詞句：我們有如橄欖，唯有被粉碎時，才釋放出我們的精華。」
「三十五年來我帶回了兩噸重的書，當我躺在床上進入夢鄉時，兩噸重的書猶如二千公斤的夢魔壓迫著我……」
「這就是我的命運：永遠請求寛恕，甚至自己請求自己寛恕，寛恕自己是這麼個人，生來如此……一種負罪感使我心情特別沉重」
「仁慈的大自然創造了一種恐怖，在這種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己毀滅，它比痛苦更為強烈，在真理出現的時刻籠罩著你。對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心頭一亮，覺得自己在變得美好起來，因為在經歷了所有這一切──在過於囂的孤獨中看到的一切，身體和靈魂所感受到的一切──之後，我還有足夠的勇氣使自己沒有瘋狂，么逐漸驚異地意識到我的工作把我拋進了一個廣大無垠、威力無邊的領域。」
「我意識到小廢紙收購站的那種微小歡樂結束了，那是當我們發現有些書被錯誤地當做廢紙扔掉的時候，在這裡我看到人們的思維方式也不同了，因為即使每個丌人可以從每種出版物中拿一本帶回家去作為福利，即使他也可能閱讀，但是對於所有我的打包工同伙來說，對於我來說，一切己結束，我們這些打包工都是在無意中獲得學識的，不知不覺中家裡都有了一個規模不小的書庫，這書是我們在廢紙中發現的，我們閱讀它們，感到幸福，希望有一天我們讀的書將會使我們的生活有質的改變。」
「曼倩卡無意中已成為一個她從來不曾夢想過的人，爬到了那樣的高度，是我一生中未見有人達到過的，而我呢，我不斷地讀書，從書本中尋找預兆，可是書本卻聯合起來同我作對，我一次也沒有得到上天的啟示，曼倩卡僧惡書，她卻成了現在這樣的人，成了人們紛紛描寫的人物，不僅如此，她甚至張開那雙石頭翅膀勝飛了……」
「我看到整個布拉格連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讀過的所有的書，我整個的人生都壓在這個包裡，不比一個小耗子有價值的一生，在我的地下室同廢紙在一起被社會主義突擊隊壓碎的小耗子。」
「當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價值的書上，當我一行行閱讀這些印刷的文字時，這書留下的也唯有非物的思想而已，這些思想撲扇著翅膀在空氣中飛，在空氣中滑翔，賴空氣生存，回歸於空氣，因為歸根結柢一切都是空氣，正像教堂裡的聖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人們去和現在有一種習慣，一種執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壓進自己的頭腦，這給他們帶來難以描述的歡樂，也帶來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這樣的人民中間，他們為了一包擠壓嚴實的思想並願獻出生命。現在這一切在我的身上重演……」從文字到思想，再重書本到一個人的真實存在，我們存在的意義，正因我們能思想，又有太多人怕別人思想，願意思想的人有時要以生命作代價，永劫回歸。
「我一天中打出的包一一在我心中輕輕地、靜靜地隱沒，而我確確實實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打成的包，在我心裡有一盞小小的羯磨燈，瓦斯冷卻器中的小火苗，一盞永恒的小油燈，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這盞燈，是我勞動時不由自主地從書籍中，就是我裝在皮包裡帶回家去的書籍中讀到的思想。因此，我走回家去有如一座燃燒的房子，有如燃燒的馬廐，生命之光從火焰中升起，火焰又從木頭的死亡中產生，含有敵意的痛藏在灰燼的下面……」
「當我開動機器處理那些美麗的圖書，當機器框啷作響，最後以二十大氣壓的巨力把圖書壓碎時，我彷彿聽到了人骨被碾碎的聲音，古典名著在機器中壓碎，恰似頭顱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樣，我彷彿在壓碎猶太教法典中的詞句：我們有如橄欖，唯有被粉碎時，才釋放出我們的精華。」
「三十五年來我帶回了兩噸重的書，當我躺在床上進入夢鄉時，兩噸重的書猶如二千公斤的夢魔壓迫著我……」
「這就是我的命運：永遠請求寛恕，甚至自己請求自己寛恕，寛恕自己是這麼個人，生來如此……一種負罪感使我心情特別沉重」
「仁慈的大自然創造了一種恐怖，在這種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己毀滅，它比痛苦更為強烈，在真理出現的時刻籠罩著你。對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心頭一亮，覺得自己在變得美好起來，因為在經歷了所有這一切──在過於囂的孤獨中看到的一切，身體和靈魂所感受到的一切──之後，我還有足夠的勇氣使自己沒有瘋狂，么逐漸驚異地意識到我的工作把我拋進了一個廣大無垠、威力無邊的領域。」
「我意識到小廢紙收購站的那種微小歡樂結束了，那是當我們發現有些書被錯誤地當做廢紙扔掉的時候，在這裡我看到人們的思維方式也不同了，因為即使每個丌人可以從每種出版物中拿一本帶回家去作為福利，即使他也可能閱讀，但是對於所有我的打包工同伙來說，對於我來說，一切己結束，我們這些打包工都是在無意中獲得學識的，不知不覺中家裡都有了一個規模不小的書庫，這書是我們在廢紙中發現的，我們閱讀它們，感到幸福，希望有一天我們讀的書將會使我們的生活有質的改變。」
「曼倩卡無意中已成為一個她從來不曾夢想過的人，爬到了那樣的高度，是我一生中未見有人達到過的，而我呢，我不斷地讀書，從書本中尋找預兆，可是書本卻聯合起來同我作對，我一次也沒有得到上天的啟示，曼倩卡僧惡書，她卻成了現在這樣的人，成了人們紛紛描寫的人物，不僅如此，她甚至張開那雙石頭翅膀勝飛了……」
「我看到整個布拉格連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讀過的所有的書，我整個的人生都壓在這個包裡，不比一個小耗子有價值的一生，在我的地下室同廢紙在一起被社會主義突擊隊壓碎的小耗子。」
Rob Preece: Wisdom of Imperfection
It is the ease and openness that comes when the go finally lets go of its need for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psyche and gives way to the Self. The shift from “I will” to “thy will be done” brings trust in a process that we can only partly comprehend, but this is part of the mystery.
Flight into idealism and intellectual spiritual knowledge, combined with a yearning for purity and perfection free from worldly contamination, are, regrettably, signs of a continued psychological malaise.
This inflated position of the Puer nature does not find comfort in human fallibility and so such individuals can be deeply critical of their own failings. While this inflation is totally unconscious, its counterpoise is a kind of over-sincere humility.
The Shadow is the unconscious itself with all its chaotic and potent instinctual aspects. These may be negative, primitive, or undeveloped, but also may be positive yet seemingly unacceptable aspects of ourselves……The Shadow may be unseen, unhealthy, or even demonic, but it will contain the roots of our potential transformation.
Those in positions of spiritual authority, such as teachers,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this blindness (The Shadow) when they are idealized by others. Once they have become caught up in the idealized view others project, it may be tempting for them to try to hide their Shadow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sense of authority…...Adopting a “spiritual” persona can give a sense that we are special and may bring much praise and veneration from others. We can create a veneer of spirituality over buried emotional problems so that we eventually convince even ourselves that we are spiritually evolved. Unfortunately,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illusion is shattered and the Shadow emerges. It can be a humbling, sometimes painful experience to be brought back to earth rather than succeeding in living a somewhat grandiose ideal.
Compassion……is our capacity to genuinely accept ourselves with our Shadow and live without illusions. With compassion, self-acceptance, and a sense of humor, we can learn to be authentic and open about our fallibilities.
The illusion of a spiritually idealized identity is often created as a flight from the pain of self-doubt and a sense of lack of worth……On occasions she would fall through the illusion that both she and her students were creating for her……Healing could come only when she began to accept her humanity and value herself with both her gifts and her pains. She could then potentially heal the split between the idealized image of herself as the special child she wanted to be but never felt from her parents she was, and the unlovable person she secretly believed she was.
The doctrines that then become established will often set up ideals of perfection, goodness, or wholesomeness that we should follow. Rather than being guidelines to aspire to, these doctrines can reinforce our belief that we are good enough only when we achieve this ideal. Psychologically, this can set up a destructive internal conflict that pushes what is not acceptable in ourselves into the Shadow.
Puritanical spirituality has a strong fear of deep instinctual, archetypal forces that are wild and unruly – of the side of our nature that is potent and passionate and often seeks intoxication and sexual expression……in Shadow. There it feed on denial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demonic. In time it will break through our superficial control and take us over, with sometimes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If we grow up with a sense of alienation, insecurity, worthlessness, or powerlessness, turning to a guru or a religious movement that offers security or salvation can be very comforting for a while. Unfortunately, all too often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exploit the weaknesse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others in the name of spirituality. The fanaticism expressed by some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 is a terrifying outcome of individual fears and insecurities being swept up in collective hysteria under the guise of religion.
The idealization of teachers combined with disciple rivalry, jealousy, and vying for favor reflect strongly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in parent-child dynamics.
We can begin to trust our spiritual guides so long as we are willing to challenge teachers who have become inflated by power or blind to their fallibility, and so long as we prepared to wake up to self-deception.
Disidentification: our capacity to step out of the center of the emotional cumulus sufficiently to be able to witness its arising.
1. Name the emotion, for example, by saying “I am feeling really angry about this,”
2. Name the inner sub-personality of the emotional state.
The most powerful capacity of mind that can relate to the emotions and feelings in a fresh way is one that is clear, non-judging, open, and spacious.
Only by slowing down the process, so to speak, so that we are able to develop a more sensitive yet spacious quality of presence, will we be able to transform our emotional life.
Feelings we may have struggled with for years are transformed only when we utterly accept them without judgment and without contraction.
Denying and disowning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our power is welcomed in charismatic religions where devotion to the teacher is paramount. The dangers of this process, however, are that we leave ourselves open to abuse, exploitation, and dependency.
Anger can be the first stage in a process of regaining and restoring self-confidence, self worth, and the power to be effective in life. The passive victim who feels unable to make choices and just accepts his or her lot with hopelessness manifests an inability to claim personal power. Anger may be the beginnings of a shift towards no longer being a victim.
Asserting limits, saying no, and standing up for our inner truth with firmness and courage do not imply that we have become egocentric and selfish. It is more likely a healthy self-protection needed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for us to retain our self-identity.
The transition often demands that we let go of control and experience a kind of giving up, during which life seems to live us and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follow its bidding. When we open and surrender to the will of the Self and trust in the unfolding of our life, it is an act of faith. This implies not passive fatalism but a harmoni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Perhap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gredients in a skillful teacher is the capacity to genuinely empower students to question and find their own way. The outer teacher is crucial in enabling students to discover their own innate potential, even if this means going beyond the teacher’s jurisdiction.
The inner guru is a deepening trust in our own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truth. This may be the root of a sense of our own individual integrity, authority, and self-reliance.
In this experience there is no person and no duality: it is the experience of totality. If we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is ultimate guru, we need no longer be held to any notions of the relative forms of the guru.
When we transfer an inner quality onto a person,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consequences. We are giving that person a power over us as a result of projection… we are giving the power of the Self away.
“What do you think” was very empowering to students, which is indeed placing student’s process as central.
Those who have no stable identity and who have a poorly developed ego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ne of the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of an overburdened and responsible work life can be a profound loss of meaning and vision…the crisis of meaning and purpose often precipitates a shift of emphasis in an individual’s life as the necessary missing ingredient is sought…When we enter such a period of transition, we may experience a growing restlessness or frustration…This return of archetypal intent may herald changes that will upset the status quo. Revolution and the reforma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in order to begin anew comes through the archetype of the Puer.
The first lessons of individuation may arise through the path of the wanderer…This journey we must undertake alone in order to gain confidence in our sense of self…The wanderer therefore discovers that he or she can stand alone, separate psychologically from parents and other collective groups, and can follow his or her own truth.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wanderer’s life could be seen as a time when we clear away the history of unhealthy relationships and emotional baggage that limit us. While we are still mired in traumatic aspects of our past, we will lack emotional stability. Once we have begun to emerge from our history, our mind is freer to rest quietly in meditation.
Placing ourselves in the service of what Jung called the Self is a significant step in the journey.
The servant may be seen as one who sacrifices self and surrenders self-interest for the service of others. We may do this from a place of necessity or from a place of choice. We may do so from a place of love or of compassion. However we are motivated, this process of surrender and dedication will challenge us to the limit. It will test us to the core and bring out our resistances and resentments. If we have false motives, these will manifest glaringly at some point. It is extremely hard to follow this path and do so from a hidden self-deceiving motive.
While self-sacrifice is a necessary ingredient of the bodhisattva’s matur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kind of giving requires some skillful awareness of where there is self-delusion.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genuine self-sacrifice that comes from a deeply rooted and healthy self-worth and the martyr-like self-negation that arises from unresolved wounds.
The self-sacrifice tendency is especially prevalent in those who from a very early age have had to “look after” seriously narcissistic and wounded parents, taking care of parental needs at their own expense. Wounded parents will often accuse their children of being selfish for having their own needs, so that being selfish becomes a terrible sin.
The dichotomy is not between good and evil per se but between ignorance and wisdom. When we fail to recognize our power, it will be as dangerous as becoming obsessed by it. If we deny our power, we are liable to act irresponsibly…False humility is as much a fault as being inflated.
Breaking down frees us from the past and the solid, stuck history we have become imprisoned within.
What we do not need are those who desperately try to make it all better because they fear where we are going. We need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be there as we struggle, to hear our fears and distress and allow them to be.
While in the depth of the wasteland we discover the source of our wounds, we may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find the aspect of ourselves we have always needed to empower our lives and give them mean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dark night will challenge us to discover whether our spirituality is based upon genuine truth and wisdom or simply superficial faith or knowledge of doctrine.
We will often need to restore some of our persona and protection before we return to the world, so that our sensitivity is not violated. We may need to choose carefully those people to whom we relate our experiences. If we are unskillful, we may disclose things to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or respect what has happened. This can be very wounding when what we need is to be acknowledged and accepted.
We need friends and relatives who will at the very least respect what we are going through and not criticize us and demand that we stop being indulgent…time,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a healing, non-judgmental environment of acceptance and compassion are very supportive to the healing process.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in fairy tales and myths in which in order to cross a threshol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right talent. The world talent has a number of meanings, the most obvious being the possession of a quality or skill. A talent also refers to a coin or currency that is needed in an exchange of goods or services. In this sense, a talent is connected with the power of money to enable us to accomplish or gain something. The talent is an enabling capacity that gives us the power and right to pass, to cross a threshold…The talent is an inner resource, an inner personal power or vitality that helps one to proceed on the psychological or spiritual journey and gain deeper insights.
There is a growing threshold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consciousness. This mechanism gradually becomes a necessary protection so that consciousness and a stable ego-identity is able to form and emerge from the amorphous world of the unconscious with its magic, gods, demon, monsters, and fairies.
Dharma protectors ensure that only those who are prepared for particula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re able to go beyond the veil of ignorance and to step into an utterly radical view of reality.
At times in our journey, some new experience may grow that is both fragile and vulnerable. It may then be vital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opinions, judgments, or criticisms of others, even those closest to us. They may ridicule or denigrate our deepening inner life in a way that can be extremely damaging.
One could equally say that the degree of our suffering is relative to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our view of reality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itself. Our blindness to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leads us to endlessly struggle to make secure what is fundamentally untrustworthy.
Flight into idealism and intellectual spiritual knowledge, combined with a yearning for purity and perfection free from worldly contamination, are, regrettably, signs of a continued psychological malaise.
This inflated position of the Puer nature does not find comfort in human fallibility and so such individuals can be deeply critical of their own failings. While this inflation is totally unconscious, its counterpoise is a kind of over-sincere humility.
The Shadow is the unconscious itself with all its chaotic and potent instinctual aspects. These may be negative, primitive, or undeveloped, but also may be positive yet seemingly unacceptable aspects of ourselves……The Shadow may be unseen, unhealthy, or even demonic, but it will contain the roots of our potential transformation.
Those in positions of spiritual authority, such as teachers,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this blindness (The Shadow) when they are idealized by others. Once they have become caught up in the idealized view others project, it may be tempting for them to try to hide their Shadow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sense of authority…...Adopting a “spiritual” persona can give a sense that we are special and may bring much praise and veneration from others. We can create a veneer of spirituality over buried emotional problems so that we eventually convince even ourselves that we are spiritually evolved. Unfortunately,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illusion is shattered and the Shadow emerges. It can be a humbling, sometimes painful experience to be brought back to earth rather than succeeding in living a somewhat grandiose ideal.
Compassion……is our capacity to genuinely accept ourselves with our Shadow and live without illusions. With compassion, self-acceptance, and a sense of humor, we can learn to be authentic and open about our fallibilities.
The illusion of a spiritually idealized identity is often created as a flight from the pain of self-doubt and a sense of lack of worth……On occasions she would fall through the illusion that both she and her students were creating for her……Healing could come only when she began to accept her humanity and value herself with both her gifts and her pains. She could then potentially heal the split between the idealized image of herself as the special child she wanted to be but never felt from her parents she was, and the unlovable person she secretly believed she was.
The doctrines that then become established will often set up ideals of perfection, goodness, or wholesomeness that we should follow. Rather than being guidelines to aspire to, these doctrines can reinforce our belief that we are good enough only when we achieve this ideal. Psychologically, this can set up a destructive internal conflict that pushes what is not acceptable in ourselves into the Shadow.
Puritanical spirituality has a strong fear of deep instinctual, archetypal forces that are wild and unruly – of the side of our nature that is potent and passionate and often seeks intoxication and sexual expression……in Shadow. There it feed on denial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demonic. In time it will break through our superficial control and take us over, with sometimes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If we grow up with a sense of alienation, insecurity, worthlessness, or powerlessness, turning to a guru or a religious movement that offers security or salvation can be very comforting for a while. Unfortunately, all too often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exploit the weaknesse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others in the name of spirituality. The fanaticism expressed by some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 is a terrifying outcome of individual fears and insecurities being swept up in collective hysteria under the guise of religion.
The idealization of teachers combined with disciple rivalry, jealousy, and vying for favor reflect strongly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in parent-child dynamics.
We can begin to trust our spiritual guides so long as we are willing to challenge teachers who have become inflated by power or blind to their fallibility, and so long as we prepared to wake up to self-deception.
Disidentification: our capacity to step out of the center of the emotional cumulus sufficiently to be able to witness its arising.
1. Name the emotion, for example, by saying “I am feeling really angry about this,”
2. Name the inner sub-personality of the emotional state.
The most powerful capacity of mind that can relate to the emotions and feelings in a fresh way is one that is clear, non-judging, open, and spacious.
Only by slowing down the process, so to speak, so that we are able to develop a more sensitive yet spacious quality of presence, will we be able to transform our emotional life.
Feelings we may have struggled with for years are transformed only when we utterly accept them without judgment and without contraction.
Denying and disowning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our power is welcomed in charismatic religions where devotion to the teacher is paramount. The dangers of this process, however, are that we leave ourselves open to abuse, exploitation, and dependency.
Anger can be the first stage in a process of regaining and restoring self-confidence, self worth, and the power to be effective in life. The passive victim who feels unable to make choices and just accepts his or her lot with hopelessness manifests an inability to claim personal power. Anger may be the beginnings of a shift towards no longer being a victim.
Asserting limits, saying no, and standing up for our inner truth with firmness and courage do not imply that we have become egocentric and selfish. It is more likely a healthy self-protection needed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for us to retain our self-identity.
The transition often demands that we let go of control and experience a kind of giving up, during which life seems to live us and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follow its bidding. When we open and surrender to the will of the Self and trust in the unfolding of our life, it is an act of faith. This implies not passive fatalism but a harmoni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Perhap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gredients in a skillful teacher is the capacity to genuinely empower students to question and find their own way. The outer teacher is crucial in enabling students to discover their own innate potential, even if this means going beyond the teacher’s jurisdiction.
The inner guru is a deepening trust in our own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truth. This may be the root of a sense of our own individual integrity, authority, and self-reliance.
In this experience there is no person and no duality: it is the experience of totality. If we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is ultimate guru, we need no longer be held to any notions of the relative forms of the guru.
When we transfer an inner quality onto a person,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consequences. We are giving that person a power over us as a result of projection… we are giving the power of the Self away.
“What do you think” was very empowering to students, which is indeed placing student’s process as central.
Those who have no stable identity and who have a poorly developed ego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ne of the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of an overburdened and responsible work life can be a profound loss of meaning and vision…the crisis of meaning and purpose often precipitates a shift of emphasis in an individual’s life as the necessary missing ingredient is sought…When we enter such a period of transition, we may experience a growing restlessness or frustration…This return of archetypal intent may herald changes that will upset the status quo. Revolution and the reforma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in order to begin anew comes through the archetype of the Puer.
The first lessons of individuation may arise through the path of the wanderer…This journey we must undertake alone in order to gain confidence in our sense of self…The wanderer therefore discovers that he or she can stand alone, separate psychologically from parents and other collective groups, and can follow his or her own truth.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wanderer’s life could be seen as a time when we clear away the history of unhealthy relationships and emotional baggage that limit us. While we are still mired in traumatic aspects of our past, we will lack emotional stability. Once we have begun to emerge from our history, our mind is freer to rest quietly in meditation.
Placing ourselves in the service of what Jung called the Self is a significant step in the journey.
The servant may be seen as one who sacrifices self and surrenders self-interest for the service of others. We may do this from a place of necessity or from a place of choice. We may do so from a place of love or of compassion. However we are motivated, this process of surrender and dedication will challenge us to the limit. It will test us to the core and bring out our resistances and resentments. If we have false motives, these will manifest glaringly at some point. It is extremely hard to follow this path and do so from a hidden self-deceiving motive.
While self-sacrifice is a necessary ingredient of the bodhisattva’s matur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kind of giving requires some skillful awareness of where there is self-delusion.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genuine self-sacrifice that comes from a deeply rooted and healthy self-worth and the martyr-like self-negation that arises from unresolved wounds.
The self-sacrifice tendency is especially prevalent in those who from a very early age have had to “look after” seriously narcissistic and wounded parents, taking care of parental needs at their own expense. Wounded parents will often accuse their children of being selfish for having their own needs, so that being selfish becomes a terrible sin.
The dichotomy is not between good and evil per se but between ignorance and wisdom. When we fail to recognize our power, it will be as dangerous as becoming obsessed by it. If we deny our power, we are liable to act irresponsibly…False humility is as much a fault as being inflated.
Breaking down frees us from the past and the solid, stuck history we have become imprisoned within.
What we do not need are those who desperately try to make it all better because they fear where we are going. We need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be there as we struggle, to hear our fears and distress and allow them to be.
While in the depth of the wasteland we discover the source of our wounds, we may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find the aspect of ourselves we have always needed to empower our lives and give them mean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dark night will challenge us to discover whether our spirituality is based upon genuine truth and wisdom or simply superficial faith or knowledge of doctrine.
We will often need to restore some of our persona and protection before we return to the world, so that our sensitivity is not violated. We may need to choose carefully those people to whom we relate our experiences. If we are unskillful, we may disclose things to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or respect what has happened. This can be very wounding when what we need is to be acknowledged and accepted.
We need friends and relatives who will at the very least respect what we are going through and not criticize us and demand that we stop being indulgent…time,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a healing, non-judgmental environment of acceptance and compassion are very supportive to the healing process.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in fairy tales and myths in which in order to cross a threshol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right talent. The world talent has a number of meanings, the most obvious being the possession of a quality or skill. A talent also refers to a coin or currency that is needed in an exchange of goods or services. In this sense, a talent is connected with the power of money to enable us to accomplish or gain something. The talent is an enabling capacity that gives us the power and right to pass, to cross a threshold…The talent is an inner resource, an inner personal power or vitality that helps one to proceed on the psychological or spiritual journey and gain deeper insights.
There is a growing threshold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consciousness. This mechanism gradually becomes a necessary protection so that consciousness and a stable ego-identity is able to form and emerge from the amorphous world of the unconscious with its magic, gods, demon, monsters, and fairies.
Dharma protectors ensure that only those who are prepared for particula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re able to go beyond the veil of ignorance and to step into an utterly radical view of reality.
At times in our journey, some new experience may grow that is both fragile and vulnerable. It may then be vital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opinions, judgments, or criticisms of others, even those closest to us. They may ridicule or denigrate our deepening inner life in a way that can be extremely damaging.
One could equally say that the degree of our suffering is relative to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our view of reality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itself. Our blindness to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leads us to endlessly struggle to make secure what is fundamentally untrustworthy.
W. H. Burston: Principle of History Teaching
Principles of History Teaching by W. H. Burston (London: Methuen Educational Ltd, 1972)
Teaching has two sides to it: first, there is the student (whom we are teaching), and, second, there is the subject (which we are teaching). Thus, the teacher is a bridge between the student and what it is he seeks to learn.
1.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facts of history?
2. How should facts be grouped for exposition to a class?
3. Is there any typical or characteristic pattern of grouping events which is peculiar to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4. Can he please himself in selecting events for treatment and emphasis, or are there historical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nature of history, by which he should remain faithful?
5. Can a course in social or economic history bring the same, or comparable benefits, as a course in general history?
6. On what scale should history be studied? (How much local history and how much world history?)
7. Are there historical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guide his choice in any or all these problems of selection, and if so, what are they?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a school is to adapt academic subjects for immature minds: in this process it must try to secure that its abridgement of a subject is a true one which preserve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subject, and that is simplification does not los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subject. School history is a subject already adapted for school purposes, ad if we were to start on the hypothesis that it wa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real history we should be involved I a circular operation, in inquiring into how successful the adaptation was. It is certainly valuable, and in deed essential, to examine all school syllabuses and techniqu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ssumptions which they make about the subject. But such an examination is valueless unless we can set beside ti a view of the subject as it ideally should be in schools, a view of the subject as it is as an established body of knowledge. Without this we have no standard of comparison or criticism.
1. The nature of the facts of history
A. Historical evidence: present, contemporary and observable (the basis)
B. Historical facts: the human events
I. The outside (activity, action, behavior)
II. The inside (the “Thought” expressed by the action; motives, intentions, designs, purposes and policies)
C. Historical events
I. Three typical feature of historical events (Cannot be observed; have to be visualized or imagined; Concern with the uniqueness of each event; It is knowledge studied in detachment (not available for direct inspection)
II. standpoint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practical effect on hi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eoples of the past of their practical effec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ir practical effects (the past events) upon us, here and now in the present (practical past)
III. The problem of teaching practical past (Shorn from the proper context of historical events because of the emphasis on one aspect only; The lack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 for the students in history lesson (no need to leave the present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past); Ignorance of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IV. The problems of discovery method as a principle (The material to be used would be selected not because it was valuable as content, but because it wa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stages in training students in historical method; The content of the subject which can be taught at school is either unimportant or immature and over-simplified; The skills involved are of general value and could be transferred to contemporary needs)
V. The advantages of treating Discovery method as a means of studying a content of history (Involves the pupil in active problem-solving; Gain some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some of the problems of analyzing evidence; Teacher’s dependence on the work of historians is not misplaced.)
VI. The use of visual aids in history teaching (Create the atmosphere of a period and something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Portrait of the character of eminent people of the past; The use of map/ sketch-map/ date or time chart)
Explanation in History: The historian to be preoccupied with the uniqueness of events does not preclude him from noting what it has in common with other events: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necessary preliminary step towards demonstrating its uniqueness that he should first expound what it has in common with other events…. By using ordinary language historians do not ignore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events, and 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experience that they do not concentrate upon the uniqueness of events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else.
Syllabus: Professor Butterfield's phrase, the historian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s of the past 'better than they understood themselves.'...The peculiar advantages of the historian, which enable him to be more penetrating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than he can be of hte present, arise from two sources. First, he is a spectator and not a participant in the events of the past, and, second, and more important, he has the enormous advantage of knowing what came after the events which he is dealing with, wherea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uch developments lie in the unknown future.
We are concerned with whether the 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s is sound, and whether, therefore, we can properly pose our second question as to whether some periods are more important to study than others.
Two kinds of study which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tory: the broad sweep of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nad the detailed study of a 'slice of life' on the other. ... If history is to bring a true picture of the past, and if it is to have its real value in education,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two be kept in balance.
The 'patch' syllabus of history teaching is based on the view that the detailed study of a short period will retain in main benefits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yet provide a sufficient abridgement for school purposes. .. The Line of Development syllabus is based on the vertical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omits the horizontal: by our argument it is open to equal objection....In practical terms this implies a syllabus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outlines' and 'special peiods.'
A period of history should offer som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our pupils should not avoid the hard work of historical study, rather they should, by studying limited periods thoroughly, experience both the hard work and the ultimate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can bring.
Teaching has two sides to it: first, there is the student (whom we are teaching), and, second, there is the subject (which we are teaching). Thus, the teacher is a bridge between the student and what it is he seeks to learn.
1.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facts of history?
2. How should facts be grouped for exposition to a class?
3. Is there any typical or characteristic pattern of grouping events which is peculiar to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4. Can he please himself in selecting events for treatment and emphasis, or are there historical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nature of history, by which he should remain faithful?
5. Can a course in social or economic history bring the same, or comparable benefits, as a course in general history?
6. On what scale should history be studied? (How much local history and how much world history?)
7. Are there historical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guide his choice in any or all these problems of selection, and if so, what are they?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a school is to adapt academic subjects for immature minds: in this process it must try to secure that its abridgement of a subject is a true one which preserve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subject, and that is simplification does not los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subject. School history is a subject already adapted for school purposes, ad if we were to start on the hypothesis that it wa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real history we should be involved I a circular operation, in inquiring into how successful the adaptation was. It is certainly valuable, and in deed essential, to examine all school syllabuses and techniqu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ssumptions which they make about the subject. But such an examination is valueless unless we can set beside ti a view of the subject as it ideally should be in schools, a view of the subject as it is as an established body of knowledge. Without this we have no standard of comparison or criticism.
1. The nature of the facts of history
A. Historical evidence: present, contemporary and observable (the basis)
B. Historical facts: the human events
I. The outside (activity, action, behavior)
II. The inside (the “Thought” expressed by the action; motives, intentions, designs, purposes and policies)
C. Historical events
I. Three typical feature of historical events (Cannot be observed; have to be visualized or imagined; Concern with the uniqueness of each event; It is knowledge studied in detachment (not available for direct inspection)
II. standpoint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practical effect on hi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eoples of the past of their practical effec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ir practical effects (the past events) upon us, here and now in the present (practical past)
III. The problem of teaching practical past (Shorn from the proper context of historical events because of the emphasis on one aspect only; The lack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 for the students in history lesson (no need to leave the present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past); Ignorance of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IV. The problems of discovery method as a principle (The material to be used would be selected not because it was valuable as content, but because it wa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stages in training students in historical method; The content of the subject which can be taught at school is either unimportant or immature and over-simplified; The skills involved are of general value and could be transferred to contemporary needs)
V. The advantages of treating Discovery method as a means of studying a content of history (Involves the pupil in active problem-solving; Gain some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some of the problems of analyzing evidence; Teacher’s dependence on the work of historians is not misplaced.)
VI. The use of visual aids in history teaching (Create the atmosphere of a period and something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Portrait of the character of eminent people of the past; The use of map/ sketch-map/ date or time chart)
Explanation in History: The historian to be preoccupied with the uniqueness of events does not preclude him from noting what it has in common with other events: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necessary preliminary step towards demonstrating its uniqueness that he should first expound what it has in common with other events…. By using ordinary language historians do not ignore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events, and 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experience that they do not concentrate upon the uniqueness of events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else.
Syllabus: Professor Butterfield's phrase, the historian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s of the past 'better than they understood themselves.'...The peculiar advantages of the historian, which enable him to be more penetrating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than he can be of hte present, arise from two sources. First, he is a spectator and not a participant in the events of the past, and, second, and more important, he has the enormous advantage of knowing what came after the events which he is dealing with, wherea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uch developments lie in the unknown future.
We are concerned with whether the 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s is sound, and whether, therefore, we can properly pose our second question as to whether some periods are more important to study than others.
Two kinds of study which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tory: the broad sweep of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nad the detailed study of a 'slice of life' on the other. ... If history is to bring a true picture of the past, and if it is to have its real value in education,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two be kept in balance.
The 'patch' syllabus of history teaching is based on the view that the detailed study of a short period will retain in main benefits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yet provide a sufficient abridgement for school purposes. .. The Line of Development syllabus is based on the vertical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omits the horizontal: by our argument it is open to equal objection....In practical terms this implies a syllabus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outlines' and 'special peiods.'
A period of history should offer som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our pupils should not avoid the hard work of historical study, rather they should, by studying limited periods thoroughly, experience both the hard work and the ultimate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can bring.
The historian to be preoccupied with the uniqueness of events does not preclude him from noting what it has in common with other events: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necessary preliminary step towards demonstrating its uniqueness that he should first expound what it has in common with other events…. By using ordinary language historians do not ignore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events, and 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experience that they do not concentrate upon the uniqueness of events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else.
Victor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He learns what a human being does when he suddenly realizes he has ‘nothing to lose except his so ridiculously naked life.’”
“First to the rescue comes a cold detached curiosity concerning one’s fate. Swiftly, too, come strategies to preserve the remnants of one’s life……the central theme of existentialism: to live is to suffer, to survive is to find meaning in the suffering. If there is a purpose in life at all, there must be a purpose in suffering and in dying. But no man can tell another what this purpose is.”
Nietzsche’s saying, “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can bear with almost any how.”
“Don’t aim at success – the more you aim at it and make it a target, the more you are going to miss it. For success, like happiness, cannot be pursued; it must ensue, and it only does so as the unintended side-effect of one’s personal dedication to a cause greater than oneself or as the by-product of one’s surrender to a person other than oneself.”
對於自身經驗的矛盾，Frankl有以下的看法：
“Does a man who makes his observations while he himself is a prisoner possess the necessary detachment? Such detachment is granted to the outsider, but he is too far removed to make any statements of real value. Only the man inside knows. His judgments may not be objective; his evaluations may be out of proportion. This is inevitable. An attempt must be made to avoid any personal bias, and that is the real difficulty of a book of this kind. At times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have the courage to tell of very intimate experiences. I had intended to write this book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onymously, using my prison number only. But when the manuscript was completed, I saw that as an anonymous publication it would lose half its value, and that I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state my convictions openly. I there refrained from deleting any of the passages, in spite of an intense dislike of exhibitionism.”
“First to the rescue comes a cold detached curiosity concerning one’s fate. Swiftly, too, come strategies to preserve the remnants of one’s life……the central theme of existentialism: to live is to suffer, to survive is to find meaning in the suffering. If there is a purpose in life at all, there must be a purpose in suffering and in dying. But no man can tell another what this purpose is.”
Nietzsche’s saying, “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can bear with almost any how.”
“Don’t aim at success – the more you aim at it and make it a target, the more you are going to miss it. For success, like happiness, cannot be pursued; it must ensue, and it only does so as the unintended side-effect of one’s personal dedication to a cause greater than oneself or as the by-product of one’s surrender to a person other than oneself.”
對於自身經驗的矛盾，Frankl有以下的看法：
“Does a man who makes his observations while he himself is a prisoner possess the necessary detachment? Such detachment is granted to the outsider, but he is too far removed to make any statements of real value. Only the man inside knows. His judgments may not be objective; his evaluations may be out of proportion. This is inevitable. An attempt must be made to avoid any personal bias, and that is the real difficulty of a book of this kind. At times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have the courage to tell of very intimate experiences. I had intended to write this book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onymously, using my prison number only. But when the manuscript was completed, I saw that as an anonymous publication it would lose half its value, and that I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state my convictions openly. I there refrained from deleting any of the passages, in spite of an intense dislike of exhibitionism.”
Philip Roth：美國牧歌
瑞典人的弟弟（傑瑞）的評價：
瑞典人是好好先生，換言之是說他被動，是說他是盡量故對事情，他的個性到社會制約，無法衝破桎梏，從來不向怒氣低頭。因為不願將怒氣當作自己的負債，所以也不拿來當作資產。根據這項理論，最後讓化命的是不與怒氣掛鉤的態度。而侵略進犯的行為反而具有滌淨心靈或治療痛之效。
「我」對傑瑞的看法：
他持續前進的動力是具有怒氣這種異秉，另一項異秉則是絕不回顧。我心想，他從不回顧。他不受回憶烙印。對他而言，所有的回顧是狗屎的懷舊。
校園英雄的責任終身如影隨形。貴人理應舉止高尚。你是英雄，因此必須維持特定形象－這是規定。必須謙遜，必須容忍，必須畢恭畢敬，必須體諒他人。而這一切，這種英雄式的理想主義做法，這種策略性、奇詭的性靈欲望，希望成為職責與道德義務的支柱屏障，這一切全然導因於二次大戰，導因於戰爭滋生出的各種的不確定感，導因於群情激動的社群，因親愛的子弟兵遠離家園面對死亡，而將情感強烈投射在嚴以己的精瘦男孩身上，而這男孩的天分又是能夠接住任何人朝他投來的任何東西。
任何家庭皆可能遇到的小問題，全被如此無法平的大事放大開來。原本他預料中的美國未來若橫遭阻，應直接將障礙排除，自完整的美國過去所發展出的未來排除障礙，從愈來愈聰明的世代開發出的未來排除障礙－因為明瞭前一代的缺點與極限而更聰明－新一代稍微更進一步破除上一代的偏狹見地，希望以自身權利衝撞美國的限制，造就自己成為理想完人，掃除傳統猶太習慣與態度，拋開移民美國前的自卑感，拋棄固有的制式想法，希望以毫無歉意之心與他人平等生活。
循規蹈矩的用意在於降低風險。美麗的妻子。美麗的房子。事業經營得心應手。難以應付的老父在他手裡還算可以。他真正是在享受人生，享受他心目中的天堂樂園。成功人士的生活正如如此。他們是好國民。他們感到幸運。他們心懷感激。上帝向下對化微笑。一有問題。他們調適。可惜的是，一切都在改變，怎麼調適也調適不了。沒有人籨上向下對著任仃人微笑了。這樣的情況，有誰能調適他最拿手的，並非應付萬事不如意的人生，更可況如今事事怕不可能發生。話說回來，不可能的事即將發生時，誰有能力對付？悲劇與傷痛的無可理解性，有誰天生能應付？沒有人可以。天生無法應付悲劇的人，其悲劇就是人人的悲劇。
人們想到歷史時，都以為是長期演進的結果，卻不知事實上，歷史的發生極為突然。
然而希望沐浴在他人的光環中，不管是男孩或男人，都是辦不到的事。……在偶像濱臨毀滅時擁抱他，在偶像生命中的一切都想削弱他能力之際讓他在心中滋長，想像自己身處其厄運之中，並非置身於他毫不注意的優勢中，並非在他成為謳歌焦點之際，而是在悲劇性的隕落階段置身其迷惘的處境──這樣的話，就值得好好思考一番了。
他是不是任何事情的起因並不重要，反正他認為自己要負起責任。他一輩子都在做這種事，再彆扭也要讓自己負起責任，不僅控制得自己服服貼貼，也要控制住所有可變得無法控制的事物，奉獻全心來維持個人世界的秩序。
難以解釋的事情一旦開始，自我檢視的折磨就永無止境。無論答案如何蹩腳，他從來不愁沒問題可問，而之前的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真正重要的問題。……他不知不覺開始回想自己快樂的童年，成功接連不斷的成長過程，彷彿病因在此。所有的勝利在他仔細探索後顯得膚淺；更令他驚訝的是，他個人的美德愈來愈顯得像是缺點。他記憶中的過去，任何純真無邪的成分已蕩然無存。
他無法從需要為女兒負責的想法中掙脫，也無法不採信一切皆出自意外的這種誘人入魔的想法。他被引進了一團謎霧……整個人生緣由或道理，全然混亂無章。他再也沒有任何秩序的概念。沒有秩序。沒有。
瑞典人是好好先生，換言之是說他被動，是說他是盡量故對事情，他的個性到社會制約，無法衝破桎梏，從來不向怒氣低頭。因為不願將怒氣當作自己的負債，所以也不拿來當作資產。根據這項理論，最後讓化命的是不與怒氣掛鉤的態度。而侵略進犯的行為反而具有滌淨心靈或治療痛之效。
「我」對傑瑞的看法：
他持續前進的動力是具有怒氣這種異秉，另一項異秉則是絕不回顧。我心想，他從不回顧。他不受回憶烙印。對他而言，所有的回顧是狗屎的懷舊。
校園英雄的責任終身如影隨形。貴人理應舉止高尚。你是英雄，因此必須維持特定形象－這是規定。必須謙遜，必須容忍，必須畢恭畢敬，必須體諒他人。而這一切，這種英雄式的理想主義做法，這種策略性、奇詭的性靈欲望，希望成為職責與道德義務的支柱屏障，這一切全然導因於二次大戰，導因於戰爭滋生出的各種的不確定感，導因於群情激動的社群，因親愛的子弟兵遠離家園面對死亡，而將情感強烈投射在嚴以己的精瘦男孩身上，而這男孩的天分又是能夠接住任何人朝他投來的任何東西。
任何家庭皆可能遇到的小問題，全被如此無法平的大事放大開來。原本他預料中的美國未來若橫遭阻，應直接將障礙排除，自完整的美國過去所發展出的未來排除障礙，從愈來愈聰明的世代開發出的未來排除障礙－因為明瞭前一代的缺點與極限而更聰明－新一代稍微更進一步破除上一代的偏狹見地，希望以自身權利衝撞美國的限制，造就自己成為理想完人，掃除傳統猶太習慣與態度，拋開移民美國前的自卑感，拋棄固有的制式想法，希望以毫無歉意之心與他人平等生活。
循規蹈矩的用意在於降低風險。美麗的妻子。美麗的房子。事業經營得心應手。難以應付的老父在他手裡還算可以。他真正是在享受人生，享受他心目中的天堂樂園。成功人士的生活正如如此。他們是好國民。他們感到幸運。他們心懷感激。上帝向下對化微笑。一有問題。他們調適。可惜的是，一切都在改變，怎麼調適也調適不了。沒有人籨上向下對著任仃人微笑了。這樣的情況，有誰能調適他最拿手的，並非應付萬事不如意的人生，更可況如今事事怕不可能發生。話說回來，不可能的事即將發生時，誰有能力對付？悲劇與傷痛的無可理解性，有誰天生能應付？沒有人可以。天生無法應付悲劇的人，其悲劇就是人人的悲劇。
人們想到歷史時，都以為是長期演進的結果，卻不知事實上，歷史的發生極為突然。
然而希望沐浴在他人的光環中，不管是男孩或男人，都是辦不到的事。……在偶像濱臨毀滅時擁抱他，在偶像生命中的一切都想削弱他能力之際讓他在心中滋長，想像自己身處其厄運之中，並非置身於他毫不注意的優勢中，並非在他成為謳歌焦點之際，而是在悲劇性的隕落階段置身其迷惘的處境──這樣的話，就值得好好思考一番了。
他是不是任何事情的起因並不重要，反正他認為自己要負起責任。他一輩子都在做這種事，再彆扭也要讓自己負起責任，不僅控制得自己服服貼貼，也要控制住所有可變得無法控制的事物，奉獻全心來維持個人世界的秩序。
難以解釋的事情一旦開始，自我檢視的折磨就永無止境。無論答案如何蹩腳，他從來不愁沒問題可問，而之前的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真正重要的問題。……他不知不覺開始回想自己快樂的童年，成功接連不斷的成長過程，彷彿病因在此。所有的勝利在他仔細探索後顯得膚淺；更令他驚訝的是，他個人的美德愈來愈顯得像是缺點。他記憶中的過去，任何純真無邪的成分已蕩然無存。
他無法從需要為女兒負責的想法中掙脫，也無法不採信一切皆出自意外的這種誘人入魔的想法。他被引進了一團謎霧……整個人生緣由或道理，全然混亂無章。他再也沒有任何秩序的概念。沒有秩序。沒有。
練乙錚文集：中國
〈處理六四 團結中華〉：筆者提議從全中性的動作開始，即對「六‧四」天安門死難者依法作出賠償。之後，支持海內外學者對「六‧四」事件的前因、經過和後果，按嚴格學術標準進行詳盡研究，累積最終解決此政治問題的客觀歷史事實基礎。最後，便是效法南非成立一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在事件中犯錯的人，包括當年一些學生領袖及次級黨政決策官員彼此承認錯誤，達到最終和解。
〈重溫當年中共的民主中國夢〉：引用周恩來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廿八日《解放日報》的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會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添，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
〈批判中共、繼承中共〉：筆者絕不相信，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後來的徹底墮落，是後來的事，原因可能包括蘇俄對中共的錯誤領導和壞影響，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軍事、外交、經濟上的圍堵，以及中共自己在權力中腐敗，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在這方面的腐敗。...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他們的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反而更因為活在那個年代，激情只會心我們更加強烈。
〈黨為什麼這麼大〉：中國政府不能自立管治，筆者認為恰恰是因為黨過分強大所致。...正是黨有意識地把政府各種機能弱化的同時，替自己塑造了一個極之重要的角色，遂讓人們在觀察之餘，得出「黨的地位無比重要、不可取代」的結論。
〈黨的服務到底有多貴？〉：黨的社會成本便是每年一千億美元多一點，這剛好等於美國為打伊拉克戰爭的每年平均額外軍費支出。
〈黨為什麼長得那樣快？〉：用經濟學語言闡述黨的這個組織特性，就是說，它有很可觀的「規模經濟」。但經濟學同時指出，有強勁「規模經濟」的組織的自然形態，是壟斷。把這個觀點用之於黨，可以解釋為甚麼它具有強烈的排他性。過去，解釋一黨之外，不容有與之競爭的其他政黨，通常只籠統地訴諸權力慾或「特色論」；在黨的第二之質變之後，以經濟學的壟斷論去解釋，無疑更合情合理。在一黨專政、權力壟斷的政治理境中，法律（憲法）卻成為鞏固這個黨的壟斷地位的工具。
〈民族主義之上須有更高價值〉：民族主義必須理性，而且這種理性必須築在包括一些超越物質價值的基礎之上；中國在這方面有很好的傳統。清末士大夫在對抗列強之時所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貫串濃厚的「夷夏之辨」思想，背後的觀念是要維繫固有的「天朝上國」文化秩序和價值體系。改良主義者梁啟超提出的民族主義，以建構「新民」為基礎，而他心目中的國民，是生活在憲制和議會民主之下的模範公民。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提倡三民主義，雖以民族主義為首，其理想價值則民生主義內的均富思想。
〈真理在手 大義凜然〉：西方社會的寬容觀念源於教戰爭的反思，其後大至政治領域，孕育出政教分離的自由民主制度，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更推廣至社會生活的一些方面如同性戀等，...世界上一切主動強烈排化的思想運動，無論牽涉的政治、種族、國家、文化還是性向，要其根源，都是一種狂熱，與宗教狂熱性質相同，其對人類的潛在破壞力都一樣。
〈重溫當年中共的民主中國夢〉：引用周恩來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廿八日《解放日報》的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會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添，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
〈批判中共、繼承中共〉：筆者絕不相信，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後來的徹底墮落，是後來的事，原因可能包括蘇俄對中共的錯誤領導和壞影響，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軍事、外交、經濟上的圍堵，以及中共自己在權力中腐敗，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在這方面的腐敗。...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他們的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反而更因為活在那個年代，激情只會心我們更加強烈。
〈黨為什麼這麼大〉：中國政府不能自立管治，筆者認為恰恰是因為黨過分強大所致。...正是黨有意識地把政府各種機能弱化的同時，替自己塑造了一個極之重要的角色，遂讓人們在觀察之餘，得出「黨的地位無比重要、不可取代」的結論。
〈黨的服務到底有多貴？〉：黨的社會成本便是每年一千億美元多一點，這剛好等於美國為打伊拉克戰爭的每年平均額外軍費支出。
〈黨為什麼長得那樣快？〉：用經濟學語言闡述黨的這個組織特性，就是說，它有很可觀的「規模經濟」。但經濟學同時指出，有強勁「規模經濟」的組織的自然形態，是壟斷。把這個觀點用之於黨，可以解釋為甚麼它具有強烈的排他性。過去，解釋一黨之外，不容有與之競爭的其他政黨，通常只籠統地訴諸權力慾或「特色論」；在黨的第二之質變之後，以經濟學的壟斷論去解釋，無疑更合情合理。在一黨專政、權力壟斷的政治理境中，法律（憲法）卻成為鞏固這個黨的壟斷地位的工具。
〈民族主義之上須有更高價值〉：民族主義必須理性，而且這種理性必須築在包括一些超越物質價值的基礎之上；中國在這方面有很好的傳統。清末士大夫在對抗列強之時所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貫串濃厚的「夷夏之辨」思想，背後的觀念是要維繫固有的「天朝上國」文化秩序和價值體系。改良主義者梁啟超提出的民族主義，以建構「新民」為基礎，而他心目中的國民，是生活在憲制和議會民主之下的模範公民。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提倡三民主義，雖以民族主義為首，其理想價值則民生主義內的均富思想。
〈真理在手 大義凜然〉：西方社會的寬容觀念源於教戰爭的反思，其後大至政治領域，孕育出政教分離的自由民主制度，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更推廣至社會生活的一些方面如同性戀等，...世界上一切主動強烈排化的思想運動，無論牽涉的政治、種族、國家、文化還是性向，要其根源，都是一種狂熱，與宗教狂熱性質相同，其對人類的潛在破壞力都一樣。
許倬雲：從歷史看人物
對歷史的評斷，有兩個態度很重要。一個是時時心存寬恕，設身處地，拿自己攞在那個歷史人物的位置上，想一想如果我是那個人，又會如何，會不會做得比他更好一點？抱著這個態度來評斷，總是會公允些，倒不必用嚴酷的態度去苛責什麼人做得好、什麼人做得壞。第二個態度是避免抱著非黑即白的態度，一切切。因為天下沒有一個人完全是功，也沒有一個人全然是過，每個人都受到時代與環境條件的約束，很難跳脫出來，這使得人雖然常有做好的心，但往往卻失敗了。
清代兩合的帝國有兩套治理的辦法，一個是結盟的辦法，以草原上的部落聯盟的方式，來管理這一大片疆域，互相送禮、聯姻、結拜等；南邊則接收了明帝國的版圖。...滿清有兩份疆土，兩份主體，互相箝制，也互相幫忙，構成了這麼一個龐大的帝國，這個龐大帝國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西藏、新疆、外蒙古，都是漢唐兩朝不曾真正控制的地方。
清代兩合的帝國有兩套治理的辦法，一個是結盟的辦法，以草原上的部落聯盟的方式，來管理這一大片疆域，互相送禮、聯姻、結拜等；南邊則接收了明帝國的版圖。...滿清有兩份疆土，兩份主體，互相箝制，也互相幫忙，構成了這麼一個龐大的帝國，這個龐大帝國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西藏、新疆、外蒙古，都是漢唐兩朝不曾真正控制的地方。
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John H. Arnold
L. P. Hartley: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 Douglas Adams: the past is truly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just like us. Somewhere between these two propositions is the elusive element that attracts us to the past, and prompts us to study history.
Being critical and suspicious are the two modern 'virtues' of historians.
History is to society what memory is to the individual.
Philology: criticize a document from its natural characterisitcs; tell us that language altered from historical period to historical period.
Historians constantly waver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ruth' and 'story-telling'.
Causation: Providence? Chance? or Great Man?
Gibbon marks the start of history as a vocation, Ranke establishes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History: A sense of closeness and an 'origin'
With 'bias',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historians. So 'bias' is not something to find and eradicate, but rather something to hunt and embrace.
Arhives must burn down for history to happen. We must have sources, but we must have silences too.
History is, as Marx said, made by people in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ir own choosing. But they affect those circumstances, in the lives they lead. 'Circumstances', 'history', and 'people' are not different things. They go on and on together, awaiting the historian who chooses to draw one pattern from the rest.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most of what happens is hte result of people trying to achieve certain ends, but never possessing the perspective to see what the effect will be.
Annales: shift from political events to quesiton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 long term search for deep - rooted currents in the past.
Mentalite' is born from a sense that the past is very differnt from the present, thus inspiring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ucidides divides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to 'winter' and 'summer', which is differnt fom Confucius's 'Spring' and 'Autumn'.
Against the grain: from 'what' people thought to 'how' they did their thinking.
Texts have lives that continue to change and alter after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whether or not historians get involved.
To describe something 'as people in the past would have understood it' really means to describe events as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ople understood them, or wished them to be understoo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despite changes over time,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ich all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throughout history, which therefore link us together.
Two kinds of knowledge: a truth that is grounded in meaning and perception, and a truth that is based on inert fact and prosaic 'reality'.
We can lay clain to the past for part of our identity, but to become imprisoned by the past is to lose something of our humanity, our capacity for making different choices and choosing different ways of seeing ourselves.
It is also sometimes thought that history can show us some deep, fundamental insights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that sifting through the past we may discover some intrinsic thred to our lives.
Doing history: 1, Enjoyment in studying the past; 2, Making us more aware of our own lives and contexts. To study history is to study ourselves, not because of an elusive 'human nature' to be refracted from centuries gone by, but because history throws us into stark relief. Visiting the past is something like visiting a foreign contry: they do some things the same and some things differntly, but above all esle they make us more aware of what we call 'home'; 3, the possibility of doing things differently. History provides us with the tools to dissent.
Reader, this is history; history, this is reader.
But this is true too: stories can save us.
Being critical and suspicious are the two modern 'virtues' of historians.
History is to society what memory is to the individual.
Philology: criticize a document from its natural characterisitcs; tell us that language altered from historical period to historical period.
Historians constantly waver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ruth' and 'story-telling'.
Causation: Providence? Chance? or Great Man?
Gibbon marks the start of history as a vocation, Ranke establishes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History: A sense of closeness and an 'origin'
With 'bias',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historians. So 'bias' is not something to find and eradicate, but rather something to hunt and embrace.
Arhives must burn down for history to happen. We must have sources, but we must have silences too.
History is, as Marx said, made by people in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ir own choosing. But they affect those circumstances, in the lives they lead. 'Circumstances', 'history', and 'people' are not different things. They go on and on together, awaiting the historian who chooses to draw one pattern from the rest.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most of what happens is hte result of people trying to achieve certain ends, but never possessing the perspective to see what the effect will be.
Annales: shift from political events to quesiton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 long term search for deep - rooted currents in the past.
Mentalite' is born from a sense that the past is very differnt from the present, thus inspiring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ucidides divides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to 'winter' and 'summer', which is differnt fom Confucius's 'Spring' and 'Autumn'.
Against the grain: from 'what' people thought to 'how' they did their thinking.
Texts have lives that continue to change and alter after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whether or not historians get involved.
To describe something 'as people in the past would have understood it' really means to describe events as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ople understood them, or wished them to be understoo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despite changes over time,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ich all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throughout history, which therefore link us together.
Two kinds of knowledge: a truth that is grounded in meaning and perception, and a truth that is based on inert fact and prosaic 'reality'.
We can lay clain to the past for part of our identity, but to become imprisoned by the past is to lose something of our humanity, our capacity for making different choices and choosing different ways of seeing ourselves.
It is also sometimes thought that history can show us some deep, fundamental insights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that sifting through the past we may discover some intrinsic thred to our lives.
Doing history: 1, Enjoyment in studying the past; 2, Making us more aware of our own lives and contexts. To study history is to study ourselves, not because of an elusive 'human nature' to be refracted from centuries gone by, but because history throws us into stark relief. Visiting the past is something like visiting a foreign contry: they do some things the same and some things differntly, but above all esle they make us more aware of what we call 'home'; 3, the possibility of doing things differently. History provides us with the tools to dissent.
Reader, this is history; history, this is reader.
But this is true too: stories can save us.
2009年5月11日 星期一
比爾‧波特：《空谷幽蘭》
比爾‧波特又名赤松居士，在台灣時翻譯了《寒山詩》和《石屋山居詩》。他在序言中說：我僅僅想知道隱士傳統是否還在中國，我決定親自去弄個明白。
黃帝是黃河流域部落聯盟的首領，他從兩個隱士那裡，學會怎樣戰勝敵人和延年益壽的方法。
根據皇甫謐的《高士傳》，堯選擇了一位隱士許由作為繼承人，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鷡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
舜找了一位隱士來做自己的繼承人，《高士傳》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之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字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台灣語言學家杜而未：終南和昆侖是兩個同詞源的詞，都來源於同一個字，這個字的意思是「月亮山」。中國最早的宗教通過「不死」的概念－這個概念是通過月亮的盈虧體現出來的－在生死之間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橋，而昆侖－終南這列山脈，則是這個宗教的神秘中心。
禹步，像一隻受傷的野獸那樣，拖著一隻腳，以喚起山神的同情，他們是薩滿人，昆侖－終南是他們最早的家。
啟是一位薩滿大禹的繼承人，他命令手下的官員編纂了一本王國指南，就是《山海經》。裡面的精靈地理志都是一個薩滿教知識的寶庫。
考古學家在蘭州南面，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陶罐，裡面有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它既被當作一種紡織纖維來使用，同時又被當作一種藥物來使用。
《楚辭‧大司命》：一陰兮一陽，眾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Mircea Eliade認為，薩滿教不能適應中國正在形成的國家教。薩滿教直接通過出神經驗來接近神靈的，而這被認為是譖越了官方支持的與神靈進行交流的禮儀渠道。
《詩經》：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後漢書》：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
《論語》論楚狂：風兮，風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對於一部份人來說，修道意味著孤獨的生活，而對另外一部份人來說，則意味著從政生涯。《漁父》論屈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伯夷與叔齊：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漢書》中的隱士商山四皓：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諸葛亮也是隱士，他在《誡子篇》：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高士傳》中最早的隱士被衣：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重陽把禪宗、理學和傳統的道教重點－養生三者結合起來。他在成吉思汗得到一道詔書，保證全真派及其信徒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北方地區享有特權。
白居易論《道德經》：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華山是中國最早的精神中心之一，是薩滿來尋夢地方。黃帝就是這樣一位薩滿，他爬過這幾次華山，去與神人交談。
《Essay on Taoism in the First Centuries A.D.》：佛教被認為是道教的一個特殊的宗派，是各宗派中最嚴謹的，比黃巾還要和諧，還要有理性。再者，它能夠阻止煉金術繼續發展，使道教成為一種純粹道德的、冥想的長生不老術。
關於太白山，李白曾去探望他的石頭兄弟，李白也是一位道教徒。與太白山有關的另一位隱士是鬼谷，他的學生是蘇秦和張儀。不過，最著名的隱士是孫思邈，他一生大部份時間都用於在太白山上採集藥草，濟世修道。
與其說隱居意味著放棄社會，還不如說它意味著放棄貪欲。其中一位隱修儒者是馬融，被公認為是儒道兩家典籍注釋者的泰斗。
黃帝是黃河流域部落聯盟的首領，他從兩個隱士那裡，學會怎樣戰勝敵人和延年益壽的方法。
根據皇甫謐的《高士傳》，堯選擇了一位隱士許由作為繼承人，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鷡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
舜找了一位隱士來做自己的繼承人，《高士傳》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之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字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台灣語言學家杜而未：終南和昆侖是兩個同詞源的詞，都來源於同一個字，這個字的意思是「月亮山」。中國最早的宗教通過「不死」的概念－這個概念是通過月亮的盈虧體現出來的－在生死之間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橋，而昆侖－終南這列山脈，則是這個宗教的神秘中心。
禹步，像一隻受傷的野獸那樣，拖著一隻腳，以喚起山神的同情，他們是薩滿人，昆侖－終南是他們最早的家。
啟是一位薩滿大禹的繼承人，他命令手下的官員編纂了一本王國指南，就是《山海經》。裡面的精靈地理志都是一個薩滿教知識的寶庫。
考古學家在蘭州南面，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陶罐，裡面有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它既被當作一種紡織纖維來使用，同時又被當作一種藥物來使用。
《楚辭‧大司命》：一陰兮一陽，眾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Mircea Eliade認為，薩滿教不能適應中國正在形成的國家教。薩滿教直接通過出神經驗來接近神靈的，而這被認為是譖越了官方支持的與神靈進行交流的禮儀渠道。
《詩經》：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後漢書》：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
《論語》論楚狂：風兮，風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對於一部份人來說，修道意味著孤獨的生活，而對另外一部份人來說，則意味著從政生涯。《漁父》論屈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伯夷與叔齊：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漢書》中的隱士商山四皓：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諸葛亮也是隱士，他在《誡子篇》：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高士傳》中最早的隱士被衣：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重陽把禪宗、理學和傳統的道教重點－養生三者結合起來。他在成吉思汗得到一道詔書，保證全真派及其信徒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北方地區享有特權。
白居易論《道德經》：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華山是中國最早的精神中心之一，是薩滿來尋夢地方。黃帝就是這樣一位薩滿，他爬過這幾次華山，去與神人交談。
《Essay on Taoism in the First Centuries A.D.》：佛教被認為是道教的一個特殊的宗派，是各宗派中最嚴謹的，比黃巾還要和諧，還要有理性。再者，它能夠阻止煉金術繼續發展，使道教成為一種純粹道德的、冥想的長生不老術。
關於太白山，李白曾去探望他的石頭兄弟，李白也是一位道教徒。與太白山有關的另一位隱士是鬼谷，他的學生是蘇秦和張儀。不過，最著名的隱士是孫思邈，他一生大部份時間都用於在太白山上採集藥草，濟世修道。
與其說隱居意味著放棄社會，還不如說它意味著放棄貪欲。其中一位隱修儒者是馬融，被公認為是儒道兩家典籍注釋者的泰斗。
Constance Ahrons：良性離婚
雙核心家庭已經成為現今社會上的重要部分，這些家庭想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來運作雙核心家庭，如何儘量減少壓力，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感覺自己是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家庭當中。
社會對於離婚的用語太過於負面，這種情況禁錮了千萬個離婚家庭，使他們感覺自己有問題，而不被社會接受。
我們不應該總是對離婚抱著歧視的態度，不應該讓它承擔過多的社會負面問題，不應該把它和反婚姻、反宗教以及反家庭混為一談。
離婚後，我發覺人們開始對我另眼看待，我好像成了一個被社會遺棄的賤民。‧‧‧這種歧視很可怕，我稱它為「離婚主義」。
政治人物因為不知如何處理社會問題，轉而歸咎於家庭因素；社會長久的積怨導致暴動，甚至造成傷亡事件。在這方面，離婚往往被當作代罪羔羊。
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對離婚的看法大多是負面的。因為當人們被問及的問題都是負面、不良的，他們的回答也往往離不開這個範圍，因此得到的就是負面的看法。
推崇核心家庭的觀念已經根植於我們的文化中，也體現在我們的政策裡，其他的家庭形式因而受到排斥。這些家庭的成員覺得自己不正常、見不得人，是生活的失敗者，內心因而十分痛苦。
需要改變的是，人們對婚姻家庭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我們應該走出迷思，不再懷念已經消失或根本就是虛構的過去美好時光，我們不該要求今天的家庭和昨天是一樣的。在適當的人際關係中，家庭應該給我們生命的滋養，情感的慰藉，應該是這個搖擺不定的世界中的一個安定的港灣。我們應該鼓勵並擴大真正具有意義的親情網絡，就像雙核心家庭一樣。
我希望為離婚夫妻舉辦的分離儀式能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離婚夫妻和他們的孩子一起舉行一個簡短的、平靜的分離儀式，在這時，夫妻可以回憶曾有的美好時光，‧‧‧離婚夫妻應該對自己，對孩子，朋友，親屬以及社區，承諾他們將在一個健康的家庭環境中繼續撫養他們的孩子。
離婚是一生中最痛苦和最難忘的決定，平常的處世方法完全失效，正如《瘋狂時代》所說：離婚逼你走到理智邊緣。
最令人筋疲力盡的分裂產生在最初的三個變化階段：決定離婚，告訴配偶和家人，以及離開配偶，這是感情離異的核心。這三個階段以情感衝突、歧異叢生、權利爭鬥、冥冥苦想和壓力重重為特徵。
在生活中的壓力事件排行榜上，離婚佔首位，因為在離婚的轉變中，許多令人感受壓力的事件會同時發生。
個人生活的急劇變化使離婚者所有的處事能力都受到挑戰，社會對離婚者困境的誤解，更削弱了他們的應變能力。
憤怒的離婚者，實際上比其他離婚者，更依戀前配偶。‧‧‧學會控制憤怒是通向良性離婚的關鍵。《原諒不可原諒的》：若要原諒，一個人必須記住過去，徹底思考，並且超越它，對「敵人」的錯誤一直念念不忘，這會使你的一生過得很艱難，更何況對方是曾與你結婚、養育孩子，或在你懷中哭泣過的人。
現代人越來越重視婚姻，視之為人生發展的其中一個階段。離婚是避免早期系統超過負荷的閥門。
離開者的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社會的不認同。留下者從純粹的受害者轉變為正直的殉難者。
社會對於離婚的用語太過於負面，這種情況禁錮了千萬個離婚家庭，使他們感覺自己有問題，而不被社會接受。
我們不應該總是對離婚抱著歧視的態度，不應該讓它承擔過多的社會負面問題，不應該把它和反婚姻、反宗教以及反家庭混為一談。
離婚後，我發覺人們開始對我另眼看待，我好像成了一個被社會遺棄的賤民。‧‧‧這種歧視很可怕，我稱它為「離婚主義」。
政治人物因為不知如何處理社會問題，轉而歸咎於家庭因素；社會長久的積怨導致暴動，甚至造成傷亡事件。在這方面，離婚往往被當作代罪羔羊。
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對離婚的看法大多是負面的。因為當人們被問及的問題都是負面、不良的，他們的回答也往往離不開這個範圍，因此得到的就是負面的看法。
推崇核心家庭的觀念已經根植於我們的文化中，也體現在我們的政策裡，其他的家庭形式因而受到排斥。這些家庭的成員覺得自己不正常、見不得人，是生活的失敗者，內心因而十分痛苦。
需要改變的是，人們對婚姻家庭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我們應該走出迷思，不再懷念已經消失或根本就是虛構的過去美好時光，我們不該要求今天的家庭和昨天是一樣的。在適當的人際關係中，家庭應該給我們生命的滋養，情感的慰藉，應該是這個搖擺不定的世界中的一個安定的港灣。我們應該鼓勵並擴大真正具有意義的親情網絡，就像雙核心家庭一樣。
我希望為離婚夫妻舉辦的分離儀式能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離婚夫妻和他們的孩子一起舉行一個簡短的、平靜的分離儀式，在這時，夫妻可以回憶曾有的美好時光，‧‧‧離婚夫妻應該對自己，對孩子，朋友，親屬以及社區，承諾他們將在一個健康的家庭環境中繼續撫養他們的孩子。
離婚是一生中最痛苦和最難忘的決定，平常的處世方法完全失效，正如《瘋狂時代》所說：離婚逼你走到理智邊緣。
最令人筋疲力盡的分裂產生在最初的三個變化階段：決定離婚，告訴配偶和家人，以及離開配偶，這是感情離異的核心。這三個階段以情感衝突、歧異叢生、權利爭鬥、冥冥苦想和壓力重重為特徵。
在生活中的壓力事件排行榜上，離婚佔首位，因為在離婚的轉變中，許多令人感受壓力的事件會同時發生。
個人生活的急劇變化使離婚者所有的處事能力都受到挑戰，社會對離婚者困境的誤解，更削弱了他們的應變能力。
憤怒的離婚者，實際上比其他離婚者，更依戀前配偶。‧‧‧學會控制憤怒是通向良性離婚的關鍵。《原諒不可原諒的》：若要原諒，一個人必須記住過去，徹底思考，並且超越它，對「敵人」的錯誤一直念念不忘，這會使你的一生過得很艱難，更何況對方是曾與你結婚、養育孩子，或在你懷中哭泣過的人。
現代人越來越重視婚姻，視之為人生發展的其中一個階段。離婚是避免早期系統超過負荷的閥門。
離開者的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社會的不認同。留下者從純粹的受害者轉變為正直的殉難者。
承擔做出決定的責任，並不意味著離婚者得承擔破壞婚姻的責任。雙方都有責任，那只是意味著，在經歷了是否分手的痛苦徘徊之後，離開者決定打破常規，不愉快的感覺可能並沒有得到紓緩，離婚的決定也可能還沒有敲定。否論決定階段怎樣延遲，想離開者此時通常相信對方只是想試著分居一段時間。
離婚未必於家庭喪失的說法是：離婚是為解除婚姻紐帶而設立的法律程序，不能把它視為割斷家庭紐帶的程序。如果真正接受並支持這個觀點，和前配偶就應該打開心窗，去建立更多更好的合作關係，而且將會發現減少家庭傷害、增加家庭收益的選擇。
對多數父母來講，權力鬥爭中潛藏的是他們對失去愛的擔心。有些父母甚至擔心，如果自己不再是孩子最喜歡的家長，就有可能失去孩子對自己全部的愛。
通常，每天指導孩子做事的主要家長（通常是母親）希望比前配偶對孩子有更大的控制權。另一位家長（通常是父親）則感到在孩子們的生活中，自己就像是一個訪客，總要看前妻的臉色行事。對孩子直接影響較少的家長，會感到沒有權力，被前妻所控制，並由前妻制定一切規則。他彼此的游擊策略逼得對方發狂。
正如許多父親所說的，從孩子生活中退出來的過程是十分痛苦的，只有經歷了佷多痛苦才可能退出，這是絕望的選擇。
最關心孩子的父親：他是合作監護子的父親，並對監護決定感到滿意；他和前妻一樣，很可能保持單身，並受過中等以上教育；他仍和前妻經常聯絡，雙方都很支持對方與孩子的關係。父親對自己同孩子與前妻的關係感到滿意，同時也覺得在孩子的生活中他更像個家長而不是訪客。研究還顯示，父親對孩子的經濟援助跟對孩子的感情關懷程度相關。
你的離婚經驗可能已經向你結婚那天所建立的信念提出了挑戰。也許你已經失去了關於婚姻的某些浪漫的看法；也許對自己選擇了一個好伴侶的能力感到疑惑；也許對一般的親屬關係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假如我們能夠改變婚姻「應該」是「至死才分離」的觀念，我們就可以從一個比較好的角度認識那些導致關係破裂的問題。
我看通識
今天收到的問卷，花了一個多小時回覆，但也讓我反思了我對通識課程的看法．
1. 新高中通識教育的目標/ 意義是什麼？
(政治、社會意義是什麼？)
雖然通識課程強調多元思考和開放思維，但我一直認為，通識教育的潛在政治目的，是境養香港學生的社會及國民認同。
(其作用在培養學生知識、能力，抑或是態度/ 價值觀？)
當年教育局提出通識課程時，我以為課程會集中在態度及價值觀的培養，但在考評的大前題下，教師太擔心沒有材料，又怕學生「無水可吹」，結果，鐘攞已攞向知識的一邊，我擔心Banding越低的學校，越重視知識的傳授。
2. 通識老師面對什麼挑戰？專業的通識敎師須要如何裝備自己？
第一個挑戰，是經常被自己、被別人標籤為「文科」老師或「理科」老師，更甚者是「XX科」教師，這樣的標籤本身帶著取向，太多人仍然從舊方法談論新話題，最後變成舊酒新瓶。
第二個挑戰，是因擔憂而不斷增加的知識，教師不斷進修，不斷知道新「知識」，再不斷增加通識內容，結果師生都囫圇吞棗，學未致用。
老師如何調適自己的個人發展方向或如何才是專業通識敎師？
我一向認為世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專業通識教師」，通識本身就是老師的個人修養，且看古希臘時代的蘇格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是近代大儒如錢穆和牟老都是通識之人，現在教師「知識窄化」的問題，都是現代「專業化」的結果。通識課程只是回復教學的藝術，糾正工業革命以來教師專業化的問題。
3. 通識教師是否比獨立學科的老師更有地位？為什麼？
什麼地位？學校的行政地位一向都不是根據學科而決定，我也不認為日後某學科的教師地位會比另一學科的地位高。如果是學生的認同，則要視乎個別教師的課堂表現，與任教學科無關。通識教師可能得到額外的資源，但工作量亦會增加，也不牽涉地位問題。
4. 你覺得通識敎師最大的困難在哪裡？須有什麼能力或特質？ 通識 老師是否比獨立學科(如﹕人文學科)更專業？
我再次強調，世上沒有所謂的「專業」通識教師，通識「科」和其他獨立「科」是有本質的不同。我認為通識科只是一個subject，是根據學校行政和考評需要而被稱為「科」。獨立學科卻是一個discipline，是根據大量研究和特定學習思維而設的「科」。其實，引用通識的ABC原則（即是Awareness，Broadening和Critical/Creative thinking），我們要求學生培養ABC，難道我們不應該先有ABC嗎？所有教師除了在個別discipline能稱為專家之外，也應該有 能力 教授通識這個subject的。
5. 人文素養在通識課程中是否重要？何以見得？
非常重要，愛因斯坦和霍金都是人文素養豐富的物理學家，他們都是通識之人，照我理解，整個課程文件（包括「公共衛生」和「能源科技」）都強調社會向度和人文素養，香港過去一直強商／理而弱文，將來商科和理科科目也會是最多學生選修的科目，通識成為必須科，就是要平衡過去重商／理而弱文的情況。
6. 於教育局的培訓課程中，你學到什麼？100小時的培訓課程是否足夠？你進修過的課程是否滿足專業的需要？
學到不同範疇的基礎知識，也學習了不同的學習法，還有知道更多教學資源。對我而言，重點不在培訓的時數，而是將通識的教師培訓，變成教師團隊的學習文化。
7. 通識敎育科給你最大的壓力是什麼？政府政策/要求、家長的期望或收生的問題有什麼影響你的教學工作嗎？
科目本身沒有構成任何壓力，壓力來源來教師團隊的合作，教師之間理念落差太大，願意付出的工作量也不同，難以達成共識。
8. 有人說通識敎育會加強教育機會不平等(弱的學生會更弱)，通識敎師應如何處理這問題？
很籠統的說法：照顧個別差異，但說易行難，這個情況也普方存在傳統學科，會否加強不平等現時言之過早，難以回答。
9. 學校設立初中通識課程的目的是什麼？是迎合家長的要求及收生的賣點？
教改以來，學校更著重初中與高中的銜接，包括知識及能力的銜接，這應該是初中設立通識課程的目的。
10.通識敎師的共同備課作用在哪裡？通識教師來自不同學科，是否真的能夠協作？難度在什麼地方？
通識課程非常強調教師的課程理解，學校教師能透過共同備課達成共識，有助學校建立老師之間和師生之間的學習群體。根據我的經驗，教師的協作問題，不在學科的分別，而與個別教師的性格有關。
11.由於通識敎育科教師多專職負責某些單元，究竟可如何問責(如何評核你在通識科的表現)？你認為應否有問責機制？你如何回應學校的問責機制？
我校採取的，是個人負責制，別一位老 師 教授所有單元，因此沒有問責問題。
12.課程指引或教育局對通識敎育科或教師的要求及建議，老師於校本實踐時是否完全跟從？為什麼？
我校將縮減自我及個人成長、公共衛生和能源與科技的部份，增加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的部份，現在學校教學計劃中相關的知識基礎，都比課程文件提及的多，我認為這個現象，是教育局和學校始料不及的，或者想像的考評總比現實的考評困難得多。
13.你覺得應否因應“巿場”或家長的要求而用英語作為通識的授課語言？
不應該。通識課程的重點在思考與社會關懷，應該開放讓學生自行選擇最擅於思考的語言學習。
14.你覺得通識敎科書有什麼幫助？會否受教科書影響而將教學模式改變？教科書使你自我開發教材的迫切性減低嗎？為什麼？
教科書商能協助教師取得教學資源，教師也必須自行籂選，如果教師缺乏主動，則會被教科書牽著走。
15.你認為舉辦一些同區的教師網絡對教師發展有什麼幫助？還是因同區競爭而不熱衷參與？
應該沒有同區競爭的問題吧，如果有時間，教師應讓透過教師網絡建立學習群體。我認為這樣的網絡，要超過工具功能，而成為學習文化的一部份。
16.你認為通識教育科是 “人人也可教”，還是一門專業學科？
要視乎教師的個人素養，如果有些「專科」的通識教師，只是進修了大學提供的碩士課程，然後對世事不聞不問，也算有 能力 教授通識科嗎？
17.如何能使學生於通識的成績提升？校本評核是不是你關注的一環？而IES佔20%分數，是否足夠？為什麼？
無可奈何，有考評必須要操練考評技巧，只盼望日後熟能生巧，在提升學生公開試的成績之餘，能擴大分數以外的空間。至於IES方便，問題不在於比重，而在於有沒有公開考試，如果仍要公開考試，無論IES所佔的比重怎樣，對學生的成績影響不會太大。
18.你覺得通識科教師的自主性大嗎？還是你覺得統一標準更重要，應指明教什麼更好呢？
表面上很大，實際上不大，因為整個課程生成的個程（becoming），必須跟著大方向走，獨立學科的課堂還可以閉門造車，但通識課程必須和而不同。
19.最能幫助通識敎師的專業發展是什麼方法？為什麼？如何幫助？
我認為通識教師多看書，看參加公開講座，多留意時事，然後配合課程文件設計教學，便很足夠。
20.不同單元的通識敎師將會構成競爭還是協作？
我校沒有這個問題。
21.誰最能給通識教師支援？如何克服通識帶來的挑戰？你建議未來的通識敎育應如何改善？
通識教師需要一個包容開放的社會氛圍，政府在學校教育以外推廣社會教育，家長和傳媒也可成為通識的支援。
1. 新高中通識教育的目標/ 意義是什麼？
(政治、社會意義是什麼？)
雖然通識課程強調多元思考和開放思維，但我一直認為，通識教育的潛在政治目的，是境養香港學生的社會及國民認同。
(其作用在培養學生知識、能力，抑或是態度/ 價值觀？)
當年教育局提出通識課程時，我以為課程會集中在態度及價值觀的培養，但在考評的大前題下，教師太擔心沒有材料，又怕學生「無水可吹」，結果，鐘攞已攞向知識的一邊，我擔心Banding越低的學校，越重視知識的傳授。
2. 通識老師面對什麼挑戰？專業的通識敎師須要如何裝備自己？
第一個挑戰，是經常被自己、被別人標籤為「文科」老師或「理科」老師，更甚者是「XX科」教師，這樣的標籤本身帶著取向，太多人仍然從舊方法談論新話題，最後變成舊酒新瓶。
第二個挑戰，是因擔憂而不斷增加的知識，教師不斷進修，不斷知道新「知識」，再不斷增加通識內容，結果師生都囫圇吞棗，學未致用。
老師如何調適自己的個人發展方向或如何才是專業通識敎師？
我一向認為世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專業通識教師」，通識本身就是老師的個人修養，且看古希臘時代的蘇格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是近代大儒如錢穆和牟老都是通識之人，現在教師「知識窄化」的問題，都是現代「專業化」的結果。通識課程只是回復教學的藝術，糾正工業革命以來教師專業化的問題。
3. 通識教師是否比獨立學科的老師更有地位？為什麼？
什麼地位？學校的行政地位一向都不是根據學科而決定，我也不認為日後某學科的教師地位會比另一學科的地位高。如果是學生的認同，則要視乎個別教師的課堂表現，與任教學科無關。通識教師可能得到額外的資源，但工作量亦會增加，也不牽涉地位問題。
4. 你覺得通識敎師最大的困難在哪裡？須有什麼能力或特質？ 通識 老師是否比獨立學科(如﹕人文學科)更專業？
我再次強調，世上沒有所謂的「專業」通識教師，通識「科」和其他獨立「科」是有本質的不同。我認為通識科只是一個subject，是根據學校行政和考評需要而被稱為「科」。獨立學科卻是一個discipline，是根據大量研究和特定學習思維而設的「科」。其實，引用通識的ABC原則（即是Awareness，Broadening和Critical/Creative thinking），我們要求學生培養ABC，難道我們不應該先有ABC嗎？所有教師除了在個別discipline能稱為專家之外，也應該有 能力 教授通識這個subject的。
5. 人文素養在通識課程中是否重要？何以見得？
非常重要，愛因斯坦和霍金都是人文素養豐富的物理學家，他們都是通識之人，照我理解，整個課程文件（包括「公共衛生」和「能源科技」）都強調社會向度和人文素養，香港過去一直強商／理而弱文，將來商科和理科科目也會是最多學生選修的科目，通識成為必須科，就是要平衡過去重商／理而弱文的情況。
6. 於教育局的培訓課程中，你學到什麼？100小時的培訓課程是否足夠？你進修過的課程是否滿足專業的需要？
學到不同範疇的基礎知識，也學習了不同的學習法，還有知道更多教學資源。對我而言，重點不在培訓的時數，而是將通識的教師培訓，變成教師團隊的學習文化。
7. 通識敎育科給你最大的壓力是什麼？政府政策/要求、家長的期望或收生的問題有什麼影響你的教學工作嗎？
科目本身沒有構成任何壓力，壓力來源來教師團隊的合作，教師之間理念落差太大，願意付出的工作量也不同，難以達成共識。
8. 有人說通識敎育會加強教育機會不平等(弱的學生會更弱)，通識敎師應如何處理這問題？
很籠統的說法：照顧個別差異，但說易行難，這個情況也普方存在傳統學科，會否加強不平等現時言之過早，難以回答。
9. 學校設立初中通識課程的目的是什麼？是迎合家長的要求及收生的賣點？
教改以來，學校更著重初中與高中的銜接，包括知識及能力的銜接，這應該是初中設立通識課程的目的。
10.通識敎師的共同備課作用在哪裡？通識教師來自不同學科，是否真的能夠協作？難度在什麼地方？
通識課程非常強調教師的課程理解，學校教師能透過共同備課達成共識，有助學校建立老師之間和師生之間的學習群體。根據我的經驗，教師的協作問題，不在學科的分別，而與個別教師的性格有關。
11.由於通識敎育科教師多專職負責某些單元，究竟可如何問責(如何評核你在通識科的表現)？你認為應否有問責機制？你如何回應學校的問責機制？
我校採取的，是個人負責制，別一位老 師 教授所有單元，因此沒有問責問題。
12.課程指引或教育局對通識敎育科或教師的要求及建議，老師於校本實踐時是否完全跟從？為什麼？
我校將縮減自我及個人成長、公共衛生和能源與科技的部份，增加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的部份，現在學校教學計劃中相關的知識基礎，都比課程文件提及的多，我認為這個現象，是教育局和學校始料不及的，或者想像的考評總比現實的考評困難得多。
13.你覺得應否因應“巿場”或家長的要求而用英語作為通識的授課語言？
不應該。通識課程的重點在思考與社會關懷，應該開放讓學生自行選擇最擅於思考的語言學習。
14.你覺得通識敎科書有什麼幫助？會否受教科書影響而將教學模式改變？教科書使你自我開發教材的迫切性減低嗎？為什麼？
教科書商能協助教師取得教學資源，教師也必須自行籂選，如果教師缺乏主動，則會被教科書牽著走。
15.你認為舉辦一些同區的教師網絡對教師發展有什麼幫助？還是因同區競爭而不熱衷參與？
應該沒有同區競爭的問題吧，如果有時間，教師應讓透過教師網絡建立學習群體。我認為這樣的網絡，要超過工具功能，而成為學習文化的一部份。
16.你認為通識教育科是 “人人也可教”，還是一門專業學科？
要視乎教師的個人素養，如果有些「專科」的通識教師，只是進修了大學提供的碩士課程，然後對世事不聞不問，也算有 能力 教授通識科嗎？
17.如何能使學生於通識的成績提升？校本評核是不是你關注的一環？而IES佔20%分數，是否足夠？為什麼？
無可奈何，有考評必須要操練考評技巧，只盼望日後熟能生巧，在提升學生公開試的成績之餘，能擴大分數以外的空間。至於IES方便，問題不在於比重，而在於有沒有公開考試，如果仍要公開考試，無論IES所佔的比重怎樣，對學生的成績影響不會太大。
18.你覺得通識科教師的自主性大嗎？還是你覺得統一標準更重要，應指明教什麼更好呢？
表面上很大，實際上不大，因為整個課程生成的個程（becoming），必須跟著大方向走，獨立學科的課堂還可以閉門造車，但通識課程必須和而不同。
19.最能幫助通識敎師的專業發展是什麼方法？為什麼？如何幫助？
我認為通識教師多看書，看參加公開講座，多留意時事，然後配合課程文件設計教學，便很足夠。
20.不同單元的通識敎師將會構成競爭還是協作？
我校沒有這個問題。
21.誰最能給通識教師支援？如何克服通識帶來的挑戰？你建議未來的通識敎育應如何改善？
通識教師需要一個包容開放的社會氛圍，政府在學校教育以外推廣社會教育，家長和傳媒也可成為通識的支援。
蔡登山筆下的梅蘭芳
認識蔡登山，因為梅蘭芳。在圖書館看的新書推介看見《梅蘭芳與孟小冬》，印刻文學出版，再加上書面的話：一個比「男人更男人」的女人和一個「比女人更女人」的男人精彩絕配，決定先睹為快。我不懂京劇，知道梅蘭芳的名字，始於大學畢業的書店工作，關於梅蘭芳的書特別好賣，我自己也買了一本收藏，但一直沒有看。這次手執蔡登山的書，也有些擔心看不懂，好在登山先生文筆細膩，而且歷史資料充足，考據工夫到家，言必有據，人物形象鮮明，讀來賞心悅目。更重要是，《梅蘭芳與孟小冬》並非民國的八卦奇聞，而是新舊文化衝擊之下，一代京劇藝人的抉擇。除了台前的梅孟，還有台後的齊如山、馮耿光、張謇和杜月笙，本書透過人物生命的交疊，編織燦爛奪目的民國歷史圖片。
民國初期政局混亂，從軍閥混戰、北洋政府成立到北伐成功，蔣介石定都南京，有如錯節盤根，連歷史專修的大學生都避之則吉，想不到登山先生竟然化腐朽為神奇，以人物為主軸，透過人物群像反映時代的劇變。梅蘭芳將京劇的美學，推廣至冷戰時期的美國和蘇聯，登山先生引用了大量劇評的文字，讀讀評論文字，已彷彿置身在戲棚之中。說到孟子冬的表演，登山先生引用了劇評家薜觀瀾，指孟小冬「得天獨厚的地方就是她有一副好嗓子。五音俱全，四聲俱備，膛音寬厚，最難得的沒有雌音」，孟小冬的演技也出神入化，「孟之孔明臉不塗胭粉，台步大方，扮相雍容，不知者幾難辨其為女子，唱、念、做均較前臻火候，純無劍拔弩張之勢。」蔡登山也引用了許姬傳，說孟小冬演《搜孤救孤》為杜月笙賀壽時，能「吃調高而立音特強，吐字清晰，腔簡韻厚，噴口有力，身簡練能傳達劇中人的思想感情，已得到余派真傳而成熟了」。至於孟小冬的師傅余叔岩，蔡登山指「余派（新譚派）藝術不僅在唱念做表細膩深刻，絕非其他派別所能望其項背；而在唱腔方面的三音聯用（高音立、中音堂、低音蒼），能藏險妙於平淡」。蔡登山一路追上去，再追至余叔岩師承譚鑫培的唱腔，說譚腔「陰平音清越，陽平聲沉著，上聲高亢，去聲低委。鑫培悉依韻律，如合符節。譚氏腔調，出神入化，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初聆之似甚平易，細究之則甚繁複。其妙處不全恃嗓音，以氣行之。音向外發，氣尚內斂，有時意到而腔不到，有時腔到而意不盡，如神龍行空，見首不見尾。」真佩服當時劇評的修養，文筆渾灑，有如替京劇畫龍點睛。
蔡登山也讓我看到京劇演員（生旦淨丑）的認真，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梅蘭芳不斷揣摩舞台藝術，也不譁眾取寵，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表示，「演員在表演時都知道，要通過歌唱舞蹈來傳達角色的感情，至於如何做得恰到好處，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往往不是過頭，便是不足。…拿我的經驗來說，情願由不足走上去，不願過了頭返回來。因為把戲演過頭的危險性很大，久而久之，你就會被台下的掌聲所陶醉，只能向這條歪路挺進，那就愈走愈遠回不來了。」而吳小如在《京劇老生流派綜說》之中，對余叔岩也有如下的評語：「余叔岩則不僅取譚之長補己之短，而且能避譚之短以充分體現己之所長。比如譚的唱法有虛有實，即有空靈處，也有樸拙處；有精深細且能避譚之短以充分體現己之所長。比如譚的唱法有虛有實，即有空靈處，也有樸拙處；有精深細膩處，也有精豪古簡處。余則只取其空靈，堅棄其古拙；專門刻意求精，決不率爾務實。進一步余氏更把粗豪處細膩化，把樸質處典麗化，寧失之書卷氣過多，也不讓唱腔中有一點塵滓。」除了建立個人風格，台上的一舉一動，都是苦苦推敲而來。例如孟小冬演孔明時，便要考慮執扇與表情的變化。書中引述孟小冬思考諸葛亮的驚恐表情，「在諸葛亮收到失街亭的時，演員一定要做驚恐表情，但因為諸葛亮這時驚是驚在本應該趙雲先到，但為什麼司馬懿大軍卻這樣快就到了。這是驚但不是恐，因為如果一恐，就失去諸葛亮的身分了。…對驚和恐從臉的上半部眉眼看，往往分不清楚，這是不善於區別與恐表情之故。余叔岩說，這一點，關鍵主要在嘴上，在髯口裡面，即：張口為驚，閉口為恐。只有通過反覆琢磨和練習，才能演得恰到好處。後來，孟小冬演孔明時，三句「再探」，都在緩急輕重落墨，左右手換扇，都大有文章。」
書中最精彩的一章，當屬「《霸王別姬》成經典」，楊小樓將項羽的豪情霸氣演得活龍活現，更難得的是梅蘭芳演繹的虞姬有血有肉，從平靜到憂慮，到項羽被困垓下，她反過來安慰項羽，然後四面楚歌，虞姬為項羽舞劍，最後在生死關頭，情感傾瀉，悲壯自刎，將霸王別姬的一幕，變成姬別霸王。梅蘭芳的成功之處，是完全拿捏了女性的心理變化，對劇目人物有深刻的理解。雖然梅蘭芳的女性扮相深入民心，但他在日本侵華期間蓄鬍明志，不事日本，顯出高尚的人格。我多麼渴望能一睹梅先生的風采，可惜那個京劇時代已成絕唱，現在只能在字裡行間，細味那個時代的京劇藝術。
民國初期政局混亂，從軍閥混戰、北洋政府成立到北伐成功，蔣介石定都南京，有如錯節盤根，連歷史專修的大學生都避之則吉，想不到登山先生竟然化腐朽為神奇，以人物為主軸，透過人物群像反映時代的劇變。梅蘭芳將京劇的美學，推廣至冷戰時期的美國和蘇聯，登山先生引用了大量劇評的文字，讀讀評論文字，已彷彿置身在戲棚之中。說到孟子冬的表演，登山先生引用了劇評家薜觀瀾，指孟小冬「得天獨厚的地方就是她有一副好嗓子。五音俱全，四聲俱備，膛音寬厚，最難得的沒有雌音」，孟小冬的演技也出神入化，「孟之孔明臉不塗胭粉，台步大方，扮相雍容，不知者幾難辨其為女子，唱、念、做均較前臻火候，純無劍拔弩張之勢。」蔡登山也引用了許姬傳，說孟小冬演《搜孤救孤》為杜月笙賀壽時，能「吃調高而立音特強，吐字清晰，腔簡韻厚，噴口有力，身簡練能傳達劇中人的思想感情，已得到余派真傳而成熟了」。至於孟小冬的師傅余叔岩，蔡登山指「余派（新譚派）藝術不僅在唱念做表細膩深刻，絕非其他派別所能望其項背；而在唱腔方面的三音聯用（高音立、中音堂、低音蒼），能藏險妙於平淡」。蔡登山一路追上去，再追至余叔岩師承譚鑫培的唱腔，說譚腔「陰平音清越，陽平聲沉著，上聲高亢，去聲低委。鑫培悉依韻律，如合符節。譚氏腔調，出神入化，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初聆之似甚平易，細究之則甚繁複。其妙處不全恃嗓音，以氣行之。音向外發，氣尚內斂，有時意到而腔不到，有時腔到而意不盡，如神龍行空，見首不見尾。」真佩服當時劇評的修養，文筆渾灑，有如替京劇畫龍點睛。
蔡登山也讓我看到京劇演員（生旦淨丑）的認真，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梅蘭芳不斷揣摩舞台藝術，也不譁眾取寵，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表示，「演員在表演時都知道，要通過歌唱舞蹈來傳達角色的感情，至於如何做得恰到好處，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往往不是過頭，便是不足。…拿我的經驗來說，情願由不足走上去，不願過了頭返回來。因為把戲演過頭的危險性很大，久而久之，你就會被台下的掌聲所陶醉，只能向這條歪路挺進，那就愈走愈遠回不來了。」而吳小如在《京劇老生流派綜說》之中，對余叔岩也有如下的評語：「余叔岩則不僅取譚之長補己之短，而且能避譚之短以充分體現己之所長。比如譚的唱法有虛有實，即有空靈處，也有樸拙處；有精深細且能避譚之短以充分體現己之所長。比如譚的唱法有虛有實，即有空靈處，也有樸拙處；有精深細膩處，也有精豪古簡處。余則只取其空靈，堅棄其古拙；專門刻意求精，決不率爾務實。進一步余氏更把粗豪處細膩化，把樸質處典麗化，寧失之書卷氣過多，也不讓唱腔中有一點塵滓。」除了建立個人風格，台上的一舉一動，都是苦苦推敲而來。例如孟小冬演孔明時，便要考慮執扇與表情的變化。書中引述孟小冬思考諸葛亮的驚恐表情，「在諸葛亮收到失街亭的時，演員一定要做驚恐表情，但因為諸葛亮這時驚是驚在本應該趙雲先到，但為什麼司馬懿大軍卻這樣快就到了。這是驚但不是恐，因為如果一恐，就失去諸葛亮的身分了。…對驚和恐從臉的上半部眉眼看，往往分不清楚，這是不善於區別與恐表情之故。余叔岩說，這一點，關鍵主要在嘴上，在髯口裡面，即：張口為驚，閉口為恐。只有通過反覆琢磨和練習，才能演得恰到好處。後來，孟小冬演孔明時，三句「再探」，都在緩急輕重落墨，左右手換扇，都大有文章。」
書中最精彩的一章，當屬「《霸王別姬》成經典」，楊小樓將項羽的豪情霸氣演得活龍活現，更難得的是梅蘭芳演繹的虞姬有血有肉，從平靜到憂慮，到項羽被困垓下，她反過來安慰項羽，然後四面楚歌，虞姬為項羽舞劍，最後在生死關頭，情感傾瀉，悲壯自刎，將霸王別姬的一幕，變成姬別霸王。梅蘭芳的成功之處，是完全拿捏了女性的心理變化，對劇目人物有深刻的理解。雖然梅蘭芳的女性扮相深入民心，但他在日本侵華期間蓄鬍明志，不事日本，顯出高尚的人格。我多麼渴望能一睹梅先生的風采，可惜那個京劇時代已成絕唱，現在只能在字裡行間，細味那個時代的京劇藝術。
2009年5月9日 星期六
神話與歷史
中一級同學從昨天開始，學習英文單元，先比較河谷文明（River Valley）與海洋文明的異同，指出文明（Civilization）的特徵，再認識希臘文明的由來。從米諾斯（Minoan）到邁錫尼（Mycenaean）文明的發展，同學不斷發問有關文明出現的原因。歷史是一個異國，同學也表現得雀躍（除了英文生字較多之外）。
更高興的是，今天收到了其中一位同學的電郵，她找到了有關亞特蘭提斯（Atlantis）的網頁，並問我邁鍚尼與亞特蘭提斯是否的有關，她更附上網址 （http://hk.geocities.com/jg_zone/homepage/atlantis.html），要我也看一下。正如木馬屠城記的特洛伊（Troy），最早的記錄是來自希臘詩人荷馬（Homer）的《Odessey》和《Iliad》，由於傳說未經證實，所以我們只能把木馬屠城記當作神話（Myth）看待，直至德國考古學家舒利曼（Schliemann）在土耳其，發掘了懷疑是特洛伊的遺址，再由歷史學家確定，才確定荷馬的記錄有部份是真實的歷史事件。當然，如果考古學家在遺址中發現戰爭記錄（一手文字資料）、木馬的殘骸和焚城的證據（一手非文字資料），事件會更加可信。
那麼，木馬屠城的歷史研究，如何啟發我們討論亞特蘭提斯的問題呢？首先，關於上古歷史，歷史學必須借助考古學（Archaeology）的幫助。雖然歷史學和考古學都研究過去發生的事情，但兩者的研究方法極為不同，考古學家研究地底下的事物，而歷史學家主要運用文獻。很多時候，歷史學家都要借助考古學的資料（sources），證明歷史事件的真確性，有人甚至宣稱在Google Earth發現亞特蘭提斯的衛城呢！第二，還記得歷史研究的轉變（Change）與延續（Continuity）概念嗎？雖然歷史學家現時仍未能確定阿特蘭提斯的存在，但有關亞特蘭提斯的傳說卻歷代相傳（延續），只要我們研究不同年代的阿特蘭提斯傳說，便發現傳說本身也不斷轉變。從柏拉圖（Plato，希臘哲學家）在對話錄提及阿特蘭提斯開始，歷代相關的傳言不斷增加，直至現代，更有人繪形繪形地指，阿特蘭提斯人已「進化」為人魚，又說電腦是阿特蘭提斯人發明的。中國考古學者顧頡剛先生提出「歷史層累地造成說」，簡而言之，即是後人不斷加鹽加醋，將自己的想像加入不能證實的上古歷史，於是時代越後，知道關於上古的事情卻越來越多。雖然有很多歷史學家質疑顧頡剛先生的說法（其中包括胡適先生，可參閱蔡登山的《何處尋你》其中關於顧頡剛的一章），但他的理論提醒歷史學家小心處理「傳說」（Myths/ Legends）作為歷史資料。
現在斷言亞特蘭特斯是否真實存在過，尚言之過早，很多海洋考古學家還在尋找相關遺址，也有歷史學家尋找其他的文獻記錄。同學的提供的網頁中最後兩段，已說明了相關傳聞的可能性，同學不妨借閱《對話錄》看看。亞特蘭提斯是很好的例子，說明傳說與歷史的關係。
2009年5月8日 星期五
通識中的公共衛生
通識課程文件的特色之一，便是寫得空泛，沒有教師的投入理解，難以照本宣科，於是，通識課程成為一個教育局、通識和考評局共織的課程。「公共衛生」是近日的熱話，再讀課程文件，得到以下的重點印象。第一，疾病和健康概念的轉變；第二，公共衛生概念的形成；第三，如何作出有識見的公共衛生決定；第四，香港歷史案例研習。
作為歷史教師，我對疾病和健康概念並不感到陌生。首先，初中歷史課程已於十年前加入近代醫療成就的部份，Edward Jenner，Pasteur和病菌理論都是基本學習知識，後來的高中世史課程也包括公共衛生的協作成效，再加上「沙士」後，香港報章經常引用流行病學知識，分析可能爆發的疫症危機，可以說，醫學知識已不再是理科的專利，而成為現代人的常識。當我讀《末日小鎮》的時候，班德醫生（故事的角色）便指出了流行病理論從瘴氣論到細菌論的轉變，不同理論也影響著醫生的治療方法。因此，「文科」教師不須擔心「公共衛生」的科學知識會構成教學障礙。
綜觀課程文件，「公共衛生」部份其實頗強調實用的社會向度，更可能涉及跨單元的研習。例如：瘦身是否健康的象徵和「自我及個人成長」有關；香港政府面對疫症問題的風險管理，和今日香港有關；世衛的工作及傳染病的擴散更牽涉全球化層面。因此，「理科」老師同樣面對陌生的問題，通識的挑戰，在於教師要拆除內心的學科高牆，走進模糊的通識世界。學科一直是教師的安全區域，專業知識將教師放置在較高的權力位置，通識課程令教師重回「學生」的位置，今教師失去昔日在專業學科內的安全感。所以，我拒絕將通識稱為一個「科目」（Discipline），因為通識的精神，是要在Discipline之間尋找模糊的空間，由於模糊，才能不斷生成（becoming），教師必須參與在生成的過程中，成為課程的詮釋者。
所以，當「公共衛生」較空泛地要師生探討「人們對健康的理解」和「人們對公共衛生的理解」時，教師是如何理解「人們」？從時限上的古人和今人？是地域上的本地人和全球人？是經濟上的發展中國家國民和發達國家國民？當文件指要求師生探討「有識見決定」時，教師如何理解何謂識見？誰來判斷是否有識見？怎樣才能判斷有關決定是否有識見？從科學角度？還是從風險管理角度？要過多久才能知識有關決定是否有識見？課程文件沒有提供任何答案。我真正擔心的是，香港學校是否有足夠的承載力（如果運用Michael Fullen的概念，則是Capacity），讓通識課程順流而下，避免翻船在陰溝。
作為歷史教師，我對疾病和健康概念並不感到陌生。首先，初中歷史課程已於十年前加入近代醫療成就的部份，Edward Jenner，Pasteur和病菌理論都是基本學習知識，後來的高中世史課程也包括公共衛生的協作成效，再加上「沙士」後，香港報章經常引用流行病學知識，分析可能爆發的疫症危機，可以說，醫學知識已不再是理科的專利，而成為現代人的常識。當我讀《末日小鎮》的時候，班德醫生（故事的角色）便指出了流行病理論從瘴氣論到細菌論的轉變，不同理論也影響著醫生的治療方法。因此，「文科」教師不須擔心「公共衛生」的科學知識會構成教學障礙。
綜觀課程文件，「公共衛生」部份其實頗強調實用的社會向度，更可能涉及跨單元的研習。例如：瘦身是否健康的象徵和「自我及個人成長」有關；香港政府面對疫症問題的風險管理，和今日香港有關；世衛的工作及傳染病的擴散更牽涉全球化層面。因此，「理科」老師同樣面對陌生的問題，通識的挑戰，在於教師要拆除內心的學科高牆，走進模糊的通識世界。學科一直是教師的安全區域，專業知識將教師放置在較高的權力位置，通識課程令教師重回「學生」的位置，今教師失去昔日在專業學科內的安全感。所以，我拒絕將通識稱為一個「科目」（Discipline），因為通識的精神，是要在Discipline之間尋找模糊的空間，由於模糊，才能不斷生成（becoming），教師必須參與在生成的過程中，成為課程的詮釋者。
所以，當「公共衛生」較空泛地要師生探討「人們對健康的理解」和「人們對公共衛生的理解」時，教師是如何理解「人們」？從時限上的古人和今人？是地域上的本地人和全球人？是經濟上的發展中國家國民和發達國家國民？當文件指要求師生探討「有識見決定」時，教師如何理解何謂識見？誰來判斷是否有識見？怎樣才能判斷有關決定是否有識見？從科學角度？還是從風險管理角度？要過多久才能知識有關決定是否有識見？課程文件沒有提供任何答案。我真正擔心的是，香港學校是否有足夠的承載力（如果運用Michael Fullen的概念，則是Capacity），讓通識課程順流而下，避免翻船在陰溝。
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教歷史 想教育
讀歷史，讓我更清楚人存在的可能性。有人問我，講一套，做一套，會否變得偽善。這是吊詭，讀的多，感受也深，深感人類的自私和愚拙，帶來戰爭屠殺和苦難。活在太平盛世，卻侃侃而談歷史的苦難，好像用別人的鮮血，粉飾自身的安舒，這可能是偽善。可是，如果我們自討苦吃，找苦來受，也是另一種偽善。要閉口不言嗎？要視若無睹嗎？真要這樣，歷史教育還有什麼意義？
人問：如果你活在一九八九年，你會怎樣？我堅決地表示，如果我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大學生，我大概會在天安門廣場。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著離開，因為這是個假設性問題，事實上，我不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學生，那一年，我只是個中學二年級學生。所以，每次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我都帶著愧疚，好像個倖存者，悼念死去的戰友，總覺得欠了他們什麼似的。倖存者生命中，帶著逝者的烙印，成為事件的見證，是活下去的其中一個理由。於是，「六四」不單是歷史事件，更是我的生命事件，我要見證暴力如何鎮壓無辜的平民。活著，就不會忘記。
一頭栽進歷史長河，經常看見自己的影子。教到納粹德國的歷史時，想像自己可能會是「白玫瑰行動」的大學生，冒著被捕入集中營的危險，都要推翻希特拉政權。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時，也覺得自己如果生在那個年代，命運也許和林昭和胡風相近。在太平盛世中讀歷史，總覺得對前人有些虧欠。
人問：如果你活在一九八九年，你會怎樣？我堅決地表示，如果我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大學生，我大概會在天安門廣場。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著離開，因為這是個假設性問題，事實上，我不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學生，那一年，我只是個中學二年級學生。所以，每次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我都帶著愧疚，好像個倖存者，悼念死去的戰友，總覺得欠了他們什麼似的。倖存者生命中，帶著逝者的烙印，成為事件的見證，是活下去的其中一個理由。於是，「六四」不單是歷史事件，更是我的生命事件，我要見證暴力如何鎮壓無辜的平民。活著，就不會忘記。
一頭栽進歷史長河，經常看見自己的影子。教到納粹德國的歷史時，想像自己可能會是「白玫瑰行動」的大學生，冒著被捕入集中營的危險，都要推翻希特拉政權。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時，也覺得自己如果生在那個年代，命運也許和林昭和胡風相近。在太平盛世中讀歷史，總覺得對前人有些虧欠。
《我在法國南部有間小屋》中一位法國農民，淡淡然說出生活的況味，他說：在這窮山惡水，單單喜歡這工作還不夠，還要帶著熱情去生活。我突然想到歷史教育工作，在這個窮山惡水之教育土地，充斥著勢利的眼光和犬儒的心態，我們單單喜歡歷史還不夠，還要對歷史教育抱有熱情才能堅持下去。有人從歷史課程中帶走了能力，有人在歷史中學會教訓，我卻在歷史中看見人格的力量、超越的可能。
從韶關之旅到華南移民與禪宗的發展
到韶關旅遊，完全出於偶然，沒有行前的準備，連簡單的地圖都沒有，只有一張單程車票，和聽聞已久的名字－「珠璣巷」。聽說，大部份廣東人都能在珠璣巷找到祖先南移的資料，也能在祠堂的族譜找到自己的祖系。從香港到韶關，再乘公車到南雄，最後打的到珠璣巷，早上八時上車，抵步時已近黃昏。
震天的爆竹驅散睡意，燒煙刺鼻，抖擻精神後找到朱氏宗祠，父親和祖父曾經說過朱氏因為清人入關，要剿滅姓朱的後人，為求避難，朱氏大舉南下，而其中一派便進入廣東順德，亦是我們的祖宗。韶關的佛岡朱氏族人也說，南宋時代一名姓朱的將軍護送宋帝南下逃亡，其子孫從此在佛岡落戶，繁衍後代。無論如何，傳說中朱氏都是從韶關南下，我望著祠堂，試回想過去的一切，踏進祠堂，兩進一天井，側堂是朱熹紀念館，我感到失望，因為祠堂太新，我未能想像過去的歷史時空，而且祠堂內掛上朱德、朱鎔基的彩色照片和朱洪武的畫像，自我宣傳多於訪古尋宗，我嘗試尋找廣東朱氏的南來時間，也未有所穫。
最有趣的不在堂內，而在堂外，雖然過去的歷史時空已在叫賣聲和爆竹聲中消失，但一排整整齊齊的祠堂帶出更多的疑問。就我所知，祠堂通常是中國人祭祠圈的中心，氏族圍繞祠堂而建村，如果有另立祠堂，意味族人由於某些不為外人道的恩恩怨怨，分枝出去，就如粉嶺圍村和粉嶺樓村同屬彭氏，但粉嶺樓的彭氏另立祠堂，表示他們已分枝出去。雖然在同一村內也偶有多個祠堂，但在同一地方有多個不同姓氏的祠堂實屬罕見。祠堂代表氏姓的主權，不同姓族的祠堂都能在珠璣巷和平共存，就好像各國國旗都在南極飄揚，為何珠璣巷會成為古代嶺南的聯合氏族市？
單憑珠璣巷祠堂林立，便認定珠璣巷是南來移民的必經之路，並不可信。我估計，珠璣巷的宗祠和一般宗祠的功能有別，根據史書記載，珠璣巷由商人建立，好像古代大型的南北行，商人要保證貨源，最好的辦法是得到同一姓族的支持，不同姓氏的商人都建祠以招聚宗親，逐漸以祠堂形成貿易網。從梅關古道到珠璣巷大約二十分鐘車程，在古代約一天路程，從梅關南望，沃野千里，農民賣貨到珠璣巷，找到姓族的祠堂便找到相關的同姓商人，生意越好，商人建的祠堂亦越堂皇，亦會得到姓族的認同，而珠璣巷便成為嶺南氏族爭風的地方，所以才會形成一地多祠的奇特人文風景。
梅關古道和珠璣巷皆由卵石鋪成，其實走石卵路頗為吃力，路面凹凸不平，古時還要走馬行人，車輪會在顛簸的路上破裂，行人也容易扭傷，而且唐相張九齡開梅嶺就是要貫通南北，為何會選擇卵石鋪驛道？廣州北京路的宋代古道也是平面石路，難道梅關古道路面破蝕而石卵外露？可惜不能想得太多，走梅關古道時不斷被揚聲器騷擾，先是佛寺的喃嘸阿彌陀佛，後是兩江亭上遊人的MP3，我不介意善信頌禱或遊人引吭高歌，但揚聲器徹底破壞梅嶺的空靈，古跡遊覽要情景兼重，現在虛有其表，哀哉！
珠璣巷的胡妃和梅關的張夫人，都是關於北方女子捨身獻給南方開發的古事。胡妃本是宋朝妃嬪，一天出走遇上真愛，雙雙私奔到珠璣巷，胡妃伶俐聰敏，教曉珠璣巷人很多手藝，她的出走傳到朝庭之中，兵臨珠璣她捨身成仁。張九齡初開梅嶺不果，見仙人要孕婦獻山神，張夫人懷著腹中塊肉，在梅嶺捨身，從此梅嶺漸能開通，張夫人的事跡亦被傳頌。雖然我不確定胡妃和張夫人是否如此偉大，但肯定南方移民都傾向將南移貴族女子的聖化了兩人的死，可能是要借她們的事蹟，鼓勵其他南移的望族婦女，在落後的嶺南繼續生活。胡妃塔和張夫人廟，可說是婦女移民先驅的安慰劑。
在往南華寺的途中碰到加拿大善信，他遊遍大江南北，只為尋求「空靈」，他手持一本阿瑪斯的鑽石途徑系列，希望一睹慧能的真神，但他認為慧能的真身更可能在韓國。他的說法也可能正確，因為有記錄指，唐朝時候，有朝鮮僧人曾經收買了看墓人取去慧能的頭臚。根據南華寺的刊物，有專家亦取去「真身」的組織化驗，證驗並非贋品。可是，我認為重點不在慧能的「真身」何在，而是佛的「真法」何在。加拿大朋友慨歎中國是個沒有靈氣的國度，我深有同感，在南華寺內只有香燭煙火，「信眾」不外乎祈求富貴平安，卻不見有尋法人的背影，《六祖壇經》和「真神」都只是南華寺的裝飾，不知慧能在極樂西天，看見此情此景，有何感想。可能神秀暗自竊笑，「禪」味太濃，中國人受不了，還是要中國人「經常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會更合中國國情。
韶關之旅打開了一扇門，開啟了我對華南移民和禪宗的興趣。歷史的遺跡不會說話，意義始終要讀者自行揣摩，歷史才會活起來。
震天的爆竹驅散睡意，燒煙刺鼻，抖擻精神後找到朱氏宗祠，父親和祖父曾經說過朱氏因為清人入關，要剿滅姓朱的後人，為求避難，朱氏大舉南下，而其中一派便進入廣東順德，亦是我們的祖宗。韶關的佛岡朱氏族人也說，南宋時代一名姓朱的將軍護送宋帝南下逃亡，其子孫從此在佛岡落戶，繁衍後代。無論如何，傳說中朱氏都是從韶關南下，我望著祠堂，試回想過去的一切，踏進祠堂，兩進一天井，側堂是朱熹紀念館，我感到失望，因為祠堂太新，我未能想像過去的歷史時空，而且祠堂內掛上朱德、朱鎔基的彩色照片和朱洪武的畫像，自我宣傳多於訪古尋宗，我嘗試尋找廣東朱氏的南來時間，也未有所穫。
最有趣的不在堂內，而在堂外，雖然過去的歷史時空已在叫賣聲和爆竹聲中消失，但一排整整齊齊的祠堂帶出更多的疑問。就我所知，祠堂通常是中國人祭祠圈的中心，氏族圍繞祠堂而建村，如果有另立祠堂，意味族人由於某些不為外人道的恩恩怨怨，分枝出去，就如粉嶺圍村和粉嶺樓村同屬彭氏，但粉嶺樓的彭氏另立祠堂，表示他們已分枝出去。雖然在同一村內也偶有多個祠堂，但在同一地方有多個不同姓氏的祠堂實屬罕見。祠堂代表氏姓的主權，不同姓族的祠堂都能在珠璣巷和平共存，就好像各國國旗都在南極飄揚，為何珠璣巷會成為古代嶺南的聯合氏族市？
單憑珠璣巷祠堂林立，便認定珠璣巷是南來移民的必經之路，並不可信。我估計，珠璣巷的宗祠和一般宗祠的功能有別，根據史書記載，珠璣巷由商人建立，好像古代大型的南北行，商人要保證貨源，最好的辦法是得到同一姓族的支持，不同姓氏的商人都建祠以招聚宗親，逐漸以祠堂形成貿易網。從梅關古道到珠璣巷大約二十分鐘車程，在古代約一天路程，從梅關南望，沃野千里，農民賣貨到珠璣巷，找到姓族的祠堂便找到相關的同姓商人，生意越好，商人建的祠堂亦越堂皇，亦會得到姓族的認同，而珠璣巷便成為嶺南氏族爭風的地方，所以才會形成一地多祠的奇特人文風景。
梅關古道和珠璣巷皆由卵石鋪成，其實走石卵路頗為吃力，路面凹凸不平，古時還要走馬行人，車輪會在顛簸的路上破裂，行人也容易扭傷，而且唐相張九齡開梅嶺就是要貫通南北，為何會選擇卵石鋪驛道？廣州北京路的宋代古道也是平面石路，難道梅關古道路面破蝕而石卵外露？可惜不能想得太多，走梅關古道時不斷被揚聲器騷擾，先是佛寺的喃嘸阿彌陀佛，後是兩江亭上遊人的MP3，我不介意善信頌禱或遊人引吭高歌，但揚聲器徹底破壞梅嶺的空靈，古跡遊覽要情景兼重，現在虛有其表，哀哉！
珠璣巷的胡妃和梅關的張夫人，都是關於北方女子捨身獻給南方開發的古事。胡妃本是宋朝妃嬪，一天出走遇上真愛，雙雙私奔到珠璣巷，胡妃伶俐聰敏，教曉珠璣巷人很多手藝，她的出走傳到朝庭之中，兵臨珠璣她捨身成仁。張九齡初開梅嶺不果，見仙人要孕婦獻山神，張夫人懷著腹中塊肉，在梅嶺捨身，從此梅嶺漸能開通，張夫人的事跡亦被傳頌。雖然我不確定胡妃和張夫人是否如此偉大，但肯定南方移民都傾向將南移貴族女子的聖化了兩人的死，可能是要借她們的事蹟，鼓勵其他南移的望族婦女，在落後的嶺南繼續生活。胡妃塔和張夫人廟，可說是婦女移民先驅的安慰劑。
在往南華寺的途中碰到加拿大善信，他遊遍大江南北，只為尋求「空靈」，他手持一本阿瑪斯的鑽石途徑系列，希望一睹慧能的真神，但他認為慧能的真身更可能在韓國。他的說法也可能正確，因為有記錄指，唐朝時候，有朝鮮僧人曾經收買了看墓人取去慧能的頭臚。根據南華寺的刊物，有專家亦取去「真身」的組織化驗，證驗並非贋品。可是，我認為重點不在慧能的「真身」何在，而是佛的「真法」何在。加拿大朋友慨歎中國是個沒有靈氣的國度，我深有同感，在南華寺內只有香燭煙火，「信眾」不外乎祈求富貴平安，卻不見有尋法人的背影，《六祖壇經》和「真神」都只是南華寺的裝飾，不知慧能在極樂西天，看見此情此景，有何感想。可能神秀暗自竊笑，「禪」味太濃，中國人受不了，還是要中國人「經常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會更合中國國情。
韶關之旅打開了一扇門，開啟了我對華南移民和禪宗的興趣。歷史的遺跡不會說話，意義始終要讀者自行揣摩，歷史才會活起來。
蒙古崛起的原因
當我預備這個課堂的時候，不斷想像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的歷史時空，千禧年交接，漠北的遊牧民族乘時而起。中國國力由盛轉衰是其中個原因，安史以後，內憂外患，再加上五代十國的分裂和失控，北宋繼承的，只算是個殘破的中國。可是，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活躍於歐亞之間的遊牧民族亦開始效法農業文明、建立具備行政系統的國家，環伺於北宋的，便有遼國、西夏、吐蕃、南詔，還有後來的女真。後來蒙古建立橫跨歐亞的帝國，成為遊牧文明的佼佼者。
回顧歷史，我不禁要問：為何遊牧民族會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崛起？為何蒙古能成建前無古人（也很可能後無來者）的帝國？一般的說法，是認為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非常配合快速的戰爭模式。成吉思汗軍事思想研究專家達林太便認為，「遊牧生活就是半軍事性的生活，遊牧生活過程就是一個軍隊行軍作戰訓練的過程，所以它很容易轉入戰時狀態。…狩獵跟作戰主要有一點不同，就是對象不同，狩獵的對象是禽獸，作戰的對象是人，其他都差不多，狩獵的方式就是作戰的戰略戰術，迂迴、包圍、追擊、猛追，射擊的技能。狩獵的時候老虎、獅子當然比人要厲害，鍛練他的技能、勇敢精神，所以一次圍獵就是一次實戰演習。」（載於《發現草原：成吉思汗崛的秘密》），但為何一直以遊牧方式生活的蒙古部落，要待公元十一世紀才開始向外擴張？
可能在遊牧的生活方式以外，還要加上戰爭的科技。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便指出，隨著科技的普，較低級的文明會消滅較高級的文明。堺屋太一的《成吉思汗的世界》便圖文並茂、詳細介紹蒙古軍隊的戰爭科技，其中不少是從華北傳到蒙古各部，其中更包括宋人發明的火藥。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亦說，「如果沒有中國技術人員幫助，蒙古人永遠不可能征服中國。這些技術人員包括攻城技師、槍炮鑄造工、炮術專家和航海家」。因此，單憑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並不能充份解釋蒙古崛起的原因。一名俄羅斯人的記錄，便生活地形容遊牧與科技的完美配合，「他們（蒙古人）胸膛結實粗壯，…使用槍矛、棍棒、戰斧、劍，…勇猛的與敵厮殺而毫不退卻，但他們最突出之處在於弓箭的使用。…他們絕不求饒，而對付落敗的敵人，他們也絕不手下留情。」（摘錄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蒙古的戰士，不再是農耕文明所想的「野蠻人」了。
人在歷史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雖然契丹和女真分別有耶律阿保機和完顏阿骨等英明領袖，但相較成吉思汗，他們都黯然失色。成吉思汗充可以說是結合遊牧模式與科技力量的催化劑，根據馮承鈞譯的《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囑諸子練習圍獵，以為獵足以習戰。蒙古人不與人戰時，應與動物戰。故冬初為大獵之時，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汗先偕其妻妾從者入圍，射取不可以數計之種種禽獸為樂……如是數日，及禽獸已少，諸老人遂至汗前，為所餘之獵物請命，乃縱之，俾其繁殖，以供下次圍獵之用。」（轉載自《狼圖騰》）從中可見，成吉思汗是有策略地將各部落統合為單一的戰鬥族群。我更認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的更重要意義，在於將部落間互相廝殺混鬥的內耗，轉化為對外侵略的爭競。他的影響力遍及後世，龐大的帝國貫通歐亞，改變了當時的國際秩序，甚至改變了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的勢力範圍。2006年，牛津大學基因專家Tom Robinson估計，現在每二百名男子，便有一人是成吉思汗的後裔（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6/05/content_4647348.htm）。成吉思汗無疑是蒙古崛起的一項決定性因素。
成吉思汗留給蒙古帝國的，不單是龐大的軍事力量，還有軍事制度。他要讓蒙古帝國全民皆兵制，以十人為單位組織軍隊，命令快速傳達，軍隊只有犒賞，一切以戰養戰，從戰爭中獲得供應與補給，沒有勝利就是失敗，軍人論功行賞，不按年資，也沒有制度約束，這套軍事制度在他死後仍然發揮作用。一名歐洲的修士這樣形容蒙古人，「韃靼人（蒙古人）…夷平城市，燒毀森林，衝垮城堡，砍掉葡萄樹，摧毀庭園，屠殺市民和農民；如果突然大發慈悲，饒了求饒者一命，韃靼人就強迫這些人當起最低賤的奴隸，作戰時要他們在前面與自己的親人廝殺。如果他們根本是佯裝戰鬥，或向同胞示警跑，跟在後面的韃靼人就立即殺掉他們；如果英勇作戰且打了勝仗，他們得不到任何獎賞，這些野蠻人就是這樣把俘虜當馬一樣來虐待。」（摘錄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成吉思汗創立的制度，提供了足夠的誘因，轉化了蒙古部落的強悍性格，成為侵城掠地的重要資源。
半軍事式的遊牧生活方式，再加上成熟的戰爭科技，以及成吉思汗的領導，無疑是蒙古民族叱咤一時的原因，可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有其獨特的時空，將漠北的蒙古部族「逼上梁山」。根據布萊恩．費根的《歷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東征西討時正處於漫長的溫暖期，期間頻頻的乾旱可能大肆摧殘了乾草原牧莫，使遊牧民賴以維生的馬和各種牲畜面臨糧食不足的危機。」後來，當較低溫、多雨的大氣重臨草原，牧草再次豐美，於是拔都難以說服蒙古部眾再次西征，錯過了征服歐洲的機遇。雖然氣候並非歷史發展的最決定因素，但氣候大暖化也解釋了遊牧民族於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之間，不斷衝擊農耕文明的原因。
太多人將蒙古的崛起，簡單歸因為成吉思汗的功勞（或若英雄歷史，Great Men's History）。歷史從來不滿足於簡單的答案和通則，歷史研習不斷讓我們發現歷史事件的獨特性（uniqueness），尋求更圓滿的解釋。
回顧歷史，我不禁要問：為何遊牧民族會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崛起？為何蒙古能成建前無古人（也很可能後無來者）的帝國？一般的說法，是認為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非常配合快速的戰爭模式。成吉思汗軍事思想研究專家達林太便認為，「遊牧生活就是半軍事性的生活，遊牧生活過程就是一個軍隊行軍作戰訓練的過程，所以它很容易轉入戰時狀態。…狩獵跟作戰主要有一點不同，就是對象不同，狩獵的對象是禽獸，作戰的對象是人，其他都差不多，狩獵的方式就是作戰的戰略戰術，迂迴、包圍、追擊、猛追，射擊的技能。狩獵的時候老虎、獅子當然比人要厲害，鍛練他的技能、勇敢精神，所以一次圍獵就是一次實戰演習。」（載於《發現草原：成吉思汗崛的秘密》），但為何一直以遊牧方式生活的蒙古部落，要待公元十一世紀才開始向外擴張？
可能在遊牧的生活方式以外，還要加上戰爭的科技。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便指出，隨著科技的普，較低級的文明會消滅較高級的文明。堺屋太一的《成吉思汗的世界》便圖文並茂、詳細介紹蒙古軍隊的戰爭科技，其中不少是從華北傳到蒙古各部，其中更包括宋人發明的火藥。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亦說，「如果沒有中國技術人員幫助，蒙古人永遠不可能征服中國。這些技術人員包括攻城技師、槍炮鑄造工、炮術專家和航海家」。因此，單憑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並不能充份解釋蒙古崛起的原因。一名俄羅斯人的記錄，便生活地形容遊牧與科技的完美配合，「他們（蒙古人）胸膛結實粗壯，…使用槍矛、棍棒、戰斧、劍，…勇猛的與敵厮殺而毫不退卻，但他們最突出之處在於弓箭的使用。…他們絕不求饒，而對付落敗的敵人，他們也絕不手下留情。」（摘錄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蒙古的戰士，不再是農耕文明所想的「野蠻人」了。
人在歷史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雖然契丹和女真分別有耶律阿保機和完顏阿骨等英明領袖，但相較成吉思汗，他們都黯然失色。成吉思汗充可以說是結合遊牧模式與科技力量的催化劑，根據馮承鈞譯的《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囑諸子練習圍獵，以為獵足以習戰。蒙古人不與人戰時，應與動物戰。故冬初為大獵之時，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汗先偕其妻妾從者入圍，射取不可以數計之種種禽獸為樂……如是數日，及禽獸已少，諸老人遂至汗前，為所餘之獵物請命，乃縱之，俾其繁殖，以供下次圍獵之用。」（轉載自《狼圖騰》）從中可見，成吉思汗是有策略地將各部落統合為單一的戰鬥族群。我更認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的更重要意義，在於將部落間互相廝殺混鬥的內耗，轉化為對外侵略的爭競。他的影響力遍及後世，龐大的帝國貫通歐亞，改變了當時的國際秩序，甚至改變了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的勢力範圍。2006年，牛津大學基因專家Tom Robinson估計，現在每二百名男子，便有一人是成吉思汗的後裔（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6/05/content_4647348.htm）。成吉思汗無疑是蒙古崛起的一項決定性因素。
成吉思汗留給蒙古帝國的，不單是龐大的軍事力量，還有軍事制度。他要讓蒙古帝國全民皆兵制，以十人為單位組織軍隊，命令快速傳達，軍隊只有犒賞，一切以戰養戰，從戰爭中獲得供應與補給，沒有勝利就是失敗，軍人論功行賞，不按年資，也沒有制度約束，這套軍事制度在他死後仍然發揮作用。一名歐洲的修士這樣形容蒙古人，「韃靼人（蒙古人）…夷平城市，燒毀森林，衝垮城堡，砍掉葡萄樹，摧毀庭園，屠殺市民和農民；如果突然大發慈悲，饒了求饒者一命，韃靼人就強迫這些人當起最低賤的奴隸，作戰時要他們在前面與自己的親人廝殺。如果他們根本是佯裝戰鬥，或向同胞示警跑，跟在後面的韃靼人就立即殺掉他們；如果英勇作戰且打了勝仗，他們得不到任何獎賞，這些野蠻人就是這樣把俘虜當馬一樣來虐待。」（摘錄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成吉思汗創立的制度，提供了足夠的誘因，轉化了蒙古部落的強悍性格，成為侵城掠地的重要資源。
半軍事式的遊牧生活方式，再加上成熟的戰爭科技，以及成吉思汗的領導，無疑是蒙古民族叱咤一時的原因，可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有其獨特的時空，將漠北的蒙古部族「逼上梁山」。根據布萊恩．費根的《歷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東征西討時正處於漫長的溫暖期，期間頻頻的乾旱可能大肆摧殘了乾草原牧莫，使遊牧民賴以維生的馬和各種牲畜面臨糧食不足的危機。」後來，當較低溫、多雨的大氣重臨草原，牧草再次豐美，於是拔都難以說服蒙古部眾再次西征，錯過了征服歐洲的機遇。雖然氣候並非歷史發展的最決定因素，但氣候大暖化也解釋了遊牧民族於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之間，不斷衝擊農耕文明的原因。
太多人將蒙古的崛起，簡單歸因為成吉思汗的功勞（或若英雄歷史，Great Men's History）。歷史從來不滿足於簡單的答案和通則，歷史研習不斷讓我們發現歷史事件的獨特性（uniqueness），尋求更圓滿的解釋。
2009年5月4日 星期一
婚姻暗流：柏格曼的婚姻告白
天底下根本沒有離婚這一回事，婚姻關係頂多只是被改變而已，Debbie Ford在她的Spiritual Divorce如此宣稱。看書還不大明白，只要看看Ingmar Bergman的《婚姻暗流》（Scenes from a Marriage）便明瞭箇中一切。Johan和Marianne天生一對，電影開始時他們接受訪問，大談婚姻之道，Johan是大學教授，Marianne是律師，郎才女貌，夫唱婦隨，他們的合照成為報章專題，羨煞旁人，然後鏡頭一轉，他們的朋友便要求Marianne辦理離婚手續，期間更大打出手，Johan和Marianne大嘆無奈，誰想到他們最後也走上離婚之途，衝突之烈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暴風雨前夕，總是平靜得令人不安。
聽說，《婚姻暗流》是Bergman的真實寫照，將他的經歷濃縮成三小時的六幕片段，平靜與衝突，離別與重聚，又愛又恨，離不開也留不下，非一般的離婚經歷，一樣的絕望和痛楚。他在《柏格曼論電影》中說：「他們無法分開，也無法一起生活，彼此對對方作出各種殘酷的傷害，只有處在這種情況下的兩個人，才可能變得這麼狠。就像一塊兒嫻熟地跳著死亡之舞，逐漸沉淪至非人的狀態。」讀著這些說話，已令人毛骨悚然，更何況在電影院之中，親眼目睹Johan和Marianne在相愛中傷害，在擁抱中窒息！幸福過，背叛過，衝突過，厭棄過，責罵過，原諒過，最後又剩下什麼？有肉慾，有依戀，更有揮之不去的回憶！
柏格曼功力深厚，三小時的電影，不談孩子也不談第三者，始終專注在兩人的關係，簡潔亦緊湊，兩人的關係如波浪起伏，也如橡皮筋或張或弛。電影環環相扣，Johan和Marianne在電影開始時的訪問中，說十年後也會是快樂的伴侶。十年過去，他們拉長了痛苦的離婚旅程，在朋友的小屋中共聚，相擁入睡，或許他們已忘記了在訪問中的承諾，但在暗藍的天際下、無人的曠野之中，他們正重新體驗曾經擁有的回憶。那一刻，他們不再問究竟，也不再追究前塵往事，擁抱到天明。那一幕是柏神來之筆，呈現離婚最真實的狀態，就是當所有因離婚而生的怨恨都過去，還存在曾經的愛。天底下沒有離婚這一回事，婚姻關係只是改變而已！
聽說，《婚姻暗流》是Bergman的真實寫照，將他的經歷濃縮成三小時的六幕片段，平靜與衝突，離別與重聚，又愛又恨，離不開也留不下，非一般的離婚經歷，一樣的絕望和痛楚。他在《柏格曼論電影》中說：「他們無法分開，也無法一起生活，彼此對對方作出各種殘酷的傷害，只有處在這種情況下的兩個人，才可能變得這麼狠。就像一塊兒嫻熟地跳著死亡之舞，逐漸沉淪至非人的狀態。」讀著這些說話，已令人毛骨悚然，更何況在電影院之中，親眼目睹Johan和Marianne在相愛中傷害，在擁抱中窒息！幸福過，背叛過，衝突過，厭棄過，責罵過，原諒過，最後又剩下什麼？有肉慾，有依戀，更有揮之不去的回憶！
柏格曼功力深厚，三小時的電影，不談孩子也不談第三者，始終專注在兩人的關係，簡潔亦緊湊，兩人的關係如波浪起伏，也如橡皮筋或張或弛。電影環環相扣，Johan和Marianne在電影開始時的訪問中，說十年後也會是快樂的伴侶。十年過去，他們拉長了痛苦的離婚旅程，在朋友的小屋中共聚，相擁入睡，或許他們已忘記了在訪問中的承諾，但在暗藍的天際下、無人的曠野之中，他們正重新體驗曾經擁有的回憶。那一刻，他們不再問究竟，也不再追究前塵往事，擁抱到天明。那一幕是柏神來之筆，呈現離婚最真實的狀態，就是當所有因離婚而生的怨恨都過去，還存在曾經的愛。天底下沒有離婚這一回事，婚姻關係只是改變而已！
2009年5月1日 星期五
追溯並解釋20世紀香港和中國關係的發展
（由謝瑋祺所作，文章簡潔清晰，先交代香港在不同範疇對中國的影響，然後再分析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兩地在過去一百多年保持互動關係，時而互補，時而對抗。同學如希望能多了解兩地未來的關係，可參考BBC的文章〈香港未來有多亮，與上海沒太大關係〉http://www.stnn.cc:82/ed_china/200904/t20090420_1015473.html。
20世紀的香港與中國關係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兩地均是關係密切的，以下我將會逐一作詳細分析。
首先是政治方面，由於大部份的香港居民是來自中國內地，故對中國的事務會特別關注，而且在英國管治下，居民的生活都比較自由，因此香港便成為中國革命及抗戰的戰地。早在1895年，孫中山先生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後來又在香港策動多次的武裝起義。自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同盟會發動的十次起義中，有六次就以香港為基地策劃的。而在抗戰時期，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立，並以香港為根據地，因此香港也成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而且在1941年時，中國國民政府來港呼籲港人募捐戰時公債，本港各界就認購了410萬多元，為中國國民政府帶來抗戰的經費。加上活躍於香港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則以游擊戰形式，與日軍周旋，並協助救援盟國友軍，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由此可見，中國得到香港在政治上的幫助。
除此之外，香港也常常受到中國內地政治運動的波及。例如1925年上海發生英軍開槍鎮壓民眾的「五卅慘案」，結果引發了長達一年零四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又例如1966-1967的暴動――「六六、六七暴動」也是因為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而且規模也不小的。加上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引起本港的迴響，這引起了民眾多次上街示威，因此以後，每年在香港也有相關的紀念活動，有很多民眾也參加這些紀念活動。不但是革命、抗戰、受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就連1997年7月1日的回歸也能展示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7月1日成立，由於中央政府承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因此令香港成為一個「一國兩制」的試驗場所，後來澳門也以同一方式在1999年回歸，因此香港便成為回歸後一國兩制的試驗區。由此可見，在政治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良好的而且息息相關。
除了政治方面外，經濟方面也是中港兩地互相依賴的。香港在早期是以轉口中國內地貨品為貿易的，香港擁有天然良港及發達的航運業，加上位處中國南方，所以中國內地的貨品大多以香港為轉口基地，將貨品遠銷海外市場。早在20世紀，香港為中國轉口的貿易已佔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但後來因為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後，香港的轉口貿易漸趨崩潰，香港才開始發展本地工業化。自1979年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始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合作越來越多，就在1980-1987年間，香港為中國內地轉口每年賺取超過27億美元的盈餘，因此香港在地理環境上和技術上佔了優勢，亦成為內地與外地合作的橋樑。而且中國內地更是香港最重要的天然資源供應者，因中國大陸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正好為香港提供所需的材料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加上1979年的改革開放後，本港的商人為減低生產成本，而生產企業北移，紛紛到內地投資設廠。根據統計，在1979-1986年間，廣東省得外資約42億美元，其中80％是來自香港的。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財閥希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經濟發展中資集團，因此於20世紀80年代中大力投資香港的地產、旅遊業和金融業。到了90年代，中資集團已成為香港的最大投資力量。加上中國與香港只是一河之隔，中國內地自1962年開始每日為本港供應鮮活、冷凍食品，而1965年更於深圳建成香港供水工程，解決本港缺水的問題。由此可見，香港與中國在經濟上也是互惠互助的。
最後是社會、文化方面，兩地的關係也是繫密的。每當內地遇上戰禍或局勢動盪時，中國民眾紛紛南遷到香港以求生計，因此香港便成了中國內地同胞的災禍救難所，就以1970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例，有大量民眾(約18萬)是文革長期動亂關係而紛紛來港。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適中，出入境自由，加上交通發達，因此內地人欲往海外，多以香港為中途站。至於海外僑民也由香港轉歸故里，或透過香港的銀行、郵遞、電訊服務等，與內地親友保持聯絡。此外，香港的信息快捷、豐富，也成為海外、海內資訊交流的重要基地。香港更是內地學習西方知識的中介地，自香港開埠以來，西方傳教士及部份留學生在本港翻譯很多不同的書籍，加上香港的教育體制也較完善，而且中外文化長期在港共存，因此西方文化、思想和知識均透過香港得以傳入內地。由此可見，中國與香港在社會、文化上是有緊密聯繫的。
總括而言，香港和中國內地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均是關係緊密的。
20世紀的香港與中國關係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兩地均是關係密切的，以下我將會逐一作詳細分析。
首先是政治方面，由於大部份的香港居民是來自中國內地，故對中國的事務會特別關注，而且在英國管治下，居民的生活都比較自由，因此香港便成為中國革命及抗戰的戰地。早在1895年，孫中山先生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後來又在香港策動多次的武裝起義。自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同盟會發動的十次起義中，有六次就以香港為基地策劃的。而在抗戰時期，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立，並以香港為根據地，因此香港也成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而且在1941年時，中國國民政府來港呼籲港人募捐戰時公債，本港各界就認購了410萬多元，為中國國民政府帶來抗戰的經費。加上活躍於香港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則以游擊戰形式，與日軍周旋，並協助救援盟國友軍，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由此可見，中國得到香港在政治上的幫助。
除此之外，香港也常常受到中國內地政治運動的波及。例如1925年上海發生英軍開槍鎮壓民眾的「五卅慘案」，結果引發了長達一年零四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又例如1966-1967的暴動――「六六、六七暴動」也是因為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而且規模也不小的。加上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引起本港的迴響，這引起了民眾多次上街示威，因此以後，每年在香港也有相關的紀念活動，有很多民眾也參加這些紀念活動。不但是革命、抗戰、受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就連1997年7月1日的回歸也能展示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7月1日成立，由於中央政府承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因此令香港成為一個「一國兩制」的試驗場所，後來澳門也以同一方式在1999年回歸，因此香港便成為回歸後一國兩制的試驗區。由此可見，在政治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良好的而且息息相關。
除了政治方面外，經濟方面也是中港兩地互相依賴的。香港在早期是以轉口中國內地貨品為貿易的，香港擁有天然良港及發達的航運業，加上位處中國南方，所以中國內地的貨品大多以香港為轉口基地，將貨品遠銷海外市場。早在20世紀，香港為中國轉口的貿易已佔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但後來因為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後，香港的轉口貿易漸趨崩潰，香港才開始發展本地工業化。自1979年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始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合作越來越多，就在1980-1987年間，香港為中國內地轉口每年賺取超過27億美元的盈餘，因此香港在地理環境上和技術上佔了優勢，亦成為內地與外地合作的橋樑。而且中國內地更是香港最重要的天然資源供應者，因中國大陸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正好為香港提供所需的材料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加上1979年的改革開放後，本港的商人為減低生產成本，而生產企業北移，紛紛到內地投資設廠。根據統計，在1979-1986年間，廣東省得外資約42億美元，其中80％是來自香港的。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財閥希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經濟發展中資集團，因此於20世紀80年代中大力投資香港的地產、旅遊業和金融業。到了90年代，中資集團已成為香港的最大投資力量。加上中國與香港只是一河之隔，中國內地自1962年開始每日為本港供應鮮活、冷凍食品，而1965年更於深圳建成香港供水工程，解決本港缺水的問題。由此可見，香港與中國在經濟上也是互惠互助的。
最後是社會、文化方面，兩地的關係也是繫密的。每當內地遇上戰禍或局勢動盪時，中國民眾紛紛南遷到香港以求生計，因此香港便成了中國內地同胞的災禍救難所，就以1970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例，有大量民眾(約18萬)是文革長期動亂關係而紛紛來港。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適中，出入境自由，加上交通發達，因此內地人欲往海外，多以香港為中途站。至於海外僑民也由香港轉歸故里，或透過香港的銀行、郵遞、電訊服務等，與內地親友保持聯絡。此外，香港的信息快捷、豐富，也成為海外、海內資訊交流的重要基地。香港更是內地學習西方知識的中介地，自香港開埠以來，西方傳教士及部份留學生在本港翻譯很多不同的書籍，加上香港的教育體制也較完善，而且中外文化長期在港共存，因此西方文化、思想和知識均透過香港得以傳入內地。由此可見，中國與香港在社會、文化上是有緊密聯繫的。
總括而言，香港和中國內地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四方面，均是關係緊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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