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後在哪裡？

參加元旦遊行，為了抗議北京監禁劉曉波，我在集會人群中尋找，希望看到「支持零八憲章」和「釋放劉曉波」的旗幟，但遍尋不果，倒是看到基層兒童和婦女組織，拿著曾蔭權的紙板，請他食蛋（因為他的扶貧政策，只得「零雞蛋」）。然後，看到中大學生團契，舉起「上帝造人平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橫額，難得還有一些關心政治的基督徒。最後，我選擇走在「街工」旁邊，我一直覺得梁耀忠是實事實幹、默默耕耘的議員。突然，看到熟悉的身影，我拍一拍她，多年不見，她的兒子也長大了，談起近況，大家都有點黯然，想不到在這裡碰到她，很羨慕她能帶孩子一起遊行，我也希望今年有機會，能和信信望望肩共肩地爭取民主。

 

去年七．一，劉曉波已被捕，我遊行時，插了「釋放劉曉波」那條隊，今天遊行，也是因為劉曉波，他為了中國人的民主自由而坐牢，好像耶穌為了世人的罪釘在十架上，主耶穌說，每個人都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我覺得，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坐享其成，完全忘記前人先輩為他們現在的幸福作過的努力，更不會替後人開創更好的將來。我看見很多的年輕人站出來（這也是社民連的成功之處），也有多長者走在前頭，但三十後的我們到了哪裡？我們經歷了六四、彭定康時代的政改、立法局直選、回歸、反廿三條七．一大遊行，出生於殖民時期，成長於後過渡期，見證了回歸的起起跌跌，我們應該更具備歷史感嗎？

 

每一個時代，都有肩負的任務，繼往開來，但這個時代的人，好像被中國的經濟「成就」麻痺了批判力，對中國的人權狀況噤若寒蟬，如果我們這一代人，只顧個人享樂，而不理他人的福祉，我們如何向下一代交代，我們還有哪些精神遺產留給後世？劉曉波說，中國再經不起任何暴力政治活動，所以他走了梁啟超的改革路綫，而不是孫中山的革命路綫。梁啟超在晚清時期，兩面不討好，得不到清政府的信任，也取不到革命派的支持。支持劉曉波、胡佳和譚作人，就是支持以和平的方式改變中國，讓我們的下一代，免於政治暴力的惡性循環。

 

延續到明天

太多事情還未完成，所以只好留待明年繼續，好像我看了「絲路光影」的《敦煌》後，一直想多讀井上靖的小說，後來才發現，他的著作在中港台的書店都斷市了，幸好我發現中大圖書館收藏了他的著作，希望農曆年假有空，借來一讀。另外，格魯吉亞的《歷劫鴛鴦》和法國的《一千零二夜》也讓大開眼界，我相信格魯吉亞應該保留了大量中世紀的文化氛圍，「中世紀」是一段被現代人淡忘的歷史，好像歷史都由文藝復興開始的，但我更喜歡想像那個充滿神話、神光與蒙蔽俱在的世界。

也好像我迷上了林黛的電影，《漁歌》中的跳脫、《雲裳艷后》中的摩登、《王昭君》的悲壯、《白蛇傳》中的成熟堅毅和《江山美人》中的嫵媚，電影有好有壞，但無損林黛的風華，我較喜歡她前期的作品，希望明年能看她的《不了情》和《翠翠》。林黛和樂蒂，好像是時代的悲歌，雖然風姿綽約，都逃不過如櫻花般墜落的命運。究竟，是她們不自覺地從電影世界（仍由男性主導），習染了溢美的死亡，還是她們以死實現了主體性？

好像看了新藤兼人的《裸島》和《鬼婆》之後，仍然想追看他的電影。《裸島》是由溪水和汗水組成的電影，一連串的不幸，貧農以水開墾荒蕪的小島，換來的竟是絕望，沒有淚水的絕望，是一套很沉重的電影。聽說他改編了谷崎潤一郎的《鍵》，單看小說，已叫我想入非非，不知在新藤兼人的鏡頭之下，會是怎樣的佈局。另外，看完大島渚的《少年》和《儀式》，再讀佐藤忠男的《大島渚的世界》，覺得他真得電影的神緒，文字和影像，可以提供對讀的文本。還有羽田澄子的《山中常盤》，讓我見識了日本「琉璃音」樂和繪卷的藝術境界，我也希望明年有時間了解源賴朝和源義經的事蹟。

好像年底看了「高達回顧電影展」和「奧迪雅作品展」，高達的《偵探》、《永遠的莫札特》、《萬福瑪利亞》、《算我唔好彩》和《周末》，叫我完全摸不著頭腦，這些高達較後期的作品，充斥著他對電影本質的反思（甚至是牢騷），當「故事」被「解構」得支離破碎時，我完全捉不到電影中的影像，所有影像就在我的視縫間溜走，只有一些精警的對白留在耳際。奧迪雅（Jacques Audiard）是新進的法國電影導演，他的《先知》剛在影展獲獎，我看了《無名英雄》、《我心遺忘的節奏》、《唇語驚魂》和《男人最痛》，《無名英雄》和《我心遺忘的節奏》好像尋找消失了的父／母，我很喜歡他的電影，希望《先知》公映時先睹為快。

讓明年延續我的電影夢，我雖只是電影的門外漢，從那個投射在銀幕的世界，令我更能看到現實世界的真實，電影提供一個避靜的洞穴，也給我面對「現實」的勇氣。

吳清源

圍棋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在黑子與白子之間，不只是存在勝負，好像還有一種動態的平衡，心靈的追求。田壯壯將《吳清源》拍得很美，是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讚》說的幽暗美學，吳清源處在大時代的夾縫，國籍的模糊、中國和日本的戰事、宗教的信仰和質疑，但吳清源始終追尋著活著的意義，也不願隨便相信外界強加在他身上的任何意義。

塔可夫斯基在《時光中的時光》說：生命當然沒有意義。要是有，人就不自由了，他會變成意義的奴隸，他的生活會被全新的標準所支配：奴役的標準。於是，當報紙張揚吳清源與日本棋手的對奕，是中日決戰時，他只是思考什麼是下棋的意義。當二戰時恩師瀨越要他到廣島繼續比賽時，他卻要守著東京的道場，他不斷思考，為何要下棋。除了勝負之外，圍棋似乎包含著更高的境界，也是他一直能超然物外、專心致意追求的境界。

鏡頭雖然那麼平靜，但我卻深深感受到電影蘊藏著的靈魂騷動，吳清源表現得越平靜，他的內心越痛苦，他的身體承受了一切靈魂的爭扎，所以總是那麼脆弱，好像一個破損的器皿，盛不起沉重的玉璧。電影中的吳清源，沒有天使的光環，也沒有光彩四射的目光，他神經兮兮，經常若有所思，正如舒琪先生所說：電影中，他只是吳清源（不是什麼圍棋大師）。沒有神化的意圖，沒有借吳清源抒發國族情感，田壯壯的《吳清源》，同樣追求禪意和精神上的美。

我不懂圍棋，但我知道世上沒有一樣的棋局，每個人都要下自己的棋。吳清源說過，圍棋是一種和諧的狀態。它的重點不在於競技或爭勝負，而是調和。由一枚一枚講究均衡的棋子最後所構成的一盤棋。感謝田壯壯，讓我在《吳清源》中，看到衝突的時代、人物和環境，如合構成一套和諧的電影（人生？）。美的所在，就是鏡頭背後那種靜極而動的境界。

從不缺席的父愛

看徐靜雷的《我和爸爸》，令我想到自己，很多事情只保留在心裡，一直等孩子願意聆聽的那一天，縱使謠言滿天飛，不同版本的傳言鋪天蓋地，但我一於少理，因為孩子是我唯一願意分享的對象，我只願意向他們揭露我自己。

 

《我和爸爸》中的大魚（爸爸），總會在小魚（徐靜雷）身旁出現，正如龍應台在《目送》所說，我的家不在任何地方，孩子在哪裡，那裡就是我的家。如果，我也有小魚這樣的孩子，總是帶著好奇的目光，去認識父親，我已經很幸福了。縱然她有個混蛋爸爸，她還能說出一句：不管怎樣，那就是我的爸爸。還記得看《追風箏的人》，淚流滿面，因為Amir縱然知道父親犯了錯，但他知道父親是最疼他的人，他的生命，從父親而來，所以他當著親族的人，宣認He is my father，維護父親的尊嚴。父親忍受多少孤獨，就是為了這句簡單、卻意味深長的說話。

 

龍應台說，有些人，離開了就只有流浪。《我和爸爸》的大魚是這樣，《禮儀師之奏鳴曲》中大悟的父親也是這樣，我不知道為何大魚和大悟父親離家了，但他們再也沒有家。只要小魚願意，哪裡有小魚，哪裡就有大魚。《禮儀師》的大悟在漁港小屋中，看著死去的父親，那一刻，本來朦朧不清的父親的臉，突然清晰起來，他記起（Remember）父親了，也與父親重新連結（Re-Member），於是，他鬆開父親的手，拿起父親緊握的石頭（他小時候送給父親的石頭），將石頭象徵式地交給未出生的孩子。那塊石頭，就是那不止息的愛，雖然父親不在，但父愛從不缺席。大悟和小魚都是幸運的，因為他們記著父親清晰的臉龐。

 

父親不是聖誕老人，我雖然會買禮物給孩子，卻不希望孩子在我身上索求更多的物質，這個世界，已因為人的貪婪與自私，奄奄一息，我不想「製造」更多的「消費者」，我沒有金子銀子，我只有自己的故事，故事延續生命，也承載著生命，好像《大魚奇緣》的父親，臨終前的一刻，只想兒子聽自己的故事。《最後的邀請》意大利老頭，活了一輩子，採訪過越戰和冷戰的新聞，在最後的時光，都是邀請兒子聽自己的生命故事。

 

父與子，一個線軸和一隻風箏，我一直以為孩子是我放上天空的風箏，但我漸漸發覺，我才是天空中那隻不能遠飛、也不能落地的風箏，而故事就是我和孩子之間那條看不見、卻實實在在的線，連繫著我懸空的生命。

 

 

武士

遠藤周作的《武士》，充斥著死亡和受苦，無論是武士長谷倉，還是天主教司祭貝拉斯可，都懷抱著「殉國」和「殉教」的烈士精神。《武士》就是他們從日本到墨西哥，經歐洲繞回日本的信仰之旅，兩人各懷鬼胎，各有盤算，但最終都成為黑暗政治的犧牲品，但他們正正在犧牲的瞬間，覺悟到那個張開雙手、掛在本頭上的弱者為何被稱為「主」。

讀遠藤的作品，真的很沉重，特別在聖誕的時刻，當教堂內都充滿著「普世歡騰」的歌聲時，我不禁想到耶穌基督受苦的形象，祂擔當了我們的憂患，背負了我們的痛苦，祂來到世間，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深河》中的大津，《武士》中那個脫離天主教會、逃到印第安部落的日本修士，都未能在教堂中找到他們的「主」，他們其實是遠藤的化身，大津在印度的加爾各答看見了主的面容，也仿傚耶穌背起了十字架，背起奄奄一息的死者到恒河；而脫離教會的日本修士，在印第安人的面容上，匆匆瞥見主的模樣。很多人以為在教堂歡慶耶穌基督的降生，便能將上主禁錮在教堂之中，那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特別是當劉曉波、胡佳和譚作人等中國維權人士，正身陷囹圄之際，我們怎能視若無睹、充耳不聞，而高歌「普世歡騰」？劉曉波說，他希望自己是中國最後一個因言入罪的人，我想起百日維新的譚嗣同，他說「中國革命，未嘗有不流血者，若有，請自嗣同始。」從譚嗣同開始，直到劉曉波，有多少中國人，為了國人的幸福，而賠上了生命和自由？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的信念（甚至信仰），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本來就帶著「殉」的意味。

感恩主日領聖餐的時候，牧師說，這是主的血和身體，為你而流。是的，我們的生命得以延續，因為很多的生物成為我們的食物；我們能夠享受自由，因為先輩的爭取（甚至以性命爭取），甚至我們的存在，正如猶太哲學家Jacob Needleman所說，是基於造物主的犧牲。當我翻開劉曉波的《大國沉淪》時，發現兩篇序言，都是中國基督徒（余杰先生和一位地下教會傳道）所寫的，他們以身犯險，向當權者發出怒吼，甚至直指當權者有罪，而我，怎能安坐教堂之中，若無其事地高唱「普世歡騰」呢？

平安？

不想奢言平安，胡佳和譚作人仍在獄中，劉曉波身陷囹圄，明天便一審判決，我特意買了他寫的《大國沉淪》，以此作紀念。余杰在序中說，劉曉波失去了自由，而自己仍然享有自由，已經感到羞愧，更何況我身在平安自由的香港，怎能忘記國內那些以身犯險的知識份子？與余杰相比，我更是自慚形穢，叫我怎樣慶祝「平安夜」？

 

當香港人高歌「我祝你們聖誕快樂的時候」，當國內的遊客走到香港感受濃烈的聖誕氣氛、瘋狂購物的時候，有多少人記得那位為民主中國而振筆直書的劉曉波？早上吃早餐的時候，身旁的老伯伯拿著報紙，正在讀劉曉波的新聞，罵了一聲「不知所謂」，我問他，是共產黨還是劉曉波？他斬釘截鐵地說：梗係共產黨啦，人家只罵你貪污腐敗，你憑什麼把人收監？然後，他對我說了很多對中國未來的擔憂。

 

香港人跟紅頂白，很多年青人只會向錢看，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視若無睹，只知道有楊利偉和郭晶晶，完全不知有胡佳和譚作人，那些上了年紀、見過世面的政客，對中國政治情況噤若寒蟬。「平安」與中國的距離有多遠？當我們慶祝平安夜的時候，我們在慶祝什麼呢？是慶祝男人手上的高科技電玩，還是女士袋中的名牌衣履？

 

上主啊，你擔當了世人的憂患，背負了世人的痛苦，中國這片土地上，離天國的平安還很遠，卻仍有許多有良心的中國人，學祢一樣，帶著憂患，背起了十字架，他們被漠視、被忽略，更被遺忘，但主啊，我知道祢沒有忘記他們，也叫我們不要忘記他們，當我們高歌平安夜的時候，讓我們知道，還有很多人因著別人的平安、後世的平安而承受痛苦。

人類是入侵者

看《阿凡達》（Avatar），有一種「過度真實」（布希亞所言的hyperreal）的感覺，影像都是虛擬的，但電影帶出的衝擊和反思卻又那麼真實，雖然我不斷提自己，潘朵拉（Pandora）只是個虛擬的世界，但我又情不自禁地投入到「阿凡達」的世界，我的感覺正如Jake所說的：「阿凡達還是人類？我已分不清哪個才是真實的世界。」James Cameron的鏡頭、《阿凡達》的影像，就是觀眾與生命產生連結（Connection），不單是自身的生命，還有他者的生命，以致超然的存在。

《阿凡達》有別於其他科幻電影的原因，是James Cameron嘗試以「他者」的視覺，反思人類現今的存在狀態。從《天煞》（Independence Day）到《強戰世界》（War of the World），「他者」（外太空的高級智慧）都是入侵者，雖然Tim Burton的《火星人玩轉地球》（Mars Attack）戲謔一下這種煞有介事的受害者心態，但嘲弄多於反省。近日重拍的《星空奇遇記》（Star Trek），主角雖然是火神星人，但人類和火神星人並肩作戰，正義還是屬於人類的，人類只有在生死存亡之際，才會以武制武，絕地反擊。總之，人類都是愛好和平的正義朋友，外星人不犯我，我不犯外星人。

不過，我們有沒有想過，人類就是那些不懷好意的外星入侵者？這就是James Cameron在《阿凡達》提出的質問。為了掠取珍貴的太空資源，人類濫殺無辜的Na'vi族人，還要砍伐樹木，破壞潘朵拉的生態。Na'vi人與地球人，形成強烈的對比，他們孔武有力，身高三米，卻絕不濫殺，他們捕獵或殺死動物後，都會為動物祈禱，口中念念有詞：「我看見你。」多麼細緻的場面設計，充份表現Na'vi對生命的尊重。我曾經在意大利的小鎮Tavernelle看過這樣的一幕，司機輾斃了流浪貓，他跪在路旁，右手按胸，口中念念有詞，然後輕輕地托起貓兒的屍體，放在草叢中。這樣的慈悲之心，也存在於我們人類之中。

我很喜歡電影帶出的連結概念，生死循環，死者復生，Na'vi人與動物透過髮梢的神經與其他生物連結（我想起衛斯理的《頭髮》），這不是一種高等生物馴化低底生物的關係，而是一種生者平等的關係，彼此都有選擇的權利，樹的根部，更是整個星球的神經連繫，眾者一，一者眾，不能分開，回憶（Remember）就是重新連結（Re-member），當Na'vi族人手牽手、繞著神樹載歌載舞時，也讓我想起連結，難怪Jake和Grace都那麼渴望，要成為Na'vi族人，因為他們已厭惡了極端個人主義的人類社群，尤其是Jake，孿生哥哥的死，雙腳的殘廢，都代表了他進入更孤立的存在狀態。

其實，James Cameron說一個原住民的故事（如澳洲原住民或印第安原住民），都可以帶出類似的信息，但為何他偏偏要憑空創作一個「阿凡達」的外星故事？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因著對「文明」的反思，提出「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的概念，「文明」的終點可能是同歸於盡，澳洲土著和印第安人都曾經是歐洲人對「高貴野蠻人」的想像，但今時今日，我們面臨的，不單單是「文明」與「野蠻」的問題，而是我們全人類（地球人）正一起毀滅「地球」這個生命體。

雙城雙年

生於城市，成長在城市，卻不知何謂「城市」，「香港‧琛圳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給我反思的機會，我什麼也不懂，只在市民中心和廣場的主展館閒晃，慕名而來，觀摩各國的建築師，如何讓冷冰冰、鋼筋水泥的城市「活起來」。

我讀著展板的簡介，其中一段話深深吸引著我，我駐足細讀，立刻抄下來，作者說：「令人響往的城市往往是複雜的地方，由非常不同的部份組成。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到，一個城市是由不同種類的人組成，類似人群不可能把城市變為現實。但是，我們面臨著多種在城市中維護類似人群空間實踐的障礙，它們將城市分為以習慣、特權、喪失為界限的封閉社區。...深圳與許多中國城市一樣，不斷在建立圍牆，以實物的方式表現了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關係型社會結構。」

我似懂非懂，畢竟展覽有很多建築和設計的專門用語，但這句說話，讓我想到圍牆，香港確實越來越多圍牆，以前的圍村都以圍牆環繞，現在的私人屋苑都以圍牆和鐵絲網環繞，過去開放的公共屋村，也都開始建立圍牆。香港，漸漸由一個一個圍繞起來的私人物業所組城，而香港本身，也被關口圍起來，公共空間，往哪裡尋找？

離開時突然看到「本土行動」的朱凱迪，才知他會參與「馬拉松對話」，我聽了三場討論，萬科集主席王石的發言引來全場掌聲，他有份參與「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他說這次會議，改變了他對企業責任的看法，他從個人英雄主義走到民族主義，這次峰會再令他走向國際主義，他說他是父母的孩子，他既是中國人，也是全人類的一份子，所以有責任減緩全球暖化。另外，北京的社區行動者舒可心也很敢言，他直言要在社區建立議會，他不想當國家主席或總統，但他要每個人都能當社區的議長。他的說法，就是當年美洲殖民地最早基的議會模式，他更矢言要向共產黨買下地區的發展權，讓社區成為民主管治的基礎。

我一面聽發言，一面留意附近有沒有便衣警察，聽眾的反應又是如何，但是言者理直氣壯，聽眾拍掌叫好，這就是深圳，舒可心更鼓勵我們這些香港人，要好好去幹，因為中國內地的人，正學習香港人爭取社區權益，我們這些香港人慣於隔岸觀火，難得國內遇有這些鐵錚錚的知識份子，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仍堅持發聲。《我們的孩子》的導演、遭打壓的艾曉明教授也獲邀參加馬拉松對話。深圳，已不再是一個只得銅臭的城市，深圳開始有自己的個性，生出文化的根柢，深圳的生命力，已超越香港。

場刊的編輯歐寧如此說：「過去，香港如同長者般照顧深圳，現在深圳已經大成人，要謀求更大的發展，而香港則有點後繼乏力，需要扶持。」不可悲嗎？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香港開埠一百七十年，深圳發展才只有三十年，此言成理，但比香港更「年長」的歐洲和美國城市，仍繼續保持活力，和香港同輩的新加坡，也繼續年青，一百七十年的香港，真的老了嗎？九七回歸時，外國人鼓吹「香港之死」，香港人一於少理，現在國內的人說「香港老了」，我們還要夜郎自大嗎？

觀察力

乘巴士途中，孩子看到《風雲II》的片段，信信說：「爸爸帶我睇！」我有些納悶，因為除了彭氏兄弟之外，電影毫無吸引力，於是我說：「電影屬IIB級，不適合兒童觀看。」

信信有些失望，沉默片刻，突然問我：「咁《偽能叛變》屬於哪一級？」

「IIA級！」我理直氣壯地說。

他問：「什麼是IIA級？」

「有家長陪同方可入場觀看。」我抹一把冷汗。

他再問：「咁《狼人外傳》呢？」

因為我是X-Men的粉絲，孩子當時又嚷著要看，雖然內心掙扎，也帶了他入場觀看，被他一問，我投降了，於是我前天帶了他們看《風雲II》。

看完電影後，信信問我：「點解好人變了壞人之後都會失憶，然後又有一個女孩子出來幫他做回好人？」很好的問題，他最愛看的《百獸戰隊》（Wild Force）的Wolf是這樣，《狼人外傳》的狼人也一樣，這一次聶風也是這樣。

我跟他解釋，這是編劇懶惰的做法，好人變了壞人便失憶，什麼也不用交代，然後有個深愛的女人出現了，又變回好人，也不用設計其中的情節。信信說：「難怪我還未找到五粒星的電影（他心目中最好的電影）。」

徐克的可貴之處，在於以眩目的視覺效果，說一個奇情曲折的曲事。電影，最終都要回歸「故事」，而不要一味耽溺於特技。這一次，走火入魔的，不只是聶風，還有鬼迷心竅的彭兄彭弟，這些東西，連小孩也騙不過。

早期華語電影

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發展中的光影：早期華語電影」，我不想錯過任何一部選映的電影，我很希望能夠透過鏡頭，重回一百年前的世界，可惜時間有限，我只能看到幾部一百年前的西方電影、《勳業千秋》和幾部早期的香港紀錄片段（包括公認為最早影像資料的愛迪生短片）。

 

《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是關於凱撒凱旋歸來後後暗殺，最後由安東尼替凱撒報仇，建立帝國的故事。電影只有幾個場景，最深刻的是凱撒的妻子夢到凱撒被殺的情景，導演Giovanni Pastrone運用了重叠影像的方法，讓觀眾「看到」妻子的夢，幾個大場面也拍得很有氣勢，雖然電影仍保留很多舞台元素，有些演員甚至面向鏡頭演戲，但電影已突破了舞台的限制，讓觀眾置身於「故事」之中，而不是單純的旁觀者。

 

《木星之旅》（A Trip to Jupiter）令我眼界大開，其中一場國王沿梯子爬上不同的星球，驟眼看去，還以為他真的「往上爬」，但細心觀看，才知所有佈境都畫在地上，演員則躺在地上演戲，鏡頭對著演員平行地往前移，營造往上升的效果，科幻奇趣。電影中加入了一個丑角，向國王展示不同的星圖，我覺得他就是導演Fernando Segundo De Chomon的化身。

 

《愛神傳說》（The Fable of Psyche）、《大鬍子女人之戀》（In Love with the Bearded Woman）和《反斗孖寶》（Two Naughty Boys）荒誕風趣，表現了電影作為娛樂（Entertainment）的功能，不難想像，一百年前的電影院，是充滿笑聲的。最後的《鄉村醫生》（The Country Doctor）充滿人道關懷，一百年前的電影都是默片，導演只能透過影像說故事，但在D. W. Griffith的鏡頭之下，我幾乎聽到自己的心跳聲，看著鄉村醫生無助地望著病倒的女兒，又要照顧村裡另一個病倒的女孩，他分身乏術，究竟要撇下女兒，醫治別人的女兒，還是關起大門，只醫治自己的女兒？文叉剪接，一生一死，我完全能體會醫生的掙扎，和他同步呼吸，不斷替他抹汗。

 

黎民偉拍攝的紀錄片《勳業千秋》（又名《建國史之一頁》），讓我看到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的北伐旅程，電影不單是純粹的紀錄片，也是政治宣傳片，我甚至覺得，電影的用語和後來共產黨的文宣用語幾乎一致，只是宣傳主角不同了（從國民黨到共產黨），我錯過了黎民偉導演的《西廂記》，不知道黎民偉先生貢獻，在於電影的政治歷史意義，還是美學意義？

 

當我看幾部早期香港紀錄片的時候，我不斷提醒自己，片中的影像，都是外國人對香港的印象，無論是愛迪生的短片，或者由王泉珠女士捐贈的短片，拍攝者都是外國人，所以，我很想知道，一百年前的香港有什麼東西吸引他們的視線？當然，中環和上環的街景非常吸引，當時的香港充滿異國情調，冷道有些冷清，間中有些留著辮子、穿長衫的華人走過，更多的是人力車夫和轎夫，我更看到，當時還有一種交通工具，只有一個輪子在車頭，好像現在用的泥頭車的，但上面卻坐了四五個人，後面一個車夫在推，瘦削的身體和一個車輪，便縱橫四環地帶，沒有親眼看過，也不敢相信。另外，街旁蹲著很多叫賣的小販，孩子都沒有穿鞋子，牙齒發黑（黑白片的綠故，不知是否太黃），有些碼頭的苦力赤膊奔走，他們就是早期的香港人。

 

說實話，兩個小時的早期香港紀錄，有華人生活的部份，不到一半，其餘大部時間，都是一些外國人的生活紀錄，抽煙閒晃，遊山玩水，似乎香港的風景，比低下的華人生活，更吸引他們，這也無可厚非，他們畢竟是殖民者。我很努力去辨認鏡頭下的香港，但除了當時的最高法院（今日的立法會大樓）外，鏡頭下的香港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紀錄片中，九龍城聖山上的宋王臺石還在，後來便被日本人剷平，要來鋪機場跑道，我看到九龍城中的金字頂村屋，想像我的曾祖父也可能住在其中（我曾替祖父和姑婆做口述歷史，他們說我的曾曾祖父在侯王廟解韱，曾祖父在九龍城開紙紮店，他們小時候便住在九龍城）。

 

電影院是另類的時光隊道，卜正民（Timothy Brook）從維梅爾的畫作中，寫成了《維梅爾的帽紙》，完成了一次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之旅，我也在四個小時之中，完成了一百年前的旅程。

說梧桐河

愛上梧桐河，是個多月前的事，之前，我一直不敢跨越欄柵，只敢遠眺，直至個一個星期天，獨個兒騎單車，不知何來的膽量，越過欄柵，開入梧桐河畔的小徑，花香處處，鳥聲時時，好像陶潛誤入桃花源，心情豁然開朗，從此，我忘不了梧桐河的閒適，每見日光斜陽，都想到梧桐河畔，讓我暫時忘卻生活的煩惱。沿河而跑，讓我暫時忘卻時間的存在、甚至自己的存在，放蕩思想，任意飛翔，跑步時一個人的時間，是最溫暖的時間，特別是寒風颯颯，途人都拉起衣領，但你偏單衣短褲、血流溫暖的時候，有種眾人皆冷我獨暖的清醒。

特別是星期天，上教會前，或者崇拜後，都到梧桐河跑步，從覲龍圍入，沿河而跑，河面金光閃閃，時見釣友坐在河旁，默默守候，等待河床的塘虱上釣，他們在河旁、在橋上拋絲，看著那團在河中浮沉的黑影，就是那些沒有十斤也有八斤重的肥魚，只希望飽餐一頓，梧桐河水雖然有些渾濁，但在冬季卻流得溫柔，大家都懶理什麼大腸桿菌含量，只管享受效野的寧靜，盡盡雅興。於是，星期天跑步，也近乎一種儀式，抽空獨處，無語問蒼天也好，向上主盡訴衷情也好，都享受片刻的臨在感。

在河旁跑步，不時見到騎著單車回家的村人，老人肩並肩在河旁閒遊，也見過有人放羊，幾條黃狗守在河旁，向途人搖尾巴，為河旁的混凝土徑，增添不少生氣。小徑寬長，也禁止車輛駛入，所以當太陽高懸，日光照出自己的影兒，看著自己的影子，似曾相識，卻又不識，很想擺脫，卻終究是拖著影子而跑。於是，我閉起雙眼跑步，那時聲聲入耳，有規律的呼吸聲、潺潺流水聲、鳥語蟲鳴，都特別清晰，彷彿大自然的交響樂與呼吸的節奏，融為一體，物我兩忘。

余光中說得好，「河乃時間之隱喻，不舍晝夜，又為逝者之別名。然而逝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變者而觀之，河乃時間；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河又似乎永恒。」（橋跨黃金城－記布拉格）有河流的社區，便有生氣，有河流的生命，便有縱闊、有景深，所以，當孩子問我要帶他們到哪裡去的時候，我說是世外桃源。大自然是上主給我們的禮物，我也希望將這份禮物留給孩子。

十字架與《深河》

望著妻子離世，卻無能為力的磯邊，只聽到妻子臨終時的託付，你要找我啊，一定要找到我，他只期望在妻子轉世後，再續前緣；曾經滄海，愛過又分過，最後發現，人生只是一聲嘆息，尋不著生之意義，不願去愛，也不能再愛的美津子，希冀在有如小丑的舊朋友大津身上，找到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走過鬼門關的木口，就是放不下酗酒的戰友，戰友臨終時，就是放不下口中啖過的那一塊人肉和亡友稚子的眼神；曾經為愛情離棄上主的大津，被拋棄後又回到上主的身邊，但他的信仰，不為教會所容，他最後在印度的聖地恆河，以自己的方式，傚法耶穌基督，背起被棄絕的十字架。遠藤周作的《深河》，是真誠的信仰剖白，也是對包容與慈悲的渴望。

遠藤周作是天主教作家，根據譯者林水福所說，遠藤一直尋找天主教作家的義務，他在〈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中寫道：「天主教作家絕不是聖人或詩人。聖人或詩人的目的是專心歌頌神。但是，天主教作家，既然是作家，其最重要的義務是凝視人，絕不容許放棄凝視人的義務。」於是，在《深河》中，遠藤的凝視，便成為故事中各個人物的內心剖白（即書中各人的物語），但這種剖白，又有別於基督宗教的懺悔，他們沒有一位確定而又超越的懺悔對象，他們只是對生命有所企盼，就算大津是一位神父，但他也受到天主教會的非議，他的基督信仰近乎泛神論，被視為異端。他們一起在印度的恆河相遇，並不是要清洗任何「罪惡」，只是希望「深河」能整全地包容他們、接納他們，他們不再需要任何的審判，任何的撕裂，他們不是善人、也不是惡人，而是整全的人。正如美津所說：「河流包容他們，流呀流地。人間之河，人間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讀到這裡，我不禁想起Jack Kornfield《原諒的禪修》的一話：「過去已過去。原諒意指：不再企求一個較好的過去。」我從磯邊、美津子、木口和大津的故事中，都看到一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人生，與其說對錯，倒不如說，總有些遺憾，而每一次遺憾，都證明自己的軟弱和渺小，我們只能以謙卑的心，接納發生的一切，然後背起遺憾，繼續上路。正如遠藤所說：「他們每一個人有各自的人生，有不能對他人說的祕密，他們的背部背負著這些重擔而活。」來到深河，上蒼能明白自己的衷情，我們在無言中吐露一切哀慟，而不再為自己辯解，完全浸淫在深河的愛中。

遠藤說，耶穌基督在我們之中不斷轉世，以聖經的話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不過，誰是基督？在《深河》之中，大津和加斯頓的故事，最感動我，在塚田彌留之際，加斯頓「跪在床舖旁邊，姿態有如折斷了的釘子，懇切希望塚田內心的彎曲能和自己一致，和塚田共苦」；而大津則獨自跑到印度，窩居在印度的隱修所（英文是Ashram），每天走在街上，背起垂死的棄民，讓他們浸洗在恆河之中，完成他們的人生之旅。《深河》的意象，那個衣衫襤褸的大津，深深地打動我。

當我再抬頭望向教堂中高懸的十字架時，我看到那條流在我心的深河。

瑕瑜互見的花木蘭

看《花木蘭》，為了支持粉嶺戲院和馬楚成，粉嶺戲院是大埔和北區碩果僅存的電影院，雖然設施較舊，但很有風味，所以，對於粉嶺戲院放映的電影，我都不大挑剔，加上馬楚成攝而優則導，是認真的電影人，買票入場，一舉兩得，可樂而不為？

說實話，《花木蘭》的婆婆媽媽、哭哭啼啼令我頗感煩厭，無端的愛國情緒，什麼為國家犧牲，也教我雞皮疙瘩，不過，我不認同很多評論所說，《花木蘭》爛得一文不值，我反而同情地觀看《花木蘭》，看導演如何在創作自由和市場策略間妥協，我甚至覺得，為了要在大陸市場站得住腳，為了要收回過億的票房，某些段落，不得不如此（哪些導演如高達般幸運，無需考慮市場因素？）。

荷里活動畫珠玉在前，將代父從軍的花木蘭畫得跳脫可愛，沒有國家命運的重擔，也沒有兒女私情的羈絆，更多是一個少女的成長故事，完全符合卡通動畫觀眾的口味，馬楚成再拍《花木蘭》，不可能拾人牙慧。不過，古裝歷史電影也不易為，千軍萬馬的場面，難與吳宇森的《三國》匹敵，美術設計也難以超越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國內知名導演，要說劇情與電影感，又有陳可辛的《投名狀》，馬楚成的《花木蘭》，處處都面對巨人的影子，他怎能不吃力？

我覺得，馬楚成希望殺出一條血路，為大場面的歷史電影另闢路徑，以往的歷史電影，都充滿陽剛氣，都是男兒英雄的血淚，但馬楚城的《花木蘭》，則嘗試從女性的視覺，重審戰爭的意義。雖然劇情牽強，但花木蘭始終是軍旅中的唯一女性見證人，從一個女人的角度看戰爭，戰爭便失去那種想當然的意義，他的父親還覺得為國捐軀是應份的，她只是希望父親免於戰死沙場，男人的戰爭崇高但虛無，但花木蘭的戰爭卑微卻實在，因此，馬楚成花了很多時間，刻劃花木蘭內心的矛盾，她就是想不到，那個卑微的願望，換來激烈的兩難選擇，所以，馬楚成鏡頭下的花木蘭，有別於荷里活那個不用面對道德兩難的少女，也不像男性想像中那個義無返顧、一去十二年的英雌。

於是，電影的前半部，根本是反戰的戰爭電影，文泰（即拓拔宏，陳軍飾）沖洗陣亡者的名牌，木蘭（趙薇飾）在大漠中凝視風中搖曳的名牌，戰爭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生命，馬楚成也沒有一味醜化外族，雖然門獨（胡軍飾）麻木不仁，但柔然大單于和公主都不是好戰之徒，他們甚至希望透過和親，偃旗息鼓，與中原的北魏保持友好。當門獨說漢人是羊的時候，木蘭也說她的軍隊裡有鮮卑人、羌人和漢人，但沒有羊，也非常符合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的情況。其實那個時候，兩大潮流正在進行，當漢人胡化的同時，胡化也大舉漢化，文泰（拓拔宏）便是日後的孝文帝，也是推行漢化政策的北魏皇帝，可見馬楚成安排文泰與木蘭的一段感情戲，是用心良苦的。

《花木蘭》後半部份開始走樣，風格一轉，文泰裝死激勵木蘭，木蘭苦口婆心愛國愛民，大將軍言而無信，陷木蘭於絕境等場面，都難以入目，最後一場小虎（房祖明飾）慷慨就義，求仁得仁，戰死沙場，一幕壯士悲歌，來得兀突，為要博得極端愛國人士的掌聲，種種計算，令電影失色。不過，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我還是覺得馬楚成是有心之人，我們不用將電影貶得一文不值，電影的藝術層次要提升，觀眾質素也要提升，面對龐大的國內市場，導演怎敢拍一套叫好不叫座的電影？突然覺得，花木蘭好像奧巴馬．

沒有聽障的《聽說》

自《海角七號》之後，一直期待台灣電影捲土重來，錯過了鄭有傑的《陽陽》，我再不能錯過《聽說》，雖然我不認識鄭芬芬，但讀過《認識電影》的人，怎會認不出監製和出品人的名字－焦雄屏？台北的文化氛圍加上聽障的題材，應該大有發揮空間，可是電影的前半部份，卻叫我看得有些不耐煩。

請不要誤會因為我不懂手語，要看字幕，所以不耐煩，其實，我一直認為聽不見的愛情，是專注而又浪漫的，他們必須看對對方的面孔、嘴唇和動作，才能溝通，有專家說語言只佔溝通的一小部份，那麼聽障朋友的溝通，應該比「正常人」更豐富、更深入。我不耐煩的原因，是電影太過賣弄天闊的憨直和秧秧的清純，而忽視了聽障朋友那種獨有而深刻的溝通方式。

還記得十多年前看德國電影《無音曲》，爸爸將聽障女兒放在擴音器上，她突然被聲音震動的韻律憾動心弦，她開始用觸角去聽聲音，兩個月前，我也看了紀錄片《觸得到的聲音》（Touch the Sound），Evelyn是聽障敲擊樂家，但她卻能以皮膚去聽，氣流的改變，空氣的震動，她每一個毛孔都是小型接聽器，兩套電影，都讓我們一窺不一樣的聲音世界。可是，《聽說》除了多教我一些手語之外，我看不到聽障朋友的世界。

我不明白，為何主角不是小朋，而是天闊和秧秧？當然，電影透過錯摸，令他們成為《聽說》的主角，不過《聽說》的錯摸極欠說服力，有些電影很會玩掩眼法，沙馬蘭（Shyamalan）的《鬼眼》便是一例，最後揭盅的一刻，真有「原來如此」的驚訝，但《聽說》耍的，是掩耳盜鈴，我甚至有種被愚弄的感覺，心裡暗叫「有冇搞錯，有冇可能呀」？為了這樣的劇情，令天闊和秧秧變得像白痴一樣，完全不值。

《聽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套和婆婆媽媽，小朋和秧秧像女同志多於兩姊妹，那個缺席的傳教士爸爸，令電影更虛偽（自己為了傳教，就要秧秧照顧小朋嗎？火災後還要感謝神？）天闊大學畢業，會手語，卻賦閒在家，只送外賣？太多不的犯駁和空白，只剩下公式的少年愛情（憨直少男還上清純少女等於愛情來了），或者焦雄屏都是仗義請纓，為台北的聽障奧運拍一套宣傳長片，是我期望太高了。

從Juno看成長

昨天上午還在北角寶馬山，與友校討論初中歷史教學的問題，下午又要趕回粉嶺，預備通識電影欣賞，口裡還在說中史的問題，腦海就思想著通識的課題。這一次，我和秀卓選擇了《Juno少女孕記》，希望學生能以史登柏的七種愛情類型，分析角色之間的愛情，我也以Juno未婚懷孕為例，讓學生從CORE（Control、Ownership、Reach和Endurance）的理論，分析Juno如何面對逆境。

這次備課，也刺激我思考我的愛情觀念。說實話，愛情是不斷變動的，我們怎能以一個三角型歸納不斷變化的愛情？以Juno和畢仔為例，Juno一開始或者迷戀畢仔，覺得他很cool，在只有激情（Passion）的條件下，他們的愛是迷戀，而當Juno和畢仔一起經歷了未婚懷孕之後，他們開始產生親密感（Intimacy），但仍欠承諾，只是浪漫之愛。同一個戀愛對象，也會此起彼落，怎能一概而言？我反而覺得，佛洛姆（Eric Fromm）的愛情理論更能反映現在人的問題，他強調愛是一種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感覺，所以，我們必先有具備清晰的自我概念，才能與他人談戀愛。Juno說：我們是全職的朋友，兼職的情人。或者，我可引用紀伯崙的詩歌所言：彼此相愛，卻不要讓愛成為束縛；讓它成為湧動在你們魂靈岸間的大海。

有學生問我，他不明白《Juno少女孕記》的結局，說實話，電影是電影，將十月懷胎的經歷，濃縮成風趣的九十分鐘，容易讓人忘卻真真實實的一分一秒。Juno面對逆境，好像能控制很多事情，從是否中止懷孕到選擇領養家庭，一切運籌帷幄，但現實處境，每一個抉擇，都充滿掙扎，一年多前，當香港的電影院上映《Juno》時，也同期上映羅馬尼亞的《4月3週2日－墮胎日記》，同樣的抉擇，卻相當痛苦，兩名無助的女學生，在孤立無助的社會中，被強暴和欺壓，能像Juno那樣在完全自由和充滿支持的環境下做決定的青少年，會有幾人？我們真的有如此多的選項嗎？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負起責任（Ownership），為自己所做的付出代價，並甘心接受。Juno生了孩子後，逆境是否就過去，還是未婚懷孕的陰影，仍會存在Juno的心中？電影是否輕視了未婚懷孕的持續性（Endurance）?我提醒學生，電影最主要探討的，不是未婚懷孕的問題，那只是一個很戲劇性（dramatic）的事件，電影要說的，其實是成長的自由和責任。

我和秀卓都是影癡，每一套好電影，都是個自足的世界，如果能在通識中加入更多的光影元素，學生會更容易有脈落地討論識題，而不流於胡扯。電影，給我一個觀察世界的方法。

孤獨母曲

歌德學院以「那些戰爭，那些人」為主題，放映一系列德國電影，以南斯拉夫內戰為背景的《孤獨母曲》（Warchild），令我久久不能釋懷，作為歷史教師，我一直覺得，我們不應將南斯拉夫內戰的歷史，變成一堆死知識，我們認該深刻反思當中的現代意義，為何直到十九世紀末，南斯拉夫仍會爆發以民族／種族為名的血腥戰爭？

焚燒的巴士，極近的鏡頭，爆炸，一切灰飛煙滅，戰爭過去了，鏡頭一轉，波斯尼亞百廢待興，一對外國夫婦在薩拉熱窩買屋，他們看中了一幢房子，價錢已很低廉了，但他們還要壓價，Senada婉拒了，戰後的波斯尼亞都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更何況那些歷劫的國民？Senada失落地走到排球場，無心地閱報，赫然發現一個戴紅帽的男孩照片，原來照片中的小男孩，應該和她的女兒同坐一輛紅十字會的巴士，絕望的人生重燃盼望，她決心找回失蹤十年、生死未卜的女兒。

電影就是Senada的尋兒之旅程，從波斯尼亞偷渡到意大利，最後在德國落腳，發現愛女尚在人間，更被一對中產的德國夫婦收養，她很希望接近女兒，但卻被拒門外，她就好像卡夫卡小說《城堡》中的K一樣，原來，女兒是經丈夫簽名准許，送到德國給人收養，女兒被「合法」地收養了。她是這麼近女兒，女兒卻又離她那麼遠，首先是紅十字會職員的欺騙，說Kristina不是她的女兒，後來又被禁止在領養家庭的範圍出現，最後更被德國警察以非法入境的罪名追捕，她始終契而不捨，她要追回失去的女兒，以補償戰爭令她失去的一切。

不過，昨日之日不可留，最叫人難過的，是電影中最後的一幕，對女兒而言，她只是個陌生人，親母成為入侵者（Intruder），Senada要追回的，就是那段因戰爭而失落的十年，已永遠地失去了，眼前那個婷婷玉立的Kristina，也不只（再）是她尋找的Aida了，一切都無法挽回，雖然她說「我將女兒送給別人」，但在戰火下，很多人都沒有選擇的權利，正如他的丈夫說：「在那一刻，我只想將女兒送到安全的地方，盡力讓她生存。」不要忘記第一幕的畫面，巴士的確爆炸了，只是她的女兒不在其中，Senada之外，還有多少失去兒女的波斯尼亞母親？

Senada不能怪丈夫送走女兒，也不能恨領養的家庭養大女兒，更不能怨女兒認不得生母，戰爭切斷了最親密的母女關係，死別痛苦，生離也好不到哪裡，又想起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同樣訴說著內戰的悲涼、骨肉分離的痛。

成長

各位同學：

這個星期我要處理的工作較多，未能逐一回覆你們，很抱歉，但我仍很享受與你們對話，也期待下星期能更詳細回覆你們。不知不覺，開學兩個多月，我們已經寫了十次《師生對話》，翻看你們的文章，發現有些同學真的改變了，本來寥寥數語，文字像散落一地的枯葉，現在常見佳句，偶有佳章，情理兼備，更令我高興的是，有些同學真的和我「對話」了。對話好像踢足球（我曾經是足球發燒友），我把球踢了給你，你又把球踢回來，一來一回，大家建立默契，最怕那些接了我的球，又把球踢到界外的同學，他們從來不把球踢回來給我，於是我要想新話題，再把球踢給他。對話有自己的方向， 龍應台 女士寫過一本書，名叫《親愛的安德烈》，他們透過信件與兒子安德烈對話，這本書就是他們的對話集，我希望學年結束時，把我們的《師生對話》整理，成為珍貴回憶，或者，我們也可以出一本叫《親愛的同學》的書（這也是你們的夢想嗎？）。    

你們知道嗎，對話是最早的思考形式，很多哲學家，就喜歡自我對話，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沒有寫書，他只是不斷與人對話，走在雅典的街頭，與人搭訕，又問又答，他的弟子柏拉圖（Plato）將老師和朋友的對話記錄下來，便成為了古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十多年前，我很喜歡看《蘇菲的世界》，那是一本挪威哲學老師Jostein Gaarder寫給學生的哲學書，故事以對話形式展開，故事的主角蘇菲（Sophie是希臘文，即是智慧）有一天收到匿名信，問她從何而來，她便展開了哲學之旅。各位親愛的同學，我多麼希望透過對話和你們分享我的感悟，對話是那條通向智慧的鑰匙，只要認真的人，才能開啟智慧的大門。還未認真與我對話、敷衍了事的同學，你們要加把勁了。         

雖然開學只有兩個多月，但考試已悄然臨近，你們看看時間表，便知道不足兩個星期便要考試，你們準備好了嗎？有些同學說，還未能適應中學生活，還有不明白的功課和課堂內容。你們面對困難，但不要忘記，誰人沒有困難？重點是，我們如何面對困難，如果你逃避的話，那個困難便會一直跟著你走，每次解決了困難，我們便成長了、長大了。回顧過去兩個多月，我們也解決了不少困難，同學開始交齊功課，成為有責任感的人，也有同學開始自制，我們也一起參與很多活動，對自己也算有個交代，如果過去兩個月，我們只是逃避困難，我們班會變成怎樣？不要忘記《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夢想就如天上的北斗星，船長雖未能摘星，卻能依著北斗星找到航行的方向。這就是我在開學時說的「定位」（Orientation），我們只要凝望夢想，不斷定位，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智者說，幸福就是遊歷世界，也不要忘記湯匙中的油。       

可能有同學說，我討厭考試，但不要忘記，傳說和神話的主角，都是在煉歷中成長的，你就把考試看作煉歷吧，大部份人都不喜歡考試，但只有成功通過煉歷的人，才能圓夢。我近日看《讓天賦自由》，作者說「天命」就是「擅長做的事情」和「喜歡做的事情」一致並行。如果你還未有夢想，想想什麼是自己「擅長做的事情」和「喜歡做的事情」，或者，你會赫然發現，夢想就在心中，於是你便能鼓足幹勁，迎接中學的第一次考試。

無言以對

和望望一起看Thomas，他能說出一號火車頭到十號火車頭的名字，我想知道他能否比較喜愛的火車頭，於是我問：「望望，你最喜愛哪個火車頭？」

「全部都鍾意！」他目不轉睛看著電視。

「我話最喜愛，你只能選一個。」我耐心地教他比較。

「我都話個個都鍾意！」他有點不耐煩。

如果他早些學會比較，他便能應付學校的題目，例如什麼「最關鍵因素」、「最主要原因」、「最有說服力」等，於是我再跟他解釋「最」的意思。

他有氣沒氣的望著我，說：「你最鍾意我定係哥哥？」

我一時語塞：「我兩個都愛。」

他望著我：「我問你最鍾意邊個，係我定係哥哥？」

「我最鍾意你和哥哥。」我知錯了。

「咁你最鍾意我地兩個，我都最鍾意全部火車頭囉。」他轉眼望向電視。

那刻，我覺得他真witty，是他學我的，還是我教他的，或者兩樣都不是？

種菜日記觀影報告

收到中一級珈慧同學的觀影報告，她年紀輕輕，已手不釋卷，拿著徐四金的《香水》，打算讀《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我問她能否明白書本內容，她說她跳著讀，但也會嘗試，她的內涵在觀影報告中表露無遺，我得到她的同意，轉載在這裡，在此向她致謝：

看完電影，有人說這電影很悲。我心想：究竟「悲」在哪裡？原來哪個「悲」，是電影描述得太現實；所以此時此刻我們不就是處於「悲」的社會，這個.「悲」都因我們太在乎利益與價值。患精神病的人，都列為沒有利益、價值的一群。社會根本「沒有人」認可，接納他們。而精神病人知道社會上，人們都把他們遺忘或對他們產生一種厭惡，他們漸漸「逃避」，「逃避」社會、「逃避」自我、更「逃避」人。

圍繞社會，不外乎利益與價值，清楚點，即是：有甚麼利益，就有甚麼價值。精神病患者沒有利益嗎？應該是社會上，沒有給機會，那利益從何而來呢？隨之而來，價值也沒有了！我認為他們並不是沒有價值，而是社會根本沒有給他們任何價值。似乎一個有價值的人，只得正常人。而正常人，對不正常人產生一種厭惡；這就是歧視的起點。在戲中慧麗被「欺負」，而她心裡當然是難受、悶悶不樂。因為她的尊嚴被冒犯。歧視已經是社會不接納最明顯的舉動。在醫療上、工作上，更是不接納他們。

導演在戲中，寫下日記。令我感難堪，主要原因是，我對精神病患者，暸解的只有表面，卻沒有想透裡面。因我的一位親戚也患了精神病，記得我探望她，她的表情、態度，並不是以前那一般了！這就是我了解的表面，我沒有想去多透徹的暸解。

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說，我們絕不會對任何人有歧視。而事實上，是否如此？一個「非正常人」找工作，比一個「正常人」難找到！儘管你比正常人知識好一百倍，老闆寧可請一個正常。解僱一個精神病患更是容易，就你有的沒的，理由都很充分。

土地，唯一可以離開社會，或許就只有土地，才明白他們的價值。我們天天忙於工作、為金錢打拼，有誰真正暸解社會面臨的問題呢？土地，已經說明了任何在社會上立足的人，也有價值，只是那價值，是否認可？

〈種菜日記〉這電影描述精神病人，非常細膩。說出，精神病人他們為何不快樂？怎樣面對自己病？他們真正想要的是甚麼？他們活在邊緣，是他們弄成的嗎？還是社會，不讓他們走回中心？他們在社會上掙扎，卻又被活埋。真正的價值又是甚麼？被認可的價值，才是價值麼？

治療與自療

帶者十四位中一學生，從粉嶺到理大，觀看《種菜日記》，很擔心他們看不懂，也擔心他們抱著免費看電影的心態，跟老師去街，他們在火車上的興奮表現更令我擔心，直至他們走進教室，安靜地觀看，我才釋然，也明白中一的學生，也能夠放寬視野。

顧允岡導演的《種菜日記》，記錄了文禾、慧麗和燈昌在新竹風信子農場的生活，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精神病」的徵狀，或者他們是康復者，或者導演沒有記錄他們「不正常」的一面，畫面所見，他們除了要定時吃藥之外，一切生活和常人無異。年輕的文禾和簡單的慧麗都有自己的夢想，他想上學，她也想念大學，他們勤勤懇懇的播種、施肥和種菜，在日光下揮動鋤頭，汗水滴在菜葉上，土地將他們連結，一切正常又簡單，直到黃昏，他們開始歸家，開始回病院，夜幕低垂之際，他們又照在「精神病患者／康復者」的射燈之下。

我們不斷將「不正常」的人隔離，以保持社會的「正常」，燈昌的妹妹說哥哥的命最好，因為他什麼都不知道，她說的時候眼泛淚光，好像燈昌這個精神病哥哥的存在，就是家庭的不幸，而燈昌自己卻不自知。導演問燈昌多大的時候，他說五歲。導演問他的生日，他說冬天割禾的時候，他說，冬天再割禾的時候，他便可以回鄉耕田了。他雖然患了精神病，生活在孤立之中，但他與土地之情卻從沒有斷裂過。電影中的文禾、燈昌和慧麗很寂寞和孤單，好像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內心呼喊，而常人出於恐懼，只有用藥來疏解他們的孤單感，卻無視他們孤單的現實。

電影加插了導演顧允岡的文字，記下他和「精神病」母親的關係，她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自絕於社群，更疏遠兒子，顧允岡亦愛亦怕，擁抱又刺痛，直到他參與了風信子的社群，文禾、慧麗和燈昌成了他的「夥伴」，他才開始以母親的方式接受母親的「不正常」，最後，他來不及記錄母親的生活，但從文禾、燈昌和慧麗的身影中，都看見顧允岡導演的深切目光，他或者在「夥伴」的擁抱中，重新感受到母親的擁抱，那一幕靈堂內流出的，是理解和悲憫的眼淚。

學生哭了，也更明白我們所處的「正常」社會，令多少「不正常」的人和事消失在記憶之中。

 

統一與秦化

錢穆先生說：「郡縣制之天下，天下為一家，可以永久和平；封建則依然列國林立，難免會再爆發戰爭，所以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功績。」教學的時候，我不斷反思這句說話，從信相到質疑，究竟列國林立是否必然會引致戰爭？所謂的一家，是共同的家，還是一人的家？秦朝統一中國是否將中國秦化？

我經常想，西周以小國治大國，缺乏管治的能力，唯有以封建制度減輕天子的負擔，西周國祚超過二百五十年，不可說封建制失敗。西周時期，國土的擁有權在天子，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實質的管治權，卻在諸候，而在封國內，管治權又層層下放，卿大夫又管治自己的食邑，權利是相對的，在禮樂制度下互相制衡，是一國多制，周朝可算是一個「存同求異」的時期，我想，如果能回到西周時期的中國旅行，其間的異國情調必比現在的歐洲還豐富，見楚人狂歌，或見齊人經商，又見秦人好鬥，百花齊放，人才濟濟。這些地域和文化差異，是東周爭霸與戰國局面的主因嗎？

讀近代歐洲歷史的時候，我們必然會討論德國的統一（unification）是否將整個德國變為更大的普魯士（Prussianization），意即一個地區的文化，成為整個國家的標準。我想，所謂的秦代統一，並非基於共同利益而自願走向的統一（unification），反而是秦國以強大的武力，將秦國的文化及標準，硬加在人民之上，也就是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所以，秦朝實施的度量衡、文字或車軌政策，並非嚴格的統一政策，我反而覺得是秦化政策，要將不同文化傳統的人，都變成秦人，連我們現在被稱為中國人（Chinese），都是秦（Chin）的人的意思。這樣一來，雖然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好像在郡縣制之下消失，但換來的卻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衝突，令中國歷史變為一系列治亂興衰的上層、下層對抗史，中國亦由「存同（共同的天子）求異（各自的文化）」的社會，變成「求同（標準化的統一）存異（地方特色）」的政治體系。

當我說到「秦化」的時候，中二的同學聯想起中一時學過的「日化」政策，香港人被迫學日語，慶祝天皇壽辰，改用日本街名，我問他們，如果二戰後日化政策成功，我們能否說日本統一中國，避免了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他們說不可以。那麼，為何「統一」政策只用秦國的文字與貨幣？當時六國的遺民沒有反對嗎？有些學生說，長遠而言，統一政策減少了六國遺民的對抗，但我們能以後代的利益，犧牲整整一代人的福祉嗎？不要忘記，歐洲經歷了兩次大戰，也在談「統一」（或一體化），但在通用的歐羅硬背上，還印刻著不同國家的象徵。

我總覺得中國是太早熟的文明，就像未有足夠的身體和心理條件，便誕下了「統一」這個孩子。中國歷史走到現在，不可能重頭再來，也不會重行封建。不過，我們卻要從歷史中反思，我們所談的統一，只是一個強力的中央透過減少地方的差異，達到表面的和平，亦即穩定壓倒一切，簡而言之，中國的統一，只是不斷地標準化（Standardization），離包容性的統一、尊重不同文化卻願意因著共同利益而走在一起的統一（unification）差距甚遠。

如果只有郡縣制才能令天下一家，而標準化就是統一，現在的世界，還需要聯合國嗎？世界歷史能再承受多一個秦始皇嗎？

牧羊少年的夢

給成長中的你和我：

 

開學近兩個月了，從陌生到認識，我們都付出了不少努力，當日誠惶誠恐踏進班房，班房也像有待倒滿的酒池，大家都不知道，在課室內將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同學又會是怎樣的，更別提兩個高高在上的班主任了。

       

回顧過去兩個月，同學和想像中有什麼不同呢，或者，你根本沒有想像過，只是等待事情發生？我是一個愛作夢的人，所以當我為你們朗讀《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時候，我不期然代入了牧羊少年聖迪雅哥的經歷，不過他是小孩，而我則步入盛年。雖然如此，在成人的外貌下，我的心內還有個小飛俠（Peter Pan），我也想放下一切，放下我熟悉的教學工作，放下肩上的責任，好像牧羊少年一樣，自由自在地流浪，在兩個鐘頭的船程後，到達一個陌生的國度，尋找尚未發現的寶藏。想不到你們這麼喜歡牧羊少年的故事，我也以「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來回應，Paulo Coelho將我們一起帶到牧羊少年的世界，你和我在那裡都只是個牧羊少年。

       

不要以為教學是單向的，其實過去十年，我教學生，也在學生身上學習到更多的事情，學生甚至會改變我，所以我很明白聖迪雅哥的感受，羊群一方面令他有遊歷的機會，但也阻礙了他前去非洲的夢想。或者，人生總有階段吧，有時候我們需要靜靜地等待，等待米基洗德的出現，等待兆頭，環遊四周的時候也不忘手中的湯匙，幸福聽來簡單，但難以平衡。

       

如果你們是鳥兒，當你們學習展翅飛翔的時候，教師便要學習成為你翅膀下的風，風太強的話，會把羽翼未豐的你們吹倒地上，風太弱的話，你們振翅也難以高飛；如果你們是礦石，正學習堅強閃亮的時候，教師便要學習成為細心的礦工，太用力的話，礦工會把礦石敲碎，太溫柔的話，根本不能把岩石鑿開；如果你們是牧羊少年的話，教師便要學習成為麥基洗德（那個撒冷王），不要出現得太早，免得少年只懂跟著麥基洗德走，也不要來得太晚，恐怕牧羊少年已放棄尋夢。

       

我享受和你們一起學習，也享受做你們的班主任，但如果你們不願展翅，如果你們甘願藏在岩層之間，如果你們根本不去做夢，無論教師怎麼努力，都是枉然的。我們都有自己的成長任務，但願我們都有這樣的勇力、毅力、尊注和細心，在尋找的路程中，也不會忘記自己正在尋找什麼。

 

缺點

各位敬愛的同事：

請原諒我太過上心，太在意我班學生的教育，所以不能自制地寫了這封信。我自己也是一位老師，我也遇過學生欠交功課的情況，我也焦急萬分，有時甚至動氣，要學生留堂補做功課，我也試過記學生缺點，懲戒他們沒有責任心，但是，過去十年，學生因欠交功課而被我記的缺點，是屈指可數的。

功課是什麼？功課是教學的評估，讓我知道學生是能否吸收、運用所學，也讓我檢視自己的教學效能，如果收到一些有創意的功課，我甚至會複印下來，閒時重溫，覺得自己教得不錯。如果有時間，我也喜歡寫一些說話在學生的功課上，回饋學生的努力，所以，當學生欠交功課的時候，我便失去了自我檢視的機會。如果有任何方法令學生交齊功課，我是樂意採用的。

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奈之？學校中央收功課，四次欠交便發警告信，再多三次便記缺點，學生平均每天要完成三至四份功課，一個月下來，有八位學生已收到警告信，四位學生已被記缺點，情況不忍卒睹，我試過打電話給其中一位學生家長，他對我有些敵意，覺得我只會責怪他的孩子，我有些無奈，也知道他的家境欠佳，媽媽因工作不能與家人同住，父親也要長時間工作，他更要照顧妹妹，我只好多提醒他，甚至晚上提他做功課，那一晚，他的父親接過電話，向我道謝，態度完全的改變。我也留下了經常欠交功課的同學，要他們先做功課才回家。可是，改變需要時間，缺點還是不斷地發下來，令人很氣餒。

我翻查學生記錄，發現大部份欠交的功課，都是同一科目，也發覺一些教師不會批改的所謂「家課」，例如網上練習，也計算在功課之列，學生五天中只有一次沒有完成，又被視為欠交，有學生家裡的電腦壞了，連續兩星期沒有做網上練習，結果得到一封警告信。要得到一個優點很難，科長服務一個學期也只有一個至兩個優點，得到缺點卻很容易，只要星期一不交功課，便會得到一個缺點。我想問：缺點的意義何在？除了反映學生缺乏責任感外，我們作老師的，有沒有責任幫助學生改過？

請再恕我太上心了，我實在不忍心看見學生不斷被記缺點，而且大部份欠交記錄都來自同一科，我們是否有一些政策，較能反映教學效能的真像？例如分科記缺點，讓家長、學生和老師都清楚知道學生在哪一科的表現較差，從而針對該科的問題，不是更好嗎？缺點腐蝕人心，我們只會以「缺點」標籤欠缺責任感的學生，卻沒有以相應的政策鼓勵學生作個有責任感的人。一位學生欠交六次功課，我和家長聯絡了，學生也改善了，多天交齊功課，可是偶一失神，又欠交了一份功課，缺點立刻送到，學校重視學生改過的努力，還是過失的之數？

我是老師，我也是班主任，我明白老師追收功課也難處，也明白少年人需要空間改變，當老師和父母正協力幫助學生的時候，學校能否給予一些空間與寬容？我擔心，有一天學生再不怕被記缺點的時候，學校才發現自己是一隻黔驢，學生已不再視這裡為教育的園地了。

一位平凡的初中班主任上

像西西這樣的一個讀者

同學開始借閱卡爾維諾的書，卓楠更差不多把他的小說都看完，我想將他們的視線，從意大利轉移至拉丁美的文學世界，西西是早期引介拉丁美文學的香港作家，何不一石二鳥，為學生朗讀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於是，我選取了其中六個短篇小說為學生朗讀。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巴西作家馬查度（Anibal Machado）的〈把鋼琴送給大西洋〉和盧沙（Joao Guimaraes Rosa）的〈河之第三岸〉，其他短篇包括〈理髮師〉和墨西哥作家富安蒂斯（Carlos Fuentes）的〈怎麼只得七十個披索〉，都充滿寓意。當我朗讀〈把鋼琴送給大西洋時〉，想到現時香港的情況，香港人（尤其是年過四十的中生代）都不重視回憶，保衛天星鐘頭、皇后碼頭和菜園村的，都是新生代二十有多的年輕人，香港人不知道，表面上是我們把回憶拋棄，實際上卻是回憶拋棄了我們嗎？〈沙之第三岸〉的父親充滿神秘，他突然離家，寄居在小舟之中，卻好像依戀著孩子，若即若離，那是一份難以承受的孤獨，我從〈河之第三岸〉得到一份認同。〈理髮師〉的心理獨白，讓人覺得理髮師的可笑，也令那位無所不知的將軍更神秘，一個短篇的故事，沒有答案，但弦外之音卻更引人暇想。「怎麼只得七十個披索」諷刺那個貪心的農心，也同情那些被誤解的善良郵局職員，我們很多時候，都和主角連曹一樣，一面感謝上帝，一面誤解善良的人，好像除了上帝和自己，世人都是邪惡的。

想不到當我朗讀的時候，老師也介紹西西的《縫熊志》，同學立時興奮莫名，因為他們知道西西這個人，雪嵐和菱昕立刻問我借了《鬍子有臉》和《象是笨蛋》，這是就Bourdieu所說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了，每天朗讀，學生潛移默化，他認識的作者多了，到了圖書館，碰見的都是面善的作者，那份老朋友的感覺，自然會令學生愛上閱讀了。

光影美學通和識

本來打了一篇題為〈光影美學和通識〉的文章，分享上星期五我和秀卓合作舉辦的通識電影欣賞，但Yahoo說我的文章內容有Spam，我只好將文章放在另一個網誌，各位請移玉步到以下網址（http://light-yk.xanga.com），如果發現文章中有任何疑似Spam字元，請告知，先謝。

光影美學通和識

配合通識科的新高中課程，我和秀卓選擇了六套電影配合通識科的「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和「今日香港」單元，我本來想選擇多些本地製作，讓學生多認識港產片，也融合青少年和香港的議題，可謂一石二鳥，可惜近年本年電影粗製濫造，《六樓后座》本來勉強可以放映，但電影中太多低級趣味，特別是盧巧音飾演的神婆脫離現實，如果把不雅的部份剪去，電影又太過零碎，所以我最終都選擇了三年前的美國電影《舞出真我》。 

我首先參考通識科的教材，知道學生學習了自尊感的五大支柱（聯繫感、安全感、獨特感、能力感和方向感）和青少年成長的關係，於是我便設計了一份工作紙，請同學將男主角泰萊的經歷分為三個階段，再分析他在不同階段中自尊五感的變化。我問同學，電影開始時，泰萊最強的自尊來自哪一支柱？君蕙說，是聯繫感。不錯的開始，我以比喻說明聯繫感對泰萊自尊的重要，就如他剛剛進馬利蘭舞蹈學院時，他和朋友分隔了，就像嬰兒被剪去臍帶，自尊感頓失。同學聽到這裡，覺得我用的比喻有些噁心，發出「咿」的聲音。我再問他們，泰萊最缺乏哪條自尊的支柱？我讓他們想想電影近八十分鐘時的那場戲，導演以平行剪接的方式交代娜拉和泰萊面對逆境時的分別，泰萊忘情於狂歡派對，娜拉則集中練舞，是什麼導致他們的分別？希琪說是方向感。對了！娜拉自尊的五條支柱都非常堅固，但泰萊則搖搖欲墜，於是當泰萊知道本來的舞者傷癒歸來時，便放棄練舞。

秀卓緊接著我的分享，他從電影美學的角度分析《舞出真我》，他重播第一場平行剪接的部份，說明導演以空間、場境、角色衣著交代芭蕾舞的社會意義。芭蕾舞學校明亮、整齊和光鮮，與陰暗街頭形成強烈對比。他再以晚飯的一場戲，分析泰萊和娜拉的階級分歧，泰萊家人的飯桌是直放的，居室雜亂，泰萊獨個兒吃飯，母親問他學校生活怎樣時，他含糊以對，家人親近之餘又好像不大關心別人的生活。娜拉與母親的關係與此相反，飯枱橫放，各坐於一旁，燈光是暖色的，但兩人距離很遠，母親問她學校的生活（秀卓提醒我們，那是泰萊母親問泰萊的同一條問題！），她長篇大論，滔滔不絕，說明自己的志向，不會理母親的反對。一條問題，兩種答案；一樣的晚飯，不一樣的家庭。 

放映結束後，我和秀卓互相擊掌，勝過千言萬語，校長說這次放映，比得上大學的論壇，我很感謝校長的支持，也自勉要好好珍惜這片自由的空間。能在校園舉行認真的電影放映會，是我多年的夢想，我希望文字和影像能拓闊學生生命的疆界。

烏托邦和煉獄

家豪，謝謝你回應我的〈文明的起源與終結〉。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有助我們思考現今社會的問題，也能提出更公義和公平的社會方案。可是，作為歷史事件，曾經令知識份子醉生夢死的共產主義工程在過去一百年是徹底失敗的，而我說的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工程，不包括今日北歐等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因為回應你的文章太長，所以將回應放在日誌中。

我主修歷史，請容我以歷史的進路回答你的問題。社會學家可能會和你分析社會矛盾與階級衝突，再告訴你在哪些條件下共產主義會得到社會的認同。政治學家也許會從制度的變革，分析共產主義提倡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可行性。可是，歷史學家只會分析共產主義的歷史意義（Significance），而不會告訴你共產主義在理論上的可行性。

有人曾經指出新約聖經中使徒行傳的信徒生活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路加記載當時的信徒變賣田產，凡物公用，有人因此宣稱共產主義來自基督教。可是，我們還要問，什麼是共產主義？如果凡物公用的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那麼很多原始的部落都是共產主義社會了。所以，當我們討論共產主義時，必需先釐清其含意。當我說共產主義（Communism）時，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的，我並不是說那些相似於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生活的社會，而是指馬克思在《資本論》提倡的共產主義，即資本主義後的均平世界，那是生產力大增後的均平世界，而社會主義（Socialism）就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

早在工業革命時期，便有很多資本家加入社會主義的行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Robert Owen，他努力改善工人的福利，只是最後傾家蕩產，失敗收場。當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失敗之後，Fourier等人便開始提倡類似人民公社的社會工程，當然也以失敗收場。從此以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便變成一種以政治力量和社會工程為目標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列寧（Lenin）不斷強調的黨紀，黨性高於人性，作為無產階級的一員高於作為一個人，再後來進入中國，毛澤東強調人定勝天的個人意志集體主義（被西方人稱為Maoism），抗衡西方的資本主義，所以中國的共產黨，一直強調所謂的馬列毛思想，在六十年代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識份子的傾慕。

所以，當我說共產主義行不通的時候，我所說的，其實是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的共產主義社會工程已經失敗，中國比美國更擁護全球自由貿易。前一陣子中美發生貿易糾紛，中國國家主席和美國總統在G20峰會碰面，我便說笑的說：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共產主義信徒（奧巴馬）和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自由經濟信徒（胡錦濤）碰面，究竟他們會否拿馬克思的《資本論》來解決貿易矛盾？正如馬克思主義歷中學家霍爾斯班（Eric Hobsbawn）所言：冷戰期間，資本主義正是吸取了共產主義的養份，才能自癒和自我修正。沒有共產主義，哪有今天的歐美的社會福利政策？

所以，作為一種批判工具，馬克思的理論是令世界變得更公平公義的工具，但是，作為一種政治工程，共產主義在過去一百年，引起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如果你有興趣，你可借閱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你會更明白一些人以天堂的名義，可以拋多少人進地獄。

社運電影

日前收到社運電影節籌委的信，深感中國社運面對的困難，希望各位朋友多了解事件，也支持一些默默努力的社運朋友。公開信內容如下：

在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有幸邀請到中山大學的艾曉明 教授來港放映紀錄片，分別為《開往家鄉的列車》及《我們的娃娃》。很可惜，艾曉明教授於10月16日下午兩點從北京飛抵深圳機場，準備來香港時，遭中山大學派員攔截，稱受「上級指示」叫她不要來香港做放映會。

《開》片是關於春運時，由於鐵路設施不足，而造成民工在火車站爭相回鄉受到傷亡，是紀錄中國為了要成為「世界工廠」，而犧牲的大量底層人民的辛酸。《我》片則是拍攝到汶川大地震後，許多地震中死亡的孩子的父母，發現到子女就讀的學校原來是豆腐渣工程的結果，換句話說，就是貪腐的結果。片中其中一名人士譚作人，早前亦因搜尋豆腐渣工程受害人資料，而被中國政府遞捕，控以「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現身陷囹圄。

這次事件，明顯是因為中國政府不欲讓外間知道，關於中國底層廣大勞苦大眾的真實故事。對於中國政府的行為，我們感到非常悲傷和憤怒，因為，一個自稱共產黨的政權竟然不理工人農民死活；因為，中國為了扮演大國而掩飾其廣大底層人民的痛苦，限制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

在此，我們向不怕危險拍下這些紀錄片的 艾曉明教授致敬，而既然中國政府不願意讓 艾 老師放映，我們就以加開幾場艾老師的影片作為抗議！我們這個電影節，為了鼓勵多些基層市民入場觀看，是不設收費的。我們只是希望，來的觀眾，可以因影像而得感動，因感動而思考，因思考而行動起來，對抗不公義的事！

有關艾 老師的影片放映改動與安排，我們將詳列與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的網頁上，敬請大家留意，並希望你能以參與，作為抗議！

文明的起源與終結

今天上中一的課，講解河谷與文明，重溫文明的特徵，包括文字和社會結構的出現，學生大致明白肥沃的河谷吸引大量人口聚居，我問他們，河谷與社會結構有何關係？他們不大明白，我告訴他們，如果每人都只能自給自足，社會便沒有階級可言。恩惠點頭，她說因為每個人都要勞動生產，所以較平等。答得很好，我再問他們，如果肥沃的河谷能讓每一個農民養起三個人，其餘的兩人會做什麼？他們你一言，我一語，有些說做買賣，有些說做奴隸。我問他們，究竟農民的社會階段較高，還是另外兩個人的社會階段更高？紅紅想也不想，說農民的社會階級會更高，因為他們會將多餘的農作物賣掉，賺取更多金錢。

我覺得他們真可愛，他們想像的世界歷史很合理，生產者的社會階級當然會更高，沒有他們，我們哪有東西吃？可是，文明就在這裡拐了一個彎，我請他們想想，如此肥沃的泥土會吸引哪些人？他們開始想到了，就是敵人。我再問，農民的安心耕作，他們需要什麼？對了，就是士兵，保護農民的收成。農民付出汗水，士兵付出生命，社會結構出現了，文明也開始誕生。我再問學生，誰的地位較高？一開始的時候，農民或者自願奉獻部份農作物給予統治者（或者說政府），讓他們保護農民的安全，但如果農民拒絕奉獻，士兵和統治者的槍口就在農民的頭上，農民再沒有選擇的權利。

我請他們再想一想，黃河河谷和尼羅河谷都很肥沃，但是歷史上中國和埃及的農民就比印尼的農民幸福嗎？統治者在中國和埃及取大量資源，營造金字塔和宮殿，但被統治的人民，會因此而快樂嗎？說到這裡，我不得不提現在的世界，我提醒他們，文明誕生至今，約六千年歷史，但文明的終點就在不遠的將來，直至今時今日，還有農民因饑餓而死，但不事生產的人，卻肚滿腸肥，這不是文明之恥嗎？我們這一代，真的要反思文明的意義何在，過去一百年雖已經證實共產主義行不通，但我們便能無視自毀的將來嗎？

斯塔夫里阿諾斯（Stavrianos）說：人類改變環境來適應自己的基因，後來更創造個自己想要的環境。我們創造的環境，現在卻威脅人類的存亡。他說：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對手以後，人類不再面對任何敵人，我們面對的只有自己。

歷史圖像

張元老師去年七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文章，說教師應該多用《資治通鑑》幫助學生建立歷史圖像，我按圖索驥，借閱了何兆武的《歷史與歷史學》，也很希望嘗試與學生一讀《資治通鑑》，長期以來，《史記》與《資治通鑑》成為了中文科的課文，學生多從文學角度欣賞兩立司馬先生的作品，現在我希望借兩書重構歷史圖像，所以選擇了一些文章讓學生閱讀。

教到春秋戰國時，歷史課程大多集中在封建制度與分裂的關係，也講一些民族融和百家爭鳴的影響，但我總覺得這樣教春秋戰國欠一點人情味，我希望讓這段歷史變得有血有肉，所以要學生讀《資治通鑑》中關於魏文侯的六個小段落。我第一個要想的問題是，如何讓中二學生明白文言文？我設計了一個很簡單的任務，就是要學生將其中兩個故事改寫成話劇，由於他們要完成功課，所以都專心聽我講解。

《資治通鑑》的文字是超濃縮的，如果學生不去想像當時的歷史情景，根本不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就如第一個故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個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其實，我需要解釋的，只有「式」這個動詞，「式」就是俯身向扶手，表示敬意，其化文字淺白，學生應能理解。可是，這個故事所說的，其實只有時序關係，三件事件由先至後，但為何魏文侯拜師後，又向一個平民敬禮，而敬禮後又有賢士歸附？學生必須揣摩其中的因果關係。我也提醒學生，一個「侯」要以「子」為師，而更要向一個平民「式」，這個情況在西周時有可能嗎？當然沒有可能了，學生都清楚，因為周是個「下流社會」（只會向下流動的禮樂社會），一個侯怎會向一個平民「式」？

多番討論後，學生大致明白這個故事。中二的江偉鵬同學便改編成以下的情境：

魏文侯拜卜夏和田方為師，他問：「如何能把四方士召集過來呢？」卜夏和田方說，只要你每次在段干木家外都向他行禮，便可以了。」有人看見，便知道魏文侯不理出身，只在乎才幹，於是四方賢士都過來了。

我問他們，從《資治通鑑》的六則故事中可以看到哪些社會轉變？他們都能說出過去「重嫡不重長，重長不重賢」的社會秩序正在崩潰，我問他們有哪些價值取代了舊的價值？他們說仁、義、謙、賢等價值。我問他們是誰提倡這些價值的，他們記起了之前課堂所讀的孔子。最後，我要提醒他們，《資治通鑑》是宋人馬馬光著，與戰國年代相距千多年，與事實可能有出入，宋人也會借歷史作價值教育，但學生必須明白，歷史並非一門辨別真假的學問，只問原因、經過和結果的學問。

酒池

從前有些和尚，喜歡偷偷地喝酒，但佛門清淨，哪容得下酒香？於是，他們每到城裡化緣，總帶一兩瓶酒，倒在寺外的池中，日復一日，滿池酒香，和尚經過取一瓢飲，凡心未定，比神仙快樂，夫復何憾？只是，日子久了，濃濃的酒香越來越淡，原來有些和尚發現酒水難分，喝一口濃酒，才倒一壺清水，便宜換來了酒興久而久之，本來倒酒的和尚，發現濃酒只換來清水，開始不再倒酒了，佔便宜的和尚也沒有什麼損失，反正也是以水換水，結果，酒池變成水池，水池變成一潭死水。

看見學生都盡自己的責任，琛瑜臨摹了徐悲鴻的《八駿圖》，采霖想到以竹補白，展杰和鉅生把課室清潔得一塵不染，欣彤、易晉和佩宜克盡班長之職，提醒同學專心上課，各科長追收同學功課，啟健自動自覺開關窗戶，言之不盡，每天放學後看到課室的情形，很是安慰。雖然，有些人要在雞蛋裡挑骨頭，認為世上沒有完成，扣他們分，或地上有鞋印，又再扣他們分，或者他們不夠專心，扣分，扣分的理由無窮無盡，但我仍然勉勵他們，把工作做好，追求內心的標準就好了。我們的酒池，用我們的酒來充滿，不要管外人是否賞酒了。

我想，酒池就是一種擁有感（A sense of ownership），我希望學生感到，這一班不是我的，而是我們的。如果他們也察覺到從Me到We的改變，我算是達到目標了。

（這一學期的壁報主題是「逆境自強」，我希望學生不要畫卡通，更不要畫出腸來，所以請他們考慮加入中國文化的元素。聽到「逆境自強」，便想到《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以，我引用了這句話，作為壁報的主題，琛瑜臨摹的《八駿圖》就像跳脫的野馬，帶些稚氣，但更能表現中一學生有待爆發的躁動，很多師生都以為這是複印本，其實靠近一點，便看見黑白之間的個性。采霖以竹補白，替壁報畫龍點睛，歲寒三友松竹梅，竹耐苦寒，竹的形態剛直而謙遜，竹葉隨風飄落，清翠脫俗，有若望道的君子，完全配合了《周易》和《八駿圖》的主題。我只和學生分享了心中的圖像，他們的作品卻遠遠超越了那幅完本在我腦海的畫面，這幅壁報，是師生共同倒滿了的酒池。）

比賽

不知從何時開此，教育和比賽拉上了關係。陸運會和水運會要比賽，無可厚非，有人提議將體育和比賽分開，讓學生樂於鍛鍊體格，認識自己的身體，感受身體的節奏，於是，體育老師也引入瑜珈和太極，減少體育的競技成份。可是，當這邊廂開始反思比賽的意義時，那一邊廂卻盲目擁抱比賽。

舉個例子吧，小時候參加公參金百萬行，只純粹希望做善事，現在學校公益金便服日，竟然要學生捐款才可以穿便服，還要舉辦什麼班際捐款比賽，目的是鼓勵學生多多益善。簡直是荒謬絕倫，難道我們忘記了馬丁路德的教訓？為何要將捐款和便服拉上關係？最離譜的是，捐款也要比賽，這完全是忘記了捐款的意義，我一直教導學生，真正的捐款是奉獻，你奉獻的金錢，就是你放棄了的個人享樂，所以耶穌才說，寡婦的零錢比財主的捐款還多，因為寡婦要節衣縮食才能奉獻，而財主只是將多餘的捐出來。想不到，學校也免不了捐款報數的惡習。

又例如清潔課室，我看到台灣的中學生，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北一女中的女學生，都殷勤地拿起掃帚和地拖清潔校園，於是我有樣學樣，一開學便要值日生必需清潔課室才能離開，我也留守至最後一刻，逐一教導他們如何做「家務」，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教育，他們各盡其職，有些要回收廢紙，有些要保持課室明亮，有些要管理電腦，他們都對教室產生歸屬感，自己的課室自己清理，學生也認同我的理念。可是，清潔比賽一開始，所有的行動便無可避免地帶著功利，發自內心對整潔的追求變成爭勝的慾望，主動的行為變成被動的指指點點，大家開始計較。比賽，破壞了教育的純粹。

身處香港，學生已不斷被比較，每一次考試都要和同學較量，公開考試更是終極比拼，我並不是反對以比賽提高學生的動機，我只是反對一種庸懶的態度，以比賽代替教育。我也會以分組學習的方式引入比賽，但我追求的比賽，是雙贏的比賽，正如Covey所說的，Think Win-Win，當我們不斷強調合作的時候，還以零和的比賽作為教育手段，不是自打嘴巴麼？

目送

很多學生都在《對話》中談到親子關係，我也以過來人的身份，和他們分享為人父母的難處，這天開始，我也為他們朗讀龍應台的《目送》，我和他們始終有些距離，身為人父，我深深體會到目送孩子背影的神傷，尤其是當我還捨不得放手，而孩子已急急掙脫的時候。可是，我的學生正是那要掙脫的孩子，他們懷抱著獨立的渴望，和自主的憧憬，我怎能要求他們體會《目送》的唏噓？

於是，我也開分享我的少年回憶。還記得小學的時候，我每次上學就感到要進囚牢，我常常呆呆地望著課室大門，每次聽到鎖匙碰撞發出的鏘鏘聲，我都希望是父親要開門把我搭救。有一次小息，同學說父母就在鐵絲網外等我，原來父母碰巧經過，買了一些雞蛋仔給我吃，從此以後，我總在小息的時候守在鐵絲網旁，等候父母給我的驚喜，可是那些驚喜再沒來到，我便要升讀中學了。

中學生活容不下父母的身影，當我讀中三的時候，朋友告訴我母親在校門外，我本來不相信的，直至我看見母親，她原來碰巧經過，想等我一起回家。我不斷埋怨，責怪她壞了我的計劃，我不能和朋友踢足球，也覺得她很丟我的臉。她察覺到我的不滿，從此絕跡我的校園。現在回想起來，還有歉意，但她的出現也讓我明白，我有自己的世界。

龍應台說，孩子的背影不斷告訴父母：不要追。我的背影或許也傷過父母的心，但父母也從孩子的背影，學會放下。我每次拖著信信望望的手，也不知道他們明天是否願意繼續拖著我的手，但我知道，我終有一天要放手。我坦誠地和學生分享，希望他們從我身上，看見一個青少年如何成為一位父親，這位父親又如何親近他的孩子。看著他們，我也希望信信望望將來也能遇上一位有如父親的老師。

生於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讀孔誥烽的文章，令人唏噓，今天是辛亥革命九十八週年，再過兩年，便是帝制結束的一百週年紀念，也是現代中國誕生的第一百個年頭，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而言，其重要性都遠超六十年前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演的那一齣戲碼。可是，還有誰會記得當年革命先烈為了推翻帝制而噴灑的熱血？還有誰會在今天記念孫中山先生為了民族和諧而作的努力？

九零年初的調景嶺，仍然旗海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像春節繁花，街頭貼滿中華民國政府的通告，好像一個破落的小台灣，後來香港政府把整個調景嶺鏟平了，國軍遺老被搬到將軍澳的公屋，他們的記憶就像流沙。龍應台說得好，香港應該有一本自己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但香港的歷史學者在哪裡？他們都埋首在遠古香港的中原承傳之中，又或者沉醉在殖民地摩登，誰去管那些孤臣孽子？於是，當旗海在街頭消失的時候，當「青天白日滿地紅」被禁錮在屯門青山的時候，一切回歸平靜，大家都以為，從來沒發生。

與十．一舖天蓋地的「慶祝」活動相比，雙十這個日子，是古時的寒食節，當年晉文公悔恨自己燒山，枉殺割肉救己的恩人，在清明節前禁止人民生火，以紀念介之推的氣節和救命之恩，後來寒食節漸被淡忘，清明節取而代之，雖然現在再沒有寒食節，但從唐詩中可以想像，禁火三天時大家以冷食為主，本來煙火滿城變成灶冷鍋清，街頭巷尾的冷食減退了幾分熱鬧，更顯騷人墨客的孤清，和清明時節焚燒冥鏹祭祀先人相比，寒食節更帶一些靈氣。

紀念不一定要慶祝，慶祝也不須勞師動眾，我默然感念九十八年前的今天，中國土地上的人一覺醒來，在不知不覺之間解除了帝制的束縛，他們繼續生活，但那把看不見又放在頭上的刀原來已經消失，和十月一日相比，雙十這一天對大多數面向黃土的中國人而言，都是平靜的，也讓我們平靜地紀紀雙十這個日子。

師生對話

前蘇聯教育學阿莫納什維利寫了三本書，分別是《孩子，你們好！》、《孩子，你們生活得怎樣？》和《孩子，祝你們一路平安！》，我可以說，他用生命完成了三本心靈教育記錄，他仔細描寫了他和學生的互動，其中一段說到，他放暑假時，走遍山川河嶽，為的是開學的時候，能帶一些新鮮的經驗給予學生，他更逐一回覆學生的信，和他們對話。

將學生視作孩子，可能是學前和小學教師的專利，但這一年，我也開始感受到這份微妙的感覺。我上星期和舊生在中秋前夕共聚，說起當年事，屈指一算，原來我的年紀只比他們大十年，有些只有八年，看著他們，就像看著弟妹，我們無所不談，有些開始談婚論嫁，我也很替他們高興，我怎能稱他們為孩子。現在我已是兩子之父，我班的學生的年紀，只比信信大四年，我看著他們，就像看著孩子，不斷提醒自己，「教不賢，師之惰」，我把班主任這個職份比科任老師看得還重，他們不再是任何一個學科的知識載體，而是一個個獨立和整全的人。

我把閱讀看得很重，書是我和學生之間無形的溝通管道，書能拉近我們的距離，我在課室內貼上「愛上閱讀」的字句，後來子軒加以發揮，加上對聯：「讀盡天下書」和「認遍天下字」，我也改寫了美國閱讀報告的口號，由「Becoming a nation of readers」變為「Becoming a class of readers」，他們的生日，都會收到我送給他們的書，菱昕和凱恒也開始閱讀《眾神的足跡》和《尋找香格里拉》，雪嵐也透露了她想閱讀《分成兩半的子爵》，想不到他們真的喜歡卡爾維諾，我好像介紹了一位好朋友給他們認識，當他們知道我流著淚看《大江大海》時，表現驚訝，我也即場為他們朗讀了關於香港難民的章節，朗讀的時候，好像有種心靈共震的感覺，弦絲的共鳴。

一星期一次的師生對話，我仍然堅持逐一回覆他們，雖然吃力，但很有意義。佩宜擔心青藏發現可燃冰會加劇全球暖化，紅紅和杰杰也分享了他們對閱兵的看法，還有他們在中秋佳節的點滴。我覺得，在我們心裡，都潛藏著理解與被了解的渴望（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我開始明白阿莫納什維利的感受，我在書海中遊歷，令我不斷有新鮮的事情要跟學生訴說，我知道，當阿莫納什維利說出「孩子」的時候，他已開啟了學生簡單而純真的渴望，也同時坦承自己希望了解和被了解。

紀念日

電視傳來小女孩稚嫰的聲音：「祖國生日快樂」，我聽得雞皮疙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是事實，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祖國嗎？一個黨建政六十週年和我有什麼關係？為何要將生日快樂和政黨建政拉上關係？二零零九年有祖國的背影，是二十年前六四事件和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可是我卻不能將祖國和「六十」這個數字拉上任何關係。「祖國」誕生於何年？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結束帝制那一年，還是共產黨贏得內戰那一年？菲律賓的國慶日，曾經訂於七月四日，因為宗主國美國允許菲律賓人於1946年7月4日獨立，但是菲律賓人歷史反省能力還夠強，知道國慶日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自己爭取的，於是，菲律賓政府於1964年將國慶日改到六月十二日，為要紀念1898年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仍膽敢宣佈獨立的那一天。我們的祖國，究竟生於十月一日，還是十月十日？

有人在網上說，大哥小弟都回到母親的懷抱了，母親都六十歲，你何時回家，意謂香港和澳門都回歸了，台灣你何時才願意和大陸統一。台灣人聽了，也回敬一句，阿嬤已九十八歲了，是誰回誰的家？幽默但卻是事實，中華民國成立九十八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只有六十年，中華民國的總統都在孫中山先生的畫像前宣誓，好像提醒中華兒女，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把帝制推翻，結束了中國歷史一家一天下的殘暴循環。雖然國民黨以黨代家，實行過黨天下的暴政，但台灣人也完成歷史任務，在二十一世紀的新紀元，歷史性地和平移交政權，將黨和國分割，避免政黨輪替時的腥風血雨。回想過去，誰家的天下，都經歷了歷史的循環，治亂興衰，從盛世走向衰敗，一雞死一雞鳴，另一家取而代之，中國歷史就是由數十家一個接一個地連起來，以為新中國不再以家為天下，現在卻偷天換日，以黨為天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於是「新中國」成立，而「新中國」則只有六十年，那麼，現在的「新中國」，和歷史上的一家一天下還有什麼分別嗎？中國人還要是承受政黨輪替的戰亂暴力嗎？

香港電視都直播大閱兵的畫面，聽到的都是國力強大的溢美之詞，我轉到台灣中天電視台，雖然都有直播大閱兵的場面，但主持淡然地說了句：我們已過了那個階段。是的，有些國家未必能動員國民排列得如此肅然齊整，因為那些國家都過了那個階段。我再看不下閱兵的場面，無論多麼威武亮麗的軍容，我只能想到殺人機器，於是，我翻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來紀念十月一日這個日子。早聽說讀的人會流淚，想不到自己也一樣，眼淚先糢糊視線，然後雙手發抖，彷彿承受不了一書歷史的重量，我斷斷續續地讀，不時以水洗臉，洗清淚水，也要冷靜一下。六十年何其沉重，活在台灣和香港可以是遺忘的倖存，異嫏成故土，故土情不再，龍應台的文字是時光隧道，歷史的巨輪輾過渺渺蒼生，往事歷歷在目，身為中國人，每一個紅血球都藏著戰亡者的靈魂，我們如何能忘得了他們，浸沉在軍隊達達的步操之中？

將六十年放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之中，我仍然找不到祖國，也未找到歡慶之感，深藏在心的，只有一種在曠野呼喊的衝動，和隱隱傷悲的憂患。孩子啊，不要輕信別人告訴你的「祖國」。

卡爾維諾

朗讀完蔣勳先生《感覺十書》的味覺部份，我開始朗讀卡爾維諾的《分成兩半的子爵》，《分成兩半的子爵》篇幅較小，約十分鐘便能朗讀一章，剛好能配合學校的時間表，而且他的意念天馬行空，將現實與「超現實」共冶一爐，應能吸引學生借閱另外的兩部曲（即《樹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騎士》）。

避免趕忙開展一天的工作，我已提早至七時十五分進入課室，靜靜地在黑板寫上每天的分享。「有人說，識字卻不閱讀，無異於文盲／我說，識字卻不閱讀，比文盲更可悲／因為他緊閉了靈魂的窗戶。」我在黑板上寫著，希望學生安坐後，能反思閱讀的意義。閱讀帶來靈魂的自由。

昨天和今天，我都引用了卡爾維諾的說話。「劈成兩半的男子，兩片人體各自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被切成兩半其實是件好事，切成兩半之後，才會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都不完整，才會知道這種不完整會帶來悲傷。」朗讀完第一章後，我問同學有何感覺。臨風說很恐怖，我問作者如何令他覺得恐佈，他說馬兒的死狀很可怕，我再追問他，是馬兒的腸子可怕，還是想像馬兒掙扎著要把腸子縮回肚子可怕？卡爾維諾在第一章中，架設個死亡的舞台，卻令讀者無時無刻不去想像活下去的掙扎，也預示了子爵即將要趕赴的戰場，再細心讀卡爾維諾的文字，充滿聲音和氣味，學生聽得動容。

我再引用卡爾維諾的說話開始，「他兩臂抱胸，確知世界上有多種真實性同時存在，每種真實性互異而疏離，而他自已就身處這些真實性之間」。朗讀完第二章後，錫靈問我，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他說只有半個身子當然是假的，但故事卻很真實。我問佩宜事情有可能發生嗎？她說現實中不可能發生，但在小說世界呢？她想一想，知道在小說世界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我挑戰他們想像一個月入只有三千七百元的香港家庭，為了買一所二千多萬的一房一廳房子，不吃不喝不花費四百多年，終於如願以償，他們是如何度過那四百年？他們說怎麼可能！是的，這個世界怎麼可能。

 

語言暴力

午後，完成「社論十分鐘」和點名，回到教員室，定過神，開始致電家長。手提電話實在太方便了，很多學生偷偷將電話帶到課室，悄悄傳短訊，課室的牆壁根本阻隔不了他們以短訊閒聊，以前我們只會偷偷地在看書，現在他們卻偷偷地看短訊。學校三令五申，禁止學生攜帶手提電話進入課室，學生還依然故我，訓導處的搜查，讓三位學生的手提電話，無所遁形，學校依例記缺點以示懲戒，我如此告訴家長。

「感謝你寫給我的求情信，但我也希望她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是個嫻靜的學生，雖然她這一次記了缺點，但我建議她參加自新計劃，就好像社會服務令，小懲大戒，完成計劃後會取消缺點，不會留在學生記錄中，讓她學習承擔責任，不要凡事找家長出頭。」我解釋自己的立場，家長也很明理，分享她的難處。

「我已經叫她不要帶電話回學校了，她自作聰明，以為電話靜音後神不知鬼不覺，我就是勸不了她。」她感謝我關心她的女兒，還囑咐我好好的教她的女兒，我感激她對我的信任，也高興取得家長的諒解。其實，老師和家長都是同袍，我們都要幫助孩子成長，學習負責任。沒有責任的自由，只是放縱。一味的求情，只是過份的保護。孩子要知道，他們不是世界的中心。可是，並非所有家長都明理，他們的世界繞著兒女而轉，自己以為保護孩子，其實害了他們也不知道。

「感謝你給我的求情信...」話未話完，便傳來惡狠狠的聲音。「現在要怎樣？」她怒吼著。我溫和地說出立場，話又被打斷。「又說寫了求情信不記缺點，現在什麼都做了，為何還要記孩子的缺點？我的孩子犯了什麼規，為何要記缺點呢？」她質問我。我從來沒有要求家長和學生寫求情信或悔過書，也認為家長不需為孩子求情，我感到受屈，卻百詞莫辯，我一直認為，學生必須勇於承擔犯錯的責任。

「我在中午時已提醒他們將電話交到訓導處，否則被老師發現，會記過的，你的孩子也清楚明白校規，我明白你的感受。」我希望能平伏她的情緒，但話未說完，又被打斷。「為何你不原諒我的孩子，帶電話進入課室是很平常的事情，你也會做錯事......」她的控訴持續了幾分鐘，我雖然聽著她的控訴，但我還要照顧在教員室外的學生，她們代表我班參加女子藍球比賽，我想鼓勵她們，我對家長說願意和她見面，她可能急了，大喊：「你是否要我找校長投訴？」我說我樂意在校長面前和她溝通，但現在我真的要照顧其他學生，她怒氣沖沖地掛了線。

我明白家長愛子之情，但我也開始同情客戶服務員，他們每天都不停接電話，有些客戶的要求無理，還粗聲控訴，在「客戶就是上帝」的年代，客戶服務員可能被辱罵、批評、踐踏，卻不能吭聲，他們每天從電話中，接收了多了暴力的種子？一行禪師在《耕一畦和平的淨土》中說：正念的溝通，意味著覺知我們正在說的話話，以及運用有覺知的知識、充滿愛的話語。這也意味著耳諦聽他人說什麼，去聽什麼被說出來，什麼沒有被說出來。親愛的你，如果你真的愛孩子的話，請不要在他身上澆灌暴力的種子，請澆灑他內在慈悲的種子，我承諾我也將如此對待你的孩子。

死水

今天《蘋果日報》的標題是〈名鑄創天價　 2450萬買 1廳 1房　尖沙嘴比倫敦同類豪宅貴六成〉，另一則報道卻是〈貧窮惡化　 19萬戶月入低於 3700元〉。香港是個病入膏肓的社會，有人揮金如土，以二千多萬買房子，有些人卻活在收入不足四千元的赤貧線，如果他們要買這樣的一所房子，要花超過四百多年的總收入。當然，心智健全的人都未必會以二千多萬買入這樣的一所房子，但香港社會卻出現了這些荒誕的現象，不叫我們羞恥嗎？

黑澤明以為，1960年代的日本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已是天國和地獄了，所以他拍了一套《天國與地獄》的電影，反映社會的不公，他不單是導演，也是日本社會的良心。可是，如果1960年代的日本社會是天國與地獄的話，今日香港又不知算是什麼了。聞一多先生曾經寫過一首《死水》，極具批判的意味，只是他想不到，他的預言都成真了，在香港，銅的真綠成了翡翠，鐵罐真的銹出幾瓣桃花，油膩織了一層羅綺，黴菌也蒸出些雲霞。在香港，銅臭飄香，死水人人喝。

香港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但又竟然給所謂「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所謂的資本主義和自由經濟真的開墾出個世界來，但這是個什麼世界？是一個富人寧在這裡也不上天堂的世界，是一個窮人未到地獄已飽嘗孤獨無助的世界。

以下摘錄《蘋果日報》的報道：

監察本港貧窮狀況的貧窮指標顯示，全港共有超過 19萬戶家庭，入息低於每月 3,700多元平均綜援金額，而失學兼失業的雙失青少年有 22,500人，比兩年前上升了約 4%，預計金融海嘯將令本港貧窮情況惡化。
跨部門扶貧專責小組公佈最新的貧窮指標，在 24個指標之中，有 22個指標比兩年前有改善，包括失業情況、平均入息、單親家庭入息及領綜援人數等。
其中 08年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數目共 192,000個，佔全港家庭總戶數的 9.6%，比 06年減少了 14%。其中低收入家庭以元朗區最多，共 21,700個；其次是屯門區，共 18,400個；第 3位是觀塘區，共 16,800個。
在收入指標方面， 08年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 11,000元，比 06年上升 500元，但比 07年則無改善。

雙失青少年增 4%

有兩個貧窮指標有惡化趨勢，在綜援方面， 08年的領綜援成年人共 106,800人，比 06年減少了 21,400人。 08年領綜援的兒童及青少年人數也減少了 22,500人至 131,300人。但同期因傷殘及健康欠佳領綜援成人數目卻增加了 700人，共 52,500人。
另一個惡化的指標是 15至 24歲待業及待學青少年人數， 08年共 22,500人，比 06年上升了 4%。其中 20至 24歲的雙失青少年共 13,100人，比兩年前多了 1,300人。
勞工及福利局指出，貧窮指標於 06至 08年大致有改善，但 08年 9月起的金融危機扭轉了本港經濟發展，預計 09年的貧窮情況不樂觀，失業及工資下調的壓力，可能導致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難。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組織幹事歐陽達初表示，貧窮指標的數據可能只是假象，例如失業率表面上已穩定，但其實不少新職位都是散工或臨時工，無職業保障，薪金又較低。另外，在經濟轉差的環境下，傷殘人士、弱勢社群及無工作經驗的青少年，都會率先被擠出勞動市場，低下階層生活毫無改善。

魔鬼在細節

無論理念多麼動人，推行時總會遇到困難，魔鬼總在細節之中，不要以為喊一兩句口號，學生便會愛上閱讀，也不要以為早上播放一些輕音樂，大家便能樂在閱讀中，如此浪漫的班主任時間，只存留在幻想之中。

每天晚上，我都要想好明天要朗讀的文章，早上七時十五分回校準備，很多時都比清潔的工友還早，取了書本和學生記錄，走到辦公室拍卡和簽到，拿學生的出席記錄簿，太陽開始探出頭來，入課室後開電腦，打開窗戶後再拉下窗簾，學生開始進入課室，學生也自動自覺地協助拉窗簾和開窗，電腦啟動了，我開如放輕音樂，自己拿出書本閱讀，也請學生拿出書本閱讀。

學生一個接一個進入課室，有些左顧右盼，未在狀態，也有些忙著交回條和交功課，我便要走到他們的身邊，提醒他們先安靜閱讀。七時四十分，大部份學生都就坐，我又要點算遲到的學生，學生最終都安頓了，我有感而發，在黑柀上寫上幾句話：「不要在繁瑣中開展一天／也不要在喧囂吵鬧中度過此生／在平靜中面對逆境／在平淡中領略甘甜／哭著而來／笑著而去」。又過了十分鐘，我開始朗讀「英語十分鐘」的文章，也用英語和他們交談，我似乎超過了十分鐘，在學生做工作紙時，鈴聲響起了，又到了「讀寫計劃」時間。

我先請學生拿出「讀寫計劃」，又是英文文章，我再替他們朗讀，也解釋文章的意思，學生不知道如何回答，紛紛舉手發問，我看一看手錶，已經是八時八分了，我必須在八時十分前將學生的出席記錄薄交到校務處，也要在互聯網記錄學生的出席率，還要記錄學生的體溫和家課，我請同學把家體溫記錄卡和家課傳出來，學生開始交頭接耳，問同學交功課的事情，聲音也越來越大，我一面按電腦鍵盤，一面請班長替我記錄同學的體溫。我請同學安靜完成「讀寫計劃」，但誰會理會？班長說有同學的體溫達到98度，我立刻請他到校務處再量一次，然後點算回條，忙得不可開交。雖然電腦仍然播放著輕音樂，我們都沒有閒情聆聽。

終於完成所有雜務，本來稍稍平靜的課室，傳來中央廣播，著令中一班學生到禮堂集會，我催促學生帶備詩歌集及英文靈修小冊子，在課室外列好隊，浩浩蕩蕩地又趕到禮堂，我衣衫盡濕，剛回過神來，才想起有幾位同學沒有量體溫，於是又要提醒他們先到校務處量體溫，望一望手錶，八時四十分，究竟過去一小時，我在忙什麼？

蔣勳先生說得好，沒有空間，便沒有藝術和創作，也沒有美。他引用《道德經》說：五色五味五音都令人眼盲味爽和耳聾，過多的刺激令人失去感受的空間，失去體悟的能力，杯子有了空間，才能盛滿，山水畫留一點白，才有景致。學校能否留一點白、留一些空間給課室中的教師和學生？

無力感

終於要讓位，七時五十分，本來悠揚自由的閱讀氣氛，變成死寂的測試，我關掉了輕音樂，班房充斥教師的喝令，面對一紙英文，學生滿腦疑惑，我本想為學生朗讀英文文章，但遭禁止，理由是「英語十分鐘要計算在學生的平時分」。究竟現在是班主任時間還是英文科時間？班主任的角色何在？班主任只需監督學生完成「測試」嗎？開學還不到兩星期，便要測試了？什麼是教育？

我很失落，近乎沮喪，我站在課室裡幹什麼？我再沒有時間為學生朗讀，過去兩星期的晚上，我都帶著期待的心情入睡，想像為學生朗讀的情景，書本連繋我和學生，蔣勳先生的文字令我想起我的童年，也喚起學生童年的記憶，他將我們帶著簡單而純美的感官世界，蔣勳先生說，他是美學的傳道人，就讓我成為管道吧。伍爾芙的文章也讓我們進入小說的迷宮，文字變成磚瓦，小說化成建築，閱讀小說比建築美學更講究，我們都讚嘆伍爾芙的敏銳，她提醒我們感受力和判斷力的重要。每天清晨，我們便與不同的作者相遇，課室只是個空間，有待書本帶著我和學生去填滿。

什麼是教育？不斷測試就是教育嗎？他們的人生已充滿測試了，上課時要測驗，每學年兩次考試，六年一次中學文憑試，為何在班主任時間還要接受測試？還我們十分鐘，也還我們空間。沒有空間，哪來豐盛和創意？學生和我第一次對話的主題，是故鄉的味道，很多學生已透過文字，描寫他們嗅覺的回憶，有學生說，在他未聽到媽媽炒菜的聲音，未看到飯菜之先，已被菜香弄得肚子咕咕作響。學生的文字令我喜出望外，我相信朗讀創造了文字的神奇世界，我們置身在文字的奇幻空間。

學生不是機器，教育也沒有說明書，沒有空間，幼苗不會茁壯成長。

為學生朗讀

差不多兩星期了，每天都為學生朗讀十至十五分鐘，朗讀了蔣勳先生《感覺十書》中關於嗅覺和觸覺的部份，也朗讀了Virginia Woolf《閱讀隨筆》中的〈怎樣讀小說〉和〈怎樣評判書的優劣〉，我一直播放著Dan Gibson的《Forever by the Sea》和《Rhythms of the Sea》，讓學生在自由輕鬆的氣氛下閱讀和朗讀，當我朗讀的時候，有些學生仍會自顧自的看書，可是我不會干預他們，正如Virginia Woolf所說：閱讀的時候，我們絕不能受常規和慣例的束縛。閱讀是最私密和個人、甚至近乎神聖的經驗，我有什麼權利，干預學生閱讀的自由？

話雖如此，為了提昇學生的閱讀品味，我仍選擇了佳作為他們朗讀。我再次翻開《朗讀手冊》（The Read-Aloud Handbook），提到我們可以在朗讀中，樹立一個閱讀的典範，也可以為孩子創造背景知識和建立詞彙基礎，我們可以將閱讀與愉悅聯繫在一起。秀卓說我看起來容光煥發，我猜是因為我每天早上都為學生朗讀，令我心裡產生種難以言喻的幸福感。

星期一收到學生的《對話簿》（我不想學生硬生生的寫週記，只希和他們對話），他們都喜歡朗讀時間，並告訴我他們故鄉的氣味，我才知道他們有些來自香港的鄉郊，如吉慶圍和華山，有些則來自內地，如貴州和湖南，我不知他們是否自覺，但他們已學習起蔣勳先生（這不正是朗讀的影響力嗎？），他們的文字將我帶到他們的童年，讓我更深入、更立體地認識他們，他們不只有名字、有學號、穿起校服，我還「嗅到」他的童年單純，他們和家人相處時的溫暖，還有在涼風中汗水揮發的氣味。我也不敢懈怠，逐一仔細回覆，享受回信的過程，也追問更多的問題。

明天開始，朗讀時間便要讓位給「英文十分鐘」，我討厭當個守衛，只監管學生是否做功課和練習，書本並非師生之間的高牆，而是我和學生之間的橋樑。書本揭開我們了解與被了解的原始本能（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雖然脈絡和情節完全不同，但我明白《為愛朗讀》（The Reader）中，書本怎樣將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帶著熱情（Passion）連繫起來。

教學現場的歷史反思

我喜歡一面教、一面學，有時會想像自己坐在學生的位置，看自己教得怎樣，教師有時說話太多，聆聽太少，我卻喜歡聆聲學生的說話，聽他們怎麼說，再思考他們的話對課堂的意義。

第一天上課，我正要說明歷史學家的條件時，學生說是想像力。我本來想以Arnold的《歷史之源》為例，指出好奇心（curiosity）和質疑（suspicison）的重要，但學生的回答，改變了我的教學，我立刻想到，歷史學家是時空旅人，他無時無刻不在馳騁古今中外，到別人不能及的地方，跨時空對話，於我，我在黑板上寫上「好奇心+質疑+想像力=歷史學家」。

今天上課，他們又刺激我去思考歷史是什麼，當我說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時」，有學生便說歷史學家像個偵探，我補充說，歷史學家就是從流沙中認識世界的偵探。教授時間線概念時，我希望同學在工作紙的時間線上記下人生大事，有些同學的時間線一片空白，大部份同學都記下開學和畢業的事情，我跟他們說，歷史也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選擇（selection），重視學業的同學會選擇去記錄關於學業的事情，有些留白的同學還要努力尋找人生目標，我問有沒有同學的時間線記錄了學業以外的事情。

一位女同學舉手，她說出生後後進入了深切治療病房，然後手和腳都受過傷，還染過大病，她分享後，同學都鼓掌。我提醒同學，我們怎樣回顧自己的人生，就會如何開創未來。歷史是一棵樹的根，未來就是葉子，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我喜歡和學生對話，因為我和他們都是從對話中學習的。

歷史不就是現在和過去的對話嗎？

亦師亦友

今天碰到重讀中五的舊生，雖然我不再是他們的班主任，但仍感親切。楊秀珠老師說過，畢業才是師生真正友誼的開始。從遠處看到育庭，他才看見他，仍然掛著孩子般的笑容，笑瞇了眼，露出白白的犬齒，他比我高，我勉強能搭著他的膊頭，問他暑假怎樣，他說很好，然後，他說，現才你不是我的班主任，更覺得我「很正」。我喜歡簡單而直率的對話，我和他再沒有任何權力關係，所以更受落他的說話。

從遠處看到志堅，告訴他這一年的觀影大計，他掏出兩本相簿，向我展示他的心血－拍得像頽廢城市的電路板、石膏塑像和裝置藝術、還有他兩年前在意大利交流的特寫照，我看傻了眼，很佩服他的藝術觸覺，他是第一位寫影評給我看的學生，我還記得兩年前鼓勵他重讀中四，不要放棄，現在他成績優異，名列前茅，希望他順利升讀中六，發揮創意。

還有穿校裙的沛瑩，在街上碰到她，總像個男孩子，很高興她又穿起校服，相信她能突破語文的缺口。過去九年，一直擔任高中的班主任，和他們有默契，以理性溝通解決分歧，有傾有講，現在做中一班主任，要更懂得拿捏距離的藝術。時像嚴父，好好執行規距；時像慈父，好言相向。無論慈父或嚴父，都要有愛。我有時更差點兒叫了兒子的名字，或者我在潛意識中都把他們看作孩子。

我保持著謙遜的心情，學習做初中的班主任。教學不是單向的過程，這一次經歷，讓生命教曉我更多的事情。我經常想到的一句話：I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till I know how much you care。學生不也是一樣嗎？如果教師學富五車，但對學生的成長不聞不問，又有什麼意義？我不是學者，但卻希望成為學者型教師。

海的氣味

今天選了Dan Gibson的《Forever by the Sea》，配合蔣勳先生給阿民的第一封信－〈南方的海〉，我開始朗讀的時候，學生也靜靜地聽。我一面朗讀，一面想起看過的電影，阿爾柏仙奴在《女人香》中，用嗅覺辨識每一個女性，好像安東尼奧尼在《女人女人》（Identification of Women）中的導演，透過鏡頭，從個體的女性尋找完美的女性形象，或者蔣勳先生說得對，嗅覺比視覺原始，安東尼奧尼的實驗，好像注定失敗，但阿爾柏仙奴的嗅覺，和對女人體香的執著，卻歷久彌新。

正如《閱讀的十個幸福》所說，教師若能掏出徐四金的《香水》，為學生朗讀，透過文字，帶領學生進入嗅覺的世界，他們的好奇心，必定讓他們手不釋卷，為要知道故事的結局。《Forever by the Sea》讓心靈平和，蔣勳先生的文字恢復嗅覺的聞銳。學生都專注地聽，二十分鐘很快便過去了，每天二十分鐘，一星期便是一百分鐘，多厚的書頁都會在分針與秒針之間翻過，當學生知道自己在轉眼間便看完一本書，他們便開始克服對書本的恐懼，而忘情於文字的世界。書本並非高不可攀的聖人，而是和我們竊竊私語的朋友。

身為教師，我最討厭「中央廣播」，當科技還未發達的時候，教室是教師和學生的私密教學空間，教師一舉手一投足都帶動學生的注視，學生的反應也刺激教師思考下一個教學步驟，現在「資訊科技」發達了，教室的擴音機突然會傳來冷冰冰的「中央廣播」，生硬的聲音和機械的聲調令學生奄奄欲睡，單向的廣播沒有考慮學生的存在，沒有對話，只有獨白。當我們指責「補習社」的視像教學不重視學生時，我們為何還要不停地「中央廣播」？請把教室的空間還給老師和學生。

愛上閱讀

開學了，又見中一級的同學，我開始能配對他們的樣貌和名字。昨夜睡得還甜，起得早，悠閒地喝杯咖啡，比預期更早進入課室。上午七時四十分，半班同學已開始安靜地閱讀，有些同學讀梁科慶的冒險小說，也有同學讀《笑傲江湖》，更有女同學讀《三國演義》，我想知道他們讀什麼書，了解我和他們的閱讀差異。

看著他們，我想起中三時捧著《三國演義》來讀，雖然明知蜀國先亡，但仍希望小說能給我另一個結局，讀到孔明先逝，趙雲形單隻影，無力回天，人才殞落，不勝唏噓，後來愛上閱讀，追看金庸的小說，《笑傲江湖》讓我明白苦戀的滋味。令孤沖愛上小師妹岳靈珊，但她愛的卻是小白臉林平之，任盈盈又苦戀令孤沖，無限悲涼。他們讀的書，牽起我的閱讀回憶。沙特說：「我的生命是在書堆中開始的，大概就如同我以後死去的時候一樣，也是在書堆中結束的。」我多麼渴望和他們分享閱讀的幸福，就像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中的拾荒人，我閱讀故我在。

不知從何時開始，書本成為我最真摰的良朋，如果忘了帶手提電話，有時會竊喜，沒有接電話的煩惱，但是如果忘了帶書，便會渾身不自在，時間也過得特別慢。閱讀擴闊幻想的邊界，開拓未知的世界。我開始為他們朗讀《閱讀的十個幸福》，作者說：「老師的說書聲音，幫助學生們做這樣的連結，讓他們節省力氣去探索書中的深奧涵義，能夠明白地看清書中每個角色的立場；移植埸景的裝飾，讓學生們隱身於書中的角色，標出主題，加強共鳴的地方，盡可能正確地，以圖像突顯他的工作。」

以前擔任高中班主任，學生比較成熟，為他們朗讀，大家也有點尷尬，但對著中一級的學生朗讀，好像在學生和我之間牽上無形的連結，倍覺親切。我看見他們的眼神，相信我可以開啟一扇閱讀的幸福門戶，和他們一起神遊太虛，接下來，要找找卡爾維諾的祖先三部曲了。

定位

教學十年，第一次做中一班主任，和以前不同，中一級的學生，與我素未謀面，所以我很好奇，想看看新面孔，他們看到我，輕聲告訴我他們的名字，然後悄悄地就座，一切都很安靜，我盡量將他們的名字，配上他們的名容。我觀察他們的舉動，點名紙上的名字也開始有了個性。加雲遲到了，坐下來還有點恍惚；杰仔已急不及待要和旁邊的同學聊起來；欣彤很專注地聽我說話，有問必答，我找到了女班長的人選；一位男同學在禮堂中睡著了。我提醒自己，不要對孩子妄下結論，也不要以貌取人，畢竟我們都容易被偏見矇騙。

自從知道自己是中一班主任之後，我便一直想著如何才能勝任，新生入學，先管後教，我要替他們建立規範，形成班的文化，亦即Social Norm，只要規範形成了，一切都易辦。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盛讚翠華茶餐廳的管理很好，工作的年青人都有熱誠，笑容滿面，於是我想，要令學生投入校園生活，愉快學習，不只是教學的問題，也是班主任的管理問題。於是，我替他們訂下規則，例如進出課室的基本禮貌、位置安排、排隊、值日安排等事項，我更說出我當班主任的願景，就是同學都愛上閱讀。他們也真的記著了，當我再說出Vision這個字時，女同學便說出了我的願景，我希望這不單是我個人的願景，而是所有同學都能分享的願景（Shared Vision）。

我巴不得明天就和他們一起看《閱讀的十個幸福》，當我翻開書本時，我都在字裡行間看到他們的模樣，雖然作者丹尼爾不希望我們（老師）將此書放在必讀書目，但我真想為同學朗讀，讓他們體驗閱讀的幸福。在我的腦海中，已不斷想像和他們一起閱讀蔣勳的《感讀十書》，我一面播放《光合生活》的輕音樂，一面朗讀蔣勳給阿民的信，讓他們透過文字，嗅到海洋的氣味，然後我再請他們繼續閉上雙眼，捕捉氣味，也捕捉能形容氣味的文字，打開眼睛時，將那種感覺寫在給我的《對話簿》內，我渴望閱讀他們的片言隻語，也希望回應他們的微聲。

當我講解迎新日的意義時，我跟他們解釋了Orientation的原來意思，中世紀的航海家，就是望著日出的東方作為定位，才找到航行的方向，那個東方，就是Orient，現在的大學生只知道在Orientation Camp把弄低級趣味的玩意，已忘記了每一個階段也需要一次Orientation，讓人生重新定位。他們專注地聽我說話，後來我問他們是否還記得Orientation的意思時，他們立刻便說出了「重新定位」，有定位的少年，哪會沉淪毒海？香港太多青少年迷失方向（Disorient），才會吸毒和濫交。不單是青少年，香港人是否都需要一次Orientation，重新尋找這個城市的方向？

未來一年，我希望和他們閱讀《14歲的哲學》、《蘇菲的世界》和《沙發上的哲學對話》，還有卡爾維諾的祖先三部曲，帶他們進入拉丁的小說世界。就讓我繼續幻想吧，我一直帶著熱情做我的教育夢。

台北光影

敬愛的台灣朋友：

我在台灣看到了橫山家之味的DVD， 也感謝你介紹了長春戲院給我， 我在長春戲院看了意大利電影Gomorrah和西班牙電影Med itteranean Food，香港國際電影節曾放映Gomorrah， 但票很早賣光，很幸運地在台北重遇這套電影，後睹也還暢快。 意大利曾經是（超）現實主義電影的發源起， 從Visconti到Fellini再到Antonioni， 不斷探索電影與「現實」的關係，而意大利南部的所謂現實， 更超乎我們想像， Gomorrah比Copolla的Godfather更貼近現 實，去除了黑邦的浪漫情懷，剩下的只是血腥和殘忍， 那兒沒有恩典，也沒有同情，只有殺戮和仇恨， 而且還是以青春所貫注的無意義和憤世。據說， Gomorrah以意大利為基地的跨國集團，每三天便處決一人， 但仍能投資重建美國世貿大樓。我曾到過電影的場境Naples， 也給意大利的青少年惡言相向，在遠眺維蘇埃火山時， 一群年輕人在我身旁怪叫，原來他們模仿中國人的口音， 因為我聽到他們說Cina Cina（中國人，中國人），在Salerno乘公車時， 也給一些年青人推下車，但我看到更多友善和親切的朋友， 他們真是活到了La Dolce Vita（Fellini電影《甜美生活》）。在意大利生活， 不需花天酒地，只要坐在公車中，看著超帥超型的司機， 駕輕就熟地舞弄巴士，在蜿蜒小道前行， 然後溫柔地把車停在客人面前，他們碧藍的眼睛對視而笑，Ciao Ciao之聲此起彼落，置身其中，已感幸福。所以， 難以想像意大利還有個Gomorrah。 我們原來都活在差異之中，當風災揭露了台灣的南北差異時， 當Gomorrah表現了意大利的地面和地下差異時， 我們才驚覺我們的「真實」是多麼「虛幻」。

 

另外看到的電影是Mediterranean Food，看的時候我捧腹大笑，但離開時卻不甚了了， 我不知你看了沒有，但我不喜歡電影表達的世界，只以「自我」 為中心，父母、丈夫、 情人和兒女都理應圍著女主角Sophia轉動，為了她的成功， 其他人都可犧牲，快樂（快感／性滿足）成為人生追求的重要價值， 電影雖以地中海的美食作招徠，卻沒有多在這方面落墨。 如果要看有深度的地中海食物電影，我推薦A Touch of Spice（港譯《情尋色香味》）， 從食物帶出希臘和土耳其的衝突， 也道盡伊斯坦布爾東正教徒滄桑的命途。 我在光點也看了法斯賓達的《愛比死更冷》， 法斯賓達完全顛覆了美國的英雄電影，電影的場景好像舞台， 開始的十五分鐘，一幕接一幕，一場接一場， 道具的放置也在長方式的空間之中，像在看話劇， 導演也運用配樂戲弄觀眾，背景音樂嘎然而止，又進入另一個場景， 完全反高潮，要殺人時偏偏不殺，在毫無警示下又無端殺人， 電影從頭到尾都一樣冷，導演冷得不帶一點情緒， 角色冷得沒有感情，一切無所為又無所不為， 是要表達喪失價值的德國嗎？我還未看透。 法斯賓斯的電影並不易看，很多時候都帶點實驗性質， 有人說他很philosophical，我不敢妄論。

 

在此大發謬論，我還是電影初哥，見諒。

人水共生

敬愛的同工：

宜蘭之旅，純屬偶然，七月的時候在深圳閒逛， 翻開一本建築美學的書，其中提到宜蘭河的整治工程， 平衡了河岸發展和生態，我記得看過一本書，是吳明益的《 家離水邊那麼近》，他從溪流了悟到人生的追尋， 其中的一段話深深打動我：「一條溪流旁總是充滿移動的東西，鳥、 魚、石頭與將落未落的樹葉。這些年來， 我覺得自己也像一直在追求某種移動的物事， 像洄游性魚類的稚魚被沖到溪流下游某個未知之境， 然後準備重新逆溯的情緒。有時候我會這樣詢問自己： 我真的做好當一個教學者的心理準備了嗎？ 我真的能帶領一些年輕人，去學習承受、 理解並且改變這個破碎的世界了嗎？」

 

這一次到台灣，本來是要看水和人的共生。 香港也是山多平地少的城市，由於水患，為了保護市民的生命， 我們便奪取了河溪的生命。首先，我們把河溪圍起來，嚴禁進入， 然後，用挖泥機（怪手）拉直河溪，再用混凝土填平河床河堤， 保證水流以最快的速度離開城市，流入大海。更有甚者， 我們在地底開挖大型排水道，然後將河溪填平，起樓蓋房。於是， 香港的水患減少了，河溪也奄奄一息，變成排水道， 生命漸漸從河溪消失，河水偶爾浮出發脹的魚屍， 僅有的魚兒在浮光的油污下擺動鯺翅， 河流乾旱時節更發出陣陣惡臭，我們謀殺了河溪， 同時失去了滋潤精神生活的水流。

 

有一天，我在羅東運動公園閒晃，看到少年人蹲在溪石上， 溫柔起搯起溪流中的魚兒，然後放在玻璃瓶中， 猛烈的太陽照出溪水的金光， 少年人在陽光和溪水中散發青春的氣味，陽光和水， 就是生命的基命需要，現在太多的青春浪費在網路空間， 很久沒有嗅過陽光溪水下散發的青春氣息了。 我坐在武荖坑的野溪休閒區，把雙腳泡在溪水中，溪水送來涼意， 想起古人隱居時枕石漱流，想必怡然自得，人生復有何憾？ 後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認為隱居不足取，寧願漱石枕流，清淨耳目， 以觀時世，兩種人生取態，都得自河溪，人水共生，才能圓滿。

 

想不到回港看中時電子報，也出現了一則宜蘭河的消息，題為〈 惡水成良河 宜縣冬山河變身希望之河〉。 當我從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乘船回冬山河親水公園的時候，滿天落霞， 河面的魚躍逗得滿船歡呼，遊船全部電動，保護河流生態， 河岸有人表演排笛，我聽得如痴如醉，閉起雙眼，讓嗅覺自由飛翔， 微風送來河香，是河草混雜少許魚臊散發的味道。 先民不是被這股味道吸引，才聚居在河岸嗎？ 河岸不就是文明的搖籃嗎？可是，我們文明了，飲水再不思源， 曾經孕育南中國楚文化的長江，只成為發電工具， 當我們只要電力而不要生命力的時候， 我們也將失去河水曾給予我們的精神力量。

 

在台北看電影，都宣傳淡水河的整治成效，當我遊八里左岸的時候， 非常感慨，因為淡水河將要比維多利亞港還要寬廣，香港寸金尺土， 我們把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不斷填平，港口快要成為溝渠， 沿岸都豎起標示，指海水不宜養殖海魚，違者罰款及監禁， 滋養香港的海水竟然成為害人的毒水，誰之過？淡水河快要康復了， 但填了的海港卻難以復見。

 

只是這次台灣行提醒我，人水共生並不容易， 一場颱風帶來窮山惡水，浪漫生活背後，還需要規劃和成本， 還要妥善的管理。為了少年安全地在溪流遊玩，為了人水共生， 社會需要更大的付出。

綜合了什麼國力？

新高中通識科中的現代中國單元，包括了中國綜合國力的部份。關於綜合國力的標準，真是眾說紛紜，從搜集資料到數據分析，再到統計和解釋，都被專家壟斷，我們只能憑各國政府和報章知道最後的分析結果。就如八月十五日《朝鮮日報》的報道，說中國的綜合國力全球排行第二，究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力量怎樣比較？另外，朝鮮日報的統計有公信力嗎？對國力的追求，是否一種迷信？計算綜合國力的用意何在？越自卑，越要展現自己的能力，為要得到別人的肯定。希望通識科不要將中國綜合國力的部份，變成提升民族認同的手段。真正的通識，是要讓學生對「綜合國力」提出質疑。繼續以國家邊界作為單位，彼此較勁，只會帶來競賽與衝突。耶穌提出無能者的大能，印度聖雄甘地提出非暴力的力量，真正要綜合的並不是國力，而是和平的願景。 韓公布G20國力評估：中國政治實力全球第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8-15 12:03:00

中評社北京8月15日電／根據韓國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在G20國家中，美國和中國的綜合國力分別獲得冠亞軍，韓國位列第十三。其中，中國在政治實力、文化實力、社會資本實力等3個測評領域排名第一。 韓國《朝鮮日報》15日報道說，“韓半島先進化財團”8月14日公開了同朝鮮日報社共同實施的《韓國綜合國力》分析結果。在面向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以及實現工業化的20個國家 (G20)進行的此次評價中，美國(69.15分)和中國(54.73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在世界綜合國力領域形成了中、美兩強格局。 報道說，美國的綜合國力得分與排名第二的中國有10分以上的差距，證明了其作為世界最強國的實力。美國在13個具體測評領域中有7個（國防、經濟、科技、教育、信息、外交、宏觀變化應對能力）排名第一，在綜合國力硬件和軟件能力方面均處於優勢。 中國在政治實力、文化實力、社會資本實力等3個軟件領域排名第一，綜合國力排名世界第二。 但研究組指出：“中國在環境管理水平和國政管理水平方面排在靠後的第十八位，預計今後在環境問題上可能會與發達國家不斷產生摩擦，或對國力因素的推進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另外，研究組還表示，中國的文化實力獲評世界第一，這得益於其創作產品出口額高達美國的兩倍，但有必要考慮到出口額當中可能含許多中國產的低價文化產品。 反觀，冷戰時期曾與美國兩份天下的俄羅斯綜合國力排名卻跌至第十二位，著實令人震驚。除了國防實力（第二位）以外，國情國政能力（第十九位）、宏觀變化應對能力（第十八位）、政治實力（第十七位）、社會資本實力（第十七位）等方面均非常落後。過去俄羅斯具有很大優勢的科技實力也跌至第十四位。 韓國的綜合國力指數為48.56分、列世界第十三位，在科學技術力（第七位）和國防力（第八位）等硬實力領域成績很好，進入了世界前十名，但在政治力（第十四位）、社會資本力（第十五位）等軟實力領域成績相對較差。 報道說，調查結果還顯示，冷戰時期曾與美國兩分天下的俄羅斯綜合國力排名卻跌至第十二位，著實令人震驚。除了國防實力（第二位）以外，國情國政能力（第十九位）、宏觀變化應對能力（第十八位）、政治實力（第十七位）、社會資本實力（第十七位）等方面均非常落後。過去俄羅斯具有很大優勢的科技實力也跌至第十四位。 綜合國力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依次為：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意大利和西班牙。其中，大多數國家的軟實力比硬實力占優，或兩方面實力保持均衡。只有日本，軟實力（第八位）遠遠落後於硬實力（第三位）。中國也是硬實力（第二位）和軟實力（第七位）間的差距較大。《朝鮮日報》報道說，這說明這兩個國家的國力在結構方面具有脆弱性。

風災的旅人

敬愛的台灣朋友：

我昨天從台灣回來，一直記掛著台灣的情況。

這次台灣之行非常倉卒，本想在香港會考放榜後到台灣散心， 只訂了機票和宜蘭的住宿，沒有任何具體行程，只想隨心而行。 臨行前颱風天鵝吹襲香港，本來以為雨過天晴， 怎知太平洋正醞釀另一股更強的颱風，兩個星期前， 莫拉克本來要向北走的，吹向日本海， 可是剛吹過香港的天鵝卻把它引向南方，直撲台灣， 後來更預計要在宜蘭及台北登陸，八月六日那天， 我接到國泰航空的通知，指八月七日到台的航班都取消了，那時， 我只擔心颱風吹拂了我的宜蘭之行，後來， 我登上了八月八日早上的飛機，抵逹台北， 我那時還慶幸自己終可在暑假踏足台灣， 慶幸台北和宜蘭並沒有受到莫拉克的蹂躪，我卻不知道， 在慶幸的背後，包藏著極大的不幸，台灣南部的居民正在孤絕之境， 蒙受風雨之難。當消息慢慢傳出來，痛苦的真相漸漸揭露的時候， 我為自己曾經的「慶幸」感到羞愧。 我恨自己只是個來自香港的旅客，除了看新聞外，不知如何是好， 後來，新聞又充斥了太多畫面，太多謾罵，太多直擊報道， 越看越感到無力，更怕麻痺了自己的觸角，於是索性關上電視， 我真希望自己是個台灣人，知道如何幫助南部的朋友。 在台北吃麵條的時候，老板娘知道我從香港來， 她問我到過哪些地方，我說只有台北和宜蘭，她說我很幸運， 北部還好，南部真的很慘，我一時語塞，無言以對，我羞於自己的「 幸運」，一陣沉默過後，我說台灣很快會好起來的，四目交投， 大家都眼泛淚光。

回到香港，我繼續收看台灣的新聞，少了煽情和謾罵， 心靈的空間帶來更強烈的感觸。 這幾天香港人一直為台灣的災民籌款，明天也有大型的賑災演唱， 我們在這裡送上默默的祝福。過去七天，我看過武荖坑的野溪、 羅東的梅花湖、宜蘭的冬山河和頭城的北海岸， 泡了蘇澳的冷泉和北投的溫泉，觀看了長春戲院和光點的電影， 參觀過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中華文化館的幾米星光展、 八里左岸的十三行博物館和台大校史館，逛三民書局和聯經出版社。 我沒有碰到很多香港人，如果我不說話，很多人都把我當台灣人， 我深感高興。很多香港人問我到台灣玩了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玩，我純粹喜歡台灣的生活， 簡簡單單地享受充滿文化和人文氣息的生活。

颱風走了，風雨離開了，莫拉克卻吹起了夾雜喧囂的哭聲， 心靈的創傷和精神的崩潰比山崩地裂更難修補， 請讓台灣的朋友知道，彼岸的城市也有很多人關心台灣的災民， 雖然我們無語問蒼天，但希望默默的祝禱能安慰美麗島， 在灑落的淚水中再現彩虹。

十年一段落

每年這一天，難免傷感，是我錯手把鬧鐘關掉，還是鬧鐘根沒本響過？朦朦朧朧，總之同事致電給我，說校車已開走了，沒有等我一起取學生的成績單。窗外細雨，不是八號風球嗎？昨夜還狂風大作，現在平靜多了，但心情開始起伏，為睡過了頭而自責，也開始患得患失。

告別過去，需要一種儀式。每年這個時候，都期待學生的會考成績，想知道學生能否升學，也了解自己的教學成效。雖然會考成績不能完全代表教學成果，但人在江湖，大家都在乎。第一年教書，總幻想自己有些「新手運氣」，一鳴驚人；如果成績未如理想，可推說經驗尚淺。教師的專業自我形象，就是一點一滴累積而來。憑什麼要學生信任你的教學成效？除了大學畢業證書外，就是那些每年合格率。第一年會考放榜，學生成績不過不失，在水平之中，無驚無險。

直至第二年，可說是試用期滿，能否續約，就要看學生的成績，早上天未亮，便跟車到灣仔領取學生的會考成績，本來信心滿滿，怎知越看越不對勁，無奈人在車中，不能逃離，想找個洞藏起來也不可能，同事在身邊驚嘆學生的成績，自己卻無言以對，車廂成為囚牢，我無法向學生交代。從那年開始，我再沒有跟車到灣仔領取學生成績，只等待同事的電話，報喜或報憂，都有迴旋的空間。直至第三年，學生全部都合格了，我仍然感到失落，後來得到韓瑪紹的啟發，寫了一篇文章，說明自己的無力感和教育的無奈。看到用功的學生，勤力有餘，思考不足，壓力過大，最後連連敗陣，像隻受傷的小鹿，舔自己的傷口，悲鳴求救。再多的說話變得多餘，雖說考試成績不能證明什麼，但學生總有前功盡廢的感覺。求學不是求分數？沒有足夠的分數怎能繼續在校園求學！充滿無力感的一天。

看到正生書院的考生，拿著只有七分、但全部科目合格的成績單，淚流滿面，感激老師的教導，陳兆焯校長在旁說，分數並不重要，每一張成績單都代表戒毒學生迷途知返的努力。然後，鏡頭一轉，聽障女學生取得九優一良佳績，溫文爾雅，立志做醫生，要醫人身體更要醫人心靈。媒體不再聚焦在十優「狀元」，可喜可賀，但在不平凡背後，還充滿很多平凡的無助心靈。很多學生，拿取成績單後，便消失了，不知道他們是否還在求學，還是工作？總之，很多「最後一面」，都是學生無聲無息地領取成績單，然後當你派發完成績單後，想要關心他們的時候，才發現他們離開了。

這種無聲無息，就像突然消失的八號風球一樣，都顯得現實的不真實，教我傷感。

再生號：執著與放下

人類像上帝，因為人類也會在自己創造的世界成為上帝。命運弄人，現實叫人難受，於是，我們遁入想像的世界，要有光，便有光，要再生，便再生。電影一開始，便看見失明少女Melody攀到天台邊緣，不停轉圈，念念有詞：「如果我沒有死的話，我會好好生存下去；如果要我死的話，讓我和家人團聚。」命運和盲目，再讓我想起希臘神話中的伊迪帕斯（Oedipus），他苦苦追尋殺父的兇手，最後才發現自己就是引起災難的人，宿命（fate）不能改變，生命是盲目的，於是他刺盲雙目自我流放。失明的Melody和Oedipus向命運發出一樣的控訴。

在漆黑的畫面中，聽到孩子的聲音：爸爸，究竟世界上有沒有鬼呢？爸爸說：鬼是死去的人放不下在生的人，所以留在世間，又或者，是活著的人思念著死去的人而幻想出來的。話未說完，便出現車禍場面。一家四口，父親死亡，女兒失明，母親和兒子受傷。那個失明的女兒便是Melody，她眼見母親（林熙蕾飾）年復年、日復日地活在喪夫的傷痛中，無法走出痛苦，於是她提議以小說療傷，小說中交通意外後活過來的是父親（劉青雲飾），她們才是死去的人，父親雙目失明，但他的世界是有鬼的。父親為了治療失去家人的痛苦，也開始寫了說，在小說中，妻子和兒女也活過來（再生），於是，Melody的小說世界成為死去的父親世界的現實，而死去的父親的小說世界，又反過來成為另一個Melody世界的現實。人就像站在兩面鏡子的中間，倒影不斷向後伸延，小說世界和現實世界就是那兩面鏡子，中間的人從無限伸延的鏡像中永生。

電影穿插在現實與幻象、小說與人生、生與死之間，Melody的比喻也像佛偈，她說：這兩個世界好像銀幣的兩面，生者在面時，死者在底，直到小說人生在面時，真實人生又在底，只有當銀幣豎立起來時，兩面世界才能並存，但那只是個脆弱的平衡。透過創作小說，Melody令父親「再生」，「再生」的父親又透過創作小說，令家人「再生」，不斷的「再生」模糊了人和鬼的界線、現實和幻想的界線、甚至小說和人生的界線。直至母親和弟弟遇上意外，被塌下來的簷篷壓死，Melody才被迫回到痛苦的真實，她才驚覺她只不過是「再生世界」的上帝，而她也活在一個被創作（Written by，也就是電影的英文名）的世界。她崩潰了，她的「再生世界」也崩潰了，「再生」父親的小說世界也崩潰了。有多少人能直視人生的痛苦？能看破人生無常者又有幾人？很多人都在幻想中補償，或小說，或電影，更有人精神崩潰，回不到現實世界，皆因眾生皆苦。

之後的劇情，有如人生的抉擇，是自殺還是生存？表面上看似選擇，其實無可選擇，死去的Melody，活著的Melody，還有那個正在決定死活的Melody，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命運，最後又回到開始的畫面（電影充滿佛教輪迴的寓意，從開首到結尾到站在同一個地方打轉），然後她一躍而下，故事終於有了一個結局，但那只是她所寫的小說的結局。她在小說中死了，為了現實的她可以重新活過去。原來人真正的選擇只有執著與放下，她讓爸爸、媽媽和弟弟都在小說中死去，也讓自己都死去，那就是放下，Let it be，只有讓過去都死去，承認一切都不會重來，人才能繼續活下去。

人類的痛苦，就是希望成為上帝，卻永不是上帝。《再生號》其實充滿禪意，我們需要在影象和電腦特技的背後，才隱約看到韋家輝眼中痛苦而又樂於活下去的世界。

McCourt：天使教師

很多人只記得電影《天使的孩子》，卻從不認識原著作者Frank McCourt。我對McCourt的印象本來也很模糊，只記得電影細緻呈現他在愛爾蘭的童年生活，酒鬼父親為家庭帶來不幸，母親為口奔馳，令McCourt磨練出堅毅的性格，但電影的印象逐漸消退，我也忘記了McCourt這個人。  直至一次在圖書館打書釘，發現McCourt寫了一本《Teacher Man》，才發現他也是老師，書中真誠地記錄了他在美國的教學生涯，他的愛爾蘭口音帶來家長和學校高層的嘲諷（甚至是歧視），但他總以幽默的方法化解。面對學生冥頑不靈，他便從童年的校園回憶尋找資源（這又勾起了《Angela's Ashes》的畫面），設身處地去了解學生的感受。  雖然《Teacher Man》並不是教學理論專著，但處處看見McCourt教學的用心，他用了《Teacher Man》為書名，是想指出他的自我（Self/ Man）如何塑造他成為獨一無二的教師（Teacher），這本回憶錄再一次呼應了Parker Palmer的《The Courage to Teach》，教育的關鍵不在技巧與方法，而是教師的自我（Self），從《Teacher Man》可見，McCourt的自我、學科（英語／語文）和學生交織成一個學習網絡，學生也是在他的世界觀中學習和反思。他的教學格言：Mea culpa（I am guilty）。  他在《Teacher Man》有一段話，令我念念不忘： Instead of teaching, I told stories. Anything to keep them quiet and in their seats. They thought I was teaching. I thought I was teaching. I was learning. And you called yourself a teacher? I didn't call myself anything. I had to find my own way of being a man and a teacher and this is what I struggled with for thirty years in and out of the classroom of N.Y.  以下是《蘋果日報》在2009年7月21日的報道： 電影《天使的孩子》（ Angela's Ashes）同名原著小說，其實是作者麥考特（ Frank McCourt）童年時在愛爾蘭老家貧困生活的回憶錄，教人在貧困痛苦中擁抱希望。憑着這本小說，麥考特贏得普立茲獎，而這本書更繙譯成 25種語言。前天（周日），他病逝了，終年 78歲，美英都以大篇幅報道。

童年自白獲頒普立茲獎

麥考特 1930年生於大蕭條的美國，父母找不到工作，逼不得已遷回愛爾蘭老家。但父親酗酒好賭，全家捱窮，嚴冬裏更要燒傢俬生火取暖。貧病交織，麥考特三名兄弟姊妹先後逝世，他也險些死於傷寒。
《天使的孩子》原著《安琪拉的灰燼》，就是麥考特的童年自白。評論讚揚這是一本「洋溢着詩性光彩」的作品，麥考特在赤貧中沒有沉淪，內心總亮着一線曙光，真摯溫暖的筆調更添動人。他曾經這樣說：「即使我們在物質上很清貧，但我們仍然很快樂。」
握着一絲希望，麥考特 19歲時買了一張船票回紐約，追尋自己的美國夢。他做過倉務員、酒店雜工，甚至當兵，後來以退伍軍人的福利入讀紐約大學，畢業後執教鞭，退休後才執筆寫作。 1996年出版《安琪拉的灰燼》一鳴驚人，讓他獲頒普立茲獎， 1999年再改編拍成電影。
麥考特第二本名作《然也》（'Tis），是講述他回到紐約奮鬥的故事，笑中帶淚。 2005年出版的《為人師表》（ Teacher Man），盡訴 30年教學的喜與悲。這三本書，就是他的人生三部曲。而他人生的最後一章，是他患上皮膚癌，最近引發腦膜炎，在紐約溘然長逝。

龔立人談維吾維

時代論壇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神學院龔立人教授，以中國的宗教政策分析新疆及維吾爾問題，我一直佩服龔教授的神學立場及包容精神，所以慕名而至，洗耳恭聽。可是，聞其聲不如讀其文，可能龔教授還未整理好論點，又或者他對新疆問題的了解還未透徹，分享太凌亂，他只能表達對新疆問題的悲觀態度，而未能切中新疆問題的要點。

他嘗試從宗教與族裔（ethnicity）的關係、中國的宗教政策和國際關係分析新疆和維吾爾的問題。他直言新疆的出現就是問題，但他卻沒有指出新疆的出現是什麼問題。我們也不用推算至西漢張騫出西域，就算從清朝至今，新疆成為中國的版塊已月二百多年歷史，但在這二百多年裡，新疆的「問題」不斷演變，從武力入侵到大舉移民／殖民，後來國際介入和意識形態的衝突。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有部份來自這二百多年的歷史，但又有多少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而引起的「新問題」？

另外，龔教授不斷強調，維吾爾族透過伊斯蘭的身分，抵抗「漢化」的過程，但他一直沒有交代所謂的「漢化」是什麼意思。中國歷史中究竟是胡人漢化還是漢人胡化，還未有定論，再加上百多年的現代化，已很難再介意什麼是「漢化」。我曾經到過新疆烏魯穆齊，遇到一位滿洲的女孩子，我問她為何會從東北走到新疆，她說在清朝時期便有滿人大舉移居至新疆，他的祖先便因此在新疆開枝散葉。我才明白，滿人比漢人更早地有系統移民／殖民到新疆。如果再向前推算，回族人和其他民族也是先後移居至新疆的，那麼「漢人」的移入如何造成新的矛盾？如果「漢人」的大舉移民是近三十年的趨勢，「漢化」是否開發大西北以後面對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 ）挑戰？

於是，又引伸至另一個問題，維吾爾族並不是鐵板一塊，一些維吾爾人在開發大西北的過程中得益，但可能有更多維吾爾人和文化卻因此而受害，於是，真正的威脅未必在漢人和維吾爾人的對立，反而是不拒絕世俗化的維吾爾人和堅拒世俗化的維吾爾人之間的對立，如何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導致維吾爾人世俗化的源頭，堅拒世俗化的維吾爾人便可以將矛頭直指中國政府和漢人，將維吾爾人之間的矛盾，轉換成維吾爾人和漢人之間的矛盾了。其實，在國際層面，伊斯蘭國家在面對現代化的挑戰時，亦面對極端的矛盾。擁抱現代化的伊斯蘭國家被保守的伊斯蘭勢力批評和攻擊，但在避免分裂和團結伊斯蘭力量的大前提下，極端保守的伊斯蘭勢力只好尋找替罪羊，於是美國和西歐又成為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攻擊目標。究竟，衝突有多少是因種族和文化的差異而成？

最後，龔教授說民主可能是解決新疆和維吾爾問題的方法。可是，專制的南斯拉夫和前蘇聯，以及民主的印度和菲律賓都沒有辦法解決極端的種族和宗教問題，只有少數西方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能透過民主程序，化解極端的種族和宗教矛盾，究竟還有哪些條件，民主程序才能將極端的種族／宗教勢力的衝突減至最少？一個很諷刺的現象是，帝國和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淡化過種族／宗教差異。我當然反對帝國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制統治，但我同時懷疑是否只有建立單一種族／宗教國家，才能化解矛盾和差異？我一直認為建立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引致種族衝突的迷思。

我不想在中國西北的那一大片土地成，為另一個南斯拉夫和巴勒斯坦，衝突和暴力只對那些嗜血的掠食者有利（無論什麼種族和宗教信徒）。有如村上春樹所說，我站在雞蛋的一邊。只要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能和平共處，我不管那片土地叫什麼名字。那片土地不是任何人的西域和新疆，也不是任何人的東土，而是居住在其上所有人的家鄉。太理想吧？所以我悲觀！

歷史教學宣言

Keith C. Barton和Linda S. Levstik說得好，他們在《Teaching History for the Common Good》中說到：「Care-less history strikes us as a soulless enterprise, a constraint on motivation that warrants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ubject's place in the curriculum...Without care, we (teachers) could not possibly engage them (students) in humanistic study...All our concerns - whether as historians, teachers, or students - must originate in the present, because that's all we have; anything we know or believe about history derives from the questions we ask in our own lives today. If this kind of presentism is immature, then we don't want to grow up. We care a lot more about the victims of the Trail of Tears than about Andrew Jackson's thought processes.」

我不滿足於將「歷史」變成學生思考的素材，我不滿足於將「歷史」解剖成血肉模糊的主題，我不滿足於學生將「歷史」視為事不關己的「事件」，我不滿足於歷史教師手執教科書、照本宣科地重覆無意義的句子，我不滿足於「歷史教學」成為訓練生「能力」的技藝，我不滿足於將歷史教師視為無主見的課程執行者。

已忘了是誰說的話：I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till I know how much you care!
我一直以這話作為學生給我的挑戰。

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Yes We Can，我也認同Barton和Levstik所說：We can care about the people and events of the past when we select some as more interesing or personally meaningful than others, we can care that particular events took place when we react to the triumphs or tragedies of the past, we can care for people in history when we want to respond to suffering by the victims of injustice or oppression, and we can care to change our beliefs or behaviors in the present based on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our study of the past.
YES! WE CAN CARE!

（不）尋常的五餅二魚

主日的福音經文是馬可福音中有關五餅二魚的記錄，很多人都將焦點放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神蹟，而忽視了耶穌和門徒關係的轉變。只要細心一看，便發現馬可福音第六章中，耶穌和門徒的關係開始緊張。馬可記載耶穌差遣十二門徒出去傳道，又說他們「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可六12-13），突然筆鋒一轉，記錄施洗約翰被殺的情境（可六14-29），然後才交代門徒向耶穌報告傳道的情況。
這樣的敘事安排，可謂反高潮，如果刪去約翰被殺的部份，第六章其實十分完整，門徒第一次被耶穌差遣，然後又回來向耶穌報告，但為何馬可要在兩者之間加插施洗約翰被殺的部份？我想，馬可運用了平行敘事的結構，達至並時進行的蒙太奇效果。馬可以事後全知的姿態記錄事件，但門徒傳道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們的活動已引起統治者（希律王）的不安，施洗約翰甚至因此被殺。平行的敘事結構，讓讀者暗暗替門徒擔心，但他們卻仍然為懵然不知，於是，當他們回來，「將一切所作的事、所傳的道、全告訴他（耶穌）」時（可六30），耶穌只是淡然地請他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可六31）。
耶穌的反應，好像向門徒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門徒的心可能已涼了一半。難道耶穌不知道他們的「成功」嗎？為何耶穌那麼冷淡？為何不繼續在城裡「傳道」，好好實習，而要暗暗地走到曠野？他們連飯也不吃去傳道（可六31），難道耶穌不知道麼？無論如何，門徒跟隨了耶穌到曠野「歇一歇」。可是事與願違，群眾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樣，及早趕到曠野，等候主角出場（可六33）。馬可說：「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可六34）。真是峰迴路轉，耶穌本來叫門徒到曠野休息，但現在耶穌卻「工作」起來，不是自打嘴巴麼？馬可沒有記載耶穌所教訓的道理（明顯不是本章的要點），反而詳細記錄了門徒的反應，他們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和耶穌展開一段緊張的對話。

「天已經晚了，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天已經晚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裡去，自己買甚麼喫。」（可六36-37）聽清楚了沒有？門徒反客為主，吩咐起耶穌來了。他們興致勃勃地報告工作進度，耶穌卻請他們「歇一歇」，現在想「歇一歇」了，耶穌又「工作」起來，他們不滿之情，溢於言辭之中。耶穌怎樣回答呢？「你們給他們喫罷」（可六37）。真是言簡意賅，耶穌並沒有因門徒的牢騷而退卻，也沒有站在道德高地，責罵門徒不「憐憫」眾人。堅定的而淡然的一句話，再次呼應耶穌差遣門徒的吩咐。耶穌的心腸，是多麼柔和謙卑，他從不踩低別人，抬舉自己，也不理直氣壯，自我宣揚，他總是淡然而堅定地服侍。

對門徒而言，耶穌的命令有點不可理喻，甚至將門徒放置在困境之中。只要耶穌叫眾人回家，問題便解決了，如果要買食物給數以千計的群眾，用盡八個月的工資（ 二十兩銀相等於當時八個月的工資）買最便直的食物（餅）也不夠啊。（可六37），為何耶穌要為難門徒呢？與其說門徒在回答耶穌，不如說他們投訴耶穌無理的要求。可能門徒叫人悔改、治病和趕鬼的經驗太富戲劇性了，令他們覺得要「給他們吃」的吩咐實在無理。以理性的方法計算，自掏腰包餵飽數千人的成本太高了，為何還要堅持呢？

短短三節經文（可六35-37），充份反應了耶穌和門徒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反映福音書簡潔而深遠的敘事藝術。耶穌和門徒對曠野的群眾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本來高調期待讚賞，卻換來淡然的到曠野「歇一歇」；本來的「歇一歇」，又變成要「餵飽千人」，背後暗藏的，是門徒還未把握「傳道」的真諦。耶穌如何化解這個緊張的局面？馬可福音以利落的手法，交代耶穌一連串行動：收集食物、安排群眾坐下、祝謝、分派食物、餵飽群眾。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在搜集食物的時候，門徒心頭還有氣的。從約翰福音中可見，安德烈從小孩手中接過五餅二魚，交給耶穌。如果門徒努力去從群千的群眾中搜集食物，一定不致於只得五餅二魚吧！我估計，門徒還是不太情願按耶穌的吩咐去做。有很多學者嘗試解釋五餅二魚的神蹟，說是集體心理幻象，又說是群眾見到五餅二魚後，出於愧疚之心，將收藏的食物都奉獻出來，才能餵飽數千人。我認為這根本不是本章的重點所在，馬可福音的留白，讓我們有讀入的空間，但卻提醒我們，耶穌如何改變門徒的「傳道」心態，才是本章的重點。

不要忘記，門徒傳道的同時，施洗約翰被殺，耶穌在門徒意驕志滿時叫他們退到曠野歇一歇，又在曠野要門徒給群眾食物，耶穌一直都在提醒初嘗勝果的門徒，誰是真正的主。成功未必帶來成熟的生命，五餅二魚的事件，讓門徒認清了誰才是生命的主，他們或許忘記了門徒的身分，竟然請耶穌勸群眾離開。五餅二魚也破除了門徒的「理性」，傳道的結果並不能以理性計算，悔改、治病、趕鬼和餵飽別人都是傳道工作，不能二分。「門徒就把碎餅碎魚、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可六43），當門徒收拾碎餅碎魚的時候，會想什麼？在不滿的牢騷和激烈的討論後，那十二個籃子表達了什麼？

從門徒成功的傳道工作到施洗約翰被殺，再到五餅二魚，故事如巨浪撲岸後層層消退，化成白沫，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欣賞平靜的海洋。再次回想福音經文中耶穌的要求：休息和食物。當門徒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耶穌請他們休息；當群眾餓了，耶穌給他們吃。有錢人能好好休息，窮人吃得飽足，世界大部份問題不是都解決了嗎？無論傳道時發生的神蹟如何戲劇性，生活仍是尋常和實在的。無論如何轟烈，門徒的傳道工作都只是拍岸的浪花，上主才是滋養眾生的汪洋。

發聲的文本

Margaret G. McKeown and Isabel L. Beck在《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story》中寫了一篇文章，題為〈Making Sense of Accounts of History: Why Young Students Don't and How They Might〉，探討歷史教科書為何沉悶得不忍卒讀，教師應該如何改寫歷史文本，才能帶動學生學習歷史。McKeown和Beck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文本的聲音（voice），而歷史文本的聲音又包含了活動（activity）、口述（orality）和連繫（connectivity）三大主旨，她們指出，文本要有聲音，才能牽引讀者（特別是學生）進入歷史脈絡。歷史文本有聲音，學生才知所回應，歷史學習便在文本和學生的對話之中，所以，教師的責任，是檢視、甚至改寫歷史文本（主要是教科書），讓學生在閱讀中學習。

其實，四年前我開始統整初中歷史課程，第一件事情便是取消了歷史教科書。我一直認為教科書的最大問題是沒有作者（the absence of authorship）。歷史教師也太依賴教科書，就算不是依書直說，也無意地被教科書牽著走，所以我採取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策略，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思考歷史課程的意義。一路走來，相當艱辛，沒有歷史教科書，就像在浩瀚史海中失去最後一個救生圈，沒有充足的備課，根本不能進入班房，我們不斷與時間競賽，想教學問題，找歷史資料，設計教學策略，評估課堂成效，還要幫助那些跟不上的同事，時有吃力不討好之感。我們蹣跚前進，走兩步，停一步，只怕自以為是，犧牲了學生的學習成效。四年過去，我們總算闖出了一片天空。暑假時間整理中國歷史的教學計劃，發現我們的探究題目，大剖份都是反思性的原則議題（principle questions），而不是知識性的中介題目（agent questions）；另外，我們也大致找到了史料教學的精神，在清晰的探究題目下分析資料，而不是盲目分析。現在最需要改善的，就是閱讀策略。

近讀賴漢屏的《史記評賞》，頗多啟發。其實《史記》和《資治通鑑》就是最佳的歷史文本，敘事中的人物活動清晰可見，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皆有深刻的敘事意義，而且在重要時刻，敘事連人帶話一齊來，甚至夾雜司馬遷和司馬光兩位史家的評論，令歷史人物之間、作者和讀者之間產生連繫，全完符合文本聲音（voice）的三大主旨。我現在思考的有兩大問題：第一，《資治通鑑》只及五代，五代以後有哪些傑出的歷史文本？第二，初中學生的文言文理解能力頗弱，我如何才能引導學生欣賞《史記》和《資治通鑑》？

喪心病狂的編劇

一廂情願支持本地制作，周顯揚初次啼聲，執導《殺人犯》，預告片說電影是探討人性的陰暗面，失憶警探追查兇手，發現的證據都指向自己，橋段讓我想起拍攝及剪接手法獨特的《凶心人》（Momento），於是，我又再一次成為港產片的受害者。影評人何故說得好：郭富城演得辛苦，觀眾看得更辛苦。看完電影，我深感被虐兩小時。

電影的爛，很大程度爛在劇本。編劇杜緻朗似乎分不清楚失憶與失格是兩碼子的事情。警員凌光被襲失憶，倒臥在殺警案的大廈，他甦醒後失憶，尋找記憶的過程中開始懷疑自己可能是電鑽狂徒。首先，劇本完全無視香港警察的辦案程序，作為受害人及疑犯（畢竟凌光在案發現場），他怎可能繼續辦案。更不合理的是，他成為同袍（錢嘉樂等警員）及自己的頭號疑犯（他翻查自己的休假記錄，完全符合電鑽狂徒的殺人時間）。然後，電影陷入極度矛盾的世界，凌光既然懷疑自己是電鑽狂徒，便從自己開始調查，但調查的結果卻又更證明自己可能是電鑽狂徒，惡性循環之下，他開始消滅證據。一個所謂盡責秉公又伸張正義的警員，竟然銷毀指向自己的證據，那不是失憶，而是失格。他對其他的警員沒有信心嗎？他不相信自己嗎？他為何一開始便懷疑自己？如此前後矛盾的電影，如何看得下去？

另外，我真的覺得《殺人犯》的導演和編劇喪心病狂，第一幕繪聲繪影，要觀眾近距離看人墮樓的情境，導演還嫌不夠，墮樓人士嘗試站起來時腳骨折斷，之後釘插眼珠，死猴子死老鼠，鑽孔連成的免子圖畫，微波爐殺人，養子成為殺人狂，早衰症的「惡魔」，電影極盡醜化之能事，無所不用其極的血腥暴力污染視覺，我只能用「核突」來形容。暴力也可以成為美學，蔣勳的《孤獨六講》中便提到暴力美學的層次，但《殺人犯》的暴力是醜陋的暴力，展示的血腥全無必要，也不會令觀眾對角色有多一分的了解。請問現實生活不容許的事情，便可在電影世界中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嗎？

《不能說的秘密》的成功，不在劇本而在場境，沒有淡水的小鎮風情，時光倒流的橋段只是又一俗套。杜緻朗編《殺人犯》，可謂黔驢技窮了，握著失憶和殺人不放，小題大做，並不知道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失憶。失憶不是問題，如何回憶才能表現人性和人格，記憶可能矛盾，人格卻是一致的。

工業革命及其影響1750-1850

歐洲在短短的100年間，超越世界其他地區，成為世界「發展」的火車頭，原因何在？很多歷史學家試圖在歐洲文明中尋找答案，但《現代世界的起源》的作者Robert B. Marks卻在第四章指出，歐洲（更正確說應是英國）出現工業革命並傲視同儕，純粹出於歷史的偶然。歷史學家並不能從歐洲文明自身尋找答案，必須以全球視野才能看出端倪。

作者經常說，如果不是出於一系列歷史的偶然，我們還受到土地和能源的限制，而人口增長和生產能力也不會急促發展。清代的中國是最成功的舊生態體制，也說明了土地和能源（即作者說的生態體制）如何限制人口和生產力。可是，英國後來居上，在美洲殖民地的「奴隸制度、重商主義殖民立法，以及獨立戰爭後美國南部棉花種植園的擴展，所有這些為英國綿紡織品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再加上英國的淺土層煤礦，英國能發動以煤為能源的工業革命，不斷發明節約土地的機械，突破了舊生態體制的限制，開始淘汰印度等古老帝國的競爭者。
由此觀之，中、英的碰撞，便可視為新生態體制向最強大的舊生態體制的挑戰。英國一向需求中國的茶葉，而中國只想要英國從美洲帶來的白銀。英國本想以紡織品和鋼琴鐘錶等替代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但中國卻自給自足，不假外求。最後，英國只有將印度種植的鴉片替代白銀，傾銷到中國，成為「全球貿易」的唯一得益者。英國無所不用其極，壟斷全球貿易的利潤，可以說，新生態經濟體制掠奪了美洲、印度和中國的舊生態體制利益，才能茁壯成長的。

差距與結論

讀到第五章，我才發現我曾經引用過本書的資料，有關1750-1900的世界人均收入等數據，都出自〈差距〉一章。作者在第五章的任務，就是回答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Braudel提出的問題：解釋這個逐年增大的差距，就是解決現代世界歷史的基本問題。

〈差距〉是全書的菁華，作者以鴉片貿易說明全球資本主義的本質，英國本來打不開中國的市場，但四千萬上癮的中國消費者，卻推動了全球鴉片貿易，兩次鴉片戰爭，也是英國以鴉片強行打開中國市場的結果。說來慚愧，作者在書中指出：「英國新的殖民屬地香港提供了一個不受中國控制的便利鴉片運送基地。在以後的二十多年裡，香港是英國毒品貿易的中心。」所謂的香港經濟奇蹟，全球金融中心的第一桶金，是這樣賺回來的。香港的經濟「奇蹟」，也說明了新生態體制的規律，越快成為剝奪者，便越能避免受剝奪的命運。改革開放三十年，歐美國家終於可以不用鴉片打開中國的市場了，但高科技無聊玩意、垃圾食物和奢侈品不也是另一種鴉片嗎？十二億人推動的全球化力量，地球的生態承受得起嗎？不受土地制約的結果，可能自取滅亡！

後來的現代化也是一場贏者通吃的賽跑，法國、德國、美國、日本趕得及英國的腳步，走上工業化之路，而中國和印度等曾經風光的舊生庇體制國家卻遲遲未能起步，最終都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其實，作者是運用了Immanuel Wallerstein的全球理論，指出中心－邊陲的國際系統，一旦某些國家（如英國、美國）佔據了中心位，跟不上的國家便持續地淪為邊陲國，只能向中心國家提供原料及市場，卻不遠不能分享中心國家的技術和經濟利潤。一直有人寄望全球化能改善全人類的生活，但結果卻是貧國越貧，富國越富，金融危機只令富國的有錢人買少幾座豪宅，但卻已令窮國的人民飽受饑寒的威脅，這樣的全球化，真是我們所樂見的嗎？

作者在結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改變還是延續？他說：「了解到西方財富、權力和特權的偶然性，那些己從中受益的人們應當為他們好運的真實來源感到羞愧」，這就是一個歷史學者的良心，解釋過去，改變未來，承擔起改善全人類福祉的責任。他甚至說：「差距已成為現代世界的基本問題，盡管我們對布羅代爾（Braudel）尊敬之至，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著手應對而不是解釋這些差距。」

菜園村

我們很多時候都被高樓大廈間隔，腳踏架空的地板，頭頂橫斷的天花，好像天地間的孤島，暫居人造的時空。今天遊錦田菜園，享受腳踏實地的感覺，突然想到，踏在堅實的土地上，便與地球連結，雙腳成為地母與我的臍帶，唇齒相依之情頓生，土地的情懷了然於胸。

跟隨著菜農阿竹和朱凱迪的腳步，我們從石崗菜站走到菜園村，其間經過三間農舍家，品嚐他們預備的道地小吃，吃出味道，更吃出人情。可是，此情此景可能快要消失，因為香港政府計劃在菜園村興建廣深高速鐵路的車廠。所謂遷拆，就是將菜田改為火車廠，將菜農變為公屋居民，他們得不到原居民的保護，因為他們只是二戰以後才來港種菜的「新移民」，鄉議局從來只代表財大氣粗的原居民，哪會為無權無勢的「新移民」發聲？菜園村菜農也得不到香港市民的關心，因為珠三角經濟融合比他們的生活更重要。香港人一直強調犠牲別人的小我，完成自我的大我，區區幾十戶菜農，算啥？可是，我們有權犧牲別人的生活嗎？犧牲了別人的生活，最大的得益者又是誰？

從菜站走到菜園，想起日本電影《裸島》，菜農以汗水灌溉每一寸土地，辛苦經營家園只為子孫安居樂業。我們走累了坐在樹蔭下乘涼，阿竹說以前的石崗是沒有樹木的，因為樹蔭阻礙了菜苗的生長，可想而知當年菜農的艱苦，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相當熬人。滿以為捱到子女出頭，老時與黃狗作伴，優哉悠哉以種菜種果為樂，怎知都市無情，要把一片綠色樂土吞噬，在平原上劃出一條一條鐵路疤痕，可憐菜苗、樹木和菜農被連根拔起，苟延殘喘後消失在香港記憶之中。調景嶺消失了，衙前圍消失了，坑口村也褪色了。還要消失多少社區，才能讓香港人明白社區的重要？

興建廣深高速鐵路，只為了某些人能在一小時內抵達廣州，我們壓縮世界的同時，也無情地榨乾了周邊的社區，我們只求更快到達目的地，卻忘記沿途美景。最後要問：我們能夠共同生存麼？我們怎樣才能共構一個共同生存的環境？石崗菜園只是冰山一角，香港重劃禁區，很多具生態價值的地方如蓮塘和打鼓嶺也快要「發展」，是時候反思贏者通吃的發展模式了！ 

Carl Honore: Under Pressure: Rescuing Our Children from the Culture of

The Great Cathedral space which was childhood. – Virginia Woolf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 schoolteacher named Lucius Orbilius Pupillus identified pushy parents as an occupational hazard in the classrooms of ancient Rome. Ie. Helicopter-parenting.
Micromanaging: People used to be happy leaving their kids with us for a week or two without hearing any news apart from maybe a postcard or the odd phone call. Now, we get parents freaking out if their kid doesn’t appear on the Web site every day. Or if he does appear and isn’t smiling.
Micromanaged children can end up struggling to stand on their own feet… Many simply cannot bear to leave behind a place where they are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Children have become,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 extension of the parental ego…It may also explain why we so often talk about what our offspring can do for us, rather than vice versa.
Keeping the kids busy also promises to keep them safe – another modern obsession.
Parenting manuals have a long history, but they took on a more prescriptive to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a new breed of bossy experts issuing commandments on feeding times, toilet training, bathing techniques, and sleep patterns. Today, the belief that parenting is a skill to teach, practice, and perfect sustains a global army of pundits who lay down the law through magazines, books, courses, Web sites, radio phone-ins, and television shows.
Over the last generation, this yearning to get the most out of our children has reached its ultimate conclusion: we no longer just want to supply the best childhood money can buy; we want to live it.
When adults lay claim to the trappings of childhood, the scope for rebellion narrows.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hildren grow up healthier in societies that allow them a few years to experiment and even go off the rails.
As infant mortality fell and expectations soared, the emphasis gradually switched to getting babies off to a flying cognitive start. “baby i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earning machine”
True play is spontaneous, uncertain – you never know where it will take you. It is not about winning or losing, or reaching a destination or milestone. It defies all the tools of out high-achieving culture: targets, time-tables, and measurable outcomes.
Free pla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growing up, and not just in humans.
Moments of frustration can actually be the first step to learning that being alone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at things do not always go as planned. Being bored gives children the space to notice the details of the world around them – the fly buzzing at the bedroom window, the way the wind ruffles the curtains – and teaches them how to use and fill time.
You can relax a bit, knowing that moments when your child is not being enriched or basking in your attention, moments of boredom even, are a natural part of growing up. And that pouring all energy into reaching the next milestone as fast as possible is often a waste of time and may even be harmful.
Tapping into children’s natural curiosity and giving full rein to their impulse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priority is to give the children space and time to do their own learning.
Too many screen hours can deny young children the real-life, hands-on interaction with people and objects that is essential for their development. It also eats into time for reflection and rest.
The new technology also reinforce the narcissism that can be a by-product of mircromanaged childhood.
Multitasking (Web surfing, and IMing) militate against the slower art of delving into a topic, staying with an argument long enough to unravel its nuances and complexities.
Education is what remains after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he learned at school. – Albert Einstein.
Too much academic measuring can also suck the joy out of learning. The key to education is, says Plato, to get children to want to know what they have to know.
By the time a child reaches college age, what university she actually attends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in how she will come out after graduation…The main purpose of our education system, and our main aim as parents, should not be maneuver children into a chart-topping university. It should be to raise imaginative, disciplined, dynamic children with a lust for learning and life.
Penn State Professors: It almost seems as though the more homework a nation’s teachers assign the worse the nation’s students do…Many recommend a daily maximum of ten minutes per grade level. That means no more than forty minutes per night for a child in fourth grade and two hours for a high-school student.
Between the late 1970s and 1997, American children lost twelve hours a week of free time. Most of that was filled with sports and other pursuits organized by adults…One reason is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mother. When moms stayed home, it was easier just to let the kids play around the house.
Children learn to talk, listen, reason, and compromise during meal time.
Many parents treat their children as commodities and investments. They feel it is owed to them – playing time, scholarships, and status. It’s competitive parenting lived out through our kids.
Self-confidence is an asset, but children who are over-praised can end up more worried about maintaining their image and more inclined to undermine their peers to do so, as well as more likely to look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approval. In stead of making things happen, they sit around anxiously waiting for the world to fit their vision of how it should be.
Giving a child “the best of everything” robs her of the chance to learn how to make the best of what she has. This applies to every aspect of childhood, from education to sports, but especially to navigating the consumer culture. Later in life, the over-indulged child can grow into a financially incontinent adult who spends first and asks questions later.
Though our ancestors were less concerned about children being terrified by noises in the night, they did worry that they might be corrupted. Plato warned that the works of dramatic poets would pollute the minds of the young..This brings us to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paradoxes of modern childhood: today, even as we fret about their loss of innocence, we allow, even encourage, children to dip their toes into the adult pool earlier and earlier. One reason for this is our urge to get closer to our kids, to cement that “best friend” status.
Making childhood a consumerism-free zone is impossible in a consumer culture. But the time has come to set limits. Not only are the health and happiness of our children at stake but also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mankind simply cannot go on consuming the way it does not.
The first step is to tune out the background hysteria and take a hard look at the facts which avoid over-protection.
1. The world is now a safer place for children than it has ever been.
2. Our Panic about stranger danger does not fit the statistics.
3. Keeping children locked up indoors or ferrying them around in the back of the car is not as safe as we think.
4. Children are a lot more resilient and robust than we give them credit for.
5. Children are often more sensible, competent, and able to manage risk than we imagine.
Young people have a marvelous faculty of either dying or adapting themselves to circumstances.
Conclusion:
Children need to feel safe and love; they need our time and attention, with no conditions attached; they need boundaries and limits; they need space to take risks and make mistakes; they need to spend time outdoors; they need to be ranked and measured less; they need healthy food; they need to aspire to something bigger than owning the next brand-name gizmo; they need room to be themselves.
Parenting is just part of the equation. Beyond the family, we need to rethink the rules that govern everything that touches children’s lives – school, advertising, toys, sports, technology, tafftic.